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
1.知覺自我與知覺他人相比較的自我提升
個體對自我的知覺與他人對自己的知覺相比較,如果個體知覺自己要好于他人知覺,則個體存在自我提升偏見。在這種界定中,他人可以指同伴、熟悉的人和一般他人等。在這種界定自我提升中,采用自己與一般他人進行比較的最多,因此,這種方法也被稱為常态模型法(normative models)。
2.自我知覺與外在标準相比較的自我提升
通過個體對自我的知覺與外在的标準進行比較,來考察是否存在自我提升偏見。這些外在标準通常是一些客觀的成績、績效等,有時也可能是觀察者,受過訓練的觀察者、同伴、朋友、臨床醫生等對個體的評價。
3.基于社會關系模型的自我提升
社會關系模型( Social Relation Model,SRM)是肯尼 (D.A.Kenny,1984)提出的人際知覺理論。SRM把人際知覺分解為三個基本成分:知覺者(theperceiver),即怎樣知覺他人;被知覺者(the target being perceived),即怎樣被他人所知覺;特定知覺者和特定被知覺者之間的關系。肯尼等人最初提出的SRM 并不包括自我知覺,但克韋恩等人認為個體總是作為一個社會知覺者和一個被别人知覺的對象來行動,即自我既是知覺者,也是被知覺者。因此,自我知覺是一種固有的人際現象,不能孤立。
與心理健康
1988 年,泰勒和布朗在回顧了大量社會心理學文獻後,發現人們有一種對待自己比對待别人更積極的傾向,人們知覺自己在積極品質上多于同伴,在消極人格品質上少于同伴,其他的證據也表明了自我提升動機存在的普遍性。他們認為自我提升的這種傾向與心理健康的那些标準是很相似的,自我提升的積極錯覺能使個體更好地适應社會。
與此相反,有些研究者則認為自我提升與心理不健康的那些特征相關。科爾文(c.R. Colvin,1995)五年的縱向研究表明,自我提升與社會技能不良和心理不适應有關。在實驗室研究中,他們發現有自我提升傾向的個體,表現出不利于積極的社會相互作用的行為。有鑒于此,他們認為自我提升對個體有消極作用。
最後一種觀點認為,自我提升在短期内對個體的心理健康有益,但從長遠看個體會因此付出代價。羅賓斯(R. W. Robins,2001)等人發現,在小組環境下,短期的自我提升會對學業成績有幫助,但是長期的自我提升會使被試降低自尊,減少主觀幸福感,出現任務脫離和學業成績下降。
與生理變化
一些研究認為自我提升作為一種積極的錯覺,它能促進健康和長壽。例如,感染上艾滋病毒或确診為艾滋病的患者,如果有積極的自我錯覺,存活的時間就能更長。與此相反,一些研究則認為,自我提升是一種防禦性的神經過敏症,使個體對消極的自我進行了自我欺騙式的抑制,它能使個體付出生理-神經内分泌的代價。因此,持有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自我提升與生理和神經内分泌系統呈對立狀态。泰勒等人(2003)的實驗室挑戰壓力研究範式(laboratory stress-challenge paradigm),發現自我提升者對壓力有更低的心血管系統反應,更迅速的心血管機能恢複能力,更低的皮質醇基線水平。他們的結果表明自我提升是一種積極的錯覺,而不是防禦性的神經過敏症。此外,他們的研究證實,自我提升與生理變化之間的關系是受心理資源調節的。
與自尊
自我提升是自尊的需要,自尊是自我提升的基礎。維持自尊是産生自我提升動機的一個主要原因。因此,人們将自己和别人進行比較時,會提升自己的價值。塞塔-(C。E. Seta,et aL,1999)等人發現,在和自我相關低的情境中,低自尊的人更多地表現出自我提升的動機,而在自我相關高的情境中,低自尊的人則有相反的表現。
與成績
泰勒(1998)等人宣稱,自我提升的積極錯覺能夠激發和導緻更好的成績或績效。布蘭頓( H. Blanton,2003)也發現,過度積極的自我評價是和高成績相關的。
但是,羅賓斯等人(2001)發現自我提升在學業成績上有益處也有壞處。入學之初他們測量了大學生的自我提升,爾後發現,自我提升可能短期内是合适的,但是從長期看是不合适的,自我提升并不能促進優異學業成績的出現。
跨文化研究
自我提升在東西方文化中都存在,但是兩種文化下自我提升的表現是不一樣的。在西方文化中,他們會認為自己比别人有更多的個人主義的行為和特質;在東方文化中,他們則認為自己更具集體主義的行為和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