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欣赏
屈原手足已戴刑具，颈上并系有长链，仍着其白日所着之玄衣，披发，在殿中徘徊。因有脚镣，行步甚有限制，时而伫立睥睨，目中含有怒火。手有举动时，必两手同时举出。如无举动时，则拳曲于胸前。
屈原：（向风及雷电）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 ，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
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转来，不能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沙石，至少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涌浪，和你一同地大声咆哮啊！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东海，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呀！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
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你把我载着拖到洞庭湖的边上去，拖到长江的边上去，拖到东海的边上去呀！我要看那滚滚的波涛，我要听那鞺鞺鞳鞳的咆哮，我要漂流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没有人的小岛上去呀！我要和着你，和着你的声音，和着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进那没有边际的没有限制的自由里去！
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我的长剑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虽然你劈它如同劈水一样，你抽掉了，它又合拢了来，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得到暂时的一瞬的显现，哦，那多么灿烂的，多么炫目的光明呀！n光明呀，我景仰你，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手，我要向你稽首。我知道，你的本身就是火，你，你这宇宙中的最伟大者呀，火！你在天边，你在眼前，你在我的四面，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我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我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难道就不能迸射出光明了吗？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像这风一样，像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把你这东皇太一烧毁了吧！把你这云中君烧毁了吧！你们这些土偶木梗，你们高坐在神位上有什么德能？你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
你，你东君，你是什么个东君？别人说你是太阳神，你，你坐在那马上丝毫也不能驰骋。你，你红着一个面孔，你也害羞吗？啊，你，你完全是一片假！你，你这土偶木梗，你这没心肝的，没灵魂的，我要把你烧毁，烧毁，烧毁你的一切，特别要烧毁你那匹马！你假如是有本领，就下来走走吧！
什么个大司命，什么个少司命，你们的天大的本领就只有晓得播弄人！什么个湘君，什么个湘夫人，你们的天大的本领也就只晓得痛哭几声！哭，哭有什么用？眼泪，眼泪有什么用？顶多让你们哭出几笼湘妃竹吧!但那湘妃竹不是主人们用来打奴隶的刑具么？你们滚下船来，你们滚下云头来，我都要把你们烧毁！烧毁！烧毁！
哼，还有你这河伯……哦，你河伯！你，你是我最初的一个安慰者！我是看得很清楚的呀！当我被人们押着，押上了一个高坡，卫士们要息脚，我也就站立在高坡上，回头望着龙门。我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呀！我看见婵娟被人虐待，我看见你挺身而出，指天画地有所争论。结果，你是被人押进了龙门，婵娟她也被人押进了龙门。
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呀？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女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
写作背景
《屈原》写于1942年1月，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历史剧《屈原》，以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展示了现实世界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爱国与卖国的尖锐斗争。起到了“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作用。
《屈原》在当年国民党统治的中心──重庆上演，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是“雷电颂”一幕中的独白，激起过许多爱国者的共鸣。每次演出都被观众爆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个剧最终被国民党当局禁演。
总体概括
象征手法的作用：委婉曲折含蓄，化“抽象”为“具体”，形象可感。
这是一篇悲壮、慷慨、激昂的抒情独白。屈原召唤着风暴雷电等雄伟的自然力量，他与风暴雷电已完全融为一体！让我们用自己最激越的感情，朗读课文，走进屈原丰富的内心世界，感受这雷与电的洗礼。
《雷电颂》是作者描写屈原在自尊的灵魂遭受最深凌辱、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叩问天地表达自身理想的宣言书。“独白”以诗意化的语言赋予自然雷电以神力，让雷电化作手中的倚天长剑，去劈开黑暗，去焚毁这黑暗中的一切，《雷电颂》淋漓尽致，不可遏止地抒发了屈原热爱祖国、坚持正义、渴望光明、反对黑暗的理想与要求。《雷电颂》是正气歌，它以史为题材，以剧为形式，以诗为灵魂，“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表现了抗战时期人民抗战要求和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
整体感知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屈原》塑造了我国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屈原的形象，深切的爱国爱民思想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是作者赋予这个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在七国纷争、战乱频仍的时代，屈原看透了秦国侵吞六国的野心，力劝楚怀王联齐抗秦，系念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孰料却遭到张仪、南后之流卑鄙地陷害，横加以“淫乱宫廷”的罪名。在含冤莫白的情形下，他仍然拳拳关注祖国和人民，把它们看得高于自身的利害得失。他“沉痛地”劝诫楚怀王，愤怒地斥责南后，恨她危害了祖国：“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啊!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屈原的一再忠告，粗暴地撕毁楚齐盟约，转而依附秦国，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屈原也遭到囚禁。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他呼唤着咆哮的风，去“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他呼唤着轰隆隆的雷，把他载到“那没有阴谋，没有污秽，没有自私自利”的地方去；他呼唤着闪电，要把闪电作为他心中无形的长剑，“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他呼唤着在黑暗中咆哮着、闪耀着的伟大的自然力，“发挥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要“跳进那没有边际的没有限制的自由里去”，从而迎来灿烂炫目的“光明”。他渴望光明，狂热地呼喊“火……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我这熊熊之火的燃烧着的生命，我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难道不能迸射出光明了吗？……”诗人以火一般炽烈的语言以及雷霆万钧的气势，表达了对黑暗世界的强烈愤懑和对光明未来的热烈追求。为了获得光明，他高呼要把所有的“土偶木梗”连同一切罪恶的黑暗都“烧毁!烧毁!烧毁!”因为它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它们“完全是一片假”，“只有晓得播弄人”，这些神鬼偶像指向的是人世间昏庸腐朽暴戾的当权者，表现了他鞭挞一切污秽、横扫一切邪恶的顽强战斗精神，体现了他与黑暗势力决斗到底的浩然正气。
在现代话剧中，独白是一种非常具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段，它可以直接展现人物内心深刻而复杂的矛盾。郭沫若在他的历史剧创作中，十分注意在戏剧冲突中激化人物的内心情感，逐渐推向高潮，最后以长篇抒情独白的方式喷泻而出，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戏剧和抒情效果。《雷电颂》的独白就是这样一首激越澎湃的抒情散文诗。这段抒情独白，是“生之颤动，灵之喊叫”，波澜壮阔，气势磅礴，撼动人心，是全剧的灵魂和高潮。郭沫若说，在剧本第二、三、四幕中描写了无辜受陷害遭侮辱的事迹，从构思上说，“都为的是结穴成这一景”。“雷电颂”是“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彻底蹂躏诗人自尊的灵魂”喷薄而出的诗。它不仅是刻画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是屈原斗争精神最突出的体现，而且使全剧主题异常鲜明地凸现出来，充分表现了诗人痛恨黑暗、向往光明、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和崇高理想。
郭沫若曾表示，《雷电颂》是受了屈原《天问》中“薄暮雷电”的启示，想表达“天问”的意境。实际上，“雷电颂”呼风唤雷的激情，毁灭诸神的愤怒，磅礴宇宙的气势，直接显露了郭沫若鲜明的个性、冲动的气质、炽热的感情，接近于郭沫若式的自我倾诉。而且具有深沉的现实指向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有力地抨击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投降政策，坚持全民族抗日的斗争意志，推动了正在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
这段独白想像瑰丽奇特，气势宏伟壮阔，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学风格。作者进行大胆的艺术虚构，上天入地，驰骋想像，运用夸张、象征等多种表现手法，使屈原和急风、怒雷、闪电这些宇宙伟大的自然力融为一体，达到物我同化的境地，显示了追求光明、批判一切污秽、毁灭一切黑暗的力量，使屈原的形象作为光明与正义的化身显得更加光彩熠熠、沉雄悲壮。
郭沫若及其历史剧的创作
历史剧同新文学的其他形式一样，也是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五四以来，郭沫若、夏衍、阳翰笙、陈白尘等作家，就曾运用过这种文艺武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到了抗战时期，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历史剧更有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影响。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疯狂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气焰嚣张，横行无忌。一部分坚持斗争的革命剧作家转而致力于历史剧的创作，借古喻今，用中华民族历史上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史迹，来教育和鼓舞人民，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这一时期历史剧作家的杰出的代表。他作为进步文化界的旗手、诗人、历史学家，既从抗战的现实斗争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声和时代的责任，又从往昔的历史回顾中汲取着斗争的力量与澎湃的诗情。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六部历史剧，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写成的：1941年12月写成五幕剧《棠棣之花》，1942年1月，写成五幕剧《屈原》，2月写成五幕剧《虎符》，6月写成五幕剧《高渐离》，9月写成四幕剧《孔雀胆》，1943年4月写成五幕剧《南冠草》；前后总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些剧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聂政、聂与侠累、韩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婵娟与南后、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与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与洪承畴，《高渐离》中的高渐离与秦始皇，《孔雀胆》中的段功与车力特穆尔等。在这些人物的剧烈冲突当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本国反动统治者和叛徒汉奸等形形色色丑类的本质，无情地鞭挞了他们专横凶残、卑鄙无耻的灵魂；一方面深刻发掘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英雄义士的高风亮节，热情地赞扬了他们爱国爱民、忠贞刚直的高尚品德。与黑暗反动势力坚持进行顽强、不妥协的斗争，是贯穿这些剧本的一个共同的基本精神。作者展示的这一幕幕历史悲剧，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大大鼓舞了人们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斗争意志，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集团的暴政，推动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他早期的历史剧增多了现实主义成分，却又充分显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特色。譬如，作者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一方面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一方面又不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失事求似”地大胆进行构思，使全剧的结构，人物的刻画，情节的演变，浑然自成一个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体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再譬如，在这些剧作中，作者结合情节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插入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歌词，由主人公朗诵，或由群众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剧充满着浓郁的诗意。这也是过去一般历史剧以及话剧所不曾有的风格。
《屈原》是郭沫若这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作。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外交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这个文学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现了为祖国和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
历史剧固然是文学创作，不是史实的复写，“艺术上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鲁迅）。然而，由于作者的创作动机、文学见解、个人风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们所创作的历史剧，仍有所不同。有的历史本身的东西多一些，有的以历史真实做基础却更多个人的创造。两种类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历史剧和这时期其他创作者的历史剧，大多属于后一种。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机，正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正是持着这样的历史观点，从反对投降、反对独裁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出发，以战国时代联合抗秦的故事作题材，创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剧作。剧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已经不完全同他们的“原型”一样了。
剧中的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典型。他心中时时系念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因为他早看透了秦国的野心，认为唯有联合抗秦才能保国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没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陷害他，横加以“淫乱宫廷”之类的罪名。屈原把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看得远远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他冲破一切思想束缚去进行英勇的斗争。昏庸专横的楚怀王不听屈原的一再忠告，破坏了反侵略统一战线，转而依附秦国。面对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国，失去自由的诗人的满腔忧愤，以《雷电颂》的形式无比猛烈地迸发出来。《雷电颂》，是屈原斗争精神最突出的体现。而爱国爱民的深切感情，是诗人斗争精神的源泉。
《屈原》剧中，还刻画了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后。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婵娟的存在似乎可以认为是屈原辞赋的象征，她是道义美的形象化。”她由衷地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当风云变幻、浊浪排天的时候，她那平日蕴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优秀品德，真正突现出来。从她对变节投敌的宋玉的有力斥责，从她面对南后淫威所表现的坚定从容，特别是从她生命垂危时那番动人肺腑的倾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竟与橘树同风”的高尚灵魂，一个广大人民道义精神的化身。这个形象对塑造屈原这个典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与婵娟相反，南后仅仅为了个人固宠求荣，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势力，与秦国暗相勾结，陷害屈原这样的忠良，祸国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无耻。当她的阴谋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彻底暴露了她冷酷残忍的本性。南后这个形象的刻画，对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了反衬的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品德，益加鲜明突出。
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宋玉这个形象，对当时依附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文人，无疑是有力的鞭挞。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剧本的深刻主题得到充分表现。观众和读者从这出历史剧中会自然联想到现实生活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所遭的残杀，……从而加深了他们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燃起他们心中的怒火，鼓舞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屈原》一剧中，穿插了相当数量的抒情诗和民歌。它们是剧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剧情发展，人物刻画，主题表达，都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剧本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譬如，全剧以屈原朗诵《橘颂》开始，结合屈原对于《橘颂》内容的阐发，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负。因此，屈原时时以橘树的“内容洁白”“植根深固”“秉性坚贞”自励并劝勉青年，要他们“志趣坚定”，“心胸开阔”，气度“从容”“至诚”，特别是要“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这与第二幕南后等策划阴谋时所表现的自私偏狭、卑鄙阴险形成了强烈对比，为随之而来的剧烈冲突做好了准备。婵娟死后，《橘颂》再次出现，首尾呼应。它像是始终回响在一部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反复出现，以强调剧本的主题──“不挠不屈，为真理斗到尽头!”再譬如《雷电颂》，则被安排在全剧高潮的波峰浪巅，由主人公屈原独白。这不仅是刻画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笔，而且使剧本主题异常鲜明地突现出来。其他如屈原吟咏的《九章》《惜诵》译句，有助于表现诗人蒙受奇耻大辱之初的心情。正因为有这些精彩丰富的诗歌，自然而和谐地穿插在剧本中，才使剧本充溢着浓郁的诗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关于《屈原》的创作意图，郭沫若曾经讲过，是要“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演出的实践表明，作者的这个目的达到了。1942年春天，《屈原》开始在重庆上演，其反响之强烈，是以往历史剧演出时所未曾出现过的，尽管《屈原》后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演，但是《雷电颂》的声音仍然回响在整个山城，常常可以听到群众发出“爆炸了吧……”的怒吼声；“在当时起了显著的政治作用”。
《屈原》不但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已形成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同作者早期的历史剧相比，它们不仅仍保持着鲜明的个性、浓厚的诗意、炽烈的热情等一贯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实的现实基础，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坚定的理想，可以鲜明地显示出郭沫若历史剧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的这种发展和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