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來源
在法國，公社的最早名稱可追溯到中世紀中期，當時一些城市中的商人和市民為了反對城市領主的壓迫而自動聯合起來，結成自治團體，建立自衛軍武裝反抗的封建領主對城市的控制，以維護自己的利益。這種争取自治權利的城市就稱為公社。公社仍承認封建主的某些權利，繼續按規定繳納賦稅，承擔勞役，各封建主也不得不承認公社的自治權。
背景
導緻巴黎公社起義的直接原因是法國在普法戰争中的慘敗。巴黎公社是法國在普法戰争中慘敗後在巴黎爆發的起義的産物。起義有兩個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戰争的慘敗，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國工人階級持續增長的不滿情緒，上可追溯到1830年代，發生在裡昂和巴黎的第一次工人起義。
法國與普魯士的戰争，是于1870年7月由拿破侖三世挑起的，結局卻是法軍慘敗。1870年9月2日，被圍困在色當的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下令投降，第二帝國也就随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潰。9月4日，巴黎爆發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國。由資産階級共和派和奧爾良派分子組成的新政府，稱為"國防政府"。
普魯士并不滿足于皇帝的投降，繼續大舉進攻法國。9月19日，普軍包圍巴黎。多年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再加上當前的食物短缺，軍隊失敗，還有普魯士軍隊的不斷炮轟終于大大激化了社會各界的不滿情緒。巴黎市民，特别是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産階級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一個比較明确的要求是巴黎應該自治，擁有自己的經選舉産生的議會，享有與其它法國小城鎮同樣的權利，而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對不法平民的擔心而拒絕。一個與此相聯系的但不那麼明确的願望是謀求以一種更加公平的甚至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管理國家經濟，這些要求彙總起來變成了一句口号：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
1871年1月，圍城四個月後，執政的國防政府謀求與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簽訂停火協定。德國人要求在和平協定裡加入一條要讓德國軍隊以凱旋儀式進入巴黎。盡管被圍困多日，但許多巴黎市民還是非常憤慨并堅決反對普魯士（現在已經是新帝國）人以任何儀式宣布對他們的城市的占領。
當時有30萬巴黎市民是一個被稱作“法國國民自衛軍”的市民部隊的武裝成員，這一部隊已極度擴張以協助保衛城市。自衛軍選舉了他們自己的官員，都是來自于工人階級，包括激進分子和主張社會主義的領導者。
他們進一步組建了一個自衛軍的“中央委員會”，包括愛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共同保衛巴黎，擊敗德國人的進攻，并且保衛共和政體，防止帝制複辟，擊敗在1871年2月舉行的一個支持帝制的多數黨的選舉以組建新的國民大會。
巴黎人民在失敗面前無所畏懼，并已準備好在德軍進城後引發的武裝沖突中與敵人血戰到底。因此，在德軍進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協助，國民自衛軍已經設法把一大批大炮（他們認為那是屬于他們的資産，因為購買這些大炮的資金有一部分是來自于國家發行的公債）搬離了德軍必經之路，把它們保存在一些相對安全的地方。其中一個主要的“大炮公園”就在蒙馬特爾高地。
阿道夫·梯也爾，新成立的臨時政府的首腦，意識到在目前這種不穩定形勢下，中央委員會形成了另一個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中心。另外，他還擔心工人們會用國民自衛軍的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激怒德國人。
成立
德軍進入巴黎之後，過了很短時間便馬上撤離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熱還在繼續。帝國政府和臨時政府都已離開巴黎去了凡爾賽，一個在德軍保護之下的避風港。結果在他們回去之前的那段時間，法國首都出現了一個權力真空。
由于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采取了一種更加激進的姿态，權威也穩定地增長，政府感到不能無限期地允許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門大炮。于是，作為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爾命令正規軍去奪取存放在蒙馬特爾高地及全城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氣低落的士兵們不但沒有執行命令，反而與國民自衛軍和當地居民親如兄弟。蒙馬特爾的将軍，Claude Martin Lecomte,被人從馬上拉了下來，後來有人作證說他曾命令士兵們向國民自衛軍和市民人群開槍，于是被槍斃，同時被處決的還有從附近抓來的一名共和國老兵Thomas将軍，由于他曾擔任過國民自衛軍的前任指揮官而為人所痛恨。
其他很多部隊也參加了叛亂，于是叛亂迅速擴大，政府首腦梯也爾向所有還服從命令的正規軍，警察以及各級行政人員和專家們下達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搶在别人前面先逃到了凡爾賽。梯也爾吹噓他已經考慮這一策略（“從巴黎撤退以粉碎後面的人民”）很長時間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革命時得出的經驗，但很有可能這隻是他在驚慌失措中所作的決定。沒有證據表明政府曾經預見到或者為現在開始的危機作過任何計劃。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現在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組織了于3月26日舉行的公社選舉。
公社的92名成員（确切地說是“公社議會”）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術工人和一些專家（比如醫生和記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政治活躍分子，派别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還有希望恢複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黨人。
社會主義革命布朗基組織的前任領導布朗基（Louis Auguste）被選為議會主席，但他本人并不在場，因為他已經于3月17日被捕，整個巴黎公社活動期間他都被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公社一開始試圖用巴黎大主教Mgr Darboy來換他出獄，後來又用他們拘留的74名人質交換，但均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見下文）。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區經常在圍城中與組織脫離關系。
社會法案
公社在它短暫的生命期内采用了從前被廢棄的法蘭西共和國曆，并采用象征社會主義的紅旗以及第二共和國時期裝飾有紅邊的三色旗作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複了在第二帝國時期被禁唱的《馬賽曲》為國歌。1848年，在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期間，激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曾經用紅旗以及裝飾有紅色绶帶的三色旗來作為自己的标識，以區别于政治立場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吉倫特黨人在1789年革命期間所做的那樣。
盡管内部有許多不同，議會還是在管理一個兩百萬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務方面做的不錯；它也能夠在一些政策上達成一緻，這些政策的内容傾向于建立一個進步的，長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而并不僅僅是一場社會革命。由于時間短暫（公社隻存在了不到60天），隻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實行。它們包括：
- 政教分離婦女選舉權在圍城期間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間支付實際已經被中止）數以百計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的廢除向在服務期間死亡的國民自衛軍的未婚伴侶以及子女發放撫恤金由城市當鋪免費發還所有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價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他們擔心技術工人在戰争期間被迫典當了他們的工具推遲商業債務的償還，廢除借款利息由工人接管并運營被原主人放棄的企業，将來他們可以接受補償廢除官員的高薪制，規定公社委員最高（國民自衛軍總司令）年薪不超過6000法郎（相當于當時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政教分離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産變為公共财産，并且把宗教教育從學校去除；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直等到1880-81年Jules Ferry laws和1905年法國法律才重新實行這一法律，它們确立了法國的政教分離原則。公社允許教堂繼續從事宗教活動，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在夜間向公衆政治會議開放教堂。與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為了公社另一個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義運動在它的建築主張中不會忘記這一表述。其它計劃中的立法還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來的教育和技術培訓向所有人免費開放。
一些婦女組織了一個女權運動，繼續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張。這樣，Nathanie Le Mel，一個社會主義的裝訂工人和Elisabeth Dmitrieff，一個年輕的俄羅斯被放逐者和卡爾·馬克思的夥伴于1871年4月11日創建了“保衛巴黎和護理傷員婦女聯盟”。鑒于相信她們針對男權制的鬥争隻能在一場全球的針對資本主義的鬥争之中實現，聯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資平等，婦女的主動離婚權，世俗指導（非牧師的）權和女孩的專業教育權。
她們還要求抑制合法妻子與情婦間的區别，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區别，廢除妓女——她們實現了關閉（合法的官方妓院）。婦女聯盟還參與了幾個市政委員會以及組織了合作工廠。著名形象如Louise Michel，“蒙馬特爾高地的紅色處女”參加了國民自衛隊，後來被送到新卡裡多尼亞，象征着數量很少的婦女在起義事件中的積極參與。國民自衛隊的一個婦女營在鎮壓期間保衛了Place Blanche。
公社領導們的工作負擔都非常之大。人們期望議會成員們（他們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論上來說，随時可以被選舉人取消資格）象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樣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軍事的法令。大量的在圍城期間在各地區（“quartiers”）為滿足社區需要（小賣部，急救站）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繼續興旺并與公社緊密合作。
同時，這些地方議會通常也在當地工人的指導之下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議會的正式改革，作為一個整體公社的這些成員們是更加激進的革命者。革命傾向表現為蒲魯東主義——一種偏中間的無政府主義的早期形式——成分混雜了國際社會主義，布朗基主義，以及更多的自由主義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歌頌至今，部分原因也是這種政治趨向的多樣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間的緊密合作。
攻擊
公社部隊，也就是國民自衛隊，首先于4月2日與常規軍的凡爾賽軍展開了一場小規模沖突。雙方都沒有真正地想要開始一場大規模内戰，但雙方也都不想談判。公社劊子手德·Galliffet侯爵，後曾在世紀之交擔任Waldeck-Rousseau政府的戰争部長（與獨立的社會主義者Millerand一起），是梯也爾領導下指揮反擊的将軍之一。
鄰近Courbevoie的市郊被政府軍與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遲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裝對凡爾賽的遠征企圖也于4月3日失敗了。抵抗與求生變成了首要的考慮，公社領導層作了堅定的努力，要把國民自衛軍變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
在巴黎的外國政治避難者和流亡者團體也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蘭前軍官和民族主義者Jaros browski，成為公社最好的将軍。
議會完全支持國際主義，為了表示這種兄弟般的情誼，公社認為紀念拿破侖一世勝利的凱旋柱是一個波拿巴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象征，于是将其拉倒。
在國外，包括德國在内的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也舉行了集會和并傳遞了支持信息。但所有從其它法國城市獲得真正幫助的希望很快破滅了。梯也爾和他在凡爾賽的内閣設法阻止任何信息從巴黎洩露出去；并且在法國外省及鄉下對于大都市的運動一直以來就持一種懷疑性的态度。納博讷，利摩日和馬賽的運動很快就被粉碎了。
随着局勢的進一步惡化，議會的一個分支赢得了一場選舉（對手是裝訂商和卡爾·馬克思的一個随軍記者Eugène Varlin，以及其它中立派），決定創建一個“公共安全委員會”，模仿1792年雅各賓派建立的同名機構。從理論上來說，它的權力非常之大并且毫不留情，但實際上并非如此有效。
從四月到五月，政府軍的兵力在數量上持續增長——普魯士釋放了法軍戰俘以幫助梯也爾政府——他們完成了對巴黎外圍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圍，并将國民自衛軍趕回了城裡。5月21日，巴黎城牆西部的一道城門被攻陷，凡爾賽軍開始奪回巴黎，他們首先占領了繁榮的西部地區，在那裡他們受到了那些在停戰後沒有離開巴黎的市民們的歡迎。據說有一位工程師（他經常為梯也爾政府當間諜）發現城門無人管理，于是把這一情報通知了凡爾賽軍。
很強的本地忠誠度在過去曾是公社的一個有利因素，現在卻變成了某種不利：沒有一個統一的有計劃的防禦，每個街區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為戰，最後被一個接一個地攻破。曾經在過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個街區幾乎堅不可摧的狹窄小巷組成的網絡，現在已在奧斯曼男爵對巴黎的改造中變成了寬廣的大道。凡爾賽軍擁有集中指揮和數量上的絕對優勢。他們已經學會了巷戰的技巧，隻需簡單地把房屋的牆壁鑿穿就可以完成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隻有奧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寬闊的廣場和大街，才是他們被抵抗力量的槍炮所阻擋的地帶。
在進攻中，政府軍應當為對國民自衛軍和平民的大屠殺負責：曾經拿過槍的戰俘，或者被懷疑為曾經戰鬥過的人士，都被立即槍決，集體屠殺成了家常便飯。
公社曾經于1871年4月5日頒布過一個“人質法令”，按照該法令，任何凡爾賽軍的幫兇都将成為“巴黎人民的人質”，第5條更進一步指出，任何被凡爾賽軍處決的戰俘或巴黎公社正規政府的遊擊隊員，都将導緻三倍的人質被處決。但這一法令實際并沒有執行。巴黎公社曾經數次試圖用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博伊來交換Auguste·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爾斷然拒絕，他的私人秘書Barthélemy Saint-Hilaire宣稱：“活該他們倒黴（tant pis pour eux!）”。
公社也作過其它談判嘗試，提議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質來交換布朗基，但也都失敗了。最後，在流血周及随後的凡爾賽軍的大處決中，Théophile Ferré簽發了6名人質（包括Mgr Darboy）的處決令，他們于5月24日在火箭監獄被一個班的士兵槍決。Auguste Vermorel嘲諷此事（也許是出于幼稚，因為梯也爾已經拒絕了任何談判）說：“多麼漂亮的工作！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唯一能制止流血的機會。”Théophile Ferré本人在梯也爾軍隊随後展開的報複行動中被處決。
流血周
1871年的5月21日至28日，巴黎公社戰士為捍衛公社，與凡爾賽軍隊進行為期一周的激戰，史稱“五月流血周”。公社在堅持72天後，走向了悲壯的尾聲。位于巴黎東部的拉雪茲墓地，是不到200名巴黎公社戰士進行最後鬥争的地方。1871年5月27日，這些公社戰士在此處戰鬥，最終寡不敵衆，被槍殺于墓地東北角的夏洛納牆下，這座牆便被稱作巴黎公社社員牆。
最頑強的抵抗發生在東部的工人階級區，戰鬥一直持續，直到五月流血周最後的巷戰。n
當時的報紙報道：1871年5月25日，當國民自衛軍的戰士放棄水堡街的街壘時，突然有一群婦女沖出來接替他們。她們穩穩地端着槍，口裡高喊着：“公社萬歲！”隊伍中有許多年輕的女孩，其中有一位19歲的少女，身穿海軍陸戰隊的制服，英勇戰鬥，後來被一顆子彈射穿額頭。最後，她們被凡爾賽的軍隊包圍，全部壯烈犧牲。n
5月23日，政府軍通過普魯士軍隊的防線攻陷蒙馬特高地。當天晚上面臨失敗的公社政權下令縱火燒毀巴黎。在當天和次日被燒毀的建築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國的王宮杜伊勒裡宮和與其相連的盧浮宮（部分被毀）、法國參議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王宮（Le Palais Royal）、巴黎市政廳、聖馬丁門歌劇院，同時開始槍殺人質。n
5月24日，已完全焚毀的巴黎市政廳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員路易斯·查爾斯·德勒克呂茲犧牲，瓦爾蘭被捕。5月27日，5000人的政府軍圍攻退守在巴黎東北的拉雪茲神父公墓的最後200名公社戰士，最後這些戰士在墓地的一堵牆邊全部犧牲。n到了當年5月27日，隻有極少數的抵抗仍在持續，特别是最貧困的東部地區，如Belleville和Ménilmontant。當年戰鬥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間全部結束。據說，最後一個路障在Belleville的rue Ramponeau被攻陷。n
5月28日，公社失敗。麥克馬洪元帥簽署了一項公告：“巴黎居民們，法國軍隊來解救你們了。巴黎自由了！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的士兵們占領了最後一處起義據點。今天戰鬥結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将被重建。”國防政府随後對公社社員進行了鎮壓。未經審判的處決延續了一個多月，以任何方式支持過公社的行為都被視為政治犯罪，數千人被起訴。據估計約有2萬人未經審訊就被槍殺，加上在戰鬥中的死者，公社方面死亡者約為3萬多人，被逮捕、監禁者約為5萬人，流放、驅逐到法屬太平洋島嶼的約7000人。一些公社社員在拉雪茲神父公墓的公社社員牆邊被槍決，而數千人被臨時拼湊的簡易軍事法庭判決并槍殺。n
大屠殺的地點包括：盧森堡花園和别墅賓館後面的Lobau軍營。另外還有将近40000人被押往凡爾賽接受審判。男人、女人和兒童排成長隊在軍隊的監視下經過幾天幾夜的長途跋涉去往凡爾賽的臨時監獄。随後，12500人被審判，大約10000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處決；許多人被判監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喀裡多尼亞。n
在流血周期間的死亡人數一直無法得到準确的數字，而各種估計值從10000到50000都有。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說：7500人被監禁或者流放，大約20000人被處決。據阿爾弗雷德·柯班（Alfred Cobban）說，30000人被殺害，也許還有多達50000人随後被處決或者監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喀裡多尼亞。另外還有數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領導——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時、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最後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獲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後的政治生涯中還很傑出，成為巴黎市議員、代表或者參議員。n
1872年，“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組織産生的可能”。對于被監禁的人，有一條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于暗殺或者縱火被判刑的人之外。巴黎繼續保留軍事法律達五年。1889年，法國政府對公社社員實行了大赦。
公社反思
巴黎公社失敗從主觀上說，是由于當時法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還不成熟，3月18日革命後，公社沒有乘勝向凡爾賽反革命巢穴進軍，消滅已瀕于瓦解的梯也爾政府的反動軍隊。n
公社對資産階級反革命活動的鎮壓不夠堅決，甚至沒有取締在巴黎出版的反革命報刊。n
在同凡爾賽的戰争中，公社缺乏統一的軍事指揮中心，并錯誤地采取了消極防禦的戰略。n
公社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以加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并利用它對凡爾賽政府施加政治壓力。卡爾·馬克思認為公社“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消滅凡爾賽軍，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法蘭西國家銀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數以十億計的法郎，而公社卻對此原封不動也未派人保護。他們向銀行請求借錢，卡爾·馬克思認為他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全部沒收銀行的資産。公社為防備譴責而選擇不去沒收銀行的資産。結果銀行資産被搬運到了凡爾賽，武裝凡爾賽的軍隊。n
公社對團結農民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未能建立工農之間的聯盟。n
此外，在公社委員會内部，忽視必要的集中，始終沒有形成一個有權威的領導核心，在宗派鬥争上浪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從而削弱了革命的力量。n
但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還在于，當時法國的無産階級還缺乏取得革命勝利的客觀曆史條件。70年代初的法國，尚處于資本主義的青年時代，小生産仍占絕對的優勢，經濟發展的狀況還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程度。因而，公社革命所要消滅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還有其存在的曆史依據。
留下的啟示
巴黎公社究竟給後人留下什麼啟示呢？卡爾·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一書中指出，巴黎公社是“生産者的自治政府”，“由人民自己當自己的家”，強調這是一場真正的人民主權運動。這一分析完全符合公社的存在，及其所采取的社會措施。為此，讓我們來看看巴黎公社的重要曆史文獻。n
公社乍一成立，就發布《告法蘭西人民書》，提出了自己的執政綱領，強調“公民持續參與公社事務，自由發表他們的意見，維護其自身權益”。為此，“民衆始終有權對公社各級官員進行監督和予以撤換”。本着權力必須受到有效約束的原則，賽拉葉和鮑狄埃等經直接選舉産生的公社委員聯名出示公告，主動請求群衆監督。他們懇切地說：“公民們，請别忘記，如果官吏脫離人民，自行動議，勢必會陷入專斷的泥潭。沒有你們愛國的協助，我們縱有一片忠心也是徒然。”n
路易絲·米歇爾尖銳地告誡：“一切權力都具有腐蝕性。”故而，必須采取防範措施，避免社會公仆轉化為社會主人。在1871年5月19日的公社委員會會議上，古斯塔夫·勒弗朗賽提出了人民主權可能被篡奪的危險。他說：“主權在巴黎公社全體選民手中，公社隻是執行者……照此原則，公社委員沒有從選民那裡獲得這樣一種權力，即他們可以靠之篡奪隻屬後者的主權。”n
可見，這位公社思想家、《國家與革命》一書的作者，早就預感到了現代民主通過權力委托可能産生的異變，可能形成的特權和腐敗。縱觀當今世界，人們不難領會到，在使勞動的解放遵循民主自治的道路，創造人類自由、平等的新秩序上，需要汲取巴黎公社的寶貴經驗。n
卡爾·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20世紀60年代建立的法國“巴黎公社協會”以捍衛公社的理想、繼承巴黎公社的精神遺産為宗旨。該協會主席克洛德·維拉爾教授說：“從詞源上講，‘民主’就是人民主權，法國大革命1793年憲法明确了這一點，而真正首次将之付諸實踐的，正是巴黎公社。n
可以說，巴黎公社是有史以來最真誠的民主，在其産生的時代已經提出了我們至今仍面臨的問題，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現實性。”他繼續說，“我們生活的社會是不平等、非人道的。金錢勢力一統天下，鼓吹個人成功的迷信。從邪惡之獸腹中産生着種族主義、仇外和狂熱……”因此，我們迫切需要高舉巴黎公社的旗幟，向世界表明：在資本網絡遍及全球的時代，上帝已經死了，可烏托邦并沒有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