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神武門舊設鐘、鼓,由銮儀衛負責管理,欽天監指示更點,每日由博士1員輪值。每日黃昏後鳴鐘108響,鐘後敲鼓起更。其後每更打鐘擊鼓,啟明時複鳴鐘報曉。皇帝住宮内時則不鳴鐘。
順治初年,孝莊皇太後下令,有人敢将纏足女子引入宮内者斬。這道懿旨曾懸挂在神武門内。
神武門作為皇宮的後門,是宮内日常出入的重要門禁,明清兩代皇後行親蠶禮即由此門出入。清代皇帝從熱河或圓明園回宮時多從此門入宮。此門也是後妃及皇室人員出入皇宮的專用門。皇帝出外巡幸,可由午門出宮,但随行嫔妃必須由神武門出宮。如果皇帝侍奉皇太後出宮,則一同出神武門。
清代每三年一次選秀女,備選者經由此偏門入宮候選。1924年遜帝溥儀被逐出宮,即日出宮之時亦由此門離去。
建築
門總高31m,平面矩形。基部為漢白玉石須彌座,城台辟門洞3券,上建城樓。樓建于漢白玉基座上,面闊5間,進深1間,四周圍廊,環以漢白玉石欄杆。樓前、後檐明間與左、右次間開門,菱花隔扇門。東西兩山設雙扇闆門,通城牆及左、右馬道。四面門前各出踏跺。樓為重檐庑殿頂,下層單翹單昂五踩鬥栱,上層單翹重昂七踩鬥栱,梁枋間飾墨線大點金旋子彩畫。上檐懸藍底鎏金銅字滿漢文“神武門”華帶匾。頂複黃色琉璃瓦。樓内頂部為金蓮水草天花,地面鋪墁金磚。神武門面對是景山。
曆史
據《養吉齋叢錄》等書載,清代“三樓”,即神武門鐘樓與地安門北的鐘、鼓樓,都由銮儀衛掌管。并由負責天象和曆法的欽天監逐日委派漏刻科博士一員,輪值神武門,指示更點。每到黃昏,神武門鐘樓先鳴響一百零八聲而後再“起更” 。當時,一夜分為五更,亦稱五夜或五鼓。一更約兩小時。每到一個“更次”,則由旗鼓手鳴鼓,直至第二天早上,五更已盡,再鳴晨
鐘,也是一百零八聲。地安門北的鐘、鼓樓,同樣如此,所以古有“晨鐘暮鼓”之說。但皇帝住在宮中時,規定神武門不再鳴鐘。據《宸垣識略》載,按明朝制度,在内皇城周圍,共設四十鋪,每鋪有護軍十名,晝夜進行守衛。
并備有銅鈴二十八個,每夜起更時,即從午門前西側的右阙門第一鋪發鈴,軍提一鈴,搖至第二鋪,連續傳遞,至左阙門第一鋪止,已自西北而東南繞皇城一周,夜盡天明,将鈴仍送右阙門第一鋪收存,待次日再行傳用。清入關後,皇城守衛仍依明制,亦從右至左巡護,隻是改“傳鈴”為“傳籌”。宿衛大内的護軍統領,在神武門内值夜
,由其掌握神武門南順貞門鑰匙。 封建時代的帝王都城,依據古制應為“前朝後市”,即都城正中的前方是朝廷,後方是市場。明代的“後市”除在地安門(明稱北安門)北一帶外,還于神武門前設有“内市”,每月逢四開市營業,屆時聽憑商賈貿易,以備宮内及達官顯貴們采購。在這條橫貫東西的長街上,奇珍異寶,琳琅滿目,如宣德的銅器,成化的瓷器,永樂果園廠的髹器,景泰宮内監造的琺琅,無不應有盡有。至于清代,亦有内市之設。慈禧太後居住西苑時,命宮監在北海承光殿團城旁,開設市場,陳列百貨。慈禧還親自去遊逛問價,竟将此舉稱為“考鏡商賈之情”(《清宮詞注》)。
選秀制度
清代皇帝後妃的來源與曆代不同,它創立了具有自己特點的“選秀女”制度,而神武門則是被選看八旗秀女領進和帶出宮廷所必經的皇城大門。這種嚴格的選秀女活動,由戶部主管,每三年舉行一次。選看的前一日,各旗的參領、領催等要事先排定車次,然後按順序魚貫銜尾而進。每輛車上挑挂雙燈,各有标志。
傍晚發車,入夜經地安門至神武門外,等候啟門,再以次下車入宮。所乘車輛,即由神武門夾道出東華門,再由崇文門大街一直向北,繞道仍進地安門回到神武門,估計時間已是次日中午左右。選看完畢的秀女,複按次序退出神武門,登車各歸其家。雖千百輛車,卻井然不亂,所以人們稱之為“排車”。據說乾隆年間,選秀女時,車馬雜沓,先後淩亂,應選者各自争路,車不得進,不僅時有堕珥遺簪的旗女,且有交通事故發生。自嘉慶間額驸丹巴多爾濟提出上述車輛由
神武門向東而西繞行的方法,人皆稱便,秀女的車輛就不再因搶道而擁擠不堪了。鑒于選看秀女時,這種車馬輻辏、人員麇集的情況,嘉慶六年(1801年)谕旨規定,應選當日,進宮的大臣官員不準走神武門,皆須由東華門、西華門入内,就連王子也不準由神武門行走。
神武門既是皇後妃嫔及選看秀女出入的主要宮門,所以在順治初年,參與大政的孝莊皇後就頒有明谕:“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清宮詞注》),這道懿旨清宮早年便高懸在神武門内。清朝初期,滿漢分别,極為嚴格。滿族女子本是“天足”,“纏足”的隻有漢族婦女,所以孝莊的谕旨,具體反映了清入關之始強烈的民族觀念。
闖門案
宸垣重地,門禁雖嚴,但也偶有疏忽,以緻變生肘腋。嘉慶十年(1805年)這年二月二十日上午,突然從北上門(原在神武門北,今已拆除)西栅欄沖進一人,此人年約三十多歲,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他肩扛鐵槍,上蓋布袍,奪門而入。守門護軍見狀,當即上前攔截,那人一語未發,将布袍一丢,用鐵槍直戳過來,護軍衣服雖被紮破,卻順勢把槍握住。這時,護軍參領趕到,從身後将那人抱住。那人随即用右手拔出彎刀,将參領帽沿砍破兩處。
跟着又沖上幾名護軍,奪下彎刀,擊傷他的肋部及頭部後,把他團團圍住,用亂棍打倒擒獲。随即對他進行了審訊,但他隻供出一些謊話,終因傷勢過重,在将要押往慎刑司時死去。後經多方調查,才得知此人的真名叫劉士興。
因此案危及清廷尊嚴,觸犯了皇朝禁律,嘉慶帝極為重視,在尚未有确供的情況下,就急不可待地在第二天發布上谕,以反逆罪處以極刑,命刑部“戮屍枭示”。刑部等衙門受理這一案件後,懷疑此案不是劉一人所為,可能還有同黨,于是分别在京師、直隸、山西、山東等地,同時對涉嫌人犯進行偵訪、拿問,先後受株連的有劉的父母妻室、藝師、鄉鄰等共三十多人。
嘉慶親自閱批有關奏章,親自指揮審辦,在結案前後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連發了二十道上谕,最後連劉士興的兩個幼子(一個五歲,一個兩個月)也未放過,竟判交“值年旗酌給大臣為奴”了(《清宮述聞》)。此外,還處分了一批失職和辦理不力的官員。嘉慶所以發這麼大脾氣,絕非偶然,因在發生此案的兩年前,即嘉慶八年(1803年)閏二月二十日,當嘉慶的“聖駕”回宮,正要進入神武門時,有一名叫陳德的男子,突犯禦輿,使這位皇帝受驚不小,好在此人當即被擒,總算未出大事。
短短兩年左右,連出兩起闖門事件,怎不令人惱火。無獨有偶,“禍”猶未了,七十多年後,光緒八年(1882年),又抓獲了一個擅入内宮的人犯,名劉振生,據供也是由神武門竄入的。可見當年清宮守衛,時松時緊,嚴密之中,常有漏洞。老大封建王朝,弊端百生,此其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