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點
基因是包含着一個人所有 遺傳信息的片段，與生具有，并終身保持不變。這種 遺傳信息蘊含在人的 骨骼、 毛發、 血液等所有人體 組織或 器官中。近年來已開發出多種遺傳标記用于個體識别。其中 短串聯重複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 簡稱STR)由于檢測方法簡便、快速、準确度高、擴增片段大小适中，目前已發展為各法醫學實驗室最主要的個體識别檢測标記。
在含有國際标準的13個核心STR位點進行DNA檢測，綜合這些位點信息，個人的個體識别率已超過千億分之一，即1000億人之間不會有兩個個體的STR基因型發生重複，完全可以進行個人同一認定。
應用
在遭遇意外事故、失散、财産繼承、 試管嬰兒、 骨髓移植、克隆器官或克隆生命體等原因引起的需要進行個體識别和 親權鑒定中， 基因 身份證将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發展趨勢
也有人認為，由于基因身份證上的基因包含了當事人的健康等遺傳信息，所以如果把基因公布在身份證上，也就是向公衆暴露了自己的個人隐私，這是基因身份證的一大缺憾。然而如果我們進行換位思考，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于那些對人們生活有幫助的基因信息，比如一個人是否攜帶了類似白化病、色盲等疾病的緻病基因，一個人對哪種藥物比較敏感等等，這些信息如果能在基因身份證上顯現出來，就會對人類的婚姻、生育、醫療等方面提出科學的預見和指導，從而為人類的健康、預防遺傳病的發生、提高人類遺傳素質，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說，基因身份證甚至能給醫療、遺傳等相關領域帶來一場新的革命。
随着各方面條件的不斷成熟和完善，基因型身份證完全有取代普通身份證的趨勢。因為普通身份證有可能造假，而基因型身份證的制作需要特殊的設備和專業人員，造假的可能性很小。所以無論是在個人識别方面，還是在防僞技術方面，基因型身份證都是最先進的。如果能夠妥善地解決基因身份證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遺憾，那麼基因身份證不僅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許多便利，更能為人們的健康、國民遺傳素質的提高提供有力的保障。可以設想，基因身份證走入我們的生活将為期不遠。
如果每個人都有一張‘基因身份證’，犯罪分子将無處可逃，像印度洋海嘯期間那樣的遺體辨認難度也會大大減輕。”廖世秀介紹說，當人們需要供體器官和骨髓移植時，可以對照“基因身份證”尋找，尤其是我國目前正在建立人類基因庫，到時醫生可以從基因庫中迅速找到組織配型相同的器官、血液或細胞，以最快的速度救助病人。年輕人如果在婚前擁有“基因身份證”，就如同做了全面的婚前檢查，可以避免遺傳性疾病的發生。另外在家族性疾病的研究、親子鑒定、血緣的族譜上的追尋确認上都有重大意義。
但4年來，一共隻有30多人前來要求制作“基因身份證”，其中還是有一家公司為其20多名進行高危行業勞務輸出的員工集體制作。廖世秀分析原因說，一是目前制作費用偏高，國産試劑不成熟，制作設備全部來自國外，單人測試制作費用在800元到1200元人民币之間，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要求人人制作。
另外，倫理上的原因也讓醫生為難。因為在制作“基因身份證”時可以測出這個人基因有哪些缺陷，有哪些疾病易感基因。因為這涉及個人隐私，是否告訴對方讓醫生很為難。一旦告知，對方很可能背上沉重的心理負擔。
實際上，由于目前醫學研究程度所限，即使一個人有疾病易感基因，也可能不發生疾病，即使産生了基因突變，也不意味着絕對會導緻疾病産生。“人類身體機能太複雜了，就是把基因都研究清楚了，也并不代表着把所有疾病都研究清楚了。” 廖世秀說，将來醫學更加發達後，到時“基因身份證”的普及程度可能會大大提高。
2019年6月8日，據俄羅斯《觀點報》報道，俄科學院院長謝爾蓋耶夫近日表示，俄羅斯科學家們正在研究一個特别項目——為軍人建立基因身份 ，它能夠更為精準地确定軍人更适合從事何種軍事專業。也就是說，充分利用軍人不同的基因優勢，确定誰更适合在海軍服役，誰更适合成為傘兵或坦克兵等。
研究案例
一名強奸犯奸殺了受害者卻沒有留下任何線索，這簡直是警察的噩夢。警察從死者身上提取了精液，卻不能從法院的罪犯資料庫和本地男子中追查出元兇。若能對罪孑巳的精液進行實驗室分析，破譯出其“DNA身份證”：紅頭發、藍眼睛的高加索人，下巴硬朗，不怎麼吸煙……再與傳統的辦案方法相結合，那麼結果又會怎麼樣呢?
目前，僅從DNA分析還不能得出罪犯的全部外貌特征。但是研究人員正小心翼翼地朝這方面逼近，現在他們已能從DNA破譯出罪犯種族，頭發和眼睛的顔色。同時世界基因研究小組對人類其他外貌特征的研究也取得進展，例如下巴的形狀。
然而并非每個人都對此研究贊賞有加。一些社會自由論者認為這項技術是對個人隐私的侵犯，會導緻判決的不公正；一些科學家則聲明，鑒于本項工程的浩大複雜，這項研究會很快不了了之。但英國警方卻仍對此矢志不渝，因為“DNA身份證”已在案例偵破中發揮了作用。
就目前而言，在英國，如果在案發當場取得了罪犯的血液、頭發及精液的标本，标準的破案手段有兩種：其一，盡快地找到嫌疑犯，檢驗其DNA是否與之相吻合。其二，若找不到，就在英國國家基因庫中檢索有沒有人的DNA與此吻合。英國國家基因庫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庫，它收集了警察以往抓獲的所有嫌疑犯的DNA。兩種手段在破案中都有獨到之處。如果無法找到嫌疑犯，而且在國家基因庫中又沒有與之吻合的DNA，又該怎麼辦呢?
自從将DNA檢測技術用于破案，法醫專家一直想搞清楚DNA到底能提供多少信息。目前英國伯明翰市的法醫科學研究中心通過不懈的努力，通過檢測DNA已能绐警察提供犯人的兩大外貌特征：種族和頭發顔色，同時對其他特征的研究也正在開展。
1995年，紐卡斯爾大學的科學家報道了紅頭發人種的基因特點，他們的色素生成細胞{即黑色素細胞)基因有缺陷。這種缺陷呈隐性遺傳特征，即紅頭發人的母親和父親基因都為缺陷基因。科學家設計出從現場DNA标本中查找出這種基因缺陷的檢測手段。盡管這項檢測還不完善，但通過對197名高加索人的檢測，法醫科學研究中心得出，但凡其父母雙系DAN都為缺陷性的人是紅頭發的概率為96％。
要驗證這項檢測手段在破案中的實用性并不難。隻要能從現場标本中證明罪犯是紅頭發，警察就會着重從紅頭發的人展開調查，同時也要考慮秃頭、年老白發和染發的可能。若檢驗結果是陰性，他們就會排除紅頭發的可能。然而，這項研究成果應用十分有限。在英國，僅近6％的人是紅頭發。為此，這項檢驗結果目前不能作為法庭證據，隻能為警察提供辦案線索。另一重要的問題是，若嫌疑犯頭發是金色、棕色和黑色的又該怎麼辦呢?
由于頭發的顔色通常是若幹基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編碼頭發顔色的基因很複雜，眼睛的顔色也不例外。美國科學家運用DNA印迹技術漸漸地掌握了開啟這兩大秘密的鑰匙，目前他們在眼睛顔色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較大進展。他們以老鼠和果蠅的研究為基礎，發現與眼睛顔色有關的基因，然後再研究人類整組基因的相同序列，發現了有10種候選基因參與眼睛顔色的生成。通過基因檢測确定人類的種族，甚至外貌，這也是法醫學家最為關心的。
英國法醫科學研究中心從1995年開始進行這方面研究，他們對國家基因數據庫的DNA标本進行分析和标準分類，統計突變因子在每個種族中的發生率。他們發現，一些突變因子在某個種族的發生率比其他種族高。這就表明：現場的DNA證據可以提供嫌疑犯種族的線索。去年，法醫科學研究中心宣布他們已經使種族的基因檢測技術用于實踐，他們能根據現場證據對嫌疑犯是某種種族的可能性做出相對的評估。遺傳學家安德魯認為，在沒有目擊證人的情況下，這是一項非常有用的手段。同樣，種族的基因學是一門值得争議的學科，許多科學家都不同意按特定的基因類型對種族分類。
除了頭發和眼睛的顔色、種族，從DNA推測面部特征更為困難。盡管如此，法醫學家仍對人類面部特征的基因研究興趣十足。幾年前，他們在倫敦自然博物館通過辦展覽會吸引人們的興趣，短短幾個月内吸引了600個自願者(其中大都來自同一家族)捐獻DNA和三維掃描的“面孔”，并在倫敦大學建立了一個人類面部特征資料庫。研究者從面部個體特異性大的結構，例如鼻子的輪廓幹口下颌入手，試圖找出與之相對應的DNA序列。
但這項工作的複雜性如同确定眼睛顔色的研究一樣，讓科學家舉步維艱。雖然他們找到了一些與面部特征相關的基因，然而，這項研究現在已停止，沒有得到任何确定的結論。曾參與了這項工程的倫敦大學的一位研究人員回憶道：“英國内政部曾信心十足地認為我們2年就能出成果，但是結果很令人失望，一些面部特征牽涉到很多基因，問題的複雜性超出我們的想象。”
然而尋找編碼面部特征的基因的念頭并沒有就此隐沒。鑒于這些基因在哺乳動物中很普遍，如編碼老鼠寬下巴的基因在人類中也存在，由于老鼠的種族繁衍很快，這使得在其基因的研究上有很大的優勢。迄今為止，科學家已發現老鼠下颌的形狀和大小有明顯變異。并且也開始了對此變異的“幕後主使”的基因進行探索。德國康斯坦茨大學的克裡斯教授提醒道：“這個過程有太多的基因交互作用，其數量令人歎為觀止。如果改變A基因，那麼基因B和基因C就會以其他的方式相互作用。
但是他們仍取得了進步。一項對535隻老鼠的研究揭示了與下颌形狀相關的基因有25個，大小相關的有12個，與對稱相關的基因有5個。盡管有關的基因排列方式的數目令人難以置信，但其最終導緻的面部結構的種類并不多，克裡斯博士已發現了兩種模式。但他還是認為距離把這個理論用于人類面貌的最終目的還很遙遠。不過，一旦我們對基因的作用機制有了頭緒，對人類面部特征的研究就不再是一片沼澤。
不過，這些研究還是有令人擔憂的地方。有人認為警察通過對DNA測試可能會從中查出個人或醫學的信息。如參與編碼生理外貌的基因也可能是與某些遺傳性疾病相關的基因；與色素沉着相關的基因也可能是導緻皮膚癌的基因；面部基因的突變可能導緻先天畸形，等等。他們認為，警察根本就沒有資格去查某人這方面的基因信息，這是對基因隐私的侵犯，他們惟一能做的是追蹤犯罪嫌疑人。
這項研究成果在英國公布後，社會輿論表示出極大的關注，一名演講人說道：“如果把這項技術作為破案手段，破譯出嫌疑犯的相貌，那真的無可厚非。但是就目前而言，這項技術還未得到科學的認可。”他擔心的是警察會抓住這根“救命稻草”，僅憑此抓人。對此，法醫科學研究中心尖銳地回擊了反對者：“我們隻是在尋找一種能迅速提供給我們第一現場的信息的方法。我們不覺得沒有什麼不好。我們隻想用它協助辦案，而不是用它給我們與案子帶來無關的資料。我們贊成這樣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