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决定了科学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循基本的行为规范。美国科学社会学家M·默顿把这些行为规范概括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合理的怀疑精神。这种行为规范虽不像“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样明确，但科学家在学习知识或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自然地接受并内化成为科学家的精神气质。
于是，在公众的眼里，科学是诚实的职业，科学家被看成“天生诚实的人”（韦伯语），他们“在某些方面显然比知识界的其他人在道德上更受人尊敬”。科学界也普遍认为，科学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民主的并能够纠正自身错误的”系统，科学的诚实不取决于科学家个人的品德，而是受到制度方面的制约，即科学活动受到“在其他任何领域的活动所无法比拟的严格管制”（默顿语）。然而，80年代轰动世界的“巴尔的摩事件”却再次打破了上述神话，并对科学共同体神圣的行为规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巴尔的摩简介
巴尔的摩在美国科学界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是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一位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他因发现逆转录酶能将核糖核酸逆向转录为脱氧核糖核酸（RNA→DNA）而获诺贝尔奖。
实验
1981年，科学家们发现，小鼠的生殖细胞在导入外源的大鼠照鼠要大上2倍，被称为“超级鼠”。转基因鼠的出现为基因表达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正在从事抗体基因研究的巴尔的摩立即抓住了这一时机。他敏锐地想到：如果将含恒定元件a的外源基因导入小鼠的生殖细胞，小鼠内源基因的重排是否会效仿外源基因，也产生含有元件a的基因？要证实设想，必须做血清学的测试鉴别，即对转基因小鼠用放射方法进行鉴别。巴尔的摩把这一鉴别任务交给了他的得意助手，麻省理工学院教授T·伊玛尼茜·嘉莉，还给她配上了强大的研究阵容。
1985年5月，嘉莉不负众望，取得了预期成果：小鼠的内源基因确实会效仿外来的重链基因。1986年4月，巴尔的摩和嘉莉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模式的改变》的实验论文，这个发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在论文提供的大量数据、完整的程序和事实的记录面前，人们无法怀疑这一实验结果。
实验后果
一个月后，巴尔的摩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M·欧图勒在仔细读了长达17页实验记录后，发现与论文不符。论文中提到的一些关键性的实验，在实验记录中根本找不到。论文有造假嫌疑！于是她向塔夫茨大学当局汇报了这一情况。学校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论文记录虽有“小小的错误”，但并没有造假。欧图勒不服，告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对此事展开正式调查，结果还是：论文没有造假。
在此期间，欧图勒处处受压。权威的《科学》、《自然》、《细胞》等杂志都拒绝刊登批判文章。最后，官司打到了国会。
1988年5月，国会调查分组委员召开了听证会。而巴尔的摩在《致同事》的公开信中声称完全没必要进行调查，他可以保证特里萨·嘉莉的人品。他以为，以他在科学界的声誉和权威，可以让调查中止。他指责调查人员费特尔、丁吉勒、斯图尔特等人，说他们毫无根据地干涉科学问题。他甚至以言语相要挟，声称这是一场“悲剧性的调查”，认为“外行是不可能评价科学的”。由于事态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他不得不刊登更正文章，但他指出，修正并不会减弱论文结论的可信度。
巴尔的摩的言行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为捍卫科学纯洁性的可怜的“小人物”欧图勒受尽折磨和冷落，在巴尔的摩荣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时，她被解雇了。
国会和联邦经济情报局的调查结果最终显示：实验的日期与嘉莉的记录不一致，她是用截取日期转贴到日期记录纸带上的方法来造假。这一发现使嘉莉名声扫地。
直到这时，巴尔的摩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为嘉莉辩护的错误，并向欧图勒公开道歉。至此，被称为“美国科学史上最令人伤心的悲剧”的巴尔的摩事件，终以真理战胜虚假告终了，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索。
巴尔的摩事件决非偶然，它只是科学界众多弄虚作假案中的一例，它从侧面反映出科学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缺陷。
启示
在现代，科学的体制化、科学家角色职业化，使得追求真理不再是科学活动的惟一要求，功利性已开始成为科学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由于科学内部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奖励系统实现的，谋求独创性的成果，争取社会承认，自然会成为科学家行为内在的激励因素。当科学家有了对社会承认的强烈渴望以后，就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研究。因此，仅仅依靠科学内部的规范机制则难以防范科学家的越轨行为。在作假事件日益增多的今天，特别需要健全科学内部的评价机制和建立权威的查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