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圓券:中華民國政府發行的本位貨币-中文百科頻道

概念介紹

國民政府1948年8月19日以總統命令發布《财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規定自即日起以金圓券為本位币，發行總限額為二十億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萬元折合金圓券一元、東北流通券三十萬元折合金圓券一元的比率，收兌已發行之法币及東北流通券；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銀币及外國币券；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彙資産。按以上要旨，同時公布《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币處理辦法》、《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彙資産登記管理辦法》、《整頓财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等條例。

發行金圓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價上漲，規定“全國各地各種物品及勞務價，應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該地各種物品貨價依兌換率折合金圓券出售”。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癱瘓，一切交易轉入黑市，整個社會陷入混亂。

1948年10月1日，國民政府被迫宣布放棄限價政策，準許人民持有金銀外币，并提高與金圓券的兌換率。限價政策一取消，物價再度猛漲，金圓券急劇貶值。

1948年10月11日，國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圓券發行辦法》，取消發行總額的限制。

至1949年6月，金圓券發行總額竟達一百三十餘萬億元，超過原定發行總限額的六萬五千倍。票面額也越來越大，從初期發行的最高面額一百元，到最後竟出現五十萬元、一百萬元一張的巨額大票。金圓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廢紙，國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潰。人民拒用金圓券。

發行背景

發行金圓券的最初目的是取代原來流通的法币。

法币在1935年起由國民政府發行。抗戰期間，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發行。戰後，國民黨為支付與共産黨作戰的軍費，法币的發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戰勝利時的5569億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萬億元，三年間增加超過一千倍。在政府庫存黃金、外币都沒有實質增加的情況下，造成了民間的惡性通貨膨脹。曾經有造紙廠以低面額的法币作為造紙的原料獲利。

宋子文為行政院長時，試圖以金融政策穩定法币，抛售庫存黃金購回法币。但因為法币發行量仍在增加而沒有成果。1948年5月行憲選舉後，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長，王雲五被任為财政部長，開始籌劃貨币改革。

冀朝鼎（1903—1963），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國際活動家、開展民間外交工作的傑出領導人，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

冀朝鼎

他給國民政府的這些“禍國”建議很簡單：與民争利。

直到死後46年，他對創建這個國家所作的真正貢獻，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仍然是個謎。

冀朝鼎參與了号稱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圓券改革。按照設計，國民政府用金圓券強制收兌法币、特别是金銀及外币。“與民争利”達到了瘋狂的地步。著名美國學者費正清後來分析說，當時最反共的城市上層中産階級，手中剩下的少許餘财被束縛在金圓券上，平民百姓對國民黨事業的最後一點支持，也同金圓券一樣化為烏有。不過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國民政府經濟通脹的建議有多少來自西柏坡，仍然不為外人所知。 30年代開始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之子、軍事專家羅援稱：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國，他建議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使其爆發了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導緻經濟崩潰，加速了國民黨統治的複滅。

冀朝鼎和共産黨

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在以《成敗之鑒》為題的回憶錄中，專辟一節寫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 “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在這本近500頁的書籍中，為共産黨人開辟章節的，隻此一例。

他在回憶錄中說，抗戰期間就知道冀朝鼎和共産黨有關系，但是孔祥熙和後來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周恩來與冀朝鼎

1963年8月13日，副部級幹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會，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周恩來、陳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緻悼詞。這種規格顯然超出慣例。

周恩來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級，廖訓振說：“也隻有周恩來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1946年，内戰爆發。周恩來在撤回延安前通過鄧穎超給冀朝鼎留了一封書信。信上說：“茲際時局嚴重，國運益艱，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時，深望能作更多貢獻。”

發行經過

貨币發行

8月19日，蔣介石親自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專題研究币制改革相關問題，并破例邀請不是國民黨員的王雲五到會做币改方案的說明。當晚，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布《财政經濟緊急處分令》，明令在全國取消法币實行金圓券币制，限期兌換人民所有之黃金白銀、銀币及外國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物價凍結

全國物價凍結在8月19日水平，與此同時，蔣介石派出經濟督導員到各大城市監督金圓券的發行。其中，上海作為全國金融中樞，由蔣經國為副督導，實際掌握上海的經濟情況。

金圓券發行的初期，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資産階級民衆皆服從政令，将積蓄之金銀外币兌換成金圓券。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試圖凍結物價，以法令強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價供應貨物，禁止擡價或囤積。資本家在政府的壓力下，雖然不願意，也被迫将部分資産兌成金圓券。在上海，蔣經國将部分不從政令的資本家收押入獄以至槍斃，以作殺一儆百。杜月笙之子杜維屏也因囤積罪入獄。蔣經國在上海嚴厲“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對金圓券的信心。

流通崩潰

市場情況

以行政手段強迫凍結物價，造成的結果是市場上有價無市。商人面對虧本的買賣，想盡方法保有貨物，等待機會再圖出售，市場上交易大幅減少，僅有的交易大都轉往黑市進行。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後來也遇上阻力。蔣經國查封的其中一家公司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蔣經國因宋美齡的壓力被迫放人，本人亦因此事辭職求去。物價管制最終失敗，在11月1日全面撤銷。翁内閣亦在11月3日辭職。

緻命之處

金圓券政策失敗的最緻命處是發行限額沒有得到嚴守。國民黨政府在1948年戰時的赤字，每月達數億元至數十億元，主要以發行鈔票填補，國民黨曾希望得到的美國貸款援助卻從來沒有落實。金圓券發行一個月後，至9月底已發行到12億元，至11月9日增加到19億元，接近初訂上限之數。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圓券發行法，取消金圓券發行限額，準許人民持有外币，但兌換額由原來1美元兌4金圓券立即貶值五倍，降至1美金兌20金圓券。

物價飛漲

自此金圓券價值江河日下，一瀉千裡。當1948年底開始準許以金圓券兌換金銀外币時，全國各地立即出現數以十萬計搶兌人潮。至1948年12月底，金圓券發行量增至81億元。至1949年4月時增至5萬億；至6月更增至130萬億；比十個月前初發行時增加二十四萬倍。金圓券鈔票面額不斷升高，最終出面值一百萬元的大鈔，但仍不足以應付交易之需。

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價格要4億多金圓券。各式買賣經常要以大捆鈔票進行。由于貶值太快，早上的物價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變。市民及商人為避免損失都不想持有鈔票（金圓券），交易後或發薪後所取得的金圓券，皆盡快将其換成外币或實物，或幹脆拒收金圓券。

停止發行

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繼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圓券流通，以金圓券10萬元兌換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後銷毀。

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後曾繼續發行金圓券，但其價值已形同廢紙，1949年7月3日，廣州政府宣布停止發行金圓券，改以銀圓券取代，結束了金圓券的曆史。

情況事例

台灣情況

當時，台灣省政府奉命依金圓券發行準備移交保管辦法，将台糖公司總資産1億2千萬美元，劃撥4,300萬元，将台灣造紙總資産2,500萬美元，劃撥800萬元，使台灣進一步被卷入中國大陸惡化的經濟情勢中。當時金圓券一元兌換台币1,835元也明顯高估，中國大陸流入台灣套彙的活動，使台灣面臨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壓力，經濟情況更趨惡化。

北大情況

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學秘書處通知全體教職員，北大遵照金圓券發行辦法規定，即日起，會計出納一律以金圓券為單位。又，國民政府教育部訓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員薪給一律改發金圓券。

此後物價飛漲。10月17日，北平《益世報》消息：北大學生自治會16日上書訓導長，因公費“不足維持最低之夥食”，要求“公費全部配給面粉，副食費亦按官價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書處通告：“查公教人員9月份配備面粉，本校業向平市配委會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發，請攜私章、面袋一個、手續費、運費、出庫費等共金圓3角，至庶務課領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學教授發表《停教宣言》：我們每月收入不過維持幾天的生活……難于安心工作”。“政府對于我們的生活如此忽視，我們不能不決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進行借貸，來維持家人目前的生活。”

同日緻函胡适校長“要求學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個月，以免凍餒。”在宣言上簽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學生自治會發表《支援師長停教宣言》。

同日，教育部代電：奉行政院核定，學術研究補助費，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萬元，副教授400萬元，講師300萬元。助教200萬元。自8月份起改發金圓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講師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教育部代電：各校教授電請調整公教人員待遇并增加學術研究補助費為金圓券100元

行政院1948年10月11日指令均應從緩議。同日，北平《益世報》消息：北大講師、教員、助教聯合會也發表《停教宣言》：“币制改革以來，物價上漲10倍。而我們的薪給被凍結着，……我們和我們的眷屬為饑寒所迫，不得日隻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進行借貸，以維持生計，謹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學沙灘四院的自費和半公費學生緻校長函：“四院冷清清的整個在饑餓中，一天每人吃到3/10兩油，一餐每人吃三塊絲糕以及十幾塊苦味的蘿蔔。下月預算說：除2/3袋面粉（30斤）外，還要40多金圓券。面粉何日運來還遙遙無期，至于40多金圓券，那也更不是我們所能負擔的。我們吃不飽飯，不能安心上課。萬不得已，請校長立即解決我們的困難。我們的要求是：(一)給我們特種救濟金，與全公費待遇相同。(二)特種救濟金教育部未答複前，請學校暫墊。”

11月21日，北大講師教員助教聯合會緻胡适函：“同人們真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請校長向政府據理力争，從11月份起按實際物價指數發薪，以維持低到無可再低的生活。還請求學校設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還，幫助我們渡過難關。”

11月22日，胡适為職員生活問題緻函教育部，提出：教職工役等自改行金圓券後，物價又複上漲，員工實感不支，請設法予以調整。

這時，解放軍已重重包圍文化古城北平市區，國民黨政府妄圖将一些知名教授學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教育部長陳雪屏自南京給北大秘書長鄭天挺發來電報，囑立即組織第一項名單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館行政負責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别提出：“适師及師母必須先行，無論空軍專機或航機先到，立即動身。”其餘“一俟場可着陸，即派機來迎。”“大抵每機可坐40人，拟用四機分兩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發。”

12月14日，北大校長胡适給湯用彤教授、鄭天挺秘書長留下便條：“今日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隻好拜托你們幾位同事維持。”。

12月15日，胡适離北平飛抵南京，同機有清華大學陳寅恪教授一家。

北大師生員工在饑餓煎熬中盼望着北平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