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特征
原始性
伞头秧歌是古代腊日帷祭活动、春社活动、以及汉代兴盛起来的元宵节活动的复合,是原始宗教仪式在民间的遗存。
全民性
的最初功能是向神灵祈福和驱鬼逐邪,歌舞的目的是娱神祈丰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秧歌的娱神功能愈来愈淡化,借娱神以娱人的目的愈来愈明显,渐渐演化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歌舞活动。
秧歌队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充分体现出伞头秧歌的全民性。
狂欢性
闹秧歌是狂欢情绪的肝肠淋漓的宣泄,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显露和释放,是对平常日子按部就班的规范性生活的临时突破,是黄土高原上盛大的狂欢节日。
艺术性
伞头秧歌是一种大型的民间歌舞活动,小则百八十人,多则数百人在伞头的带领指挥下,各自施展自己歌、舞、吹、奏才能且井然有序,是群众性歌舞活动的艺术大展示。
这种艺术性,一是指组织工作的艺术性,二是指表演的艺术性,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的集体艺术性。
表演形式
伞头秧歌的表演主要是扭和唱两个方面,特点是扭时不唱,唱时不扭,扭唱结合,交替进行。扭秧歌主要集中在“过街”、“掏场子”和“小会子”在场内的表演三个方面。
唱秧歌主要是伞头的事。伞头肩负着指挥全局,调动情绪,编派节目,评论演出以及秧歌队与外界交往、答谢、祝贺等一系列职责,而这一切都得通过唱秧歌来进行。
队伍
伞头秧歌的内容丰富广泛,形式活泼多样,气势粗狂豪放,规模宏伟壮观。一支秧歌队(俗称一班秧歌),除了乐队和仪仗队外,其余皆扮各种角色。
大致顺序为:①仪仗队;②乐队;③龙舞;④伞头,即手执花伞的秧歌艺人,是秧歌队的头领;⑤架鼓子;⑥小会子,即民间小演唱;⑦杂会子,即传统折子戏;⑧民间传统舞蹈;⑨旱船,也叫“水船”;⑩狮子舞收尾,至少是一对狮子。
上述这些众多的民间歌舞艺术串在一起,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游行队伍,犹如一条翻滚前进的彩色巨龙,又像奔腾不息的黄河之水,这恰好是华夏民族文化的象征。因此也可以说伞头秧歌是黄河文化的典型代表。
唱词
伞头秧歌的唱词通称为秧歌,是伞头秧歌这一民间歌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不同于一般四句体的民歌,又与戏剧性质的秧歌唱词有着本质的区别。
是民间口头文学中稀有的艺术品类,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泥土气息和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归纳如下:
即兴编词的演唱特点
即兴编唱是伞头秧歌最显著的特点。几乎所有的秧歌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气氛中产生的,一首好的秧歌唱词更是如此。
歌手们或触景以生情,或遇事而有感,或因人而议论,或互问互答,绝没有毫无对象的无病呻吟之作。
灵活多变的格律结构
伞头秧歌的唱词一般为四句一首,可以独立存在,一首秧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大致可分为七字句、十字句、九字句、十二字句四种格律结构。
一首好的秧歌,不管采用哪种格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立意要深刻,结构要完整,布局要合理,结尾要巧妙。
通俗明快的语言艺术
伞头秧歌所使用的语言,基本是以方言为基础,其主要特点是通俗明快,自然流畅,雅俗共赏。
伞头秧歌语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既不同于书面文学语言,又不是原始的口头语言,而是经过加工、提炼、修饰之后的口头文学语言。
此外伞头秧歌还调动了几乎所有的修辞手法,来增加它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和谐独特的地方音韵
至目前为止,伞头秧歌基本上是按方言的发音吐字来演唱。伞头秧歌的唱词统一都押脚韵,即每句末尾一个字要求合辙押韵。四句同韵是伞头秧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
有许多名家的秧歌还特别讲究四句用同一声调,即同声同韵的特色。演唱起来音韵更为和谐,从而增强了秧歌的艺术感染力。
秧歌和阳歌
秧歌,说文解释:“秧,从禾,若秧穰也。”唐代高适曾有诗句:“溪水堪垂钓,江田耐插秧。”(见《高常侍》)。
又据《帝乡纪略》载:“泗州......插秧之时,远乡男女,击鼓互歌,颇为混俗。”这一击鼓互歌的习俗,唐宋时称“三杖”,明清时称“三棒鼓”。
《留青日札》里解释说:“吴越间妇女用三棒击鼓,江壮凤阳男子尤善,即唐三杖鼓也。”南宋郑樵也曾作《插秧歌》:“漠漠兮水田,袅袅兮轻烟。
布谷啼兮人比肩,纵横兮陌阡。”这些大约是“秧歌”一词的最旱文字记载吧。上述文字记载说明,在我国江南,古代劳动人民在插秧季节,有一种男女互相击鼓对唱的习俗,这实际上是产生于插秧劳动中的田歌。
因此秧歌也叫“田歌”、“田植歌”、“秧戏”、“作业歌”等等,故秧歌为插秧之歌。
阳歌,顾名思义,应为阳春之歌,完全不同于秧歌。阳者,温也。
阳气始于亥,生于子,农历十月为建亥月,故十月又称阳月。俗语云:“冬至亦阳生,夏至亦阴生。”即冬至之后,日照时间一天天增长,阳气一天天旺盛。
而夏至之后情形恰恰相反。诗小雅“采薇”有“岁亦阳止”句。十月阳初,到春节期间已当阳春季节。民间在除旧迎新之时,陈酒食,祭诸神,载歌载舞,喜庆丰收。
并祈求保佑来年风调雨顺,四季平安。所唱之歌便称为“阳歌”或“春歌”。即阳春季节演唱的歌。
秧歌和阳歌本是截然不同的两大民间艺术体系,但解放以来,见诸报刊书籍的文字,统统称作“秧歌”。
匡扶同志在他的“秧歌小考”(见《民间文学论文选》199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文中作了这样的结论:“秧歌是中国农民在从事集体的农作劳动中,为了统一动作,减轻疲劳,增加速率而集体创作出来的。
又说:“秧歌流行的区域是极广泛的,也可以说是全国范围流行的。”匡扶同志的这一结论,如果是单指江南插秧季节的“田歌”,大约是无可非议的。
如果把全国各地的众多阳歌(也称秧歌)一起囊括在内,显然是不妥的,至少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动的秧歌(实为阳歌)不可一概而论。
我国北方的许多秧歌,从演唱内容到表演形式、活动季节、演出习俗均与插秧劳动毫无干系。
这些地方也极少有插秧劳动,又何以产生与插秧劳动密切相关的秧歌呢?因此产生并至今广泛流传在我国北方的众多秧歌,实际应为“阳歌”。
郭丕汉(伞头秧歌研究家)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查阅过一些县志中有关秧歌章节的记载,发现有不少地方就把春节期间的社火活动称作“阳歌”。
如陕西《葭州志》(民国二十二年版)风俗篇载:“元宵张灯火,放花炮,具酒肉,歌声四起......是夜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曰唱阳歌。”
又据河曲县志载:“是元前后三日......热石碳于门首,谓之火龙,取其明也。插灯数百只,排列其阵图,谓之灯游会也。锣鼓喧闹,歌舞于市,唱凤阳歌也。”
又据陕西《米脂县志.风俗本》载:“春节闹社火,俗名闹秧歌。(又名阳歌,言时交阳春歌以乐)。”
上述文献中记载的“阳歌”、“春词”恰与临县民间传统的称谓:“闹阳歌”、“闹春歌”作了互相映证。“阳”与“春”乃一脉相承,而“秧”与“春”便风马牛不相及了。
又据白云观老道士张明贵介绍:道教的祭祀活动中,举行一种超度亡灵的仪式,目的是让死者少受地狱之苦。其中所唱“绕灵”、“扬帆”、“十方礼游莲”等曲统称为“阴歌”。
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是神为阳,鬼为阴。人间为阳间,地府为阴间。既然祭祀地府和娱鬼的歌为阴歌,那么祭神和娱人的歌就一定是阳歌了。
综上所说,至今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众多社火秧歌,(除极少数外)实为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动的“阳歌”,“伞头秧歌”亦应为“伞头阳歌”。
那么长期以来何以将阳歌写作秧歌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是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北交往日趋频繁,南方的秧歌艺术也伴随着商业活动传入北方。
如著名的晋中“祁太秧歌”就是清朝初年由商人从安徽传带来的“凤阳花鼓”,后被当地民间艺术吸收、溶化,发展演变成为当地的一种民间社火活动。
后来又搬上舞台,形成现今的戏曲艺术,但习惯上仍叫“秧歌”。秧歌与阳歌这两种不同艺术长期并存,互相融合,便有了混为一谈的可能。
二是阳与秧读音相同,也很容易混淆。当然说北方秧歌应为阳歌,并非要重新正名,但作为学术研究却是必须弄清楚的。否则可能因名不正而导致言不顺,使人无法理解。
闹社火
社为土地之神,社火是祭祀土神之火。祭社是我国十二腊祭的一种遗俗。古代社火之日,乡民举行迎神赛会,以鼓乐、仪杖、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
王明清《挥尘前录》卷四中载:“李定文亦奇,欲予赛神会。”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赛神中介绍“赛社”(即社火):“农事毕,陈酒食以祭田神,相与饮酒作乐。”
宋代范成大《石湖集》二三卷“上元纪关中节物”中有诗句:“颠狂社舞呈”,并注云:“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
上述我国古代这种迎神赛会的社火活动,至今在伞头秧歌中仍有明显的痕迹。首先是当地民间一直把闹秧歌也称作“闹社会”、“闹社火”、“闹红火”、“闹会子”等等。
这里所说的“社”与“会”,显然同我国古代的“赛社”与“赛会”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在活动时间上,伞头秧歌都集中在春节期间,这正是一年农事完毕之后,人们一面欢庆丰收,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此外在活动形式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据《临县志》(清康熙五十七年版)风俗志载:“元宵,张灯结彩,献戏,赛毕,各坊社醵金合脯,谓之破盘。”
这里所说的“醵金合脯”,就是文艺演出结束之后,各社措钱大家一起吃喝一顿。这一习俗至今尚存,恰与古代的“相与饮酒作乐”吻合。又据《临县志》(民国六年版)艺文志中刘如兰的一首“竹枝词”:
秧歌队队演村农,
花鼓斑衣一路行,
东社穿来西社去,
入门先唱喜重重。
末尾注云:“新春田家多扮秧歌相互为乐。”这首竹枝词比较准确地记录了伞头秧歌在民国初年的表演形式、演唱内容、活动时间和演出习俗。
“秧歌队队”,说明闹秧歌的地方很多,“花鼓斑衣”指秧歌队的装扮,同时也道出了相互交流的活动形式和入门先唱祝福贺喜之词的习俗。
这正好和现今的伞头秧歌以及山西众多社火秧歌的活动形式相一致。其中“东社穿来西社去”又与我国古代迎神赛会时“周游街巷”的习俗相同。
从活动内容上分析,祭神拜庙一直是伞头秧歌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虽经多次破除迷信运动,但在民间这一习俗仍然流传不止。
秧歌出场的第一天,必须由社主或纠首领上秧歌队,端着水酒、祭品到村外祭祀风神、雨神、田神、谷神、河神等等,并拜谒大大小小的庙宇。
行祭时所有人员一起跪拜,社主焚香献酒,伞头跪唱祭祀秧歌。内容多为祈求神灵保佑五谷丰收,人口平安。郭丕汉先生在民间采访时,曾收集到不少这类秧歌唱词,现选录几首于下:
拜风神
风神爷爷显一显灵,
行雨离不开你铺云,
你老家掩住半扇扇门,
千万不要叫起黄尘。
拜观音庙
锣鼓打得将军令,
观音老母在上听,
你老给咱多显灵,
保佑全村都安宁。
从以上两首秧歌,我们可以看出它有着浓厚的祭祀遗俗。此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伞头秧歌“祭瘟神”的习俗,它与我国古代傩舞又有极为相似之处。
据《吕氏春秋.季冬》载有“命有司大傩”句,高诱注释:“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
《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曰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百二十人为伥子,皆赤帻皂制,执火,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
十二兽有衣毛角,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者三过,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水中。这种驱邪逐疫的歌舞活动,开始只在宫庭里举行,到春秋时已遍及乡村。
《论语.乡党》篇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指孔子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观看乡村的傩舞。
到目前为止,一些偏远山区,闹秧歌必先祭瘟,然后是跑院禳瘟,秧歌结束时(一般都是日落之后),还要举行送瘟仪式。即由社家事先制作一条小船,多为高粱杆扎成,并糊上色纸。
讲究的地方用木头制成,船上设置灯和一纸人,象征瘟神,或者只写个瘟神的牌位。由秧歌队护送至河边,人们焚香叩拜之后,伞头唱一首送别秧歌,当即将纸船(或木船)放入水中漂走。
送瘟之后秧歌活动便告结束。返回村时偃旗息鼓,大家谁也不再说话。
此俗凡在黄河边上的村庄,都将瘟神送入黄河。离黄河远的山村,则用一只大红公鸡代替纸船发送瘟神,行至最高的山顶上将公鸡朝沟里放飞。
伞头秧歌这种“送瘟”遗俗,与古代傩舞的“逐疫”如此之相似,这不能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到这里我们可以说,伞头秧歌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艺术,它起源于我国古代的祭祀活动。
非遗信息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临县伞头秧歌艺术协会获得伞头秧歌(临县伞头秧歌)项目保护单位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