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是个机缘，如果可以，我愿意心怀惴惴地说出来。无意告诉别人我走过了多少路，倒是可以让人知晓我在每一个路口的徘徊，哪怕是让人看看这个不擅闪躲的人身上留下的所有车辙。”
作者以内心深处的真诚，和充满诗情的影像与文字，为我们展现出当下中国社会最真实的荒诞与浪漫。
To爱摄影的年轻人。本书是国内首部摄影师创作手札：内容包括创作经验、摄影师的自我成长历程、摄影艺术在当下中国意义的思考等，对于有志从事摄影行业的年轻人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和启发价值。
To每一位热爱生活的朋友。活得平静而又热烈。父亲的惆怅，妻儿的翘首，内心的热爱，无一不牵动心肠。那些动人的所在——我的码头，黄河上下——我的大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盏微弱的灯，都是流浪着的、时间的孩子。
To处在青春当口、抉择当口的你。十年、十年、又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内心认定的东西，勇敢地去做。严明给我们抉择的勇气。大报记者，风生水起、游刃有余之时，一纸辞呈，改变了他生活的轨迹。
摄影召唤了他。他用摄影体验这一次生命，并发出一声慨叹：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
作者简介
严明，中国著名摄影师。70后，安徽定远人。大学学的是中文，曾做过十年摇滚乐手，做过十年记者。2010年辞去公职，成为自由摄影师，现居广州。
2010年凭作品《我的码头》获法国“才华摄影基金”中国区比赛纪实类冠军、大理国际影会获最佳新锐摄影师奖，2011年凭作品《大国志》获第三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入选《Vista看天下》（2011）年度图片大赏。2012年受邀担任Thinkplus2012“大声思考”大型演讲活动演讲者、2012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策展人，2013年担任TOP20•2013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评委。作品由多家艺术机构及国内外收藏家收藏。
精彩文字
我的码头是走累时的一碗面、一钵粥，是远处的夕阳和经过近前的一张陌生和亲切的面孔。我要走更多的路途，或许码头是一片永远都看不到尽头的昏暗水域，我可能注定一生泅游。
我们是不愿意去想死亡的，但不应该忘记死亡。我们容易把时间花在那些已经明白了，却还在装作不明白的事上。
在我看来，多大的主题也莫大于时间的主题；一切悲怆的故事，莫不是时间的故事；最浩大的成本，莫过于时间成本。
我们喘着气，为的是那些让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刻。
无限思量，徒留怅惘。剩下的，是一种掏心窝子的空。其实明知会如此，只是心里总放不下。江水还在拍打着山石，江山其实永在。
谁先动心谁先死。在动了感情之前，不必先动心机。心机是会被看出来的，那叫心机之作。
午夜时分的街边，买天让问：“严明，你觉得自己最重要、最特别之处是什么？”我喝了口啤酒，抬起头，很认真地告诉他：“是我脑子里没有屎。”
佛教里说的人生三重境界：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再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最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看就像极了我们学摄影的过程。第一阶段的“看山是山”，就像初入摄影的世界，花花草草，见啥拍啥。后来，涉猎渐广、涉世渐深，世界常被我们用来寄托怀疑与批判、迷茫和叹息。最后，经过了提炼、抛弃，会抓住真相和本质，得到了走出经验之后的深刻。终于开悟，参透人生，胸中自有山水。
薇薇安留下的照片中，有不少是她对着镜子或橱窗的自拍，朴素且体面。可以想见，她在忙碌中也曾打量和慨叹过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没错，身体和生命，构成了人生的全部迷局，我们要有足够的耐性用身体穿过生命，并且保持发型不乱。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盏微弱的灯，都是流浪着的、时间的孩子。我自己也是一只不系之舟，怀揣着瞬息换千年的野心，融入了这古往今来都没有变过的漂泊流浪。年月把太多拥有变成失去，但还是遗漏下一些旧情怀，陪我们一起，一直去往我们那么不确定的未来。
我原本以为摄影可以是悠游于不停变换的码头，可以是攻城略地般地转战江湖，凭着铤而走险的勇气踏遍万水千山即可。可是，一旦抵达那些动人的所在，心随境转，心都会久久停留，离开也会挂念。它是动用灵魂的事，它根本不是一件可以定出收工时间的事。精神的游牧一旦诗意地还乡，离别即是流放，虽半步即是天涯。
这几年，我经常去郑州，经常在经过火车站时想去找一下当年我和父亲打地铺睡过的那个母婴室，想去看看。郑州站二十年前就建得特别大，我怕想起曾伏在父亲背上看着他的每一步艰难，怕想起他问路时的焦急神色，怕想起他花钱时的每一次为难。
我怕当真再次去到那个地点时，会站在跟前，流下泪来。
有朋友问我，你不让孩子学摄影吗？我觉得将来他如果喜欢摄影，一定是在他认知了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用摄影与这个世界连接时，他自然会抓起相机。不宜再用吃饭、谋生这些概念加在下一代身上，以前用音乐我没有做到的分享和对话，我又能与孩子分享音乐，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有声有色的生活呢？不为什么，只为喜欢和曾经喜欢。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至此，这个事情算是终于想通了，陪伴和鼓励，就是我能给他的精神财富了。儿子也问过我：“爸爸你后来怎么不搞音乐了呢？”我说：“爸爸没有坚持，爸爸现在后悔了，我觉得还有时间，爸爸要跟你一起不再离开它。”
我也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早十年搞摄影，继续搞了十年音乐，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在有音乐的日子里继续搞摄影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将来一定有答案。
或许，我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鼓手呢……
呜呼，音乐！
荒诞是现实的呻吟声，一直提醒我们，痛在哪里。
我也很快发现，我拍得最多、拍得最好的时候，正是曾经仅凭两条腿走得最苦、最远，走得膝盖都发烫的时候，是在最疲乏的时候，也是心跳最剧烈的时候。
“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田园，是我们这个基于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国家的载体。诗、酒、歌、画都从中来，打动着我们并慰借着后来的灵魂，它抹平了一切痛苦与不安，那应是荒诞发生前的样子。“此心安处是吾乡”，家乡不能只在诗酒歌画中，留住并延续残存的中国式的浪漫美好，是我心所愿。
我怜惜着那些活着不易的人们、那些存在不易的物们，陪伴着这个时代的所有不堪与失态。真的不想只当我们是去送葬，真的不想让后来人只能在我们的影像中游园惊梦。都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而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与它相遇，不是缘分，是我们的命。
我决定认命。
因为，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
外界书评
2010年初，我递交第一份工作辞呈，在msn上与其实就坐在楼上办公室的同事严明聊天。内容不详，只记得他用了“破釜沉舟”这个词。不久，他也辞职而去。原本被认为是他云游拍照的强大后盾——他的妻子，也辞去了不错的工作。而他们，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
那个春节以前的连州摄影节，严明和比他年轻的同事们——和我一样是他的死忠粉——在二鞋厂布展。他们喝酒、唱歌，欢呼来去，像过一个自己的节日。后来，年轻人四处离散，只有严明每年依旧过着这个他的节日。年复一年，我在网路里旁观他的节日，依旧歌唱，依旧喝酒，身边也总有一群爱拍照的朋友。
连州不是我第一次为他感动。
大概是2008年夏天，严明带着那群年轻人风风火火打扫9楼办公室那间灰尘斗乱的暗房。我在一边看他们挽着袖子，流着汗，个个咧着嘴乐呵，像春节前辞旧迎新、喜气洋溢的清扫，“dreamhouse”两个词不停在我脑海里忽闪。
后来，这里成了严明的主要工作场所。他不是在路上，就是在暗房。路上的时间时常会长达一两个月，背着上百个胶卷，和他那台禄莱；回到广州便是暗房里昏天黑地的冲胶卷。年轻人会去找他聊天，在暗房里放音乐，偶尔他也会边弹边唱吼几嗓子。他们不太敢喊他一起下馆子吃饭，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为工分拍摄，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而他也坚决不愿让年轻人请客吃饭。更多的时候，是报社旁边兰州拉面馆10块钱一碗鸡蛋炒刀削面。
暗房之后的2009年，广州第一场个展《我的码头》。那又是一个节日，严明的节日，摄影部的年轻人也视之为节日。小伙伴们齐刷刷注视着严明的每一步，这种“为自己的拍摄”能走到哪里去？
从2010年辞职始，严明把自己丢进了汪洋大海，成了一艘不系之舟。但生活并没有多大变化，长时间的外出拍摄，回到家整理冲洗。他的照片也开始被人出价买走。这是他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破釜沉舟”，他相信自己能依此养活家人。他拒绝了一些不错的工作机会，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完成”。
2011年，严明到苏州拍照，我得以近观他作品的成型过程。他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从容。他脚步急促，瞥一眼就能知道眼前的画面能否入镜。在发现可取之景前，永远都是步履匆忙；一旦发现，对着一处景致左顾右盼，然后静心对焦，时间并不长久，却不像是欣赏，倒更像是工作，他把欣赏的余味摄进相机里，留待冲洗后的画面里。很难洞悉他动心的瞬间。如其所言“谁先动心，谁先死。”这句话后来被年轻人们传颂。他对这句话赋予的解释是：“在动感情之前，千万不要动心机。”
在这句话之前，流传的他对照片的认可标准之一是“隽永”：当下问题和永恒价值，才是摄影要折腾的那点事。在此标准影响下，他身边的年轻摄影师开始厌弃新闻摄影带来的简单粗暴的冲击力，怀着“瞬息换千年”的野心，寻找那些能让人忍不住“看了又看”的瞬间。
粗略八卦下严明拍照前的“前半生”，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是他还在做文字记者时，到深圳参加张楚的演唱会。张楚被要求与酒吧老板合唱《朋友》。严明跳上舞台，指着张楚喊：“你是张楚，你为什么要跟他唱？”
不知道这场面后来是如何收拾的，当时同去的摄影记者王轶庶也记忆模糊。在严明爱上摄影之前，他爱的是音乐。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广州，他把自己变成了乐队贝斯手，随着王磊的乐队奔走演出。他站在舞台上为还是新人的陈奕迅、卢巧音伴奏，也在广州的酒吧驻唱挣生活费。
在偶遇了一位音乐策划人后，他离开声色犬马的南方摇滚圈，为一家音乐杂志写稿，到一家唱片公司做企宣，直到后来进入草创时的《南方都市报》，做乐评人、娱乐记者。
南下之前，坊间流传他是安徽的一位“乡村教师”，与孩子他妈自由恋爱不成，遂“私奔”南下。这一点，在后来与其姐姐的求证中被否认。当然，粉丝们依然愿意如此相信，这似乎才是他一次次“破釜沉舟”的可溯之源。
破釜沉舟的艰难并不为人知，我是在三年后才知道，侯登科纪实奖得奖前，妻子扣着家里600块钱的水电费不交，捏着一把5块、10块纸币给他凑出1000块钱的路费出门再说。
在一次访谈中，他不甘心只拍到60岁：“我怎么可能到60岁就不拍了？如果我真的特别想赚钱的话，我下个月就可以去上班。我觉得谁要是能不管穷富，能自食其力地搞摄影，他就很光荣。我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摄影，这是多光荣的事情！你以文艺养文艺啊，这多了不起！我们不能比谁穷，我们需要理性思维，用艺术头脑制胜！”
拍摄显然已经成为严明的人生行为，他将其刻画成了自己的基因。他还带着一群年轻摄影师冲出体制。“我们每个人都是基因的俘虏，体制的败将。”他因此“破釜沉舟”地对抗。这是严明为自己人生的拍摄，也是为众人生的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