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簡介
故事發生在中國西北一個小山村。秋菊的丈夫王慶來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王善堂發生了争執，後被村長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後，王慶來整日躺在床上幹不了活。秋菊是個善良有主見的女人，此時已有6個月的身孕。丈夫被踢傷，她便去找村長說理。村長不肯認錯，秋菊認為這樣的事一定得找個說理的地方。于是，便挺着大肚子去鄉政府告狀。經過鄉政府李公安的調解，村長答應賠償秋菊家的經濟損失，但當秋菊來拿錢時，村長把錢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沒有撿錢，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狀路途。她先後到了縣公安局和市裡，最後向人民法院起訴。除夕之夜，秋菊難産，村長和村民連夜冒着風雪送秋菊上醫院，使她順利産下一名男嬰。秋菊一家對村長非常感激，也不再提官司的事了。但正當秋菊家慶賀孩子滿月時，市法院發來判決，村長因傷害罪被拘留。望着遠處警車揚起的煙塵，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演職員表
角色介紹
以上資料來源于
音樂原聲
獲獎記錄
制作發行
幕後制作
創作背景
1991年，張藝謀計劃把《一地雞毛》改編成電影，而且把背景從北京改到重慶，創作班子也到了重慶，但最終張藝謀因為找不到感覺而放棄了這個項目。本來在重慶采景的攝制組全閑下來。某天，他們從報亭買回一堆文學刊物，從裡面發現了陳源斌的中篇小說《萬家訴訟》。張藝謀看過後很是喜歡，覺得小說寫了一個生動的故事，而且故事中還包含着很多内容可以供他展開。于是，他趕緊聯系陳源斌簽訂了版權合同，又請來劉恒擔任編劇。
劇本改編
當時已經拍攝了《紅高梁》、《大紅燈籠高高挂》、《菊豆》等影片的張藝謀認為，與侯孝賢、楊德昌等台灣導演相比，大陸導演，包括他自己，在拍片時思考的重點沒有放在對“人”的關注上。所以他希望能借《秋菊打官司》一片“補課”，增加對“人”的關注。他還意識到自己的作品在叙述存在弱點，有意借機磨練自己叙述的能力。另外，按照張藝謀的理念，一部影片要有很多真實的生活細節才能構成，這需要創作者對生活有深刻了解，而南方農民的生活他不了了解，所以，他把故事背景改為自己熟悉的陝西農村。
劉恒完成的第一稿是比較輕松的生活喜劇，攝制組的主創人員都覺得有戲，唯有張藝謀覺得乏味。他認為，這種故事如果按常規手法來拍，無論拍得多好也隻是一個傳統的故事，不會産生鼓舞人心的效果。雖然也有人提出用拍《老井》的辦法拍，但是張藝謀覺得以當時的社會環境和人們的心态，很難像《老井》一樣下苦功夫，拍得再好也拍不過《老井》，而且兩部作品的情況也不同。
在為電影的風格苦惱了一段時間後，張藝謀突發奇想，提出采用偷拍方式拍成紀實風格，這個想法激起了主創人員的創作激情，攝影師池小甯提議使用超16毫米的攝影機。為了配合紀實的拍攝手法，劉恒又寫了第二稿，盡可能拿掉戲劇性事件和戲劇性台詞，使劇本保持在一個生活性的、松散的狀态。同時，主創人員即興編了一些故事加了進去。
在改編時，劉恒把電影所要表現的故事内涵分為三層，第一層是社會性層面，講述民告官的故事，第二層是人物命運和性格的層面，即一個受到損害的弱者維護自身尊嚴，第三層是哲學命題層面，涉及對人類普遍生存狀态的思索。
體驗生活
張藝謀要求演員提前兩個月隴縣石堯村體驗生活，與當農民一起生活，交朋友，學語言，熟悉生活習慣，模仿形體動作。他為演員們開會，讓他們看大量的紀錄片。演員們得知影片是紀實風格後都很配合，考慮每場戲時，凡是覺得戲劇性太強的地方就堅決去掉。此外，劇組還帶了三台攝影機，每天把演員與老鄉在一起的情景拍下來，使群衆對攝影機習以為常，為以後的正式拍攝打下基礎。
角色塑造
由于小說女主人公是個中年婦女，張藝謀擔心過鞏俐太漂亮，與角色差異太大。他看過鞏俐在片場裝大肚子逗人發笑的情景，便提議把秋菊設定為孕婦，通過異态的形體幫助她進行表演。為了鞏俐的表演更真實，又給秋菊加了一個妹子。
拍攝過程
為了達到真實的效果，張藝謀決定電影中一半的鏡頭采用偷拍。偷拍時，導演和攝影師不喊“預備開始”，也不打闆，演員不知道導演和攝影機藏在哪裡，台詞是頭天晚上談好的。等各種技術條件準備好，副導演用無線話筒發出信号，演員從藏在身上的話筒中得到信号就開始表演。采用雙機拍攝，有時一個鏡頭拍20遍。
幕後花絮
1.為了得到滿意的效果，該片拍攝時用了大量膠片，占全片50%的偷拍鏡頭都重拍多遍，本來用超16毫米攝影機拍攝，膠片和洗印費應該節省三分之一，但劇組不但沒省下錢，還增加了耗片量，共用了10萬尺膠片，相當于五部影片的量。
2.該片隻有四個專業演員，90%的角色是由與角色相同身份的非職業演員扮演，就連片中的家庭成員也基本上由當地農村裡真實的家庭成員來充當。
3.攝制組在開拍前兩個月進駐外景地，鞏俐由于在香港拍《夢醒時分》，比大家晚了一個月到達，但她學的陝西話卻很像。該片在北京試映時，放映了十幾分鐘有的觀衆仍沒意識到鞏俐已經出場，當被告之秋菊就是鞏俐時，不禁驚訝得叫了起來。
4.拍攝該片時，鞏俐大多數是在感冒發燒狀态下拍戲的，甚至昏倒在雪地裡。最終她憑借該片成為第一位獲得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的華人演員。
5.演妹子的中學生與鞏俐關系非常好，在拍妹子在市區跑丢的戲時，拍了四五次，每次鞏俐一哭、一發火，她也難過得陪着哭。
影片評價
該片值得探索，給人以啟迪。這部故事簡單平凡的影片之所以吸引人，正是由于秋菊的性格美，她那種尋求一種“說法”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感到同情和思考。（原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評）
該片從一個頗為獨特的角度表現了改革開改大潮在農民身上的心理反應，較好地解決了張藝謀同代導演們未能完善處理的“現實主義的傾向與造型的傾向”之間的矛盾，全片節奏舒展，叙事從容。标志着張藝謀電影美學觀的一次質的飛躍。（原《大衆電影》社長蔡師勇評）
該片叙事上很從容，對于秋菊這個特殊人物，影片用非常紀實、非常樸素的手段去表現，而且表現得很有情趣，這種結合是一件很難的事，可以說是一種創造。該片在藝術追求上具有現代感，引人入勝，完整而流暢地完成了在現實空間銀幕與觀衆的交流，用傳統的手法完成了非常現代的藝術追求。在處理純真實與非真實之間的關系上，有的地方做的很好。像村長家的玉米，秋菊家的紅辣椒，這些顔色設計是有想法的，但由于鏡頭給得合适，觀衆看了覺得并不矯情。但有些地方做得不到位，比如從外景跳到内景時對光的追求，以及屋内窗花過強的修飾感，相對于全片的紀實風格顯得有點跳。（中國導演何平評）
該片的改編解決了原小說的一個重大問題，因為小說故事的核心比較脆弱，不太經得起推敲，而最後一個情節的加入對于影片的意義是重大的，使整個作品提高了一大塊，寫出了人性的複雜性，從而使影片的内涵增厚了。（中國導演李少紅評）
該片帶着20世紀80年代中國第五代導演鮮明的共性和餘韻，強烈的現實主義情懷加文化批判意識，使這部法制題材的作品比之改革開放之初湧現出來的《法庭内外》等法制題材影片，文化思考上顯然已經深化了許多，這正反映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的觀念演進，可以說是前進路上一個鮮明的電影印記。（《河南日報》評）
該片可以說是張藝謀最好的影片之一。這一部采用紀實手法拍攝的電影，人物的矛盾關系依然存在着張藝謀一貫的故事性叙述方式。電影的構圖幹淨不規則，用光自然真實，很有生活氣息。影片的拍攝手法樸實，給予影片無比強烈的真實感，并且把秋菊堅強、樸實的個性表現的淋漓盡緻。非職業演員的使用也為片子增色不少。（網易娛樂評）
影片争議
版權糾紛
1992年10月至12月，《中國作家》的副主編高洪波在接受《工人日報》、《海南法制報》等多家媒體采訪時，引用《著作權法》第四章第一節第30條規定，主張張藝謀的電影《秋菊打官司》侵犯了該雜志的版權。同年，《中國作家》第6期亦發表聲明，稱該刊曾多次刊登啟事，宣布對所發表作品享有兩年專有出版權，在此期間未經其允許任何報刊書籍、影視單位不得轉載和改編，凡投稿者均視為自動接受上述約定；而《秋菊打官司》系根據該刊1991年第3期所載中篇小說《萬家訴訟》改編，小說作者和電影廠家均未征求該刊意見，所以損害了刊物利益。不過，法律界人士指出，第一，根據《著作權法》規定，作品著作權屬于著作人，《中國作家》未與小說作者簽定有關享有專有出版權的書面合同；第二，《中國作家》的版權啟事發表于小說作者向該刊投稿之後，因此對《萬家訴訟》不具有任何約束力；第三，高洪波所引用的《著作權法》相關條款适用主體是“圖書出版者”，并不适用于期刊《中國作家》。
侵權訴訟
1992年2月，該片在寶雞市偷拍當地場景時，将正在街頭賣棉花糖的賈桂花拍攝入鏡頭之内，并在成片中使用了該鏡頭，帶有她正面半身肖像的鏡頭放映時間約4秒鐘。攝制組在拍攝時賈桂花的肖像時未事先告知，拍攝後在影片中使用賈桂花的鏡頭時也未征求她本人意見。11月，該片在寶雞上映後，賈桂花的親友認出片中使用了她的鏡頭。賈因患天花，面部有缺陷，影片上映後，她在公共場所遭他人諷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賈認為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制片廠未經其本人同意以營利為目的擅自使用其肖像，侵犯了其肖像權，于1993年12月11日向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1994年12月8日，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賈桂花不服，上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後經法院調解，被告方付給原告3500元，賈桂花于1995年7月25日以同意原審法院判決為由撤回上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