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神武門舊設鐘、鼓，由銮儀衛負責管理，欽天監指示更點，每日由博士1員輪值。每日黃昏後鳴鐘108響，鐘後敲鼓起更。其後每更打鐘擊鼓，啟明時複鳴鐘報曉。皇帝住宮内時則不鳴鐘。
順治初年，孝莊皇太後下令，有人敢将纏足女子引入宮内者斬。這道懿旨曾懸挂在神武門内。
神武門作為皇宮的後門，是宮内日常出入的重要門禁，明清兩代皇後行親蠶禮即由此門出入。清代皇帝從熱河或圓明園回宮時多從此門入宮。此門也是後妃及皇室人員出入皇宮的專用門。皇帝出外巡幸，可由午門出宮，但随行嫔妃必須由神武門出宮。如果皇帝侍奉皇太後出宮，則一同出神武門。
清代每三年一次選秀女，備選者經由此偏門入宮候選。1924年遜帝溥儀被逐出宮，即日出宮之時亦由此門離去。
建築
門總高31m，平面矩形。基部為漢白玉石須彌座，城台辟門洞3券，上建城樓。樓建于漢白玉基座上，面闊5間，進深1間，四周圍廊，環以漢白玉石欄杆。樓前、後檐明間與左、右次間開門，菱花隔扇門。東西兩山設雙扇闆門，通城牆及左、右馬道。四面門前各出踏跺。樓為重檐庑殿頂，下層單翹單昂五踩鬥栱，上層單翹重昂七踩鬥栱，梁枋間飾墨線大點金旋子彩畫。上檐懸藍底鎏金銅字滿漢文“神武門”華帶匾。頂複黃色琉璃瓦。樓内頂部為金蓮水草天花，地面鋪墁金磚。神武門面對是景山。
曆史
據《養吉齋叢錄》等書載，清代“三樓”，即神武門鐘樓與地安門北的鐘、鼓樓，都由銮儀衛掌管。并由負責天象和曆法的欽天監逐日委派漏刻科博士一員，輪值神武門，指示更點。每到黃昏，神武門鐘樓先鳴響一百零八聲而後再“起更” 。當時，一夜分為五更，亦稱五夜或五鼓。一更約兩小時。每到一個“更次”，則由旗鼓手鳴鼓，直至第二天早上，五更已盡，再鳴晨
鐘，也是一百零八聲。地安門北的鐘、鼓樓，同樣如此，所以古有“晨鐘暮鼓”之說。但皇帝住在宮中時，規定神武門不再鳴鐘。據《宸垣識略》載，按明朝制度，在内皇城周圍，共設四十鋪，每鋪有護軍十名，晝夜進行守衛。
并備有銅鈴二十八個，每夜起更時，即從午門前西側的右阙門第一鋪發鈴，軍提一鈴，搖至第二鋪，連續傳遞，至左阙門第一鋪止，已自西北而東南繞皇城一周，夜盡天明，将鈴仍送右阙門第一鋪收存，待次日再行傳用。清入關後，皇城守衛仍依明制，亦從右至左巡護，隻是改“傳鈴”為“傳籌”。宿衛大内的護軍統領，在神武門内值夜
，由其掌握神武門南順貞門鑰匙。 封建時代的帝王都城，依據古制應為“前朝後市”，即都城正中的前方是朝廷，後方是市場。明代的“後市”除在地安門（明稱北安門）北一帶外，還于神武門前設有“内市”，每月逢四開市營業，屆時聽憑商賈貿易，以備宮内及達官顯貴們采購。在這條橫貫東西的長街上，奇珍異寶，琳琅滿目，如宣德的銅器，成化的瓷器，永樂果園廠的髹器，景泰宮内監造的琺琅，無不應有盡有。至于清代，亦有内市之設。慈禧太後居住西苑時，命宮監在北海承光殿團城旁，開設市場，陳列百貨。慈禧還親自去遊逛問價，竟将此舉稱為“考鏡商賈之情”（《清宮詞注》）。
選秀制度
清代皇帝後妃的來源與曆代不同，它創立了具有自己特點的“選秀女”制度，而神武門則是被選看八旗秀女領進和帶出宮廷所必經的皇城大門。這種嚴格的選秀女活動，由戶部主管，每三年舉行一次。選看的前一日，各旗的參領、領催等要事先排定車次，然後按順序魚貫銜尾而進。每輛車上挑挂雙燈，各有标志。
傍晚發車，入夜經地安門至神武門外，等候啟門，再以次下車入宮。所乘車輛，即由神武門夾道出東華門，再由崇文門大街一直向北，繞道仍進地安門回到神武門，估計時間已是次日中午左右。選看完畢的秀女，複按次序退出神武門，登車各歸其家。雖千百輛車，卻井然不亂，所以人們稱之為“排車”。據說乾隆年間，選秀女時，車馬雜沓，先後淩亂，應選者各自争路，車不得進，不僅時有堕珥遺簪的旗女，且有交通事故發生。自嘉慶間額驸丹巴多爾濟提出上述車輛由
神武門向東而西繞行的方法，人皆稱便，秀女的車輛就不再因搶道而擁擠不堪了。鑒于選看秀女時，這種車馬輻辏、人員麇集的情況，嘉慶六年（1801年）谕旨規定，應選當日，進宮的大臣官員不準走神武門，皆須由東華門、西華門入内，就連王子也不準由神武門行走。
神武門既是皇後妃嫔及選看秀女出入的主要宮門，所以在順治初年，參與大政的孝莊皇後就頒有明谕：“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清宮詞注》），這道懿旨清宮早年便高懸在神武門内。清朝初期，滿漢分别，極為嚴格。滿族女子本是“天足”，“纏足”的隻有漢族婦女，所以孝莊的谕旨，具體反映了清入關之始強烈的民族觀念。
闖門案
宸垣重地，門禁雖嚴，但也偶有疏忽，以緻變生肘腋。嘉慶十年（1805年）這年二月二十日上午，突然從北上門（原在神武門北，今已拆除）西栅欄沖進一人，此人年約三十多歲，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他肩扛鐵槍，上蓋布袍，奪門而入。守門護軍見狀，當即上前攔截，那人一語未發，将布袍一丢，用鐵槍直戳過來，護軍衣服雖被紮破，卻順勢把槍握住。這時，護軍參領趕到，從身後将那人抱住。那人随即用右手拔出彎刀，将參領帽沿砍破兩處。
跟着又沖上幾名護軍，奪下彎刀，擊傷他的肋部及頭部後，把他團團圍住，用亂棍打倒擒獲。随即對他進行了審訊，但他隻供出一些謊話，終因傷勢過重，在将要押往慎刑司時死去。後經多方調查，才得知此人的真名叫劉士興。
因此案危及清廷尊嚴，觸犯了皇朝禁律，嘉慶帝極為重視，在尚未有确供的情況下，就急不可待地在第二天發布上谕，以反逆罪處以極刑，命刑部“戮屍枭示”。刑部等衙門受理這一案件後，懷疑此案不是劉一人所為，可能還有同黨，于是分别在京師、直隸、山西、山東等地，同時對涉嫌人犯進行偵訪、拿問，先後受株連的有劉的父母妻室、藝師、鄉鄰等共三十多人。
嘉慶親自閱批有關奏章，親自指揮審辦，在結案前後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連發了二十道上谕，最後連劉士興的兩個幼子（一個五歲，一個兩個月）也未放過，竟判交“值年旗酌給大臣為奴”了（《清宮述聞》）。此外，還處分了一批失職和辦理不力的官員。嘉慶所以發這麼大脾氣，絕非偶然，因在發生此案的兩年前，即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當嘉慶的“聖駕”回宮，正要進入神武門時，有一名叫陳德的男子，突犯禦輿，使這位皇帝受驚不小，好在此人當即被擒，總算未出大事。
短短兩年左右，連出兩起闖門事件，怎不令人惱火。無獨有偶，“禍”猶未了，七十多年後，光緒八年（1882年），又抓獲了一個擅入内宮的人犯，名劉振生，據供也是由神武門竄入的。可見當年清宮守衛，時松時緊，嚴密之中，常有漏洞。老大封建王朝，弊端百生，此其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