构成要件
（一）客体要件n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被害妇女、儿童的身体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身体自由权是指以身体的动静举止不受非法干预为内容的人格权；人格尊严权，是指与民事主体的尊严密切相关的以精神性人格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被害妇女、儿童被拐骗后，处于行为人控制之下，处于被欺骗、任其摆布的境地，失去决定自己去向的身体自由权，行为人将被害妇女、儿童当作商品出卖，损害其做人的尊严。至于本罪所引起的被害人家庭妻离子散，有时甚至家破人亡是本罪的危害后果，而非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对象为妇女、儿童。“妇女”指14周岁以上的女性。根据最新司法解释的规定，这里的“妇女”既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妇女，也包括具有外国国籍和无国籍的妇女，被拐卖的外国妇女没有身份证明的，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儿童”一般指14周岁以下的人。n
（二）客观要件n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非法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所谓拐骗，是指行为人以利诱、欺骗等非暴力手段使妇女、儿童脱离家庭或监护人并为自己所控制的行为。拐骗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是在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物色外流妇女，并用谎言骗取信任，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有的是利用各种关系，花言巧语夸某地生活好，以帮助介绍对象、安置工作等为诱饵，诱骗妇女随自己离家出走；有的是以帮助照看为名将儿童从监护人手中骗走；有的则是以帮助引路、给零食等方法，将儿童拐走。所谓绑架，是指以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将被害人劫离原地和把持控制被害人的行为。所谓收买，是指为了再转手出卖而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手中买来被拐骗妇女、儿童的行为，所谓贩卖，是指行为人将买来的被拐的妇女、儿童再出卖给第二人的行为，接送、中转，是指在拐卖妇女、儿童的共同犯罪中，进行接应、藏匿、转送、接转被拐骗的妇女、儿童的行为。n
将收买、绑架、贩卖、接送、中转被拐骗妇女、儿童的行为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表现形式，是本法对拐卖人口犯罪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根据本条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拐骗、绑架、收卖、贩卖、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在五种行为方式中，拐骗和贩卖是拐卖妇女、儿童罪中最主要、最常见的客观表现。n
（三）主体要件n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n
（四）主观要件n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而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出卖的目的。根据本条的规定，只要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被拐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至于是否卖出，即犯罪目的是否实现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但是，如果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并不是以出卖为目的，例如，是为了奸淫、收养、奴役、强迫卖淫等目的，则可能构成其他犯罪，不构成本罪。但实践中有的行为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是为了与被害人形成婚姻、家庭关系，并不是为出卖，而收买后，由于被害人反抗或者其他原因，行为人又将收买的妇女、儿童卖给他人，应以本罪处罚。实践中，拐卖妇女、儿童一般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不能绝对排除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如出于报复他人动机而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如果仅强调以营利为日的，就会漏掉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实施此类行为。
犯罪处罚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严重的处罚：
（一）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参照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的规定，这里所说的“情节特别严重”，是指本法第240条第1款所列的8项情形中特别严重的情节。在具体执行中，不应在这8项情形之外再扩大范围。
（二）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的认定首要分子是指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需要指出，在一起案件中，首要分子既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几个。凡符合法定特征的，都要认定为首要分子。根据本法第26条第3款的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
（三）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认定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既可以是一次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也包括多次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行为人既可以是实施拐骗等6种行为之一而对象为3人以上，也可以是两种以上行为而对象总计为3人以上，如拐骗1人，中转过另外2人。但是，实践中往往出现被拐卖的妇女自愿随带自己不满14周岁的子女的情况，对此应如何认定行为人拐卖的人数呢，跟随被拐卖妇女的儿童能否计入总数：我们认为，关键要看行为人是否有将儿童一并出卖的目的，对此要考察行为人是否有以妇女所带儿童作价，与他人讨价还价的行为。对于没有一并出卖儿童的行为和目的的情况，不应将儿童计人拐卖的人数之中。
（四）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认定根据1991年“两高”《解答》的规定，这是指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在拐卖过程中，与被害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而不论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或者胁迫手段，也不论被害妇女是否有无反抗行为，都应当按此项规定处罚。但如果不违背妇女意志的奸淫行为，则不在此列。比如妇女自愿被他人拐卖，在拐卖过程中又自愿地与拐卖人性交，任拐卖人奸淫，就奸淫而言，并不具有侵犯妇女人身权利之性质，不应适用本法第240条第1款“奸淫被拐卖的妇女”之规定。当然如果被拐卖的对象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行为人明知而与之性交的，即便幼女自愿，也具有奸淫幼女犯罪的本质，应适用该项规定。总之，这里的“奸淫被拐卖的妇女”，必须是在性质上已构成强奸罪或奸淫幼女罪的奸淫行为（但奸淫既遂与未遂在所不问）。
（五）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认定这里实际上包括两种情况：（1）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即指采用引诱、欺骗、强迫方法使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应限于拐卖过程中，如果行为人是先有引诱、强迫妇女卖淫的行为尔后又起意将妇女出卖的，或者拐卖妇女之后，又通过各种途径对该被拐卖的妇女引诱、强迫而使其卖淫的，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与引诱卖淫罪（当对象为不满14周岁少女时，则为引诱幼女卖淫罪）或强迫卖淫罪对行为人实行数罪并罚。（2）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这一情节中，要求拐卖人明知收买人迫使该妇女卖淫。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收买人将妇女买去是迫使其卖淫，对行为人追究这一行为的刑事责任（表现为从重处罚）没有合理根据，违背了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
（六）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认定这是指在拐卖过程中，行为人为制止被拐卖人或其亲属的反抗而实施捆绑、殴打行为，或者被拐卖人及其亲属因犯罪分子的拐卖行为、拐卖中的殴打、侮辱、虐待、强迫卖淫、奸淫等行为而在精神上遭受打击，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情况，包括引起自杀在内。如果在拐卖过程中，行为人故意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杀害或重伤，对行为人应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重伤）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实行数罪并罚，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拐卖妇女、儿童罪可以由绑架行为构成。那么，对于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绑架妇女、儿童的过程中，故意伤害或故意杀害被绑架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在本法第239条中，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被明确规定为绑架罪的一个从重情节，故意重伤作为从重情节，根据“举重明轻”逻辑，也内涵于法条之中，因此对行为人不必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与绑架罪实行数罪并罚。这就存在着矛盾之处，尚须有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七）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认定在有分工的共同犯罪中，不论行为人是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的客观行为中之何种，只要其具有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目的，均与此情节符合，而不要求实际上已将妇女、儿童卖至境外，离开国境线。“境外”是指我国国境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回归之前的台、港、澳地区，香港、澳门已经回归中国，因此不应包括在“境外”之中。
（八）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采用偷盗的方式使婴儿脱离其监护人的监护，有时候公安部门打拐时解救被拐卖儿童，因为婴儿没有认知能力，没有办法找到婴儿亲生父母，给被拐卖者造成终生遗憾。
反拐工作
2008年10月28日日召开的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联络员会议上获悉，中国反拐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发案数总体下降，但部分地区此类犯罪仍然比较突出，犯罪形势和手段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中国将切实加强反拐打拐工作。这些新的特点是：犯罪团伙化趋势明显，犯罪网络错综复杂；拐卖对象复杂化，以儿童为侵害对象的案件增多，非法收养仍然是拐卖儿童犯罪的主要目的；犯罪手段多样化、暴力化趋势明显，盗窃、抢夺儿童案件时有发生，部分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聊天交友、相约游玩等新的作案手段拐卖妇女；犯罪地域逐渐扩大，跨国、跨境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屡有发生。
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说，解决拐卖犯罪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国家反拐行动计划为多部门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对照工作分工，明确目标，完善措施，落实责任，狠抓落实，推动反拐工作向纵深发展。
2008年1月1日，《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开始实施，此行动计划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反拐工作的各个领域。按照行动计划，建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公安部为牵头单位，各地区特别是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根据各自实际建立相应的反拐工作机制。
相关案件
黔女拐卖儿童又诈骗数罪并罚获刑七年半
贵州女发财心切，不但以给人家介绍对象为名，诈骗钱财，还伙同他人拐卖儿童，造成被害人的父母为找孩子，10个月跑了八个省市，才找到自己的亲身骨肉。贵州女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父亲缺钱卖掉两个亲生儿涉嫌拐卖儿童获刑
杜某系许昌县张潘镇人。2007年农历九月十三日，杜远的妻子牛平生了第四胎一男孩，小孩快满月的时候杜远的二弟杜廷从广东打工回来探家。遂让杜廷帮其遇遇，看有想要小孩的没有，手头紧弄点钱花花。过了一段时间杜廷打回来电话说，南阳市唐河县的赵斌想要小孩，愿出2万元钱。之后杜远与赵斌电话联系了几次，到了2008年1月赵斌来到杜远家中，付过钱后，便把小孩抱走了。
另查，又是因为手头紧想弄点钱花花，杜远于2002年2月份的一天，在张潘镇街上将自己亲生的四个多月的男婴卖给张潘镇唐梅夫妇，得款13000元。
法院认为，杜远以营利为目的，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遂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摸排来历
公安部在进一步深化打拐专项行动的同时，已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来历不明儿童集中摸排行动，要求各地组织民警对本辖区实有人口中来历不明的儿童进行一次全面摸排，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查找、解救更多被拐儿童。公安部要求，对其中疑似被拐卖儿童的，要采集生物检材经刑事技术部门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查找其亲生父母。各地公安机关要从户籍管理、学籍管理、收养登记、人口计生、卫生防疫、群众举报等信息入手，以13类儿童为重点对象开展摸排行动，力争一个不漏。
这13类重点摸排对象为：1、未办理户籍登记的儿童；2、非亲属关系申报办理户口的儿童；3、与家庭成员户籍地址不在同一地市的儿童；4、落户时间与出生时间相差较长的儿童；5、街头流浪、乞讨、卖花、卖艺的儿童；6、被强迫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7、民政部门福利、救助机构内的儿童；8、办理收养登记的儿童；9、无出生记录或涉嫌伪造、变造出生记录的儿童；10、卫生部门有防疫登记但无户籍登记的儿童；11、计生部门掌握的非亲生儿童；12、教育部门有入学登记但无户籍登记的儿童；13、群众检举的来历不明儿童。
各地集中摸排工作已在进行中。另据介绍，截至8月1日17时，公安部直接指挥破获的“2·21”“6·8”两起特大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共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409名，解救被拐儿童103名。
非法获利
最高法首次界定
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卖亲生子女将追刑责
2010年8月31日，在最高法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将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孙军工称，对于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偷盗、捡拾儿童出卖等行为，构成犯罪的，法院要依法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
最高法刑一庭副庭长薛淑兰说，刑法在亲生父母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子女的行为规定比较模糊，这是最高法首次明确。
对于“非法获利”的认定，薛淑兰称，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为收取明显不属于“感谢费”、“营养费”的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行为，都可以认定为非法获利。
私自认养可不追究刑责
薛淑兰说，最高法会同司法部门专门对亲生父母出卖子女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调研。他们发现，一些家庭在遭遇重大变故或者经济出现困难，为了孩子的教育考虑，通过熟人送给收养者抚养，送养者也提前了解了收养者的情况。收养者为了感谢送养方，给送养者一定的感谢费，这种行为不能认定为父母非法获利，属于私自认养，这种行为不追究刑责。但是如果送养者不考虑收养者情况，导致孩子身心受到损害，司法机关将按遗弃罪论处。
父母悔罪可酌情量刑
如果父母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被追究刑责后，对于刚刚回到父母身边的孩子成长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
薛淑兰表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在量刑上会充分考虑到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如果父母有悔罪表现，法院会酌情判刑。如果父母没有深刻的悔罪表现，司法部门还会通过孩子其他家属、收养家庭、福利机构等其他渠道给孩子提供舒适的成长环境。
如何判刑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犯拐卖妇女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1)拐卖妇女集团的首要分子;(2)拐卖妇女三人以上的;(3)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4)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5)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6)造成被拐卖妇女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7)将妇女卖往境外的。
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法审理拐卖妇女案件适用法问题的解释
法释1号
颁布日期：20000103
实施日期：20000125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1999年12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94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1月25日起施行。
2000年1月3日
为依法惩治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拐卖妇女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有关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的拐卖妇女罪中的“妇女”，既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妇女，也包括具有外国国籍和无国籍的妇女。被拐卖的外国妇女没有身份证明的，不影响对犯罪分子的定罪处罚。
第二条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拐卖外国妇女到我国境内被查获的，应当根据刑法第六条的规定，适用我国刑法定罪处罚。
第三条对于外国籍被告人身份无法查明或者其国籍国拒绝提供有关身份证明，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为加大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依法加大打击力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自1991年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侦破并依法处理了一大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犯罪分子受到依法严惩。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353件，比2007年上升9.91%；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5.27个百分点。2009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1636件，比2008年上升20.9%；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413人，同比增长11.7%，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475人，同比增长11.83%。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部分地区有所上升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此类犯罪严重侵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依法加大打击力度，坚决有效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上升势头。
2、注重协作配合，形成有效合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与效率，保证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切实做好有关案件的法律援助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地司法机关要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涉案地域协调和部门配合，努力形成依法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合力。
3、正确贯彻政策，保证办案效果。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往往涉及多人、多个环节，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法准确量刑。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策划者、多次参与者、拐卖多人者或者具有累犯等从严、从重处罚情节的，必须重点打击，坚决依法严惩。对于罪行严重，依法应当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要注重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依法追究。同时，对于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基础上，依法从宽，体现政策，以分化瓦解犯罪，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
二、管辖
4、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依法由犯罪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犯罪地包括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以及拐卖活动的途经地。如果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5、几个地区的司法机关都有权管辖的，一般由最先受理的司法机关管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人数较多，涉及多个犯罪地的，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机关管辖。
6、相对固定的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在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实施某一环节的犯罪行为，犯罪所跨地域较广，全案集中管辖有困难的，可以由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的司法机关对不同犯罪分子分别实施的拐出、中转和拐入犯罪行为分别管辖。
7、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争议各方应当本着有利于迅速查清犯罪事实，及时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便于起诉、审判的原则，在法定期间内尽快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级机关确定管辖。
正在侦查中的案件发生管辖权争议的，在上级机关作出管辖决定前，受案机关不得停止侦查工作。
三、立案
8、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经审查，符合管辖规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1）接到拐卖妇女、儿童的报案、控告、举报的；
（2）接到儿童失踪或者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的；
（3）接到已满十八周岁的妇女失踪，可能被拐卖的报案的；
（4）发现流浪、乞讨的儿童可能系被拐卖的；
（5）发现有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6）表明可能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事实发生的其他情形的。
9、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或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不论案件是否属于自己管辖，都应当首先采取紧急措施。经审查，属于自己管辖的，依法立案侦查；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
10、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确保有案必立、有案必查。
四、证据
11、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要特别重视收集、固定买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交易环节中钱款的存取证明、犯罪嫌疑人的通话清单、乘坐交通工具往来有关地方的票证、被拐卖儿童的DNA鉴定结论、有关监控录像、电子信息等客观性证据。
取证工作应当及时，防止时过境迁，难以弥补。
12、公安机关应当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加强DNA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对失踪儿童的父母，或者疑似被拐卖的儿童，应当及时采集血样进行检验，通过全国DNA数据库，为查获犯罪，帮助被拐卖的儿童及时回归家庭提供科学依据。
13、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所涉地区的办案单位应当加强协作配合。需要到异地调查取证的，相关司法机关应当密切配合；需要进一步补充查证的，应当积极支持。
五、定性
1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多个环节，只有部分环节的犯罪事实查证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对该环节的犯罪事实依法予以认定。
15、以出卖为目的强抢儿童，或者捡拾儿童后予以出卖，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以抚养为目的偷盗婴幼儿或者拐骗儿童，之后予以出卖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16、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17、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1）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
（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
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8、将妇女拐卖给有关场所，致使被拐卖的妇女被迫卖淫或者从事其他色情服务的，以拐卖妇女罪论处。
有关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事前与拐卖妇女的犯罪人通谋的，对该经营管理人员以拐卖妇女罪的共犯论处；同时构成拐卖妇女罪和组织卖淫罪的，择一重罪论处。
19、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将所诊疗、护理、抚养的儿童贩卖给他人的，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20、明知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收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论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1）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违背被收买妇女的意愿，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2）阻碍对被收买妇女、儿童进行解救的；
（3）非法剥夺、限制被收买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情节严重，或者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有强奸、伤害、侮辱、虐待等行为的；
（4）所收买的妇女、儿童被解救后又再次收买，或者收买多名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5）组织、诱骗、强迫被收买的妇女、儿童从事乞讨、苦役，或者盗窃、传销、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的；
（6）造成被收买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
（7）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被追诉前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有关单位反映，愿意让被收买妇女返回原居住地，或者将被收买儿童送回其家庭，或者将被收买妇女、儿童交给公安、民政、妇联等机关、组织，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六、共同犯罪
21、明知他人拐卖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健康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明知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户籍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但是，收买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除外。
认定是否“明知”，应当根据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同案人供述和辩解，结合提供帮助的人次，以及是否明显违反相关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等，予以综合判断。
22、明知他人系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仍然利用从事诊疗、福利救助等工作的便利或者了解被拐卖方情况的条件，居间介绍的，以拐卖儿童罪的共犯论处。
23、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共犯，应当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地位、作用，参与拐卖的人数、次数，以及分赃数额等，准确区分主从犯。
对于组织、领导、指挥拐卖妇女、儿童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犯罪环节，或者积极参与实施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起主要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主犯。
对于仅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信息或者相关证明文件，或者进行居间介绍，起辅助或者次要作用，没有获利或者获利较少的，一般可认定为从犯。
对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区别不明显的，可以不区分主从犯。
七、一罪与数罪
24、拐卖妇女、儿童，又奸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卖淫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处罚。
25、拐卖妇女、儿童，又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26、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妇女、儿童进行犯罪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其所组织、教唆的罪数罪并罚。
27、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组织、教唆被拐卖、收买的未成年妇女、儿童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数罪并罚。
八、刑罚适用
28、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情节严重的主犯，累犯，偷盗婴幼儿、强抢儿童情节严重，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情节严重，拐卖妇女、儿童多人多次、造成伤亡后果，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法从重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
拐卖妇女、儿童，并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故意杀害、伤害、猥亵、侮辱等行为，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应当依法体现从严。
29、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应当注重依法适用财产刑，并切实加大执行力度，以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效果。
30、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对被收买妇女、儿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将其作为牟利工具的，处罚时应当依法体现从严。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收买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行为或者与其已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缓刑。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31、多名家庭成员或者亲友共同参与出卖亲生子女，或者“买人为妻”、“买人为子”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一般应当在综合考察犯意提起、各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等情节的基础上，依法追究其中罪责较重者的刑事责任。对于其他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必要时可以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
32、具有从犯、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没有实施摧残、虐待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能够协助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具有其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可以依法酌情从轻处罚。
33、同时具有从严和从宽处罚情节的，要在综合考察拐卖妇女、儿童的手段、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次、危害后果以及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此类犯罪发案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决定对被告人总体从严或者从宽处罚。
九、涉外犯罪
34、要进一步加大对跨国、跨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强双边或者多边“反拐”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对被跨国、跨境拐卖的妇女、儿童的救助工作。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积极行使所享有的权利，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及时请求或者提供各项司法协助，有效遏制跨国、跨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