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号
天祐四年（907年）三月，唐昭宣帝李柷禅位梁王朱溫，朱溫改“唐”國号為“梁”，史稱“後梁”；晉國、岐國、吳國仍以“唐”為國号，仍稱“天祐”年号。923年，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南安陽）稱帝，改元“同光”，同年底李存勖滅後梁，定都洛陽，李存勖并沒有按傳統以自己的王号“晉”作為新朝的稱号，而是采用“唐”作為國号，史稱“後唐”；且在滅梁之前，一直延用唐昭宗時的“天祐”作為年号。所以“前晉政權”和“後唐政權”的正式國号仍然是“唐”，然而為了區别李淵建立的“唐”和石敬瑭建立的“晉”，故稱呼李存勖稱帝前的政權為“前晉”，稱帝後的政權為“後唐”。
後唐一度被視為中興大唐的存在，且自身實力雄厚，統治版圖為五代各國之最，再而莊宗也為李柷上谥号，雖然血脈不同，但有所繼承。清人陳鳣編撰《續唐書》時，根據明人陳霆編撰《唐餘紀傳》的宗旨，以後唐、南唐兩朝，上承唐祚，下啟宋朝，應當作為五代十國之正統。
曆史
前晉時期
中和三年（883年）沙陀族将領李克用因收複京師長安有功被封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大順二年（891年），受封晉王，建立晉國。由于朱全忠曾有意暗殺李克用，但被李克用僥幸脫身，所以李克用與朱全忠誓不兩立。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建立後梁，李克用仍用唐天祐年号，晉國成為後梁北方最大的威脅。天祐五年（908年）李克用死後，子李存勖即晉王位。
天祐七年（910年）朱溫企圖徹底消滅義武軍和成德軍，派大軍進攻趙地。成德節度使趙王王镕無法抵禦後梁的進攻，向晉國求救。同時義武節度使北平王王處直也遣使表示願意歸附晉國。李存勖把握時機，派大軍救趙，與梁軍大戰于柏鄉，大敗梁軍。柏鄉之戰後，義武軍和成德軍都歸附于晉國，使得晉國的勢力逐漸強大。
天祐八年（911年）盧龍節度使燕王劉守光稱帝，改元應天，國号“燕”，史稱“桀燕”。李存勖以平叛為名，大舉進攻燕國。天祐十年（913年）晉國滅亡燕國，殺劉守光于太原。經過此戰，河北之地大都歸屬于晉，為晉南下滅後梁奠定了基礎。
天祐十二年（915年）天雄節度使邺王楊師厚去世，梁末帝企圖分魏博為兩鎮，魏博軍亂，相繼以州縣歸降晉國。經過一系列的戰争後，魏博諸州為晉國所有。自此，河朔三鎮全部都歸入晉國的統治之下，使得梁晉形勢發生逆轉，晉國由弱勢一方變為強勢一方。天祐十五年（918年）晉王李存勖率軍攻梁，在今河南胡柳陂一帶與梁軍大戰，晉軍先敗後勝，但也傷亡慘重，無力再攻汴州。
天祐十八年（921年）趙國發生内亂，趙王王镕為其養子張文禮所殺，李存勖派大軍讨伐，張文禮病死。天祐十九年（922年）李存審攻陷鎮州，殺張文禮之子張處瑾，自此趙地徹底為前晉所有。
後唐立國
參考：楊劉之戰、後唐滅後梁之戰
天祐二十年（923年）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稱帝，改元同光，沿用“唐”為國号，又追贈父祖三代為皇帝，與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并列為七廟，以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繼承人，史家稱之為後唐。
同光元年（923年）十月初二，李存勖親率大軍由楊劉渡河，初三，進至郓州，以部将李嗣源為前鋒。當夜越過汶水，次日晨與梁将王彥章相遇，一戰而勝，并克中都（今山東汶上），擒王彥章。他又采納李嗣源關于兵貴神速、急趨汴州的建議，命其率前軍當夜出發，自率主力繼後。初七，進至曹州（今山東曹縣西北），梁将不戰而降，朱友貞見援兵無望而自殺。初九，唐軍至汴州，王瓒開門出降。十二日，段凝率軍五萬到封丘（今屬河南）請降，後梁滅亡。
李存勖入汴州後，貶鄭珏為萊州司戶參軍，蕭頃登州司戶參軍；殺李振、趙岩、張漢傑、朱珪，滅其族。
同光亂政
李存勖與伶人同台演出，并起藝名“李天下”；因喜好演戲，而對伶人特别寵信，以緻出現了伶人幹政的古代少有的現象。唐末宦官大批被殺，僥幸逃生的宦官多藏匿民間。李存勖登基後，宦官勢力死灰複燃。李存勖身邊的宦官多達近千人。且以宦官為監軍，牽制軍中将領。李存勖聽信伶人和宦官的讒言，疏忌宿将，弄得人人自危。大将李嗣源可謂忠心耿耿，也遭到猜忌。
租庸使孔謙橫征暴斂，百姓怨聲載道，李存勖反而認為孔謙理财有功，賜“豐财贍國功臣”稱号。李存勖聽信宦官之言，設立内府和外府；導緻外府常虛竭無馀而内府山積。當時政制混亂，政出多門。皇太後诰命，皇後教令，與莊宗的制敕交行于地方，地方官府都照辦不誤。
同光二年（925年）南漢國主劉龑聽說李存勖滅梁，心生恐懼，派使者進貢，并窺探虛實。使者何詞返漢後，向劉龑彙報說：李存勖“驕淫無政，不足畏也”。
西平前蜀
參見：後唐滅前蜀之戰
同光三年（926年）九月，莊宗命魏王李繼岌，樞密使郭崇韬，領兵六萬，自鳳翔走大散關入蜀；另以高季興為東南面行營都招讨使，率荊南軍攻取夔州、忠州、萬州等地。
同光三年（926年）十月，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深攻克威武城；蜀将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唐。唐軍長驅直入，李繼岌兵臨興州，蜀将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降唐；而後蜀國武定節度使王承肇、山南節度使王宗威、階州刺史王承嶽分别獻城投降；隻有蜀國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打算出秦州攻打唐軍，至茂州，兵馬僅剩兩千，安重霸見大勢已去，以秦、隴二州降唐。高季興乘勢率水軍逆流而上，攻打施州。蜀國峽路招讨使張武用鐵鎖斷絕長江航路，大敗荊南軍，高季興乘輕舟逃走。不久，張武聞北路失敗，便以夔、忠、萬三州降唐。十一月，唐軍晝夜兼行，至利州，王宗弼聞風棄城西逃。李繼岌率大軍向劍州、綿州、漢州推進。蜀國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泸、昌五州降唐。李紹琛到達綿州時，綿江浮橋已被蜀兵破壞。為速取蜀國，李紹琛乘蜀兵潰敗之機，率大軍騎馬渡江，入鹿頭關，攻克漢州，直逼成都。
同光三年（92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繼岌率大軍到達成都，翌日，蜀主王衍出降，前蜀滅亡。
邺都兵變
參加：興教門之變
同光四年（926年）二月，皇甫晖在邺都叛亂，李存勖命李嗣源前往讨伐。不料剛到魏州城下，所部發生嘩變，與魏州叛軍會合，共同擁戴李嗣源為帝。李嗣源起初托故逃出魏州城招集散兵，後來在女婿石敬瑭以及手下安重誨、霍彥威的勸誘之下起兵造反。莊宗聽聞讨伐軍有變，即令懷遠指揮使白從晖率騎兵扼守河陽橋，以護衛京城；又拿出金帛賞賜諸軍，并親率軍趨汴梁，但為時已晚。途中聞知李嗣源已入汴梁，即倉皇回逃，至荥陽，随從士卒已散逃過半。剛抵洛陽，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亦率所部兵嘩變，與京城駐軍展開混戰。
同光四年（926年）四月初一，莊宗率近衛騎兵出戰，中流矢而死。初三，李嗣源入洛陽，被群臣擁戴為監國，不久于莊宗柩前即皇帝位，改同光四年為天成元年。
明宗之治
天成元年（925年）霍彥威、孔循勸明宗更換國号，明宗以兄終弟及為由否決了這一提議。丙申，殺租庸使孔謙。天成四年（929年）六月，前荊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高從誨，上表請求歸附朝廷。七月，明宗任命高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兼侍中。
長興元年（930年）十一月，武安節度使馬希聲，上表請求歸附朝廷。十二月，明宗任命馬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長興元年（930年）十一月，契丹國東丹王耶律倍歸唐，明宗以天子儀衛迎接，并賜姓東丹，名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後又賜國姓李名贊華，改封隴西縣開國公。長興二年（931年）六月，明宗複置明法科，同大唐開元禮。
明宗統治時期，後唐國勢有所起色，百姓日漸富裕，使本已十分衰敗的朝政呈現出“中興”的小康局面。實際上，明宗之治并不穩定。明宗晚年，國内已有亂象。
宋潞之争
長興四年（933年）十一月二十日，秦王李從榮因謀反被處死。當時李嗣源病危，于次日派宦官孟漢瓊到邺都召李從厚回京。十一月二十六日，李嗣源去世，秘不發喪達六天之久。十二月一日，在西宮發喪，李從厚即皇帝位，改長興四年為應順元年。
闵帝即位後，把潞王李從珂和石敬瑭當成眼中釘。闵帝先是罷李從珂之子李重吉控鶴指揮使，外任亳州團練使。又将李從珂改鎮河東，将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改鎮成德，将成德節度使範延光改鎮天雄，讓自己的堂兄弟李從璋調任鳳翔，接替李從珂的節度使職務。因此李從珂在部下的鼓動下，拒絕了朝廷命令，起兵造反。
應順元年（934年）三月，朝廷軍馬兵臨鳳翔城下。李從珂登城哭訴，言其無罪，被奸人所害。禁軍将領楊思權為一己私欲，遂煽動禁軍兵變，率諸軍投降了李從珂。李從珂盡出鳳翔所有用來賞軍，并許諾攻下洛陽後，再給予重賞。潞王大軍很快攻下長安、華州、陝州，侍衛親軍紛紛歸順潞王。闵帝無奈，隻好倉皇向魏州逃去，途中遇到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石敬瑭引兵盡殺闵帝親随，将闵帝軟禁在衛州。
應順元年（934年）四月三日，李從珂率軍進入洛陽城。宰相馮道率領文武百官勸進，李從珂假意不從。次天，曹太後下诏廢李從厚為鄂王，命李從珂為監國。六日，又立李從珂為帝，改應順元年為清泰元年。
末帝失國
清泰二年（935年）末帝派遣武甯節度使張敬達領兵駐屯在代州，牽制并監視石敬瑭。清泰三年（936年）末帝又調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企圖以此消弱石敬瑭兵權。石敬瑭拒絕調任。于是，石敬瑭叛變，同時石敬瑭還上表指責李從珂即位非法，應立即将皇位讓給許王。末帝大怒，撕毀奏表，削其官爵。
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末帝任命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讨使，楊光遠為副使，率大軍讨伐石敬瑭。唐軍包圍了太原，築長圍以圍困晉陽。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表示願意割地稱臣。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親率五萬兵馬增援石敬瑭，唐軍與遼晉聯軍大戰于團柏谷，唐軍大敗，死傷萬餘人。随後，石敬瑭與契丹軍得以順利南下進逼京師洛陽。途中先鋒指揮使安審信、振武守将安重榮、彰聖指揮使張萬迪等将紛紛歸降石敬瑭，後唐統治岌岌可危，處于即将全面崩潰的前夕。
清泰三年（93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末帝見大勢已去，帶傳國玉玺與曹太後、劉皇後以及太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樓，自焚而死，後唐遂亡。
疆域
領土範圍
後唐于923年滅後梁，除南漢、南齊、前蜀外，其餘各國皆稱臣納貢；926年又滅前蜀，南平、南楚于928年、930年先後内附後唐，後唐一度統一漢地大部，對中原王朝最終統一全國具有曆史推動意義。
後唐極盛時期的疆域，東接海濱，西括隴右，北帶長城，南至嶺南。約有今河南、陝西、山西、甯夏、北京、天津、山東、湖南、湖北等省市，河北省張家口以南地區，四川省岷江、大渡河以東地區，甘肅省東部，貴州北部，江蘇省徐州地區，安徽省西北部、廣東省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西南部。
行政區劃
後唐起自河東，東平燕人，取灜、莫以北諸州，遂定幽、薊之地，複南下滅梁。初莊宗即位，以魏州為東都，号興唐府；以鎮州為北都，号真定府；太原為西都。滅梁後，遷都洛陽，号為東都，時稱洛京。因以長安為西京，太原改為北都，而魏州、鎮州如故。同光後，稱洛陽為興唐府，魏州别号邺都；天成以後，廢邺都，僅西北東三都存焉。其疆域較梁略廣，兼有九道之地；唐字滅燕臣岐，破西蜀後，僅餘吳、吳越、南平、楚、閩、南漢諸國，及孟知祥以蜀地稱王，與唐共八國，其時“東際于海，南至淮、漢，西逾秦、隴，皆唐境也。共得州一百二十有三。
政治
官職
中央官制
後唐同光元年（923），重建樞密院。廢崇政院，以親信外臣任樞密使，直接以“宣”行使職權，侵奪了中書的職權。
後唐亦設租庸使統領财政。天成元年（926）四月，改由宰相或宣徽使判鹽鐵、戶部、度支。長興元年（930）八月，明宗決定使用三司使職名，三司使遂成為最高财政官員。
地方官制
府、州分為節度使州、防禦使州、團練使州、刺史州，州長官為刺史，通常由前三使分别兼任，單任刺史的較少。節度使兼任州刺史，本州以外的轄州，稱為支郡，上述各類長官幾乎都由武将擔任。都城、陪都稱府，長官稱尹，陪都設留守兼任府尹。州、府下設判官、推官為上佐，錄事參軍掌庶務，戶曹、倉曹等分理諸事。
縣設縣令，下設主簿、縣尉分理民事、刑獄，後以鎮将理刑獄治安，縣尉遂廢。
律法
同光二年（924年），仿唐朝後期《大中刑律統類》，編定《同光刑律統類》13卷；後又制編《天成格》3卷、《清泰編敕》30卷。
軍事
禁軍來源
後唐禁軍實源于李克用創建的河東鎮之軍隊。其軍隊主要由沙陀、契苾、吐谷渾和代北漢人和河東土著人為主，其中堅力量便是李克用所收養的所謂義兒軍。李克用最初的軍隊主要由少數民族組成。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李克用被任命為雁門節度使，募兵八萬，皆代北軍兵。
根據《資治通鑒》記載，主要為吐谷渾、沙陀、回鹘、奚、室韋、鞑靼之屬，由于少數民族的遊牧特性，這支軍隊骁勇善戰，常能以少勝多，是河東軍隊的中堅力量。李克用就是依靠這隻軍隊，在鎮壓黃巢起義軍以及後來與朱溫的争霸戰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河東軍隊的另一組成來源便是李克用和李存勖父子在兼并戰争中收編的其他方鎮的軍隊，尤其是李存勖攻取河朔地區後，收編的幽州、成德和魏博等鎮的軍隊。這些部隊彌補了沙陀、吐谷渾等擅長野戰而不長于攻城的弱點，極大的提高了後唐軍隊的作戰力。923年滅梁，又大規模的收編了後梁的禁軍部隊，使其成為後唐的禁軍部隊。
六軍系統
後唐以唐朝繼承者自居，故其在軍制上自然不會完全沿襲後梁之制。莊宗在滅梁後，即以左右龍武、左右羽林、左右神武等為六軍。明宗時期，後唐對左右羽林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整頓，從而使羽林軍的兵力得到了加強。長興二年，左右羽林軍被改編為左右嚴衛軍，龍武、神武改編為左右捧聖軍；次年，神捷、神威、廣捷等軍改編為左右羽林軍。
侍衛親軍
後唐的侍衛親軍之制，在莊宗統治時期較為混亂，莊宗除了将河東軍隊升格為禁軍外；還将在戰争中收編的河朔諸鎮的軍隊改編為禁軍；對于歸降來的原後梁禁軍，經過收編後仍保留了其禁軍軍号。這些禁軍除了六軍以外，其餘的均屬于侍衛親軍系統，因此這一時期的後唐侍衛親軍下屬的軍隊衆多，軍号繁雜，顯得較為混亂。明宗統治時期一度對禁軍進行過整頓，并給侍衛步軍和侍衛馬軍授予了軍号，初步改變了這種混亂狀态。
經濟
賦稅
明宗不僅減輕了賦稅，天成四年（929）還規定，全境按季節早晚，分别規定幾種納賦期限，自氣候比較溫暖的黃淮地區，“夏稅”自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初一日納足，最北部的沿邊地區，則自六月初十日起征，九月納足。比唐制晚一至三月，便于稅戶納稅，這是兩稅制（田賦）實行以來最重要的改革。
貨币
後唐以恢複唐朝正統為号召，滅梁之後鑄行新錢，仍沿用開元通寶之稱，中間屢遭變故，舊錢日少，所剩不。而之後的後唐莊宗時，兵事漸少，商業略盛，市場中錢少不便，乃于天成年間鑄“天成元寶”，以便流通。此錢徑2.4厘米，錢文隸書，旋讀，書法渾厚凝重，輪廓闊壯，較為精良。但此錢民間有私鑄者。另外有“清泰元寶”，是末帝李從珂于清泰年間所鑄。錢徑3.4厘米，錢文隸書，順讀，書法平平。後唐十餘年間變動叠起，似不應鑄錢。所以學者有認為此錢乃仿自北宋“崇甯重寶”，并不是後唐清泰年間所鑄。
天成二年（927），各地“街坊市肆人戶不顧條章（指每陌八十文），皆将短錢（指每陌少于八十文）轉換長錢（折算一百文）”，诏令“并須使八十陌錢”（以八十文折算一百文）。由于現錢缺乏，後漢乾祐中，“官庫出納缗錢，皆以八十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式”。
長興元年郭在徽曾建議：“鑄造新錢，或一當十，或一當三十，或一當五十”，但被認為“以一當十，真謂将虛作實”而否定。
水利
後梁與晉連年征戰，使河北地區歲無甯日，後梁先後兩次決黃河以阻擋晉軍，緻使黃河中下遊地區洪水泛濫，後唐滅梁後多次修複酸棗縣（今延津）境内河堤。尤其是長興元年（930年）張敬詢任滑州節度使後，“河水連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堤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裡，民甚賴之”。
明宗時注意興修水利，長興三年（932年）五月，“幽州進呈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裡，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可以通航60噸左右的船隻，在當時内河航運中這是較大的船隻。這是五代前期河北北部地區重要漕運河道，自後晉時起本地區屬于遼朝。
農業
後唐為解決軍需，恢複“營田”。明宗時，利用閑田興置的軍屯，不僅利用兵士，而且還用無地民戶耕種，恢複農業生産，在解決軍隊糧食供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為了防止軍隊搶占民間良田及強迫民戶耕種，以及有些民戶投靠“營田務”，以緻官府稅收損失。長興二年（931年）九月規定：“應三京、諸道營田，隻耕佃無主荒田及召浮客。”
為了鼓勵逃戶歸業恢複農業生産，天成三年（928年）規定“每逃戶歸業後，委州司各與公憑，二年内放免兩稅差科”的優惠。長興三年還對因水災而外逃農戶的房屋、樹木及“動使什物”，由各村鄰居保管，待逃戶回鄉後歸還，春耕時業主還未回來，允許鄰戶耕種并承擔賦稅，如業主歸來，則等秋收後歸還土地。保護原業主的财産并減稅以鼓勵農民歸業，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産。
手工業
後唐宰相馮道等奏準刻版印賣儒家群經，作為儒生學用的标準文本。當時，自長興三年（932年）始據唐《開成石經》校刻《九經》（《易經》、《書經》、《詩經》、《三禮》和《春秋三傳》），曆後晉、後漢，至後周廣順三年（953年），共用二十餘年時間方告完成。這“九經”世稱《五代監本九經》，是我國曆史上最早雕印的儒家典籍。
後唐的坑冶業，以鐵、銅為主，其次是金、銀、鉛、錫。坑冶由私人經營的，繳納一定數額的稅“歲課”。也有朝廷直接經營的，産品的運銷全受朝廷的控制。
後唐冶鐵業十分發達。明宗曾下诏“并許百姓逐便自鑄造”。
官道
天成三年（928年），興元府重修通向關中的“斜谷閣道二千八百餘間”，洋州又“重開入蜀舊路，比今官道近三十五驿”，夔州也開新路至房州，加強了後唐邊境與腹地的陸路交通。
文化
科舉
長興三年（932年）取進士8人，而諸科達81人，開諸科取士多于進士的先例；後晉天福六年取進士1人，而取諸科達45人。自天福九年起，諸科取士多于進士，遂成慣例。
天成五年（930年），宋延美“明算科及第。是年明算五人，而延美為之首”。
節慶
寒食節是百姓“野祭”掃墓的節日，同光三年（925年）莊宗出洛陽西郊望帝陵方向進行“望祭”，是仿民俗進行的，稱為“破散”，為其後帝王所沿襲，并燒衣服、紙錢。
喪俗
後唐時，京城洛陽凡是死亡之家都需經官府或軍方巡察，如有非正常死亡，事涉冤誣即行追勘，并對各級官員、百姓的喪葬儀制，包括明器數量等都有規定。
史學
雖然戰亂不斷，後唐仍沿唐制設史館。修撰《莊宗實錄》、《明莊宗錄》、《（後）唐功臣列傳》，還有莊宗曾祖朱邪執宜、祖李國昌、父李克用的《懿祖、顯祖、太祖紀年錄》。
後唐時，又規定時政記、起居注，以及各種行政措施，包括法令變更、州縣廢置、中高級官員的任免、儀制禮樂等文件，并送史館存檔，當為晉、漢、周三代所沿襲。不僅成為曆代修撰本朝或前朝實錄的素材，也是北宋初年修撰《五代會要》、《舊五代史》各志的依據。
軍事
禁軍來源
後唐禁軍實源于李克用創建的河東鎮之軍隊。其軍隊主要由沙陀、契苾、吐谷渾和代北漢人和河東土著人為主，其中堅力量便是李克用所收養的所謂義兒軍。李克用最初的軍隊主要由少數民族組成。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李克用被任命為雁門節度使，募兵八萬，皆代北軍兵。根據《資治通鑒》記載，主要為吐谷渾、沙陀、回鹘、奚、室韋、鞑靼之屬，由于少數民族的遊牧特性，這支軍隊骁勇善戰，常能以少勝多，是河東軍隊的中堅力量。李克用就是依靠這隻軍隊，在鎮壓黃巢起義軍以及後來與朱溫的争霸戰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河東軍隊的另一組成來源便是李克用和李存勖父子在兼并戰争中收編的其他方鎮的軍隊，尤其是李存勖攻取河朔地區後，收編的幽州、成德和魏博等鎮的軍隊。這些部隊彌補了沙陀、吐谷渾等擅長野戰而不長于攻城的弱點，極大的提高了後唐軍隊的作戰力。923年滅梁，又大規模的收編了後梁的禁軍部隊，使其成為後唐的禁軍部隊。
六軍系統
後唐以唐朝繼承者自居，故其在軍制上自然不會完全沿襲後梁之制。莊宗在滅梁後，即以左右龍武、左右羽林、左右神武等為六軍。明宗時期，後唐對左右羽林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整頓，從而使羽林軍的兵力得到了加強。長興二年，左右羽林軍被改編為左右嚴衛軍，龍武、神武改編為左右捧聖軍；次年，神捷、神威、廣捷等軍改編為左右羽林軍。
侍衛親軍
後唐的侍衛親軍之制，在莊宗統治時期較為混亂，莊宗除了将河東軍隊升格為禁軍外；還将在戰争中收編的河朔諸鎮的軍隊改編為禁軍；對于歸降來的原後梁禁軍，經過收編後仍保留了其禁軍軍号。這些禁軍除了六軍以外，其餘的均屬于侍衛親軍系統，因此這一時期的後唐侍衛親軍下屬的軍隊衆多，軍号繁雜，顯得較為混亂。明宗統治時期一度對禁軍進行過整頓，并給侍衛步軍和侍衛馬軍授予了軍号，初步改變了這種混亂狀态。
對外戰争
外交
與契丹
盡管李克用對于契丹的背盟耿耿于懷，臨死時曾囑其兒子、繼位為晉王的李存勖，要他繼承父志，報仇雪恨。但是，晉既無力消滅契丹，又要傾全力于對後梁的戰争，因此，即使不能争取到契丹的援助，至少也要争取契丹保持中立，以免自己處于腹背受敵的狼狽境地。因此後唐建立後，莊宗李存勖一方面極力通過認親的方式争取與契丹建立和睦關系，以減輕背後的壓力；另一方面則加強北邊的防禦，對于入犯的契丹軍隊進行堅決的反擊。
莊宗死，明宗繼立。明宗為了與契丹搞好關系，遣供奉官姚坤出使契丹。由于契丹方面提出割讓黃河以北的土地( 後稍作讓步，要求割讓鎮、定、幽三州) 作為停戰修好的條件，不能為後唐方面接受，因此，後唐繼續加強邊防。
鑒于契丹的頻頻擾邊，長興三年（932年）十一月，李嗣源以石敬瑭為北京（太原）留守 、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 、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進一步增強了防禦力量 。清泰二年（935年），後唐又命振武節度使楊光遠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于雲、應之間”。
清泰元年（934年），明宗養子李從珂奪得帝位。這時，鎮守幽州的趙德鈞及鎮守河東的石敬瑭，皆自恃擁有強兵, 陰謀進一步積蓄實力，伺機奪位。其中石敬瑭不斷向朝廷要求增兵運糧，歹迹已明顯暴露。後唐朝廷中，一些有遠見卓識的大臣已經意識到，石敬瑭如果反叛，必然會勾結契丹為援。他們建議李從珂采取與契丹和親的策略，想通過和親、輸财的辦法，搞好與契丹的關系，這樣，即使石敬瑭反叛，契丹也可能不會給予援助，還可能會與後唐合作，消滅叛軍。應該說，這一策略是現實可行的。就契丹方面而言，不僅有幾十名契丹将領被俘羁留于後唐，契丹曾“卑辭厚币數遣使聘中國”，請求歸還之，而且阿保機的長子突欲，因不能繼立而叛逃至後唐，其母述律後朝夕思念，盼其回歸，契丹具有與後唐和親的願望。另外就後唐而言，為防禦契丹南侵，朝廷調兵遣将戍守北方，軍費支出浩大，如和親成功，壓力減輕，邊備可以稍弛，費用可以大減。故後唐大臣認為即使每年送給契丹價值10餘萬缗的“禮币”也是值得的，正如計相張廷朗所言，和親“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十九，計無便于此者”。後唐廢帝起初贊成此策，後受樞密直學士薛文遇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的影響，認為“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舍不得以宗室女為“和蕃”公主，舍不得“以養士之财輸之虜庭”，改變了初衷，還以為大臣們是居心不良，要追究提議和親的大臣之罪。結果，“自是群臣不敢複言和親之策” 。後唐廢帝錯過了“和蕃”的機會，卻為石敬瑭的“聯蕃”創造了機遇。後唐終于在石敬瑭與契丹聯軍的打擊之下崩潰。
與高麗
後梁貞明四年（918年），王建取代弓裔稱王後，其所建立的高麗政權，尚未同後梁建立隸屬關系，後梁便于王建稱王六年（923年）就滅亡了。至王建稱王九年（926年）、十年（927年）和十五年（932年），高麗相繼三次遣使後唐，貢獻方物。在第三次遣使過程中，後唐明宗正式宣布：“以權知高麗國事王建為檢校太保，封高麗國王”，雙方正式确立了隸屬關系。翌年三月，後唐明宗命王瓊、楊昭業為冊封使，到達高麗，向王建宣诏授封。
與渤海
924年至925年，渤海國王大諲撰曾遣使朝後唐4次。
皇帝世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