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八王之乱是西晋时期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内乱。其历史背景应追溯到西晋开国时期。
西晋司马氏政权是依靠士族官僚的支持取得的，西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世家大族完全控制的大一统王朝，可以说，士族是西晋王朝维持统治的阶级基础。
因此，西晋在建国后所制定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都是围绕着保护士族利益和巩固自身专制统治为前提而展开的。如九品中正制是保证士族世代为官的政治特权，而荫亲属制则保证了士族的经济利益。之所以制定这些对士族优待的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取得士族对司马氏政权的有效支持。但晋武帝司马炎自己也认识到，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级，其强盛的阶级势力固然可以对巩固自己的统治有很大程度上的积极作用，但若是任由其势力不断扩大和膨胀，又会构成对司马氏政权的潜在威胁。晋武帝自己就是通过“禅代”而取得皇位的，自然清楚阶级势力过于强大的危机，他担心自己“禅代”的故事重演，再加上他认为曹魏政权不长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宗室藩屏的保障。
基于这些原因和考虑，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大封同宗子弟为王。泰始元年（265年），西晋建国之时，晋武帝分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为国；之后又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
咸宁二年（277年），晋武帝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级别可置不同数目的军，但各王无地方行政权。分类情况如下表：
晋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也有封地。公侯邑亦分三等。分类情况如下表：
西晋诸侯王的势力，主要来自他们的职务。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司马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司马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司马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司马冏，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司马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长沙王司马乂和东海王司马越任职朝廷。诸王有了行政权力，又有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如此一来，多位王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
晋武帝大封司马宗室子弟为王，其目的便是想造就一个能够藩屏帝室的皇族势力，用以对抗士族中的野心家，因此赋予了宗室王很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如裁撤州郡武备，并允许宗室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有自置军队的权利，允许宗室王出镇和允许宗室王参政等。尤其是允许宗室王出镇和允许宗室王参政这一点弊端最严重，因为一旦参与政务的宗室王利用自身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权与出镇的藩王相勾结，势必会破坏中央政府的正常运营机制和运行秩序，再加上有本王国自备军队作为的后防屏障，势必会引起整个局势的动荡。从这些地方来看，晋武帝在分封宗室王时，只是看到了宗室的力量，却没有重视宗室王的势力过于膨胀所造成的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给叛乱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起因
八王之乱发生的重要原因是晋武帝司马炎在安排继任者人选上的重大失误。他在立皇太子和选太子妃问题上的重大失误，造成了贾南风得以干政弄权，直接导致了八王之乱的爆发。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运转，主要靠两个因素：第一，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皇帝与宰相、地方长官、统兵大臣的关系。第二，拥有一个能够认真实行这一制度的统治集团，尤其重要的是，拥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二者缺一不可。
西晋初年，上述两个因素基本具备。西晋刚刚统一全国，晋武帝本人有统治才干，威望也比较高，所以能把至高无上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住政局的稳定。同时，当时土广人稀，土地问题不严重；晋王朝颁布了占田法、户调式，罢免了州郡兵，赋税徭役也不十分沉重，所以整个社会生产是向前发展的。如果晋武帝死后继位的皇帝不十分愚蠢，是个中人之才，或者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具有相当的威望与才干，能够基本上控制政局，八王之乱就没有可发生的合适环境。然而继位皇帝和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的情况远非如此。
晋武帝的继任者是晋惠帝司马衷。他是晋武帝杨皇后所生，上面有个同母哥哥司马轨早死，下面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267年）正月丁卯日，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九岁，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然其性鲁钝，世言更谓其为白痴。不少大臣从晋王朝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而主张废掉他，比较突出的是卫瓘与和峤。晋武帝对太子本亦有所忧虑，然其恐身后皇位落于他系，加上司马衷之子司马遹幼而聪敏，似有人君之资，武帝甚爱之。他为使爱孙日后得承帝位，乃不易储。然守器非才，皇权旁落，乱源已成。
关于导致八王之乱的原因，历史学界尚有争议。
王仲荦认为：八王之乱是由于“使诸王出专方面重镇所致”，“如武帝末年，用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都督荆州，淮南王允都督江、扬二州，汝南王亮出镇许昌。惠帝即位，用梁王肜、赵王伦、河间王颙先后镇关中，成都王颖镇邺。赵王伦擅政，用齐王冏镇许昌。……一切割据称雄与举兵向阙的事情，也均由此而起”。
何兹全认为：晋因惩魏氏孤立之敝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以致出来了八王之乱。可以这样说，士族门阀势力的恶性发展，为八王之乱的发生提供了政治基础；分封食邑制度，使宗王有了发展自己经济力量和集聚军事力量的根据地；宗王出镇使宗王都督掌握了相当大的军权，是他们敢于发动变乱的军事基础；晋武帝选嗣不当，给叛乱者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而引发八王之乱的直接因素则是贾后专政。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是开国元老贾充之女，大司马衷两岁，貌丑而凶狠，怀有政治野心，并且手段毒辣。晋武帝时，外戚贾氏和杨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晋武帝死后，晋惠帝无能力治理朝政，以致后来引起宗室、外戚争权夺利，贾南风得以专权。而贾南风推行的女性专制主义统治政策则成为八王之乱的直接导火索。
过程
八王之乱从开始到结束共历时十六年，但在这十六年中并不是每年都处于动乱之中。
这次动乱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元康元年（291）三月到六月，历时三个月；
第二阶段，从元康九年（299）到光熙元年（306），历时七年。
在这两个阶段的中间，有八年时间社会比较安定。
第一阶段
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是在贾南风的一手策划下，从元康元年（291年）三月楚王司马玮进京杀杨骏开始到六月司马玮被杀为止。三个月中，两个大臣杨骏、卫瓘被杀，两个藩王司马亮、司马玮丧命。
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重病之时下了诏书，存放在中书省，诏书中命汝南王司马亮及外戚杨骏共同辅政晋惠帝。
杨骏乃当时太后杨芷之父，但杨太后非司马衷生母，而为其生母武元皇后杨艳之堂妹，为晋武帝继后。杨骏惧怕失势，从中书省借出诏书，看后不归还。当时的中书监华廙恐惧，亲自向杨骏索取诏书，但杨骏始终不还。晋武帝病情加重时，杨后奏请让杨骏单独辅政，武帝点头默许。
四月，杨后召来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口宣帝旨作遗诏，让杨骏单独辅政。诏成后华廙、何劭二人拿给晋武帝看，帝视而无言，两日后驾崩于含章殿。武帝死后，司马亮恐怕杨骏要害他，逃亡许昌。杨骏一时位极人臣。
杨骏辅政时期，凡有诏令，晋惠帝过目后交于杨太后，然后直接下发执行。杨骏知晋惠帝皇后贾南风难以控制，为防贾南风碍其擅权，则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引起皇亲国戚及某些大臣的不满。杨骏的二位弟弟杨珧、杨济常对他的做法不以为然，劝其小心祸患，杨骏不纳。
贾南风为阻杨骏独揽政权，秘密派人与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楚王司马玮从荆州带兵进入洛阳。杨骏向来恐惧楚王司马玮，没有对此事加以阻止。
有了楚王司马玮的支持，贾皇后在元康元年（291年）三月设计让晋惠帝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洛阳全城戒严，要楚王司马玮领军保卫皇宫，围攻杨骏府第。
杨骏为人胆小懦弱，事件发生时谋而不决。司马玮率军火烧其府第，杨骏逃到府中马厩被杀。贾后又以晋惠帝名义下诏书，废除杨芷的皇太后之位，贬为平民，囚禁在洛阳郊外的金墉城。又诛灭杨骏三族，株连而死的共有数千人。至此，杨骏政治势力被消灭。
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由汝南王司马亮与元老大臣卫瓘共同执掌，楚王司马玮因杀杨骏有功被委任卫将军兼领北军中侯，贾皇后的亲戚也担任了要职。但各人之间还是勾心斗角。贾皇后对未能独揽大权也极为不满。当年六月，她又以晋惠帝名义下密诏使楚王司马玮杀了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
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后，他的友人岐盛劝其乘机扩大权力，司马玮犹豫不决。而贾南风认为司马玮的权力太大，想灭之。在杀了司马亮的第二天，她与晋惠帝用了张华的计谋，派中将军王宫到司马玮处宣布司马玮伪造手诏。司马玮的部下闻诏后多放下武器散去，司马玮束手就擒。过后，以司马玮伪造手诏害死司马亮、卫瓘的罪名，将其处死。其友人岐盛也被夷三族。
至此，朝政大权被贾皇后掌控，她的亲戚党羽，如其族兄贾模、内侄贾谧、堂舅郭彰这些亲党，多被委以重任。贾皇后还起用当时名士张华为司空，世族裴頠为尚书仆射，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
第二阶段
八王之乱的第二阶段是从元康九年（299年）开始到光熙元年（306年）结束。
这个阶段动乱规模比第一阶段更大，参与的宗室王更多，战争更加惨烈。贾南风掌权八年，社会比较平静。但她没有儿子，为了将来能当太后，又开始闹事。当时的太子司马遹乃才人谢玖所生，且与贾南风一向不和。元康九年（299年），贾南风欲除太子。她找人用酒把太子灌醉，然后让太子照抄一篇事先写好要晋惠帝退位的文章。太子由于太醉，有一大半未抄完。贾皇后又亲自模拟其笔迹补完，呈送给惠帝。晋惠帝看了太子手书，要处死太子。贾皇后要惠帝马上执行，但因张华劝阻，一直争论到傍晚仍未决定。贾皇后怕拖延下去对自己不利，于是先让晋惠帝下诏废除司马遹的太子地位，囚禁于洛阳郊外金墉城。
赵王司马伦当时是太子太傅，常讨好贾南风，一向为贾南风所信任，掌握了守卫皇宫的禁军。太子被废时司马伦与孙秀等人密谋要推翻贾皇后党羽。但孙秀害怕废太子司马遹聪明过人，若复位，将亲近贤人，孙秀等人必不受重用。孙秀更指出司马伦向来被认为是贾皇后一党，即使救了太子，太子也不会嘉赏他们，救太子是自取其祸。于是司马伦、孙秀等人决定先等一等，让贾南风先杀了太子再动手为太子报仇。
司马伦、孙秀劝贾南风一党尽早杀了太子，以断绝大家要复位太子的希望。不久，太子在金墉城被杀。司马伦、孙秀等人伪造晋惠帝的诏书，以杀太子的罪名，发兵收捕贾皇后及其党羽，废贾皇后为庶人，囚禁在建始殿。张华、裴頠等人当时被杀，很多官员都被罢免。贾南风后来被送到金墉城，司马伦又以伪诏书让贾南风喝下金屑酒而死。
事后司马伦伪造诏书自封相国，孙秀等人都被封大郡，握有兵权。司马伦一党掌握了朝政大权。永康二年（301年）正月，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为帝，晋惠帝被软禁于金墉城。
司马伦一党道德低下，缺乏治国能力，党羽之间勾心斗角，在政治上并无建树，因此司马伦称帝，人心不稳，随即引发了三王起义。在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联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乘机起兵讨伐司马伦。司马伦与孙秀兴兵反击，战败，死者近10万人。司马伦后来被囚禁于金墉城，也被赐金屑酒而死。至此，司马伦一党被消灭。
永康二年（301年）四月，司马冏在杀了司马伦后，迎接司马衷复位，改元永宁。司马冏担任大司马一职，主理朝政。司马颙、司马颖二王被封高爵，拥兵自重。但司马冏没有好好利用其兴复皇位之功的大名，独揽政权后不可一世，没有臣下之礼，俨然自己就是个皇帝，而且沉迷女色，政事荒废，结果又给其他有野心争权的藩王有了讨伐的借口。
当时翊军校尉李含携私到长安，矫称受密诏劝河间王司马颙除掉当朝的司马冏。太安元年（302年）底，司马颙经一番利害考量后答应，上表陈述司马冏的罪状，兴兵讨伐首都洛阳，声称当时驻军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为内应。司马冏得知消息，派遣其将董艾攻袭司马乂。司马乂连同其党羽百多人，乘车奔袭皇宫，以奉天子的名义攻打司马冏。司马冏战败被杀，其子被囚禁于金墉城。于是，司马冏的两千名党与都被夷灭了三族，司马乂独揽大权。
司马颙见朝政被司马乂独揽，心怀不满，于是多次派人刺杀司马乂，却都没有成功。太安二年（303年），司马颙令部将张方领兵7万与司马颖20多万大军起兵讨伐洛阳。晋惠帝下诏令司马乂为大都督，兴兵迎击。双方连续作战几个月，司马乂曾攻破司马颙、司马颖军，斩杀数万人。终因战事太久，司马乂军粮食缺乏，但将士们愿意效死，固守洛阳。司马颙的部将张方认为难以取胜，建议要班师回长安。
永兴元年（304年）初，在朝廷内任职司空的东海王司马越乘司马乂军疲惫，勾结一些禁军将领，夜里捕获司马乂，将其交给了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结果司马乂被火烤而死。
司马颖在朝野向来有威望，而且军事实力强，入洛阳后被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间王司马颙也官升太宰，东海王司马越为尚书令。司马颙上表认为司马颖应该成为皇位继承人，过后废除皇太子司马覃，以司马颖为皇太弟，丞相位置不变。
东海王司马越对成都王司马颖的专政非常不满，就云集10多万士兵带着晋惠帝进攻邺城讨伐司马颖。东安王司马繇劝司马颖投降。司马颖不听，派奋武将军石超率5万军队拒战，在荡阴击败司马越，并俘虏了晋惠帝。石超把晋惠帝送到邺城。司马颖改年号为建武，杀死司马繇。
司马越在兵败时先逃到下邳，当时的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不接纳他，司马越就逃回其封地东海（山东郯城北）。司马颖以同是宗室兄弟的名义，下令宽恕司马越，要招他回朝。司马越不应命。
司马越败后，其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王浚，杀死司马颖所置的幽州刺史和演。于是司马颖出兵讨伐司马腾。司马腾与王浚结合异族乌丸、羯朱等势力共同攻击司马颖。司马颖派遣新选的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人抵抗司马腾等人，被羯朱打败。
失败的消息传到邺城后，人心惶惶，官僚士兵相续逃跑。司马颖甚是恐慌，与几十个将军连同晋惠帝连夜逃到洛阳。羯朱的军队一路追赶司马颖等人到朝歌，不及而还。
洛阳由司马颙的部将张方控制，张方又挟持晋惠帝。司马颖到长安，司马颙废除司马颖的皇太弟之位，要司马颖离开回封地。司马颙自行选置百官，改秦州为定州。
司马颙又让晋惠帝下诏，要立远在东海的司马越为太傅，要司马越回朝与太宰司马颙共同辅政。但司马越不受。
永兴二年（305年），司马颙挟持晋惠帝，发诏要罢免司马越等人。司马越就打出“张方劫迁车驾，天下怨愤，欲奉迎大驾，还复旧都洛阳”的名义起兵。
司马越又派人游说司马颙，只要司马颙送帝还都，就与司马颙分陕而居。司马颙欲从之，但张方不同意。张方作出建议称其本身还拥有士兵十余万众，可以亲自送晋惠帝回洛阳宫中，以堵司马越之口。然后让司马颖回邺城掌权，司马颙可留守关中，而后张方出兵北伐博陵。这样一来，局势就比较稳定，天下再也没有帮助司马越者。司马颙不赞同张方的建议，命豫州刺史刘乔为镇东大将军，派遣司马颖率领楼褒、王阐等，据河桥以抗拒司马越。
司马越亲自率领3万士兵，西进到了萧县。刘乔派遣其儿子刘祐抗拒司马越，司马越军战败。这时范阳王司马虓派遣督护田徽以八百骑兵帮助司马越，在谯与刘祐相遇，一战之下，刘祐众溃，司马越进屯阳武。
消息传到长安，司马颙非常恐慌，于是命令张方的亲信将领郅辅夜里暗杀张方，然后派人把张方的头颅送到司马越军中，认为这可以平息祸乱。而后司马颙又后悔，怪罪郅辅杀张方，又杀了郅辅。然后派遣刁默守潼关。张方的死对司马颙更是不利，例如范阳王司马虓从官渡渡河，其司马刘琨把张方头颅给荥阳守将吕朗看，吕朗马上献出城池投降，又击破石超，攻占许昌，在萧县又大败刘乔，刘乔逃奔南阳。
司马越军中的鲜卑将领祁弘等后来攻破潼关进入关中，司马颙大为恐惧。又派遣马瞻、郭传等在灞水抗拒司马越军，马瞻军又战败，司马颙单骑出长安，逃到太白山。司马越军进入长安。鲜卑部队大掠长安，杀2万余人。
而在河桥的司马颖军方面，支持司马越的安北将军王浚派遣督护刘根率领三百骑兵至河上。王阐出战，被刘根所杀。司马颖要固守，范阳王司马虓就派出鲜卑的骑兵与平昌公司马模等袭河桥，楼褒军西逃，追兵一直追到新安，沿途死亡惨重。
司马越军进入长安后，封梁柳为镇西将军，守关中。光熙元年（306年），司马越率领诸侯及鲜卑将领许扶历、驹次宿等军队护送晋惠帝回到洛阳。晋惠帝下诏升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增封下邳、济阳二郡。范阳王司马虓也被封为司空。
晋惠帝又下令镇南将军刘弘、南中郎将刘陶搜捕司马颖。于是司马颖抛弃母亲及妻子，单独与两个儿子庐江王司马普及中都王司马廓逃到朝歌，途中集合了故将及士兵数百人，欲逃到邺城故将公师籓那里。到达顿丘县后，为太守冯嵩所抓获，并送到邺城交范阳王司马虓处置，司马虓只将司马颖父子囚禁，并不忍心将其加害。
一个多月后，司空、范阳王司马虓暴毙。司马虓的长史刘舆想到司马颖在邺城素有威望，担忧留下司马颖在邺将成为后患，就秘不发丧，且令人装扮台使，矫诏赐死司马颖。司马颖被看守他的人田徽缢死，时年二十八岁。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杀。
光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307年1月8日），晋惠帝司马衷突然死亡。有人说是被司马越毒死。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晋怀帝刚登基，就下诏书要以司马颙为司徒，让其回朝廷。司马颙不疑有他，就乘车上路。到新安雍谷时，被南阳王司马模所派遣的将领梁臣掐死在车内。他的三个儿子也被杀死。司马颙就此绝后。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结果
公元307年，晋怀帝改元永嘉，大赦囚犯，废除诛三族刑。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掌握了朝廷大权。至此，东海王司马越在八王之乱中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
评价
晋人孙惠曾评价道：“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评价说：“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
影响
古今历史地主阶级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进行的阶级斗争，用残酷、血腥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手足相争的例子比比皆是，联系到晋朝的司马氏，人们会立即想到八王之乱，似乎这些争权夺利的斗争仅仅是司马氏家族的内乱，实际上任何隐藏在这些家庭内争的背后，都是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争夺。八王中除了司马伦外，大都是品行优秀的人。
司马氏在八王之乱中的楚王、成都王、长沙王等都是代表了各个地区的地主阶级利益，他们很多都是年轻人，岁数不到三十岁，都是被各地的地主豪强胁迫卷入了各个政治集团的权力斗争，比如楚王是受部下牵连，本无意争夺权力，但是手下人与卫瓘有仇，利用宫廷矛盾陷害卫瓘，结果连累汝南王、楚王无辜遇害，楚王在百姓中很有声誉，但是他年轻没有政治经验，遇害后百姓甚至修庙纪念他。
赵王年迈昏庸，毫无主见，信任宠臣孙秀，利令智昏称帝篡位，军国大事也完全都被孙秀操纵，人们只知孙秀不知赵王。齐王反对赵王篡位，赵王被免为庶人幽禁。孙惠给齐王的上书中称他率领三百人起兵反对赵王，也许有些夸张，但是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规模，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小，这是因为在晋朝解除了天下武备，军队的规模不大，后来长沙王也是只率领百余人逃入皇宫，联合宫廷势力对抗齐王。所以当时的战乱造成的损失比较小，对人民的危害不大。
在反对赵王的战争中，代表河北地主阶级的成都王功高而不骄，获得了巨大的声望。齐王专权，擅自立清河王，偏向东部地主阶级利益，引起了代表西部权贵的河间王不满，上书要求齐王退位，齐王的部下拒绝王戎的意见，并要抓捕长沙王，长沙王王势力小，甚至比三百人要少，于是和原赵王的党羽，外戚羊玄之等联合对抗齐王，并在京城占优势地位，打败并逼死了齐王，从此羊玄之挟长沙王把持朝政。
晋惠帝的羊皇后是赵王、孙秀所立，在宫廷也很有势力，和贾后一样干预朝政，她的亲信陈轸曾经挟晋惠帝和百官攻打成都王，晋惠帝去世后，她要立清河王，被华混阻止，她后来还成为汉赵政权刘曜的皇后，依然干预朝政，表明她还是有很大政治势力的，也算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
羊玄之等人打击河间王、成都王势力，引发战乱，成都王联合旧日齐王的亲信陆机兄弟和河间王的部队讨伐羊玄之围攻洛阳，表明羊玄之依仗着羊皇后是在朝廷实际掌握权力的，城中饥困，东海王传记载，众将把长沙王囚禁起来，强迫东海王上奏罢免长沙王，后来又担心忠于长沙王的亲信劫狱，把长沙王送到张方那里，长沙王遇害，全军为之落泪。河间王上奏废羊皇后，罢免皇太子清河王，请立成都王为皇太弟。成都王虽然品德高尚，但是也是年轻幼稚，史书说他“行美而智昏”，只是由于对卢志信任重用，为人敦厚仁慈，所以深受天下的爱戴。
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后期主要表中部和西部地主阶级联合对抗北部和东部的地主阶级，只有南方的地主阶级没有卷入内乱，相对稳定，为后来地主阶级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打下基础。北方政治斗争的形式上是河间王和成都王联合，而东海王兄弟和范阳王、王浚联合的两大政治集团对抗。
在范阳王的集团中，刘舆、刘琨兄弟起主导作用，范阳王集团在河南与河间王的亲信刘乔交战，刘乔在讨伐的檄文中称“范阳王被刘舆兄弟挟持”，而且范阳王兵败退到河北的时候，也是刘琨劝说温羡把冀州刺史让给范阳王，并且由王浚向朝廷推举范阳王任职，并派八百鲜卑骑兵支援他，可见范阳王也是被豪强割据势力操纵的傀儡。在北方的宗室中，只有新蔡王司马腾势力最大，《魏书》载：他联合北方的鲜卑骑兵多次打败支持成都王的匈奴部队，迫使他们南下。
当时他的兄长东海王司马越是东部集团最杰出的政治家，他废除了三族的酷刑，他代表东部地区地主阶级利益，在他指挥下打败了中西部地主集团，控制了中央政权。但是由于晋惠帝和范阳王去世，京城政局动荡，关键是刘舆又杀害了成都王，引起忠于成都王的部队强烈反抗，就象成都王临死前问的，“吾死后，天下安乎不安乎？”以后他的旧部公师藩、汲桑、刘渊、石勒等，很多都打着为他报仇的旗号，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朝廷的战争，比如汲桑和石勒就载着成都王的神主作战，叩拜请命。
再加上蜀中平原的李氏的氐族武装，这些中西部集团的武装力量，后来建立了汉赵、成汉、石赵等政权，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最初代表了比较进步的、开明地主阶级，后来被少数民族中有割据野心的贵族利用。
东部的豪强势力中东海王是领袖，他的兄弟司马腾和司马模分别是邺城和长安的守将，但是他们在镇压成都王部队的同时，并没有团结中西部的地主豪强，刘渊南下后，造成了对洛阳首都的直接威胁，而此时新蔡王司马腾的盟友鲜卑远水难救近火，无力支援他们，司马腾在邺城被杀，固然有他不体恤部下的原因，主要是当地豪强和武装不支持他，同情成都王旧部，这是因为成都王在当地有很高声誉。以后东海王联合王浚、苟唏击杀公师藩、汲桑。
石勒逃到山西依附刘渊，但是没有受到重用，否则也不会冒险自己招降了两支队伍，一路南下打到南阳和荆州，而北部的王浚割据自立，不积极救援洛阳，东海王南下许昌追剿石勒，不久东海王和苟唏发生矛盾，在东海王病逝后，苟唏只是南下进攻东海王部队，进行内讧，刘曜、王弥的部队乘机进攻洛阳，并让王弥的弟弟王璋联合石勒去进攻苟唏。
《晋书》石勒转记载他屠杀东海王旧部不真实，石勒对王如的人马都忌惮，在江夏时死于瘟疫、兵败的士兵占大半，是被迫放弃渡江计划北返的，根本无力打败东海王的部队，他北返的行军方向是西北，攻占南顿、许昌、阳翟，驻扎在阳翟（今河南禹县），他也没有参与进攻洛阳，而是和王璋去进攻徐兖。洛阳失陷不久，长安也被攻占，南阳王司马模被害，随后苟唏也兵败被擒，晋朝的东部集团遭到失败，大部分南迁到江南。
原成都王的旧部控制了中东部，石勒袭杀了东部的割据势力王弥，控制了东部，刘聪占领了中部，他们打败的东部北部地主豪强在失败后，一度收复的西部关中地区，后来也被刘曜占领。刘渊、石勒建立的政权主要依靠的地主豪强，他们大都忠于晋朝，尽管联合少数民族部队对抗敌对的集团，但战争结束后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加剧。
刘聪控制的地区不大，只有四十三万户，二十万落，但是军事力量在解除军备的晋朝中占优势地位。由于绝大部分官僚百姓都忠于晋朝，刘聪集团又实行了一系列暴政，残害晋朝皇室，引起广大晋人的仇视，他们不久就推翻了匈奴政权，靳准顺应民意，向晋朝称藩，称天王，石勒趁机占领了中部地区，刘曜在西部改国号抛弃了汉旧号，与石勒关系恶化。
石勒吸取刘聪的教训，在建立政权体制上采取谨慎态度，在攻占幽州平定王浚后，他重用了晋臣裴宪和王波，让他们制订政权体制，这两个人都是忠于晋朝的，他们帮助石勒建立藩王的体制，在统一北方后又按照靳准称晋藩天王的体制，石勒称天王。他的政权中的裴宪，后官至司徒、太傅；石朴，官至司空；卢谌，官至中书监；王波，官至尚书仆射，他们都是忠于晋朝，石勒为了联合笼络他们代表的广大汉族官僚，采用了晋藩的体制，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
北方自八王之乱开始的动荡、战乱暂时平息，人民得到短暂的休养生息。“八王之乱”是古代史学家对西晋末期动乱的定义，尽管当时由于晋朝解除天下武备，规模不大，比如罢免杨骏的政变，总共诛赏三百人，汝南王、卫瓘、楚王被杀时，也不是大规模战争，讨伐赵王伦、孙秀的战争中，尽管史书说仅杀害十万人，但是主要进行作战的是成都王的部队，在决战的地方黄桥共约八千人战死，总的伤亡人数不会超过十万。
齐王被害时总共有两千人死亡，讨伐羊玄之的战争，史书说前后斩获成都王部队六七万人，直到以后陈轸奉帝攻邺，以后的东海王西征，军队都是最高十万多人，如果排除双方虚张声势，史书的夸张因素，这些战争的规模不会很大。
晋朝诸侯的武装不多，进行战争中往往还有很多志愿的民兵参加，具体人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准确的记载，比如齐王、长沙王亲信部队只有不到千人；而刘琨、田徽只带着八百鲜卑骑兵就支援东海王，打败了刘乔；王浚遣刘根带领三百人，进攻成都王部队，在河桥打败王阐，刘琨后来给石勒的信中说石勒如果有五千骑兵就可以横行天下，这固然是赞誉之辞，但是也反映了当时的战争规模不是很大，直到后来桓温北伐也只是率领五万人，这都是晋朝统一后解除天下武备造成的后遗症。
即使如此，当时建立的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大都向晋朝称藩，或在形式上同东晋保持友好。
当时的汉族百姓无论是自称，还是少数民族对他们的称呼都依然为晋人，那些少数民族有的自称国人，而晋人中包括广大官僚在内大都还奉晋朝为正朔，比如前秦的王猛、夏国的王买德等，当时晋人对少数民族贵族的称号十分敏感，因此他们视少数民族贵族称帝为叛逆，比如石勒称晋藩天王，他一度和晋朝保持友好，始终没有称帝激怒自己政权的晋人。
但是石虎即位后，他首先称居摄天王，两年多后即位为真天王，但是直到他即位十多年后的永和五年才称皇帝，立即引发了民族冲突，石虎因惊吓恐惧不久就死了，石赵政权很快就瓦解。前秦政权也类似，苻坚即位后，他听从王猛等忠于晋朝的晋人建议，去除帝号，改称晋藩天王，在政治上笼络晋人，并施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所以统一了北方，但是他不听从王猛晋朝是正朔，不要进攻东晋的告诫，结果也迅速失败。
后秦的姚兴开始也称帝，后来也降帝号为王，并且和东晋友好，割让十二郡给东晋，鲜卑族的代国长期使用晋朝的封号，后来似乎也有一段时间称天王，直到占领中山、魏郡后才改国号为“魏”。燕国的慕容氏祖辈长期称晋藩，直到后来入主中原，以为很快会一统天下，看到苻健称帝，所以也跟着称帝，结果原来向他们臣服的很多晋臣倒戈，后来慕容氏退回辽东后，慕容盛也改称天王，其后的高云、冯跋等都称天王。
在河西的八国中，向晋称臣的有前凉、北凉、西凉、西秦、仇池，另外吐谷浑向西秦称臣，间接从属于晋朝，后凉吕光按照晋藩天王建立政权，南凉也没有与晋朝敌对，而且后来因为不信任晋人导致首都失陷，遭到失败。不能用“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这些封建史观来认识两晋南北朝历史，还是要从阶级背景和民族背景分析当时的历史，要从政治、经济的力量对比来认识当时的社会变迁。
相关舆论
综观古今，统治阶级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进行的阶级斗争，用残酷、血腥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手足相争，联系到昙花一现的西晋帝国，很多人会立即想到八王之乱。
说起“窝里斗”，在中国历史上，大概还没有能比得上西晋初年的“八王之乱”那么正宗且波澜壮阔的了。“八王”按出场顺序排列为：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其中，汝南王和赵王分别是司马懿的第四子、第九子；河间王和东海王分别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和司马馗的孙子；楚王、长沙王和成都王分别是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的第五子、第六子和第十六子。
由此看来，这“八王”之间的亲戚关系还真不算远。既然都是自家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能协商解决呢？说起来，他们也算是“协商”过了，只不过用的工具不是语言，而是刀枪。
这场“窝里斗”的祸首，是傻皇帝的正宫娘娘贾南风。晋武帝死，傻太子司马衷即位，朝廷大权把持在太后之父杨骏手中。贾娘娘不甘心，经内外串联、上下点火，终于诬陷杨骏“为乱”，将杨氏亲党一网打尽。
不过，贾后空忙了一场，毛也没得着－－取代杨骏执政的是汝南王和太保卫瓘。她忍了几个月，竟诬陷二执政有“废立之谋”，让楚王在夜里带兵围了二人的府第，杀之，然后又以“矫诏”的罪名杀了楚王。
黑短粗胖其貌不扬的贾后一石三鸟，终于揽大权于一身。如果她稍知收敛，也许结局就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了，但她正相反：刚愎专权，淫虐日甚。这还不算，先是废了太子司马遹，继而斩草除根。这就等于向窥伺在旁的赵王扬起了使之亢奋的“红布”。结果，贾氏亲党被一网打尽。后来，贾娘娘被赐了一杯金屑酒，也呜呼哀哉了。
赵王执政八个月，似乎不大过瘾，干脆一把抢过御玺篡了位。赵王眼睛不好，人称“瞎儿”。“瞎儿”夺了“傻儿”的皇位，激起众怒。过了两个月，镇守许昌的齐王起兵，成都王、河间王也一前一后地响应。三个晚辈和长辈打了两个多月，双方战死近十万人，最后以“瞎儿”失败被赐死告终。代之而起的齐王命运不济，执政仅半年，又被长沙王攻杀；受齐王株连被处死的近二千余人。
司马氏个个不含糊，杀人似砍瓜切菜般顺手，好象脑袋剁下来还能长出一个来。这些“王”们无一例外抢的是中央政府。但是把人都杀光了，还统治谁呢？在这方面，“八王”们实在不如匈奴首领刘渊有远见。刘渊手下大将刘景攻克晋国的城池，把男女三万多口淹死于黄河之中。刘渊得报怒道：“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细民何罪！”于是降了刘景的职。（《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八王”视“细民”如草芥，怎么能有好结果？
太安二年（303年）八月，河间王、成都王联兵进攻执政的长沙王。第二年五月，东海王发动政变囚长沙王，向对方讲和。长沙王落在河间王的部下、杀人魔王张方的手中，被“炙而杀之”。
就在司马诸王大打出手如火如荼之际，别人也没有闲着。匈奴左贤王刘宣等私议：“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
”（《晋书·载记第一》）很不幸的是，存有这种心思的并非刘宣一人：元康六年（296年）八月，秦（今甘肃天水、秦安一带）、雍（今陕西关中及甘肃东部）的氐、羌推氐帅齐万年为“皇帝”；永康二年（301年），散骑常侍张轨求为凉州刺史，“阴有保据河西之志”，而自316年晋愍帝降汉国、西晋亡后，当时的前凉势力统治者张寔保剧凉州河西之地，虽向晋王司马保、东晋称臣（正式册封要迟至东晋咸和八年），但其半独立的态势、实际割据凉州的野心立场不容否定；太安二年（303年）正月，蛮人张昌据江夏（今湖北安陆）拥立丘沈（后改名刘尼）为天子，建国号“汉”。
永兴元年（304年），氐人李雄在成都称王，建国号为“成”，并于两年后称帝；也是在这一年，匈奴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称汉王，国号为“汉”，并于308年称帝；永兴二年（305年），右将军陈敏据江东叛，自称楚王。此外，后来建立“前赵”的匈奴人刘曜、建立“后赵”的羯人石勒、开“前燕”之基的鲜卑人慕容皝等，都经过这场战乱的锻炼，不断成长壮大起来。
相关书籍
《“八王之乱”丛稿》、《宗藩帐下落日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