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2012年5月16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与著名调查记者邓飞签订了关于共同合作设立“微博打拐公益基金”的协议，并举行了签字仪式。
“儿童安全基金”由原“微博打拐公益基金”更名而成。微博打拐公益基金2012年设立。2013年6月，由于“女童保护”项目的并入，两个项目合二为一，组成“儿童安全公益基金”（简称“儿童安全基金”）。儿童安全基金下设两个项目：微博打拐项目以“救助、关爱被拐妇女儿童”为宗旨，致力于遏制拐卖犯罪；女童保护项目以“普及、提高女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保护女童，远离性侵害。
背景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严重侵犯妇女儿童人身权利，对被拐卖妇女儿童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有效预防、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积极救助、妥善安置被解救妇女儿童，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2007年12月国务院向全国印发了《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国家成立了“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由公安部牵头，共有26个部级成员单位。该行动计划指出——“积极争取社会团体、公益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助，争取国际援助，多渠道募集资金。”
2012年3月，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理事长许嘉璐对成立“微博打拐公益基金”做出了重要批示——“打拐”事关民生、社会道德、国家形象。仍要坚持我会公正、透明的一贯作风。
基金的宗旨及活动
微博打拐公益基金是由邓飞、薛蛮子、华楠等人发起，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下设的具有公募性质的公益基金。该公益基金以“救助、关爱被拐儿童”为宗旨，逐步开展四类公益活动：一是开展预防儿童被拐的公益活动；二是开展寻找和救助被拐儿童的公益活动；三是开展被拐儿童寻救成功后的关爱活动；四是符合本公益基金宗旨的其他公益活动。
行动目标
微博打拐公益基金成为“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重要民间支撑力量，致力于遏制拐卖儿童的犯罪活动。本基金通过各项反拐公益活动，鼓励群众举报、志愿者寻访、媒体发布信息，提高全社会对反拐打拐的关注度，增强家庭及儿童自身的反拐意识和能力。同时汇集公安、司法、技术、志愿者网络等力量形成反拐打拐的合力，保护中国孩子免于拐卖。
邓飞要求，微博打拐公益基金将努力取得四项成果：一是联合各类儿童保护组织，合作分享；二是普及拐卖和买拐同罪的法律知识；三是动员社会依法举报，支持警方打拐；四是引导开展新的科学技术创新助力打拐行动。
经过
一条去年2010年9月27日发出的微博，至2011年春节已被转发了6000多次。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互联网能再创奇迹吗？”2008年，一男子在深圳抱走了湖北人彭高峰3岁半的儿子彭文乐，令这位父亲裂肺撕心。近年来，国内掀起打拐狂潮，已解救了5896名儿童，移交民政部门736人。但小文乐一直没有下落。当兔年春节的爆竹声响起时，一位回乡探亲的大学生，发现村里一个小男孩像极了那张在网上被疯传两年多的寻人启事，他迅速通过寻亲网站传递消息。最后，在警方的陪同下，彭高峰终于找到了魂牵梦萦的儿子。哆嗦，大哭，嘶吼，紧抱不放……他苦盼已久的奇迹终于在全国网友的接力寻人中静静诞生了。目前，一场名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自发性活动正在网络间迅速流传。截至2011年2月，已有5名孩子被救出，更多失散的孩子，有望重归亲人的怀抱。
几万字博文记录漫长寻子路
2008年3月，刚迈入而立之年的退伍军人彭高峰，遭遇了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和往常一样，他的儿子彭文乐上完幼儿园回家，和小伙伴们一同玩耍。彭高峰正忙着照顾生意，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他和妻子焦急地四处寻找，方圆几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撕心裂肺的呼叫声。电话中获悉这个噩耗的彭文乐奶奶，当场晕倒后瘫痪在床。孩子外婆则忍不住用头撞墙以图减轻痛苦。彭高峰夫妇与其哥嫂连夜赶制了一万份彩色寻人启事，贴遍深圳的大街小巷和各个车站，无奈都石沉大海。派出所事后调出的监控录像显示，文乐是被一个陌生男子硬生生拖走的，孩子曾哭叫抵抗，但当时路人中无一人上前询问阻拦。为了寻找儿子，彭高峰一度把在深圳经营的电话超市改成寻子店，店外悬挂着“寻亲子，悬赏10万”的灯箱和横幅。而在网易博客和天涯论坛中，记载着一路寻找小文乐历程的《我的苦涩无助的寻子日记》已经连载了近3年，三万多字的流水账记满了寻子的辛酸和痛苦：“孩子你可曾听到，春天的脚步悄然而至，而妈妈的心，比寒冷的冬天还要冷。”“虽然儿子丢了，但彭高峰每年还是坚持帮他交保险费。保险公司知道后感到很奇怪，但他坚定地表示，孩子一定会回来的。”一同陪伴彭高峰走过寻子路的《凤凰周刊》采访部主任邓飞向记者回忆称。
热心网友网传照片发现线索
2009，微博在中国初露头角，邓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腾讯和新浪微博上第一次发了彭文乐的照片，之后每次逢年过节都会再发一遍。“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城市里的微博网友一般会回老家，可以帮助我们寻找。”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不知不觉中，这条微博已被全国网友转发了6000多次。2011年2月1日，在兔年即将到来时，小文乐终于有线索了。邓飞昨天告诉记者，有一个大学生在微博上看见过彭文乐的照片，回乡到邳州八义镇一村庄看见一个酷似文乐的孩子，连忙打电话给彭高峰。“当时他没啥感觉，因为很多人给他打过电话，其中还有人骗他。第二天下午，这名学生拍下照片发到邮箱。彭高峰当时就傻了，那表情就是他孩子特有的表情。”大年初四，邓飞和彭高峰一起赶到当地向警方报案，当两地警察完成部署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孩子不在家。“对方说孩子去外婆家了，我们不敢动，怕出其他意外。孩子不能转移，否则就功亏一篑。”邓飞回忆称，当时警察安慰大家要忍耐，要一击必中。在漫长的等待中，彭高峰逐渐崩溃，在房里哭泣。
那个哭脸的男的是我爹爹
昨天下午，局面终于打破。两地警察去了彭文乐的“外婆”家，终于找到了玩耍的小文乐，抱起他就去找养母，然后一起到了公安局。在当事志愿者昨晚向记者提供的几段视频中，记者看到，正在等待结果的彭高峰显得焦躁不安，不时四处张望。据了解，当时一行人很担心当地村民闹事不让解救，所幸这种情况并未出现。“拦车去公安局，抽烟，紧张，说不出话，这是我们找了两年多的那个孩子吗？不要玩我们！”“他抓住我的腿，我们哆嗦。”“他说，我上气不接下气，哭了，大哭，在车里。”从昨天15点开始，邓飞以几乎每分钟一条的速度直播着微博。与他一起忐忑不安的，是更多间接参与了这次营救行动的网民。
15：35，一条简短的微博被发出：“就他。”这两个字，意味着在寻找彭文乐的第1050天，奇迹出现了。一直坐在台阶上哭的彭高峰，一看见孩子就扑了上去，抱着。孩子愣愣的，警察怕吓着孩子，就抱走了。在一个房间里，孩子说：“那个哭脸的男的是我爹爹”。邓飞表示，彭高峰随后流着泪给家里打电话，翻来复去就是一句，“是我们的孩儿，是我们的孩儿。”然后，彭文乐给妈妈打电话，喊了一声“妈妈”，仍是那熟悉的湖北潜江乡音。当年拐卖男子已患癌症去世“孩子的养父就是2007年从深圳抱走文乐的那个男人，他们在深圳打工，有一个女儿，可能是需要一个男孩子养老。”邓飞说，小文乐的养父去年已经患癌症去世了。一位志愿者轻轻叹息称，可能这就是天谴。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小文乐原本脸上有一颗明显的痣。“但昨天找到他时，那颗痣已经被点掉了。这说明，拐孩子的人有一定的经验。”该人士称。
在邳州，彭文乐的名字已经被改成韩龙飞，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学习优异。他的养母很爱他，在一旁一直抹着眼泪。昨天半夜近12点，记者从邓飞处获悉，彭高峰看见孩子的养母不舍，孩子看上去也不开心，就提出让孩子和她度过最后一个晚上。“这个晚上，那个可怜的乡村妇女和孩子会说些什么？真的，我没法做到不动声色。”在寻找小文乐的一千多天中，包括赵薇、王菲、郑钧、马天宇等在内的明星也转发了此条微博。而在昨天邓飞漫长的网络直播过程中，“记者打拐联盟”QQ群中全国各地近200名媒体记者欢呼不已，不少同行已跟踪报道多时，更有人难以自制地感动落泪。一位记者感慨地表示，在他的印象中，几年来寻找这个孩子的照片充满了互联网各处，QQ群里都见过多次，现在终于找到了。
“这一次微博打拐寻童，我们赢了。”邓飞终于哭了。
微博客的特征体现
微博从博客发展而来，相似之处在于都是用文字、图片等方式来表达自我，具有去中心化、草根性强和共建共享的普遍特征。但从微博“打拐”这一典型事件，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微博的独有特征。它不仅仅是博客的“缩微版”，也是一种自媒体，一种SNS软件，更是一种集4A元素（Anyone,Anywhere,Anytime,Anything）为一体的媒介新形式。
（一）构筑信息发布新渠道，简短快捷，实时交流
尼葛洛庞帝说：“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大众传媒将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受个人系统。”微博正为个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用户只要注册成功便可发布信息，或评论、转发、收藏别人的信息。简短写作和即时发布促成了一种半广播半实时交流的微博机制，打破了时空界限，因报道速度快、信息数量大、传播力度强而倍受青睐，资讯随时更新，传统新闻升级为“每秒新闻”。
据官方估计，全国流浪乞讨儿童的人数约在100万到150万之间，能够解救成功的却极少。据悉，2006年一位安徽人沈浩曾发起“扑克寻子”、“DV寻子”等行动，截至2011年已为800多个家庭找回了孩子。然而仅靠少数人的力量远远不够，这些方法相对成本较高、速度缓慢、范围有限；而于建嵘设立的微博号召众网友共同参与，只要身边有一部能照相的手机，便可即拍即发相关信息，通过微博的传播，在短期内便可遍布整个网络，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此举方便快捷、时效性强、复盖面广，每一位微博用户都可能成为事件的“第一记者”。
（二）文本碎片化，无限裂变，互动性加强
相比传统的博文写作，微博更显简便，用户无需长篇大论的叙述，而是通过只言片语的形式表达自我。这些内容虽大多不成系统，文本呈碎片化，但这一方式加快了交流速度，降低了交流成本，节省了交流时间，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感，互动性大大加强。微博的信息传播过程可以看作一种“裂变效应”，随着范围的扩大，用户间逐渐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非组织群体关系。
（三）内容个性化，自媒体特性突出，社会化程度高
相对其他媒体，微博更显平民化与草根性，面对全体公民开放，进一步下放话语权，保证参与者能够充分表达自我，个人化与私语化特征更为明显，为公民接近新闻、接近现场、接近媒介提供平台。作为一种自媒体，其专业性虽无法与专业媒体媲美，但其传播速度与传播力量不容忽视，信息发散式地延伸至社会空间，复盖面广，影响力大。在微博“打拐”活动中，打拐已不再是部分人的责任，凡有心人皆可参与，每位网友提供的信息都可能为解救被拐儿童出一份力，每个人都可参与讨论发表意见。该活动已经从虚拟的互联网空间发展成为一项现实的社会行动，全民参与，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评说微博打拐
人民日报时评：微博打拐验证民众智慧理性
充分重视社会力量在更多的社会领域内发挥良性作用，将对促进社会建设起到重大的助推作用
2011兔年春节，全国亿万人沉浸在喜庆气氛中，彭高峰或许是其中最幸福的人。他的幸福，是经历跌宕的悲极而喜。找到被拐走3年的孩子，这个男人从此告别肝肠寸断的失子之痛。
重要的是，是社会力量帮他找到了孩子。这个心酸又感动的故事，就发生在最近网络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的大背景下，彭高峰正是靠微博网友帮助找回了被拐的儿子。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是网络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在知名学者的带动下，这次行动通过微博激荡起一波一波的浪潮。不仅有大量社会名人参与街拍，还有多个慈善基金参与进来，以求建立数据库和培训志愿者，各地警方也接连出警调查核实，公安部以及许多地方公安机关都明确表态支持这样的民间行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还表示准备在今年两会上就此提案。
这一系列连锁反应，验证了社会力量的强大与智慧，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对群众力量的认同与支持。无疑，充分重视社会力量在更多的领域内发挥良性作用，将助推社会建设的进程。
让社会力量对社会建设起到推进作用，这首先是基于自然人的情感与文化的需要。就拿打拐来说，拐卖儿童，逼迫未成年人行乞，是人性大恶。而在一个追求文明的社会，失子之痛绝不只是零散的个体伤痛，而是亲情伦理引领下的社会共同记忆与体验。这就是“微博打拐”最重要的情感、伦理、文化的支撑。事实上，面对种种公益活动与公共事件，那些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群体很容易黏合在一起。
“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年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以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不容忽视的力量。随着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不断生长，很多公共事务正是因为充分吸纳大众参与，才避免了走向某种偏失。从这个意义讲，充分呵护社会力量的生长与壮大，让社会呈现更大的希望与活力，本身就是现代政府的责任。
当然，对于社会力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也应该重视其边界。事实上，对此次“微博打拐”行动，大众除了热情参与，同时也并不缺乏反思与警示的声音。比如，强调“随手拍”必须注重对隐私权的保护，强调这种行动本身可能存在的专业性不足，特别是看到这种民间参与与现实规章之间可能发生的碰撞，进而诉求于通过制度完善来保证公众参与的理性与正当。
可以说，此次“微博打拐”是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一块试金石，证明了社会力量可以帮助政府作为，民间行动可以助推制度完善。当大众力量通过与专业机构协作，通过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润滑剂，以其智慧与理性来形成强大合力，对社会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微博打拐”见证公民意识成长
2011年1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新浪微博设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仅仅开博10余天，就吸引57万多名网民。截至8日，通过网上照片辨认，已发现被拐卖儿童6个，目前已经被顺利解救。记者了解到，已经有1000余张网友拍摄的乞讨儿童照片被发布在微博上。（2011年2月9日《钱江晚报》）
微博总有不俗的表现。微博上因钱云会案而出现的公民观察团刚刚赢得掌声，“微博打拐”的公民行动又开展得有声有色。如果说公民观察团还仅仅只是监督，“微博打拐”则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一直以来，“打拐”都是政府行为，由公安部门组织，可现在因为有了微博，公民“打拐”成为现实。技术发展为公民行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互联网见证了公民意识的成长。互联网是杂糅的。公民在互联网上的集体行动，有最早的“闪客”、“闪族”等无意义的，甚至带有行为艺术性质的行动，也有各种为了商业目的集体炒作，利用“水军”达到目的，令人不齿。但现在，从无意义的，到追求个人利益的，再到诸如公民观察团、“微博打拐”这样的公民行动时，我们感受到了公民意识的成长。“微博打拐”帮助的是他人，保护的是他人的利益。于建嵘网上呼吁后，这一行动在短短十余天内，而且还是很多人不上网的假期里，就能有如此大的参与度，这说明，与追逐个人利益是天性一样，保护他人的利益也是一种天性。而这种天性则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内涵。有了它，社会更加温暖，也更加成熟。
“微博打拐”是共治的体现。公民“微博打拐”的自觉行动难能可贵，公安部门的及时关注和支持也难能可贵。社会治理原本就不只是政府的事儿；与政府一样，公民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但在一些方面，比如打拐，公民行动又无法与经过专业训练的政府行为相比，这时候就需要相互借力。在“打拐”上，公民行动借助政府部门的专业，政府部门借助公民行动的热情，相互借力，从而在解救、保护被拐儿童上达到善治和共治的目的。
当然，“微博打拐”这样的公民行动还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会不会打草惊蛇？对于那些真正的乞讨儿童随手拍照会不会侵犯隐私权等等。应该说，这些担心和质疑不是没有道理。但这些批评和质疑应该是善意的。毕竟，“微博打拐”是互联网时代中国公民意识成长的突出标志；而且，“微博打拐”的志愿者们也在避免这些问题，比如采取建立专用数据库的形式保护这些信息，避免侵犯隐私权等等。
总之，“微博打拐”不是公民干了政府的事儿——政府和公民原本就是社会秩序的共同维护者；“微博打拐”不是坏事是好事——它存在的问题在于它刚刚起步还不够成熟。我们要看到，“微博打拐”这一互联网事件不仅仅是互联网的大事，也是见证中国公民意识成长的大事。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互联网也可以让公民行动发挥更大的作用。2010年，微博一出生就不同凡响；2011年，微博让公民行动更进一步。
七大争议
微博打拐行为需要多角度讨论
不同角度的多维度思考会更加有利于问题的纵深掘进
网友通过街拍的方式上传乞讨者照片，这种有点运动式特点的网络行动，会不会只是让乞讨儿童暂时被藏匿避风头，无法实现解救的目的？此外，还存在公民的乞讨权与利用儿童牟利之间的争论，以及因为街拍活动的开始而客观上转移了舆论对其他焦点事件的跟进……对儿童乞讨这一社会顽疾的最终解决而言，不同角度的多维度思考与讨论，会更加有利于问题的纵深掘进。
但需要强调的是，不同观点所立足的角度虽然差别很大，但所要达致的可能是同一个正义。需要有细节思路的讨论与建议，也需要对这份来自民间的努力多一些肯定。
持之以恒的期许应当给予更制度、更刚性的社会职能设置，比如政府部门，比如立法机关。更专业，或者更趋向于专业的民间努力，可能需要专门、常设的民间组织去进行和推动。任何一次高质量的民间活动，都需要更加成熟有序的民间社会。所有的所有，最不该被苛责的，恰恰是网友围观本身，这不是脆弱，而是本身就无法和不该承受的过高期待。网络围观的爆发力，正是它之于这个社会的作用，它所能带来的短时间内的极高关注，需要感受到民意压力之后的权力部门履责和跟进，进而如果激发制度上的良性回应以及顽疾彻除，当然可以欣喜，但同时应当明白，这不是围观可以保证的确凿结果。
法律是否该禁止儿童参与乞讨
我们绝对享有行乞的自由，但那是对于成年人
为什么这么多的小孩在乞讨。据说这是一门生意。所幸我看见的大多还是健全的孩子。我觉得法律应该禁止任何儿童参与乞讨，不管他有没有收到胁迫或者是亲生父母生计所迫，凡有，儿童参与乞讨的一概违法。
而且这不难实施，因为所有的乞讨地方都是人群聚集地或者交通繁忙路口，按理有着足够的警力。但可能真正带着孩子乞讨的父母会认为，只要不是被拐卖或者胁迫的儿童，我带着自己的小孩要饭是我的权利，是种自由。诚然，我们也许没有出版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的自由，但我们绝对享有行乞的自由，但那是对于成年人。
无论如何，总要从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开始
真的有不少人身有残疾，甚至孩子残疾，或者的确无路可走，必须乞讨，这就牵涉到社会保障和福利的问题了。否则你让那些人怎么办呢。低保根本不够活的，如果是农村户口，更没有保障。孩子国家不可能帮你养。人肯定还觉得，你乞讨我没有收你乞讨税和管理费已经很开恩了，怎么还要反过来给你钱养活你孩子呢？
我们都希望禁止儿童行乞能最终被写进法律，能最终被严格执行，虽然孩子被拐卖，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去乞讨而是被卖给别家，但无论如何，总要从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开始。这么多人为了所谓的国策，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只生了一个孩子，如果政府还保护不了那一个孩子，那么就算你永不破产，你都无颜以对那些无言以对的顺民们。
因善而作恶恶莫大焉
拐卖和乞讨是两件事情，这是常识
无需复杂的论证，仅仅凭常识就可以推知：拐卖和乞讨是两件事情。拐卖是因为缺乏子嗣，乞讨是因为谋生乏术。拐卖儿童然后弄残疾再送去乞讨，无论从风险还是成本的角度计算，都只会是小概率事件。
为了这批人，整个网络上杀气腾腾，要全国网友大行动，拍摄乞讨儿童照片上传，帮助失去孩子的父母找回子女。于是，已经发生了乞丐父子被强制送去验血，仅仅是因为某个人觉得小乞丐长得像他儿子。还有那么多人为此叫好，觉得是莫大善举，认为行动胜于言辞。
目的之善，就可以掩盖手段之恶？
下一步还准备干什么？在街头拍照，强拉乞丐父子做DNA测试只是第一步。用私刑处罚乞丐父母，处死拐卖者是第二步。把所有乞丐抓起来送去强制劳动，这是第三步。终极方案是对乞丐进行绝育手术，并且将50岁以上乞丐人道毁灭。是的，恭喜你！纳粹当年就是这么干的。
在任何一个良善的借口之下，人们就可以对弱势人群为所欲为。因为目的之善，就可以掩盖手段之恶。
聪明的你，麻烦告诉我：究竟是谁拐卖了谁？
从乞讨儿童中打拐找错方向
很多人误以为乞讨儿童大都是被拐卖的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浩大声势中，很多人误以为乞讨儿童大都是被拐卖的，对发现并解救几个儿童充满信心，但实际上被拐儿童主要是卖给需要孩子的家庭，乞讨的很少，从中找拐卖儿童有点找错了方向。
彭文乐那个案例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宝贝回家”的思路，谁家的孩子丢了，父母授权把孩子照片发上来，然后通过网络、通过微博，谁看到后找到了，这跟街拍乞讨儿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
我们只是在做，而不考虑究竟应该怎么做
我有一个朦胧的感觉，就是会不会我们自己还没有想清楚应该怎么做就已经在做了。我们肯定是好心，我们没有谋求任何自己的利益，我们只是很着急；我们跑的很快，以至于不能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也听一听别人的意见；我们只是在做，而不考虑究竟应该怎么做。
我们在匆忙的行动中自我感动。行动中没有制衡和商讨的空间，我们不断被自己、身边的人和网络感动并推动，好像只要去做就是对的。那么活动会不会变成一场运动，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跑，跑累了呢？
打拐不应遮蔽对贫困的思考
儿童乞讨现象其发生根源是底层的贫困
儿童该受到良好的抚养和教育，而不是在街头行乞。
儿童乞讨现象及其背后的整个链条，其发生根源是底层的贫困。儿童来自贫困家庭，租儿租女、卖儿卖女迫于贫困，组织或者强迫儿童乞讨的那些人，未尝不是贫困的一员，底层贫弱者向更弱者下手。法律的正义和道德的谴责，都是必要的，但对贫困的思考同样不应被遮蔽。
成功、繁荣和富裕在今天获得了足够尊崇的地位，但另一方面，贫困往往被视为不被接受和容忍的状态。在社会层面，比如禁止或限制乞讨，打击或清理小摊小贩，以及对农村务工人员的种种限制等等，使贫困逐渐受到系统性的排斥，底层贫困者获取生计、改善生活的愿望与方式，在城市形象、城市秩序等诸多似乎更坚硬的理由面前，显得羸弱不堪。
对贫困视而不见乃至驱逐和排斥贫困同样不可取
某种程度上，社会对贫困以及底层贫困之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也正变得迟钝。卖儿卖女，让儿童走上街头去乞讨，这些行为都能在法律上、道德上获得解释，但它们也很可能是极端贫困者无可奈何并且艰难的选择。
赞美贫困很残忍，对贫困视而不见乃至驱逐和排斥贫困同样不可取，贫困是需要正视的客观事实，面对底层人群那些真实的苦难，心灵需要重新变得柔软，一些人在极端贫困下作出的选择，哪怕不被人们所接受，至少应该得到理解。
社会的毒瘤是贫穷而不是童乞
你怎么区分是父母教唆使然呢？
孩子对父母有爱，孩子会模仿。也许父母从来没教唆过孩子行乞，但浪迹天涯耳濡目染，孩子也终于伸出手来。这时候，你指望父母怎么办？严加管教？还是不得不忍痛一起讨口生活？你观察到儿童行乞，你怎么区分是父母教唆使然呢？还是模仿之下的必然结果？
除非禁止乞丐生育，否则父母行乞，必然把孩子带在身边。要不然能怎样？难道送到一个月一千块的幼儿园么？所以，绝大部分为人父母的乞丐，身边都有个打扮得破破烂烂的小乞丐，不得不一起浪迹天涯，你要怎么禁？
童工和童乞都不是耻辱，也不是毒瘤，贫穷才是
你不让儿童行乞了，好，算你成功了，可下一步呢？他们的父母还是乞丐，这孩子也还是没饭吃，怎么办？新浪微博上某位意见领袖大袖一挥：“那民政低保和义务教育补贴就应跟上。”
恕我愚昧，我认为还不如直接建议他们移民美国，好像还更靠谱些。是这年头相信社会制度的人越来越多呢？还是其实新浪微博上的这些名人们其实都是会写汉字的外宾？童工和童乞都不是耻辱，也不是毒瘤，贫穷才是。你解决不了他们的贫穷，却想诉诸法律手段去阻碍他们谋生，你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呢？
根本问题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折射的是儿童福利和社会保障的问题
乞讨儿童的问题，不仅仅限于“打拐”，正如有些人所提出的：有些父母确实因生活所迫，带着孩子上街乞讨。如果说拐卖儿童是法律监护的缺位，那么父母带着孩子乞讨所折射的却是儿童福利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在儿童权利保障这个重大命题面前，这样一场网民自发的救护行动到底能够走多远，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公众的参与固然重要，但是要真正解决童丐这一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得依赖政府和社会建立长效救助机制，把儿童的权利救济和福利保障放到民生的高度。只有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持续给力，那么正在蒙受不幸的儿童的命运才能够得以扭转。而“随手拍照”这样的网络运动，很可能只是一次民意井喷，接下来便归于平静，儿童的成长环境和权利现状依旧未能从本质上得以改观。
网众的行为重在提出问题，而并非解决问题
真正要解决儿童乞讨这一社会问题还需在政府的主导下与社会民众共同发力。唯有引起了集中着更多公共资源的权力的重视，才是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最佳路径。
透过这起事件，一方面，我们不可高估了这股力量的行动效果，毕竟它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儿童乞讨问题是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各种利益博弈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不是微博所能解决的。
从纯粹的“微博打拐”，到关注童丐的权利保障，甚至到对儿童成长环境的重视，实现了这样的制度转身，恐怕才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微博打拐”运动应该体现的社会价值。
人民时评：“微博打拐”火热，更需理性和法治新春伊始，“微博打拐”火热，既彰显了社会正义力量，又表明我们的社会，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正在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相互呼应、合作求解的意愿和能力。但也应冷静地看到，“微博打拐”不能任由拯救激情横冲直撞，而要注意方式方法，将情感和理性结合起来，有序进行，提高科学性、有效性。比如，被拐儿童和乞讨儿童有交集，但毕竟不能混为一谈，尤其是通过街拍、微博“打拐”的网友，大多并非专业人士，这一方面可能造成侵犯乞讨儿童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另一方面，到底被拍的孩子是因为生计乞讨，还是被拐卖后充当工具，组织者是拐卖儿童嫌犯、还是孩子父母，往往一时难以分辨。有鉴于此，法律界等专业人士呼吁，发现乞讨儿童后，最重要的是拨打110报警，请公安部门进一步侦查询问。一则，拨打110是符合正当维权程序的做法，再者，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拨打110也是最冷静的处理方式。
同时也应看到，“微博打拐”只是全社会治理拐卖儿童问题中的一个部分。“打拐”工作任重道远，近年来，有关部门打拐行动一直在努力。去年4月，公安部宣布启动全国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解救被拐卖儿童6785人，先后三批次发出A级通缉令通缉30名重大拐卖犯罪嫌疑人。目前，公安部已建立全国打拐DNA信息库，用高科技手段解救被拐儿童。截至去年11月11日，已经有876个孩子通过数据库找到了父母。
打击重拳之下，违法犯罪还是屡禁不止。原因何在？诚如陈士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对拐卖儿童犯罪屡打不绝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犯罪分子能够获得暴利。犯罪分子主要通过拐骗方式获得小孩，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拐入地，通常一个男孩能卖出四五万元，女孩能卖出两三万的高价。
也就是说，利益链条的滋生蔓延，违法成本和回报严重不成比例，是拐卖儿童犯罪之所以猖獗的症结所在，尽管我国从《刑法》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再到相关部门的通知通告，不乏涉及“打拐”的明确规定，但如何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提高处罚和量刑标准，大幅度增加拐卖儿童犯罪的成本，使其成为犯罪分子不敢触碰的“高压线”，还需在法治建设和执行上有更大的力度。
微博的话题总是从一个热点向另一个热点转换，而那些快忘了父母模样却依然乡音不改的被拐孩子，却依然是社会挥之不去的痛。“微博打拐”唤起的热情和关注不应随时间而流逝，有关部门的行动和努力也应一如既往，只有这样，才能为被拐卖的孩子们找到新的希望。
一条寻找丢失孩子的微博，被转发了6000多次，开头一句话是：“互联网能再创奇迹吗?”其实，面对拐卖儿童这样复杂的社会问题，治理之道，远不能依赖网络奇迹，而要寄希望于理性和法治的力量，坚持不懈，久久为功，给每一个孩子以有力的呵护。
双语解读
自从微博开始渐渐的走进人们的生活，发生过很多事件，“解救拐卖儿童”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热点话题。Peng'sstorytookthemicroblogcampaigntorepresschildbeggingandchildtraffickingtoanewlevel.Everyonewastalkingaboutit,onandofftheInternet.
这场由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发起的运动，将打击拐卖儿童的行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每个人都可以做些什么，不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微博不仅仅是一个记录个人生活的微媒体，它同时使得个人参与社会活动，变得更为可行。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当几百万个“一个人的力量”团结在一起时，一定可以做出一切改变，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社会。
一句话锐评：我们期待着“Powerofretweeting”微博转发的力量，带给社会更多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