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門

明德門

隋唐京師長安城的正南門
①唐都長安城正南門。隋開皇二年(582)建。唐永徽五年(654)起門樓觀。有五門道,各寬5米,可并行兩車。外兩側二門道,左入右出行車馬;次兩側二門道,通行人;中間門道,為皇帝郊祀禦道。②唐東都洛陽宮南面正門。初名興教門,後改名明德門。③五代晉、漢、周東京城(今河南開封市)内宮城南面中門。五代梁時稱建國門。晉天福三年(938)改稱明德門。《資治通鑒》:晉開運三年(946),契丹遣降将張彥澤進入東京城外城,“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次年,契丹主“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皆即此。宋太平興國三年(978)改為丹鳳門。[1]
  • 中文名:明德門
  • 外文名:
  • 地理位置:
  • 所處時代:
  • 占地面積:
  • 保護級别:
  • 開放時間:
  • 稱号:隋唐第一門
  • 始建時間:隋開皇二年
  • 重建時間:唐永徽五年
  • 類别:郭城南正門
  • 等級:最高等級五門道

曆史描述

隋大興城和唐長安城南城門之一。在啟夏門和安化門 之間,是外郭城中唯一有五個門道的城門。門洞各寬5米,深18.5米。遺址在今陝西西安楊家村。 右圖為建築考古學家楊鴻勳先生複原的明德門。系唐代“明德門”遺址所在,是國家安居工程重點達标小區。社區占地面積538畝,總戶數5300戶,人口約18500餘人。陝西副省長趙德全,省商務廳黨組書記、廳長李雪梅,市委常委、副市長董軍、雁塔區區委書記楊殿中多次到訪。

明德門“始建于隋開皇二年,唐永徽五年重建,是唐長安城的正南門,與皇城朱雀門,宮城承天門構成長安城南北中軸線。唐末毀于戰火。”從碑文中還可以得知,明德門遺址于1972至1973年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第一工作隊發掘。平面呈長方形,五個門道,門墩東西長55.5米,南北寬17.5米——這座碑,是在明德門遺址成為全國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于1996年所立的。

明德門以北,還有皇城正門朱雀門和宮城正門承天門——它們是唐長安城中三座最大的城門,明德門和朱雀門間長達五公裡餘,寬達150米的街道,是當時唐長安城的南北幹道。每逢登基,或冬至、正月上辛與孟夏之時,當朝皇帝都要沐浴齋戒,親率百官從遠在長安城北的宮殿,一路浩浩蕩蕩沿着朱雀大街往南出明德門,在明德門外的圓丘壇進行祭天活動。禮畢歸來,複入明德門,鼓樂高奏,導引回宮。

除了是天子參加祀典的必經之門,明德門在唐朝還是民間為禳除災害經常舉行大規模祭祀的重要場所——隋唐時,民間有若遭遇久雨,則禜祭于國門的傳統,“禜”為古代禳除災害之祭。《新唐書·五行志》記載,唐天寶十三載(754年)與鹹通九年(868年),因長安久雨不晴,民衆都曾在明德門舉行過“禜門”祭祀乞晴傳統儀式,其中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知止。九月,閉坊市北門,蓋井,禁婦人入街市,祭玄冥(水神)大社(社稷),禜明德門”。“鹹通九年六月,久雨,禜明德門”。

西北大學曆史系教授、長安史專家張永祿先生告訴記者,明德門曾有别名“太陽門”——根據《隋書·禮儀志》記載:“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為圓丘于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裡。”《冊府元龜》卷五六三有同樣記載,不同的是,将“太”字寫作“大”字。

考古發掘

無情的曆史歲月帶走了昔日的盛景,隻留下後人立起的碑石。戰火燒毀了明德門的雄偉壯闊,卻燒不斷古城傳承曆史的文脈。上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對明德門遺址的那次考古調查,讓整個明德門的輪廓因此漸漸厘清,在當年的發掘簡報上,考古隊用“其規模相當宏偉,像這樣一門五洞的龐大城門,在過去發掘中尚無先例!”佐證了明德門在唐長安城的特殊地位,而同屬外郭南城門,明德門西邊的安化門及東邊的啟夏門都隻有三門洞而已。

據考古發掘推測,明德門五個門道的建築形式基本相同,門道進深18.5米,各門道之間夯土隔牆厚近3米,

而門道兩側都有排柱,構成兩壁立排柱的木構“過梁式”建築,顯示了其與大明宮玄武門和重玄門統一的建築風格。

根據對東邊一個門道的發掘分析,考古隊推測隋代開皇二年建大興城時所建的明德門在唐永徽五年之前,其城門樓已遭遇一次火燒劫難被毀,唐永徽五年重修各城門時,明德門成為重修重點之一,重新建起門道的木構和城門樓觀,至于門道兩壁和城門墩則仍是利用隋代建門時的門墩修建的。

而據考證,明德門最終從世人眼前消失,同樣因為再遭火燒後被廢棄——這不僅與大明宮各門址和宮殿所遇相同,在廢棄時間上,它們也似乎相去不遠:根據當年的發掘報告,門址所堆積的磚瓦遺物皆為唐代,據此推測,明德門的燒毀廢棄很可能是在唐末朱全忠劫持唐昭宗李晔至東都洛陽的前後。

關于明德門的複原圖,目前最被公認的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我國著名建築曆史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根據當時的考古發掘結果,以及初唐建築特點畫出的——五門道同寬同高,各由十五對直立的排柱和十五道木梁架構成梯形城門道頂。門樓數為東西十一間,南北三間,城門外并有門外廊。另一個則為我國建築考古學的創始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鴻勳先生根據遺迹線索,同時取材于敦煌壁畫中最高等級城門形象,繪出的“主殿+兩側挾屋”的城觀形制。

但如果因此判斷明德門隻有雄闊那就錯了——發掘出的大量磚、瓦、石灰、木灰、石礎與繪有紅彩的粉面彩皮磚塊,刻有流暢的卷草花紋的石門檻等遺物中,證實了昔日明德門在宏偉壯觀之外,同樣不乏細膩精緻。

有趣的是,唐長安城的交通制度,從明德門發掘時的門址痕迹也可窺見一斑——在五個門道中,隻有東西兩個門道有車轍,不少車轍是從中間三個門道的前面繞至兩端門道通行的,可見當時中間三門是不準行車的。而從車轍繞門而行的方向,還可看出當時“凡宮殿及城門,皆左入,右出”的“交通規則”。據此,明德門的五個門道,兩端二門為車馬出入通行,其次二門是行人出入,至于當中一門,是專供皇帝通行的禦道。因此,唯有這個門道内的石門檻極其精緻,上面刻有流暢的卷草花紋,線雕鴛鴦,頂面還有浮雕的卧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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