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

北伐

中國曆史大規模戰略攻擊
北伐,泛指中國曆史上由南向北的大規模戰略攻擊,現代史中常特指1926年至1928年間發生的國民革命軍北伐,由國民革命軍北進讨伐北洋政府的戰争,使得中國大陸統一在由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國民政府旗下。
    中文名:北伐 外文名:The Northern Expedition 釋義:中國曆史上由南向北的大規模攻擊 相關戰争:封狼居胥、燕然勒功、謝安北伐、嶽飛北伐

秦朝

秦攻匈奴之戰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軍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蒙恬的大軍攻占了河南地(今内蒙古境内位于黃河幹流以南的河套地區)、占據陽山(内蒙古烏加河以北),設九原郡(今内蒙古包頭西北孟家灣),并将秦、燕、趙三國原築的長城加以增修,建立起了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的萬裡長城,使之成為了中原漢民族二千年來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要塞。

西漢

漠北之戰

漠北之戰,是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朝在漠北地區進行的一次大規模戰役。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漢武帝遣大将軍衛青、骠騎将軍霍去病各率5萬騎兵及數萬步兵分兩路深入漠北,力求徹底殲滅匈奴主力,并組織步兵數十萬、馬數萬匹以保障作戰。

此次遠征,霍去病所率部前後一共斬獲胡虜70443人,至此,匈奴左、右賢王兩隻臂膀被徹底斬斷,隻剩下匈奴單于懸孤漠北。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臨翰海而還。

西漢與匈奴的漠北戰役,是漢武帝向匈奴戰略進攻的頂點。此仗,匈奴兩路被殲9萬餘人,元氣大傷,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其實力日漸衰落。

東漢

金微山之戰

東漢永元元年(公元89)六月,窦憲被任命為車騎将軍,與副将征西将軍耿秉率八千漢家騎兵和屬國兵,三路分襲,當年圍殲北匈奴主力于稽落山(今蒙古境内)。次年,窦憲又率軍奪取伊吾城(今新疆哈密以西),北匈奴至此崩潰,單于遠逃,漢軍直追擊至私渠比鞮海(烏布蘇諾爾湖),此役共斬殺名王以下匈奴軍一萬三千多人,獲牲畜百餘萬頭,周圍部落歸降漢室共八十一部計二十餘萬人。此時漢軍已然出塞三千餘裡,國土更廣,遂命班固作頌,刻銘燕然山(蒙古杭愛山),紀漢威德,是為燕然勒功。

三國

陸遜北伐

三國時,東吳大将陸遜四次伐魏。最終破曹休,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陸遜四次對魏作戰未嘗一敗,戰績輝煌,戰果豐碩。于敵境中來去自如,可見其過人的軍事才能。然而襲擊江夏導緻敵軍自殺其民也為後世所诟病。n

諸葛亮北伐

三國時期,蜀漢丞相諸葛亮在228年至234年發動北伐曹魏的戰役,共有五次,但未取得重大勝利。而曹魏也曾發動反擊戰,但不成功。最後以諸葛亮因積勞成疾病逝五丈原終結。n

維北伐

姜維曆次北伐戰績,互有勝負,軍隊已到達華陰、蒲城一帶。其中大勝兩次;小勝三次;平手四次;大敗一次,小敗一次。史家對姜維的北伐貶多褒少,連年征戰,耗損國力至巨。在最後一次北伐進行時,廖化勸姜維休整軍隊,認為“連年征伐,軍民不甯,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閑之輩”,建議勿“強欲行難為之事”。《三國演義》卷末有詩說:“孔明六出祁山前,願以隻手将天補。何期曆數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塢!姜維獨憑氣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勞。鐘會鄧艾分兵進,漢室江山盡屬曹。”

東晉

    祖逖北伐(320年),為收複東晉故土的軍事行動。褚裒北伐(349年),為收複東晉故土的軍事行動。殷浩北伐(353年),為收複東晉故土的軍事行動。桓溫北伐(354年、356年及369年),為收複東晉故土而攻擊前秦等國或讨伐叛将的戰役。謝玄北伐(384年),在淮南、淝水之戰(376年—383年間)後為東晉收複故土的軍事行動。劉裕北伐(409年至410年、416年至417年),為收複東晉故土,攻滅了南燕(十六國)、後秦。

    南北朝

      王玄谟北伐(450年),為南朝宋讨伐北魏的軍事行動。南梁北伐(505年),為南朝梁武帝讨伐北魏的軍事行動。太建北伐(573年),為南朝陳宣帝讨伐北齊收複淮南的軍事行動。

      後周

      後周攻遼河北之戰

      顯德六年(959年),農曆4月,柴榮親率諸軍北伐契丹。至甯州,刺史王洪以城降。之後,領兵水陸俱下,至益津關,契丹守将終廷晖以城降。至瓦橋關,守将姚内斌以城降。鄚州刺史劉楚信以州降。農曆5月,瀛州刺史高彥晖以本城歸順。這次出師,僅四十二天,兵不血刃,連收三關三州,共十七縣。柴榮正準備乘勝奪取幽州,遇疾而返。

      宋朝

      北宋

      雍熙北伐

      公元986年(雍熙三年),宋軍分兵三路北伐。最初,宋中、西兩路進軍順利,收複了不少地方。但随後宋東路軍在岐溝關(今河北涿州市西南)被契丹主力打敗。宋太宗急令宋軍撤退,并命潘美、楊業統率的西路軍護送百姓内遷。楊業孤軍奮戰,最後負傷被俘,絕食三日,壯烈犧牲。經過高梁河與岐溝關兩次決戰,契丹在軍事上掌握了極大的優勢。n

      南宋

      嶽飛北伐

      1127年靖康之變,金兵攻破開封,北宋覆亡。1134年(紹興四年)嶽飛奉命揮師北伐,自鄂州(今湖北武昌)趨襄陽(今湖北襄陽),向僞齊政權的守軍發起猛烈進攻,僅用三個月的時間就按照預定計劃收複襄陽、郢州(今湖北鐘祥)、随州(今湖北随州)、鄧州(今河南鄧縣)、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陽軍(今河南信陽)等六郡之地。這是南宋建立政權以來第一次收複大片失地。但宋高宗趙構和宰相秦桧為了徹底實現控制軍隊和壓制主戰派的目的,以“臨軍征讨稽期”和“指斥乘輿”等莫須有的罪名令嶽飛班師,後被害死于風波亭。

      隆興北伐

      南宋孝宗隆興年間的以北上中原,收複北宋故地為目的的軍事行動。戰争始于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四月,南宋方面不宣而戰,至隆興二年十一月,以隆興和議的簽訂為結束标志。

      開禧北伐

      南宋甯宗朝時韓侂胄主持的北伐金朝的戰争。宋甯宗時,韓侂胄漸掌大權,力主抗金,得到著名的抗戰派辛棄疾、陸遊、葉适等人的支持。宋甯宗對南宋的屈辱地位不滿,也支持韓侂胄的抗金政策。

      開禧二年(1206),身任平章軍國事的韓侂胄未作充分準備,便貿然發動北伐。宋軍紛紛出擊,山東京東招撫使郭倪派兵攻宿州(今屬安徽)、建康府(今江蘇南京)都統制李爽率部攻壽州(今安徽鳳台)、江陵府(今屬湖北),副都統制皇甫斌攻唐州(今河南唐河),江州(今江西九江),都統制王大節攻蔡州(今河南汝南)。然金軍方面早有準備,故上述宋軍進攻皆以失敗告終,隻有鎮江副都統制畢再遇連戰皆捷,但也無法轉變敗局。金軍乘勝分路南下。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叛宋降金,割讓關外四郡,金封吳曦為蜀王。面臨這種不利局勢,韓侂胄隻好向金朝求和,但因金人提出要斬韓侂胄等人而未果。

      開禧三年(1207),吳曦之叛被平定,淮南形勢也漸平穩,金大将仆散揆又病死軍中,形勢對宋有利。但宋廷内主和派開始陰謀活動,禮部侍郎史彌遠與楊皇後、楊次山等勾結,殺死韓侂胄,宋、金罷兵議和。嘉定元年(1208),宋、金訂立嘉定和議。

      端平入洛

      南宋在聯合蒙古滅金朝後收複位于河南的原北宋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應天府三京的軍事行動,由于糧草不濟以及沒有騎兵等原因,最終被蒙古軍大敗而退回原來的防線。

      元朝

        忽必烈與阿裡不哥之戰紅巾軍北伐

        1355年(元至正15年)二月,劉福通将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從砀山夾河迎至亳州稱帝,國号大宋,改元龍鳳。又利用“明王出世”的宣傳效果,稱韓林兒為“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紅巾軍一時都接受了大宋政權的領導。1357年(至正17年),劉福通作出重大戰略決策,分兵三路北伐,兵鋒直指大都。紅巾軍軍旗上更書寫“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但由于力量分散,後方空虛,一事無成。結果,元軍于(元順帝至正19年,小明王龍鳳5年)八月搶回汴梁,但北伐卻沉重的打擊了元朝腐朽統治,加速了其滅亡。

        明朝

          徐達北伐,徐達與常遇春率領明朝軍隊北伐,1368年攻克元朝首都大都,元順帝北逃,史稱北元。1369年攻占元上都。明太祖北征,明朝建立後,明太祖為消滅北元的軍事行動。燕王掃北明成祖遠征漠北之戰(1409年、1414年、1422年、1423年、1424年)史稱“永樂北伐”。共五次親征北元殘餘勢力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個部落,明成祖朱棣亦在第五次親征得勝回朝途中病故。明英宗北伐,以發生土木堡事件告終。

          清朝

            清太祖北征清太宗北伐清世祖北伐清聖祖北伐太平軍北伐,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1814-1864)在廣西金田村發動金田起義,建号太平天國,起義軍稱太平軍。1853年3月19日太平軍占領南京,改南京為天京。定都天京後派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等率2萬多人北伐。1853年5月北伐軍從揚州出發,經安徽、河南等地,進入直隸,逼近天津,鹹豐帝宣布京師戒嚴。八月北伐軍進攻天津失利。1855年3月林鳳祥在連鎮突圍被俘。4月3日在北京就義。李開芳退守山東茬平馮官屯。被俘後被押解北京,6月11日淩遲處死。
              民軍北伐

              民國

              北伐戰争

              中華民國自民國十五年(1926年)至十七年(1928年),由國民革命軍北進讨伐北洋政府的戰争,使得中國大陸統一在由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國民政府旗下。北伐正式起始于1926年7月9日蔣中正就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并率師北伐;完成于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奉吉黑三省改懸挂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改保安委員會為東北政務委員會,即東北易幟,至此國民黨完成形式上的統一。

              詳情

              從1926年5月到1927年3月,中國國民黨和共産黨合作進行的以推翻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為直接目的的革命戰争。nn從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後,全國的革命運動就蓬勃開展起來。1925年至1926年春,廣東革命政府先後消滅了廣東境内和革命政權内部的反動勢力,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統一,使北伐戰争有了可靠的後方。與此同時,在全國,特别是粵、贛、湘、鄂等省的工農運動的進一步發展,為北伐戰争準備了廣泛、雄厚的群衆基礎

              在此期間,為适應革命形勢需要,在中國共産黨的推動下,1925年7月,廣東革命政府改組了大元帥府的軍政府,成立了委員制的國民政府。接着,國民政府所轄各軍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共編6個軍,以黃埔軍校為基礎編為第一軍,把原來的湘、粵、滇、鄂、贛各軍分别編為第二、三、四、五、六軍,各軍都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

              國民政府還實行了軍政、财政和民政的統一,取消苛捐雜稅,深得人民群衆的擁護。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前,廣西李宗仁和湖南的唐生智先後宣布擁護廣東革命政府,兩廣實現統一。這樣,廣東革命政府的國民革命軍發展成擁有8個軍18個師兵力的武裝,這些都是打敗北洋軍閥的重要力量。nn全國當時的形勢也十分有利于北伐。五卅運動後,人民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的情緒日益高漲。為了撲滅高漲的人民革命運動,國内外敵人比以前更多地采取了反革命的聯合行動。

              1926年3、4月間,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組成奉直聯軍,将擁護廣東革命政府和傾向革命的國民軍趕出京津地區,進而加強了在北方的統治。在南方,吳佩孚因湖南人民在3月的“驅趙運動”中趕走了自己的親信趙恒惕,大舉進兵湖南,打敗了投順國民政府的唐生智,占領了長沙。

              唐生智被迫退守衡陽。之後,各派軍閥相聯合,準備攻打“南北二赤”,計劃由張作霖會同山東張宗昌進攻退守在南口和張家口一帶的國民軍;由吳佩孚進攻湖南的唐生智;然後再聯合盤踞在東南五省的孫傳芳以及西南各省的地方軍閥圍攻廣東,企圖一舉消滅廣東革命政府。

              面對軍閥“南伐”的嚴重形勢,各地群衆組織或黨部紛紛緻電廣東革命政府要求北伐。廣東國民政府出師北伐的任務迫在眉睫。中國共産黨也積極地為北伐做準備,1926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特别會議,讨論了北伐問題。中央特别會議之後發出的79号“中央通告”明确指出:中國共産黨在現時政治上的主要職責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

              并且提出,黨必須加緊進行北伐戰争時所必經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的群衆工作,特别是注意發動和組織工人階級的同盟軍——農民群衆,以便接應北伐戰争,積極支持和參加北伐戰争。

              會後,中國共産黨加強了對工農運動的發動和組織工作,積極支援北伐戰争。但是,作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的陳獨秀對北伐持不同态度。1926年3月初,聯共(布)中央派出一個高級使團——布勃諾夫使團到達上海。鑒于當時直奉聯合進攻國民軍的形勢,陳獨秀在接待使團時談到,廣東的真正意義的北伐尚未準備成熟,眼前是大敵臨門,所以他主張打擊吳佩孚,支援國民軍。一旦吳軍敗退,國民軍得救,廣東軍隊仍然回廣東,繼續準備真正意義上的北伐。

              陳獨秀的這一看法同中共中央不盡相符。中央特别會議認為這次北伐是要“會師武漢與北方革命勢力相聯合造成國民革命勝利的局面”,陳獨秀則認為此次北伐隻是拯救現有力量,并不是要從事革命。

              但是,即使陳獨秀對北伐的理解很保守,他還是4次寫信給蔣介石和汪精衛,督請國民政府立即出兵北伐。他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寫道:“我認為要趁吳佩孚勢力尚未穩固時,加以打擊,否則他将南伐,廣東便沒有積聚實力的可能。”n

              正當國共雙方醞釀北伐時,廣州突然發生了“中山艦事件”,蔣介石一箭三雕,打擊了汪精衛,打擊了俄國顧問,也打擊了共産黨的力量。不久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又通過了整理黨務案,蔣介石的排共氣焰很高。鑒于反共統一戰線内部反共力量的擡頭,中共中央一些負責人和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人對蔣介石的北伐用心已有所警惕,對如此北伐的前途産生了嚴重的疑慮,擔心北伐的勝利将會成為蔣介石個人獨裁的勝利。

              因此,陳獨秀在《向導》上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文章指出:“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衆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經濟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農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隻是讨伐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還說不上是和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沖突。這種軍事行動,對于推翻軍閥确是一種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無二的方法。”“再論到北伐軍本身,必須它真是革命的勢力向外發展,然後北伐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

              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隻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蘇聯顧問鮑羅廷剛剛從蘇聯來華,對突然提出的北伐也持反對态度。

              他在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會議上建議:要首先在國民黨内部求穩定;要造成有利的政治環境與馮玉祥國民軍達成協議;嘗試同孫傳芳協議,哪怕讓他保持中立;在農民中間進行宣傳活動;還必須完全用蘇聯武器裝備軍隊。後來,由于人民的熱烈支持和國民黨将領的紛紛要求,鮑羅廷也轉而支持北伐。

              國民黨方面,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後掌握了國民黨内的黨權和軍權,在汪精衛出走後,成了廣州唯一握有實權的人物。所謂國民黨對北伐的态度,關鍵取決于蔣介石的态度。北伐是孫中山一直為之奮鬥的事業,也是他的遺願。國共合作、革命軍的建立和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使北伐具備了基礎條件。廣大國民黨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一直不忘孫中山遺願,主張北伐,推翻軍閥統治;國民黨海外各國支部也紛紛來電要求北伐。

              一直到1926年5月之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才把北伐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促成:一是葉唐戰争危及到廣東的安全,二是中山艦事件後國民黨内出現危機,為擺脫危機,各派都主張借北伐之機向外發展。這樣做,既可實行孫中山主張,又能滿足一些将領甚至一些投機分子的個人目的。在1926年上半年中,盡管蔣介石在北伐問題上反複不定,但最終還是确定了北伐,以盡早擴充自己的軍事實力。

              北伐既已确定,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即開始着手于具體的籌備工作。1926年5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派遣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和第七軍第八旅作為北伐先遣隊從廣東肇慶出發進軍湖南,援助唐生智,并任命唐生智為北伐軍前敵總指揮和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6月2日,唐生智通電就職。6月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正式通過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案。6月5日,廣州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北伐動員令。

              7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為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7月14日,北伐宣言正式發表。宣言指出:“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設一人民的統一政府。而過去數年問之經驗,已證明帝國主義者及賣國軍閥實為統一之障礙,為革命勢力之仇敵。

              ”因此,為了掃除賣國軍閥的勢力,國民革命軍不能不出師北伐。宣言還号召人民同情北伐,支持北伐,參加北伐。7月7日,廣州國民政府發布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這個大綱規定把黨、政、軍大權都交給總司令一人。為蔣介石日後實行的軍事獨裁提供了依據。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大會。

              蔣介石以總司令的名義發表了《為出師北伐告廣東全省人民書》,《為出師北伐告士兵同志書》、《出師北伐告海外僑胞書》,北伐正式開始。7月12日,中共中央提出《中國共産黨對于時局的主張》,分析國内外形勢,号召全國的革命民衆鞏固“國民的聯合戰線”,“以此推翻國内軍閥,推翻帝國主義”。

              當時,北洋軍閥向革命陣營進攻的行動計劃是:在北方,由直、奉軍閥主力共同進攻國民軍;在南方,由吳佩孚出兵湖南,聯合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等地的軍閥圍攻廣東革命根據地。這時兩湖地區有吳佩孚的軍隊10萬人作為圍攻廣東的主力;在江西有孫傳芳的部下周蔭人部3萬人,準備伺機襲擊廣東革命根據地。北洋軍閥不僅擁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他們直接掌握的軍隊就有70萬人。相比之下,國民革命軍隻有10萬人左右,可謂敵我懸殊。

              但北洋軍閥中奉系張作霖、直系吳佩孚和孫傳芳三方之間,勾心鬥角,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難以一緻行動。在這種情況下。革命陣營能否制定出一個正确的戰略方針,就成為關系北伐戰争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1926年4月到6月底,這個戰略方針幾經讨論,後來在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将軍的幫助下,針對敵衆我寡和敵人内部矛盾重重的情況,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方針:首先集中力量進攻湖南、湖北,消滅最兇惡的敵人吳佩孚;同時,派出部分兵力,警戒江西、福建方面的敵人。’等到兩湖戰場勝利後,再出兵東南各省,消滅孫傳芳。最後,選擇适當時機消滅張作霖,統一全中國。

              7月1日,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發布了“先肅湖南、然後再會師武漢,進而與北方國民軍聯合,以期統一中國,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的命令。根據這個作戰方針,北伐軍組成三路大軍:西路軍由國民革命軍第四、七、八軍組成,唐生智任總指揮,共約5萬人,擔負兩湖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中路軍由第二、三、六軍組成,蔣介石兼總指揮,其任務是進入湘東、湘南一帶,保障西路軍的右翼和後方安全,警戒江西之敵;

              東路軍由第一軍的第三、十四師及張貞的獨立團組成,何應欽任總指揮,鎮守廣東潮梅地區,監視福建方面之敵;第一軍的第一、二師為總預備隊。此外,李濟深率第五軍及第四軍之一部留守廣東。

              北伐軍從1926年5月葉挺獨立團和國民革命軍第七軍的一部進入湖南支援唐生智開始,到1927年3月占領上海、南京為止,分别在3個戰場上進行了3次大戰役,即占領湖南湖北戰役;占領江西戰役和占領福建、浙江、安徽、江蘇戰役。湖南地處中國南北交通的要沖,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北伐軍的首攻方向選擇了吳佩孚正在舉兵做亂的湖南,兩湖戰場便成了北伐戰争的主要戰場。

              在北伐軍正式出師之前,廣東國民政府為取得北伐戰争的主動權,派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的先遣隊入湘援唐,揭開了北伐的戰幕。5月底,獨立團抵湖南汝城縣,與敵部謝文炳部遭遇,大敗敵軍。6月初,獨立團與第八軍一部會合,奪回了渌田、黃茅鋪陣地,攻占了攸縣縣城,取得了人湘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

              這一勝利打破了吳佩孚妄圖先吃掉唐生智,後進犯廣東的計劃,解除了唐軍之圍,穩定了湖南戰局,為其他各路軍進入湖南開辟了道路。攸縣戰役後,敵我雙方在湖南中部形成對峙局面,各自等待援軍到來發動新的進攻。

              7月初,擔任湖南戰場主攻任務的第四、七軍與第八軍會合後分三路會攻長沙,于11日攻占長沙城。長沙戰役是北伐戰争的良好開端。北伐軍攻占長沙時,吳佩孚、張作霖的軍隊正在南口與國民軍進行激烈的争奪戰。

              這時吳佩孚已陷于南北兩線作戰,顧此失彼的境地。由于吳佩孚不願北京政權和北方地盤為張作霖獨占,不肯把主力南調,于是他命令在湖南的軍隊,堅守防線,不得命令不許進攻。同時電促孫傳芳援湘,并進攻廣東。但孫傳芳為保存實力,按兵不動。這樣,國民革命軍進駐長沙後,基本完成了第一期作戰計劃。

              8月12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在長沙召開軍事會議,蔣介石和加倫等參加了會議。會議制定了北伐第二期作戰計劃,決定仍以兩湖為主戰場,前進目标是占領武漢,奪取武勝關,消滅吳佩孚;接着,出兵江西,消滅孫傳芳。在攻下武漢之前,對江西采取守勢。

              會議制定的北伐第二期作戰方案是:将北伐軍分為左中右三路:中路軍由唐生智任總指揮,以奪取武漢、武勝關為目标;中路軍又分為兩路縱隊,左縱隊由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和鄂軍第一師組成,唐生智兼任總指揮;

              右縱隊由國民革命軍第四、七軍組成,李宗仁任指揮;右路軍由國民革命軍第二、三、五軍和獨立一師組成,朱培德任總指揮,以南昌、九江為作戰目标,暫時采取守勢。左路軍由新近歸附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第九、十軍組成,袁祖銘任總指揮,主要在洞庭湖以西作戰,以荊沙、襄陽為作戰目标。

              此外,由國民革命軍第一、六軍和航空隊、炮兵組成預備隊。8月中旬,北伐軍第四、七軍向敵人重點設防的平江城發動進攻,并以葉挺獨立團為先鋒占領平江。後與第八軍南北夾擊嶽陽,攻占嶽陽城。湖南守軍全線潰退,吳佩孚固守待援的計劃徹底破産。至此,湖南地區的戰争宣告結束,戰争迅速推進到湖北境内,形成直搗武漢之勢。

              北伐軍在湖北戰場的作戰,主要經曆了汀泗橋、賀勝橋、武昌3個著名戰役。北線,南口戰役結束後,吳佩孚于8月下旬迅速調兵南下,決心死守汀泗橋。在這種形勢下,要打通直搗武漢的門戶,打破敵人死守待援,南北夾擊的企圖,汀泗橋之役成了兩湖戰場上關鍵一仗。8月底,第四軍發動進攻,但久攻不下,雙方激戰死傷很大。

              葉挺獨立團與之配合前後夾擊,拿下了汀泗橋。不久又在賀勝橋與吳佩孚殘部交手。吳佩孚戰敗,乘專列撤回武漢。9月初,北伐軍第四、七、八軍繼獨立團之後陸續到達武昌前線。兩次強攻未成功之後,北伐軍改變戰術,圍攻武昌城。後有吳佩孚部漢陽的劉佐龍響應北伐,陣前倒戈,漢口工人支援北伐軍舉行大罷工,這樣,将武昌城圍困至10月初才占領該城。吳佩孚在漢口和漢陽失守後逃往鄭州。至此,吳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滅,北伐軍取得了兩湖戰場的決定性勝利。

              之後,北伐軍逐漸把主要力量用于江西戰場,同孫傳芳的軍隊展開激戰。孫傳芳原屬直系,後分化出來自成一派。北伐開始時,孫傳芳對吳佩孚在湖南同北伐軍的戰鬥采取隔岸觀火的态度,想坐收漁人之利。另一方面他也擔心自己一旦出兵兩湖,會讓奉軍乘機奪取他在江浙的地盤。吳佩孚在兩湖失利後,孫傳芳與張作霖協調關系,立即調集10萬兵力分五路向北伐軍側背攻擊。江西的戰鬥從9月上旬開始,至11月上旬結束,戰鬥主要集中在贛西北,尤其是3次會攻南昌的戰役。

              孫傳芳和蔣介石分别坐陣兩方指揮戰鬥。在蘇聯軍事顧問的指揮下,再加上孫傳芳内部倒戈事件接連發生,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裝起義,北伐軍先攻下九江,完成對南昌的包圍。孫傳芳見敗局已定,乘軍艦逃回南京,北伐軍占領南昌。至此,江西之敵全線潰退。

              北伐軍東路軍于9月開辟福建戰場,對孫傳芳屬下周蔭人部展開攻勢,以排除對廣東的威脅。北伐軍在福建戰場的戰鬥持續了兩個多月,由于福建農民武裝和市民的積極響應,加上周蔭人部下紛紛歸順國民軍,北伐軍基本未經過激戰,10月中旬輕取福州,周蔭人逃往溫州。北伐軍乘勝向長江下遊進軍,消滅孫傳芳殘部。

              在吳孫兩大軍閥相繼潰敗的情況下,各派軍閥勢力進一步勾結起來,于1926年11月下旬,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舉行天津會議力求彌合他們之間的矛盾,合力“南伐”,共同對付國民革命軍,并制定了詳細的進攻計劃。1927年1月6日,國民革命軍總部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調整戰略部署。

              為了奪取滬、杭,肅清長江下遊,會議決定分西、中、東路繼續追殲敵軍。西路軍以駐在兩湖地區的第四、八軍為主力,以唐生智為總指揮,沿京漢線進攻河南敵軍。中路軍以第二軍、第六軍和第七軍為主力,由江西沿長江向安徽進軍,由蔣介石兼任總指揮。中路軍分江南、江北二支部隊,其中江南部隊由二、六軍組成,以程潛為指揮,其目标是奪取南京;江北部隊由第七軍組成,以李宗仁為指揮,其目标是奪取津浦線上的重鎮蚌埠。東路軍以第一軍為主,何應欽任總指揮。

              它由兩支部隊組成:一支由何應欽率領的第一軍一部組成,由福建向浙江進攻;另一支由白崇禧率領的第一軍和第三軍各一部組成,由江西東部向浙江進攻。1927年初,北伐軍分三路向長江中下遊的浙江、安徽、江蘇挺進。浙江戰場,由于孫傳芳部下周蔭人與孟昭白因争奪杭州發生内戰,駐守杭州之敵于2月中旬撤出杭州,退到上海和太湖沿岸。東路軍未經大的戰鬥,很快肅清浙江殘敵,于3月19日占領杭州。

              安徽方面,敵軍内部陳調元、王普先後起義,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七軍和二十七軍。中路軍未經激戰迅速占領安慶、蕪湖,進而解決了安徽問題。江蘇戰場,東路軍占領浙江後,分兩路向前挺進:一路沿滬杭路進攻上海,一路沿太湖進攻蘇州、常州。3月中旬,東路軍攻占蘇州,常州,抵達上海郊區。3月21日,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于次日勝利解放上海。與此同時,江南部隊于24日攻克南京。孫傳芳見大勢已去,離開南京,逃到江北揚州。

              至此,自九江以下的江南地區已完全為北伐軍所占領,與據守江北的直魯聯軍、孫傳芳軍形成隔江對峙的局面。而馮玉祥五原誓師後,進軍甘肅陝西,随即進人豫西,形成與北伐軍夾擊河南之勢。

              國民革命軍自出師以來,經過10個月在兩湖戰場、江西戰場和長江下遊地區的征戰,革命力量迅速由廣東發展到長江流域,取得了北伐戰争的勝利,使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趨于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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