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内容
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的職工晚婚的，除享受國家規定的婚假外，增加獎勵假7天。晚育的女職工，除享受國家規定的産假外，增加獎勵假30天，獎勵假也可以由男方享受，休假期間不得降低其基本工資或者解除勞動合同；不休獎勵假的，按照女方一個月基本工資的标準給予獎勵。個體工商戶的雇工晚婚、晚育的，由雇主按照本條前款規定獎勵。農村居民、城鎮無業居民和個體工商戶晚婚、晚育的，由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給予适當獎勵。
一對夫妻生育（包括依法收養）一個子女後不再生育，其子女在十八周歲以内的，由夫妻雙方申請，經所在單位核實（沒有單位的和農村居民，經戶籍所在地居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核
實），由女方戶籍所在地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發給《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憑證享受以下獎勵和優待：
（一）每月發給10元獨生子女父母獎勵費，獎勵費自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之月起發至其獨生子女滿十八周歲止；
（二）女職工除享受本條例第二十條規定的休假外，經所在單位批準，可以再增加産假三個月，但減免三年獨生子女父母獎勵費；
（三）獨生子女的托幼管理費和十八周歲之前的醫藥費，由夫妻雙方所在單位依照有關規定報銷；
（四）獨生子女父母，女方年滿五十五周歲，男方年滿六十周歲的，每人享受不少于1000元的一次性獎勵；
（五）農村在推行養老保險制度時，應當為獨生子女父母優先辦理養老保險。農村安排宅基地，對獨生子女父母應當給予優先和照顧；
（六）鄉鎮人民政府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扶持獨生子女家庭發展生産。
第一胎生育雙胞或者多胞的夫妻，不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憑女方戶籍所在地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出具的證明，享受前款第（四）項規定以外的獎勵和優待，但隻享受一份獨生子女獎勵待遇。對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不落實本條例規定的計劃生育獎勵和優待政策，有關當事人可以向計劃生育行政部門舉報；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應當督促落實，并對當事人維護合法權益予以支持。
政策來曆
在1980年，新華社公布了宋健等人作出的對中國人口發展進程的百年預報：如果中國按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那麼2000年中國人口要過14億，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40億。如果今後平均每位婦女生兩個孩子，那麼到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20億後，才能停止增長。這一消息發布後，引起很大震動，一些人甚至産生了恐慌心理。當時王震親自接見宋鍵，着急地問如何把中國人口降成3或4億。同時一度有人主張“中國人口應立即宜取負數發展”，建議采取一切措施，盡快進入人口的負增長；要實行鼓勵自願不育戶和獨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開展一個“無嬰年”，等等。由于主管者患有“人口恐怖症”，“一胎化”的出台在缺乏專家嚴密論證的情況下，迅速出台。
1980年9月召開的五屆中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确立了20世紀末将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内的奮鬥目标，而這樣的奮鬥目标又是同人均一千美元的追求相聯系的。中國當時認為：人口每增加一點，都是對“四個現代化”的沖擊，以緻于得出結論：“唯一的出路就是少生”。定下了這樣一個“宏偉目标”之後，中國的人口政策在1980年驟然收緊，即從“晚、稀、少”迅速轉變為“一胎化”。其标志是1980年9月發表的《中共中央關于控制中國人口增長問題緻全體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其主要内容就是“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公開信》是“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但後來全部成了強制。為盡快達成人口負增長，甚至各級官員規定了指标，80年代山東有個縣的指标完成不好，省常委專門派人坐陣該縣，将該縣當年的胎全部打掉。
問題缺陷
從實施效果來看，“一胎化”政策在實施以前，并沒有經過嚴謹的論證，嚴重低估了迫使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代價。例如，當時估計老齡化現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後才會出現，即2020年才會出現老齡化現象；事實則不然，國家統計局在1999年10月已經宣布中國進入了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另外一個沒有充分估計到的影響是出生嬰兒性别比的持續偏高上。當時的估計是“解放以來，中國曆年人口統計都表明，男女性别比的比例大體上差不多，男孩稍為多一點。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以來，有關部門在一些地區對頭胎生育的孩子的性别比例做了調查。結果也是男孩比女孩稍為多一點。”後來的事實卻遠遠超過了當時的估計。
當初這項政策在學術界争議很大，當初實行的“一孩”政策而言，當時就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然而，報刊、雜志和其他輿論工具所充斥的僅是對“一孩”政策的贊譽，不同的觀點卻無聲無息。不同觀點的學者沒有機會“堅守自己的話語權”。這樣就造成了這樣一個結果，當初提倡一胎化的學者成了政策制訂者，政策制定者又反過來掌控了學術話語權。不同意見的學者不能發表文章，探讨一胎化弊端的文章也不能面世。《人口研究》等學術刊物，千篇一律是與政策保持高度一緻的文章，簡直不象學術刊物。學術世界是現實社會發現與糾正錯誤的最後一道紡線，由于政策制定者的即官即學，一開始這道紡線就被摧毀了。現在計生的一些後果，往往不是由計生委與學術界發出警覺，反而是人大政協發出呼籲，比如性别比例嚴重失調，社會嚴重老化的壓力等等。
風險
首先是孩子的成長風險，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風險。據統計，每1000個出生嬰兒中約有5.4%的人在25歲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歲之前死亡。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國農村地區曾經有過一個孩子但現在無後的家庭有57萬之多。獨生子女的生存風險直接影響着家庭的生存風險。在生命周期早期出現的生存風險可以通過補償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齡獨生子女夭折或者發生嚴重傷病殘事件，對家庭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風險。"獨柴難燒、獨子難教"由于父母的愛過分聚焦、期望過高、養教方式不甚科學等原因，相當數量的獨生子女家庭深深受到成才問題的困擾。一旦獨生子女父母重病、死亡或離婚，對獨生子女的生活、學習、工作都将帶來嚴重不利的影響。
第三是家庭的養老風險。如果前兩個風險發生，養老風險必然發生;如果避免了前面的風險，養老風險依然存在。子女家庭的經濟狀況、兩代人的關系、居住安排等諸多因素，依然可能使老年父母發生生活照料風險、精神贍養風險甚至經濟供養風險。
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功能比多子女家庭弱小，而且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支持具有惟一性，缺乏起碼的回旋餘地。如果獨生子女遷移、外出或者出現意外事故，獨生子女父母就缺乏可替代的家庭養老支持，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家庭養老支柱。同時，獨生子女父母的高齡化也會導緻養老需求的變化，越是到獨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風險就越大，現實困難就越多。
第四是社會的發展風險。前面的風險如果發生一定會波及整個社會的發展，因為獨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會，那麼他們能否成為合格的社會公民就至關重要。
第五是國家的國防風險。一旦發生戰事或者需要獨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獻的時候，國防的風險也是多少存在的。
獨生子女是負擔最重的一代人。穆教授分析說，在所有的計劃生育家庭中，獨生子女家庭是風險最大的家庭。一旦遭遇非常事件導緻孩子夭折或者嚴重的傷病殘，風險家庭就轉化為殘破家庭和困難家庭，如果沒有外界的支持和幫助就很難擺脫困境。它們的存在時刻提醒着計劃生育家庭的社會保障和人道關懷問題。以往，有關獨生子女的負面問題更多地集中在孩子素質發展方面，最著名的報告就是1986年涵逸的《中國的"小皇帝"》。2004年，楊曉升的報告文學《隻有一個孩子--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華藝出版社，2004年6月)，讓人們将更多關注轉向遭遇了子女夭折風險之後的獨生子女家庭命運。獨生子女因其獨生而成父母的"惟一寄托"，孩子所提供的精神效用是獨一無二的，簡單說，孩子對中國人來說就是情感的寄托和希望的化身。從整個生命周期來看，獨生子女是負擔最重的一代人。獨生子女家庭到了生命周期的晚期迎來的是"獨子女老齡化"甚至"無子女老齡化"的挑戰，他們缺乏最起碼的回旋餘地。獨生子女這一群體遠離了兄弟姐妹的血緣親情，缺乏夥伴的成長環境使他們遠離了手足情深的感受、互相學習的機會、彼此幫助的可能。這是極其珍貴的親緣文化的損失。
現況
山西省政府組織探索建立農村計生戶養老保險機制，有别于商業保險機制，這在中國是首開先河，呂梁、晉城、晉中三市地被列入國家首批市地級試點。呂梁地委、行署出台的對獨生子女及農村雙女家庭實行分段獎勵、一保
險等獎勵辦法和優惠政策，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山西省是中國建立農村計生戶養老保險機制的首批試點省份，分段獎勵是指，從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到獨生子女10周歲，按月各發給夫妻雙方不低于10元的獎勵費；從獨生子女11歲起，城市按月各發給夫妻雙方不低于15元的獎勵費，農村一次性獎勵1000-3000元；符合《條例》規定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但自願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且獨生子女滿10周歲的，由縣（市、區）人民政府一次性獎勵3000-5000元，退休時由所在單位給予不低于5000元的一次性獎勵。
一保險是指，農村領證獨生子女家庭女方滿40周歲或雙女絕育家庭從落實絕育措施之日起，可由鄉鎮人民政府為是農業人口的一方或雙方辦理不低于800元投保金額的養老保險，費用由縣、鄉和本人按“三三制”共同負擔。優惠政策還有，獨生子女家庭減人不減地；獨生子女在接受義務教育期間免收學雜費，屬收費高中生的免收30％的費用；免費為困難的計生戶培訓1-2種生産緻富技能，免除一人份集體義務工，免收一人份村提留、鄉統籌，每年免費為領證獨生子女的母親進行一次生殖健康檢查等。
北京鼓勵獨生子女夫妻生二胎。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希望符合這個條件的都可以把二胎生下來。北京市人口計生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李芸莉，做客首都之窗與網友交流時表示，此舉将有利于未來解決北京勞動和老齡化問題。她同時表示，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不會有太大變化。
針對網友提出的國内一些地區放寬高學曆、高收入者的二胎政策，北京是否會松動，李芸莉表示，一個人的素質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學曆高的不一定素質就高。的社會保障政策城市比農村好，農民承受的壓力和困難比城市要大，應該适當照顧一些農村的人。因此現行的生育政策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至于人口結構問題，李芸莉表示，政府對于國家的人口結構問題、年齡結構問題有考慮，實行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政策，就是人口資源的一個過渡，“大家都知道，北京獨生子女的這一代大都是在80年代，他們這一代人就可以生兩個子女了。希望符合這個條件的人都可以把二胎生下來，這樣對于未來解決北京勞動的問題，老齡化的問題都有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