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試館
說起各地方開始在北京設立會館,應該是在明朝早期。朱元璋定國安邦後,中國的發展進入了又一個鼎盛時期,南方的工商業得到了飛快的發展。人們有了錢,生活溫飽後,倡導讀書。因為明清兩朝施行“科舉”制度,所以當時的學風極盛。明成祖遷都北京後,于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恢複科舉考試,受科舉制度的吸引,各地方學子紛紛捧書苦讀,以圖功名。每年考試之間,成百上千的各地舉子紛紛來到京城。他們大多家境一般,有的還很貧寒,又加路途遙遠,人地生疏,鄉音難改,在租住客店和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上,常受一些店家的欺淩,舉子們迫切希望這些問題能有人幫助解決。随着這些問題出現得越來越多,得到了先期來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當地人的重視。出于同鄉友情,他們相互邀請,籌措資金,購置房産,供來京的舉子和其他來京謀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會館由此而生。因為主要是為接待舉子來京考試而為,所以這些會館也叫“試館”。會館行館
北京作為明、清兩朝全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尤其是在這兩朝資本經濟得到鼎盛發展,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也開始在京設立會館,由于他們開辦的會館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行業的制約,也形成行業壟斷,所以這類會館又稱之為“行館”。那時一般的會館除去主要房産外,還有許多附加财産(包括興建的學堂和一些社會慈善事業)。當然,這主要與他們的捐資人在京做官、做生意的大小、多少、貧富有重要的關系了。最興旺時,京城有各地會館,不計大小共四百餘所。從空間布局的角度來看,在最興旺的清代時期會館主要聚集在外城,且相對聚集在外城西部,即原宣武區所在區域;外城東部(原崇文區所在地)也有會館分布,但數量上不如西部密集,後期多為商業會館,與西部官員、人文聚集的“試館”從區域氛圍到會館性質上均有差别。
行業工會
到了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科舉制度被廢除,各地在京的官吏及家人、商人、學生,繼續使用會館,他們為維護自身利益,打擊排擠政敵;協調工商業務、應對同行競争;聯絡同鄉感情、抒懷政治見解。當然也有暫借一隅之地小住一時的鄉親和故人,來此或集會、或宴請、或祭祀鄉賢、或照顧鄉民、或聯絡鄉誼。總之會館的使用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從而發展成為一種“同鄉會”和“行業工會”性質的場所了。
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就和會館有着密切關系。當時的著名人士康有為住在米市胡同南海會館内,譚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陽會館内。康有為在會館撰寫《上清帝書》,成立“強學會”(會址在安徽會館内),創辦《中外紀聞》。甲午戰争後,再撰《上清帝第二書》,促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诏”進行變法。譚嗣同亦在會館内撰寫詩文和信,與朋友志士抒談維新。光緒下決心變法後,召見譚嗣同,賞其四品卿銜,命其為軍機章京。但由于變法維新觸動了很多既得利益者,隻一百零三天便遭失敗。後黨的爪牙在南海會館捕走了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在浏陽會館捕走了一代志士譚嗣同。并于七天之後與另外四人林旭、劉光第、楊深秀、楊銳一同殺害于近在咫尺的菜市口。
随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會館逐漸衰敗了,以緻到了今天,除少數會館還保存得不錯外,其他大多已經成為居民大雜院。
會館文化
會館是舊時代科舉制度和工商業活動的産物,是北京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明清兩朝定都北京,每三年在京進行一次科考會試,至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科舉考試廢止,先後在京舉行會試201科,全國各地進京應試的舉子達130多萬人次。每科應試的人數有六七千人,再加上一些随行的人員,多至上萬。為方便這些人的食宿,于是,各省及有些府縣紛紛在京設立了會館,專門接待本鄉本土的舉子。另外,工商各行業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協調關系,聯絡感情,也建立了一些行業會館。因此,北京就成為全國會館最多的城市,據1949年的統計,全市有會館550餘座。
在京作用
會館是各省在京各界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動的中心,留下了許多名人的足迹。1912年8月,孫中山先生北上來到北京,京城各界人士在虎坊橋湖廣會館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湖廣會館還留下了張居正、紀曉岚、曾國藩、梁啟超、章太炎及梨園泰鬥譚鑫培、餘叔岩、梅蘭芳的足迹。1912年5月,魯迅先生來京後,即住進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達8年之久,在這裡寫下了《狂人日記》、《孔乙己》和《藥》等許多不朽之作。1920年2月,毛澤東來北京後曾居住于爛缦胡同的湖南會館,在會館的戲樓裡召開了“湖南各界驅逐軍閥張敬堯大會”。如今,這些會館都成為文物保護單位。
明清作用
明朝至清中葉,北京公開演戲的場所很少,大部分戲劇的演出是在會館的戲樓裡舉行,所以,較大的會館都建有戲樓。保留下來的湖廣會館大戲樓、銀号會館的正乙祠戲樓、平陽會館戲樓和湖南會館戲樓等,都是難得的北京戲劇活動的曆史見證。
清初,北京誕生了兩部不朽的劇作:一是洪升的《長生殿》;一是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1645—1704),字昉思,浙江錢塘人。他一生坎坷,命運多舛,卻極富才華,詩詞、戲劇皆精。《長生殿》是他根據唐明皇和楊貴妃的傳奇愛情故事,曆時八年,數易其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的。《長生殿》曾在虎坊橋的孫公園即後來的安徽會館戲樓演出,轟動一時,“聖祖稱善”、“傳唱甚盛”。可後來在官場鬥争中成了犧牲品,落了個“大不敬”的罪名,不僅洪升被下獄,而且還株連了他的不少友人跟着倒黴。兩年後的1700年,孔尚任的《桃花扇》在菜市口繩匠胡同(後改為丞相胡同)的安徽休甯會館碧山堂戲樓演出後,命運和《長生殿》差不多,經曆了一番大起大落,孔尚任糊裡糊塗地被罷官回山東老家去了。可他們的這兩部劇作,三百年來經演不衰,傳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