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
（一）、股东出资公司资本是指在章程中登记的由股东认缴的出资总额。因而股东出资是公司资本形成的
最基本的途径。公司资本虽在章程中均应货币化，表现为一定货币额，但就股东的具体出资方式而言，并不以货币或现金为限，它还可以其他非现金财产出资，也称现物出资。
中国公司立法对现物出资作了较充分的规定：一是规定了出资的基本范围，即包括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及土地使用权（公司法第24条）；二是规定了一系列限制制度。包括：规定现物出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25条第一款）；股东出资须经法定的验资并出具证明。（公司法第26条）：规定了股东以现物出资不实时所应承担的差额填补责任和股东的连带缴付责任（28条）。但是应该看到，上述规定仍是不完善的。
表现在：首先在出资范围上，以列举性条款加以规定的方式（第24条）不具有灵活性，难以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个典型的问题是，在上述规定情况下，是否能以对公司的债权作为出资，即债作股问题。严格来说是不允许的，但在中国公司制改造过程中，债转股已在实践中采纳。
此外对采矿权、地役权甚至承包租赁权等用益物权能否作为出资，也是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大部分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情况下，以国有资源的经营权如采矿权，勘探权等出资是有现实依据的，而目前中国公司法只规定土地使用权一种，显然也难以适应现实需要。
（二）、股东和发起人的出资责任及其救济出资是股东对公司的基本义务，也是形成公司资本的基本途径。
中国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责任的规定。中国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和组织机构设置”一节中对股东的出资违约责任和差额填补作了规定，但上述法律规定显然过于简单，缺乏操作性，在体系上也存在着较大的漏洞。
表现在：首先，在适用范围方面，它仅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场合，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是否也适用，则无明确的规定。其次，在股东出资违约责任方面，它只规定了对股东承担的违约责任，而未规定有对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而这两种责任是有所区分的，一般而言，在公司成立存续的场合，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只能是直接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任一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只有因出资义务不履行而导致公司不成立、解散或被撤销等场合，
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才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责任。再次是在资本充实责任方面，从公司法第28条的规定看，只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差额填补责任，并且只适用于现物出资场合，对于现金出资则没有相应的规定。
结构
(一)、出资构成是指公司资本中各类所占的比例。前述谈到，股东可以以现金，也可以以非现金财产（包括有体物和无形财产）出资。由于现金是公司得以正常营运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从中国公司规定的注册成本构成要求来看，现金出资仍为注册资本之大部。毫无疑问，对现金出资应占公司资本的比例加限定是完全必要的，但如对现金出资的比例要求过高，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增加公司设定的难度，造成公司资金的积压或沉淀。
因此，对现金出资数额的限制，原则上应以是否达到了启动公司经营为准。同时，规定过高的货币出资比例，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因为中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其资本结构中，货币资本所占比例偏低，如果公司法规定较高的现金出资比例，必将使许多国有企业因不符合现金比例要求而难以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此，中国公司法采取下限控制法，即规定某种非现金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一定比例。
如中国公司法第24条第2款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20%，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公司法第80条第2款要求，发起人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20%。
（二）、借贷资本的法律控制公司通过举债方式所筹集的可供公司长期支配和使用的资金，借贷资本或债务资本。借贷资本并非真正意义上公司资本，相反，它是公司的债务，无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公司都负有定期还本付息的义务。但它又与公司资本密切相联。首先，借贷资本与权益资本之间的比率通常与债权的安全系数成反比，比率越高，公司的净资产就越少，债权人的风险就越大，公司的稳定性就越差；
反之，比率越低，公司的净资产比重就越高，公司的稳定性就越强，债权人的风险就越小。其次，债权较股权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尤其在公司清算时，作为债权人的股东比单纯的股东在公司破产时会享有更多的权利，债权往往优先于股权得到清偿。从而，股东在特定情况下更倾向于以债权人身份出现，通过公司借贷而不是向公司注入股本的方式来弥补公司资金的不足。进而极易导致借贷资本与权益资本的过分悬殊。
中国在这方面的规定主要见于公司法第161条第二项即：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时累计的债券总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除此再难发现类似规定。发行公司债券只是股份公司或极少数符合条件的国有有限责任公司向社会举债的一种方式，仅限定公司债券与公司净资产的比例，尚不能解决其他类型公司通过其他融资方式所形成的超额负债问题，更无法防范股东基于破产目的以虚假的债务关系掩盖其真实投资行为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和英美法国家的一些判例学说和规则值得借鉴。
（三）、法定最低资本限额最低资本限额制是公司资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公司法针对公司的不同类型和经营方式的不同，对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资本额作了区别性规定：
（1）、生产经营和以商业批发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50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30万元，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10万元；制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需要高于前款规定的限额的，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2）、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需高于上述规定的，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
与其他国家的有关规定相比，中国公司最低资本额限制制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中国公司法不仅针对有限公司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同特点，对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作了区别性规定，而且还根据不同经营方式对资本占有需求量的不同对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作出了不同的要求，同时对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外商投资公司等特殊类型的公司企业的最低资本限额授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从而使最低资本限额制度更具有其合理性。
二是数额偏高。以人民币与有关外汇的比价计算，中国公司法所确定的最低资本限额远远高于大多数国家的规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高的最低资本额的限制束缚了投资者开办公司的积极性，使一般企业难以达到设立标准，因而不利中小企业的充分发展。
流通
公司资本的自由流通既是现代公司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公司的生命线。可以说没有资本的自由流通，现
代公司不仅将失去其灵活性，而且其诸多功能也将化为乌有。
从中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公司法第36条也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非股东转让出资作了严格的限制：一是规定股东向非股东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否则视为同意转让。二是规定经公司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可见中国现行立法也赋予了公司同意条款和股东先买条款。但从上述规定来看，存在着以下缺陷：
（1）、对有利害关系的股东表决权未作限制，即没有规定股东回避制度，从而影响公司股东会表决结果的公正性，建议修改为“必须经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2）、欠缺公司或股东共同指定的第三人购买条款。从而可能导致反对转让出资的股东因无力购买而不得不放弃先购权，进而无法抵御恶意第三人的进入，影响公司的稳健经营。
（3）、由于没有规定股东作出同意的期限，容易造成其他股东拖延同意时间，使意欲转让的股东丧失最佳转让时机，因此，有必要增加同意期限的规定。
（4）、对股东优先购买权之行使是否应有时间限制？股东在较长时期内怠于行使这一权利是否导致其权利的放弃？中国公司法未明确规定。中国公司法应明确规定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和经过此法定期限而怠于行使权利将导致其优先权丧失。
（5）、中国公司法也没有规定公司可以以章程或股东决议等形式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建议允许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只要章程约定与法律规定不相抵触即可。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为了维护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还对某些特殊种类的股东持有的股份以及特殊情况下的股份转让作出了限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公司设立登记前，股份不得转让。在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前，股份认购人尚不具备股东地位，但毕竟已缴纳出资，换取了公司股份。由于公司此时尚未经法定程序审核，将来能否成立亦确定。如准许其股份转让，不仅难以防范恶意者取巧谋利，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也会干扰公司正常设立活动。
故中国公司法禁止公司成立前向股东交付股票。二是发起人股份转让的限制。中国公司法规定发起人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限制的目的在于强化发起人的责任，防止其投机钻营，利用发起人便利谋取投资人利益，不当地转嫁投资风险。三是对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限制。
为防止资本非法减少，维持公司资本之充实，公司法原则上均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四是董事、监事、经理人员所持股份在任职期间转让的限制。中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和经理应向公司申报其所有的公司股份，并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