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明朝曆史事件-中文百科頻道

事件簡介

1405年7月11日﹙明永樂三年﹚明成祖命鄭和率領龐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組成的船隊遠航，訪問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加深了中國同東南亞、東非的友好關系。每次都由蘇州劉家港出發，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遠航了有七次。最後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裡時，在船上因病過逝。民間故事《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将他的旅行探險稱之為三寶太監下西洋。

鄭和一行曆次出使，每到一地，均首先向當地國王或酋長宣讀诏敕，其次則對其王、妃、臣、僚等加以賞賜，如前述之金币及錦绮紗羅等物，以後，當地國王或酋長或有所貢納。最後，則為鄭和一行将所帶貨物交換當地土産。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裡、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并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

背景

政治方面

加強邊防

永樂帝在位24年間，中國西北部的蒙古舊部繼續對明朝産生危機，永樂帝還親征幾次，并在最後一次征途中去世。所以，有人認為永樂派鄭和下西洋是為安定海外，使永樂沒有後顧之憂，以利明朝專注防禦北方之亂。

但此說不可能成立，因為當時海外諸國武力都不強，沒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說是，下西洋是為控制遺存在中南亞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國。這也不可能，因在永樂年初，此國之可汗死亡，對明朝已沒有威脅。

鄭和七次下西洋，碰到三次戰役，其一為幫助某一小國政權轉換，一為某國想偷襲鄭和船隊，一為海盜集團，三者都是小戰役（下篇會再詳述）。有人依此視為鄭和下西洋有當“國際警察“之作用。但這些隻是順途發生事件，不可能是主要動機或目的。鄭和碑文有言“及海外邦、番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略者剿滅之，由是海清甯，番人仰賴者“，可證實此言。

皇位繼承

燕王明成祖朱棣以“靖難”之名，最後攻下國都應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燒皇

宮，不知所蹤。明成祖繼位稱帝，改年号為永樂，但對于建文帝的失蹤及其遺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懷。明朝曆史文獻裡，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沒有被燒死，而逃亡海外之傳言，甚至有說出家于二十年後，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認為永樂帝派鄭和下西洋的主因為尋找建文帝。但此種說法不一定成立，因為鄭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麼浩浩蕩蕩，建文帝若亡命海外，當可聞風而躲藏起來，大規模下西洋尋建文帝絕非有效之方法。而絕大多數學者已不相信此說。但曆史小說常常為了戲劇化，尚強調此可能。

明成祖奪得皇位時，明朝已經建立了三十多年，農業與人們的生活并沒有受到這場政變的影響。這時，中國廣州等沿海的大都市發展得十分繁榮。在經濟獲得良好的發展之後，發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貿易已經是十分迫切的事。另一方面，明成祖也想利用對外的活動，展示自己的勢力，并建立自己的聲望。因此，遠航的活動就勢在必行了。

外交方面

西洋各國對于鄭和龐大百艘巨舶及數萬兵士，浩浩蕩蕩迫臨其海域，當然會有小巫見大巫，戰戰兢兢之感。所以“揚威躍武“作為永樂派鄭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并被絕大多數研究者所接受的。

但若隻為海外展示國力，對明成祖有何大利益呢?何需花費那麼大的經費及軍力呢?故“揚威躍武“不可能是永樂帝的“終極“目的。

其實，鄭和的寶船每次都載了許多寶物，送給每一個訪國之國王，做為“禮物“。并且許多國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鄭和寶船并帶了其國之特産珍奇，返回明都進貢。這些外國使者來中國後，過些時間要鄭和船送他們返國，并帶回更多的“禮物“。所以永樂年間，海外朝貢國家由洪武帝年間之幾國，增至30餘國。其中滿剌加（今馬六甲）和浡泥（今北加裡曼丹和文萊一帶）兩國與明朝的關系最為密切。

永樂死後，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宣帝初年，希望有外國來朝貢，才有第七次之行。

再者，這共28年間七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兩年，故約有一半年月，鄭和船隊絡繹不絕之中國至西洋之間。為什麼要如此頻繁呢?

貿易方面

西洋諸國，對明朝出品之陶瓷、絲綢等，都極喜愛，永樂年間确也利用鄭和下西洋之官船，載運這些貨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鄭和官船亦購買或交換一些中國所缺之香料，染料，寶石，象皮，珍奇異獸等等。所以下西洋當然有某程度中外兩方貿易作用。但若貿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寶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萬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設法用最少的船員，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間做為載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潤。鄭和船隊與一船商船隊是背道而馳的。故學界所習用“朝貢貿易”“厚往薄來“為鄭和下西洋動機之說，是把“貿易“重要性過于誇大了。

文化方面

原為中國東南沿海區的媽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對鄭和下西洋人員是很重要的。因為訪問西洋各國有七次之多，媽祖信仰也借助此航行，傳播到南洋諸國。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響至今的。但這些相互海事與宗教信仰之發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動機。

條件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勵精圖治，農業經濟恢複了。在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礦冶、紡織、陶瓷、造紙、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中國的絲織品、瓷器以至一些歐洲國家的歡迎，赢得了很高的聲譽。尤其是造船業的發達，航海技術的進步（包括羅盤的使用，航海經驗的積累，航海知識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養成，以及明初工商業的恢複和發展，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外移民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為鄭和下“西洋”準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提供了較為雄厚的物質條件。明初這種強盛的國勢、發達的貿易，本身具有加強同海外各國的聯系，擴大海外的貿易和來往的要求。

明太祖于1389年編制的《大明混一圖》就是實例。明成祖朱棣進一步對外擴展海外貿易，決定組織一支強大的船隊，前往“西洋”諸國。

中國唐宋元朝以來發達的造船技術；

中國古代羅盤，火炮等技術的不斷發展，為大規模的遠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永樂帝明成祖宣揚大國國威，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

中國的元朝的遠洋貿易傳統，元朝時中國的遠洋貿易非常發達

，擁有當時世界上貿易量最大的幾個港口和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為後來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礎。

地方支持：江蘇、福建等提供的支持

明朝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度能夠調動力量辦大事，能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和軍事力量保障；

鄭和船隊上的海員、明朝軍隊士兵、翻譯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船隊編制

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是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軍事組織進行編成的，在當時世界上堪稱一支實力雄厚的海上機動編隊。很多外國學者稱鄭和船隊是特混艦隊、鄭和是海軍司令或海軍統帥。著名的國際學者，英國的李約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這一時期的世界曆史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明代海軍在曆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緻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

鄭和下西洋船隊，是根據海上航行和擔負的任務，采用軍事組織形式組建的。

首先，人數多。鄭和下西洋的人數，史料上有明确記載的有4次。

鄭和每次下西洋人數在27000人以上。約明朝軍隊5個衛，每個衛5000-5500人；從《武職簿》來看，主要是來自沿海衛所。當時西方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的人數：分别在90-150人之間；170多；265人。我這裡不是單純地談數量，而是說明一個科學道理，航海人數的多少，反映了一種實力，尤其是在古代社會，它需要各方面物質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隊編制。根據中國海軍專業人員多年研究，鄭和船隊由舟師、兩栖部隊、儀仗隊三個序列編成。舟師就是現在的艦艇部隊，基本單位戰船，它們被組成編隊，叫前營、後營、中營、左營、右營；兩栖部隊用于登陸行動；儀仗隊擔任近衛和對外交往時的禮儀，莊嚴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務，鄭和船隊人員主要有五個部分：指揮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貿易部分、後勤保障部分、軍事護航部分。指揮部分：整個船隊的中樞，對航行、外交、貿易、作戰等進行指揮決策。鄭和職務是欽差正使總兵太監；航海部分：航海業務、修船的、預測天氣的等；外交貿易部分：外交禮儀的、進行貿易的、聯絡翻譯的；後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務的、後勤供應的、起草文書的、醫務人員等；軍事護航部分：負責航行安全和軍事行動的。從對鄭和船隊人員組成研究，編制是完善的、嚴密的，體現了古代中國人民豐富航海經驗，确保鄭和下西洋的實現。

别的影響：著名曆史學家黃仁宇認為，永樂期間，鄭和下西洋所費約在白銀600萬兩，相當于當時國庫年支出的兩倍，而這還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費用。而建造和修補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兩銀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僅造修費用就需要幾十萬兩銀子。

從表面上看，鄭和船隊每次出海，“雲帆蔽日”，浩浩蕩蕩，但從實質上看，卻是“孤帆遠影”，它的後面沒有，也不許跟随民間海商的船隊，厲行禁止民間海商“片闆不許下海”。在梁啟超看來，“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

明宣德六年（1431年），地處福建的小城福建福州長樂縣驟然喧嘩起來。一支兩百多隻船、兩萬七千多人的龐大船隊，從太倉劉家港南下，泊在縣城西邊的太平港。

福建長樂縣是鄭和七次下西洋的開洋之地，當年龐大艦隊屢此駐紮于此，伺風下海。這裡不僅有鄭和當年親自豎立、保存完好的《天妃靈應之記》碑，而且有下西洋影響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後期“倭患”的嚴重更促使人們紀念和崇拜與海洋相關的神癨，将鄭和塑像供奉在寺廟中，合乎一般民間造神過程的。

永樂帝即位當年，他就調浙江、福建、湖廣等五省府縣優秀造船工匠四百餘戶來南京龍江造船，他動員全國造船力量，要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遠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寶船長44丈，寬18丈，當屬15世紀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南京龍江造船廠遺址現有鄭和寶船模型一座。

造這麼巨大的船，并不完全取決于實際需要的載重量，而是為了給人“巍如山丘，浮動波上”的觀感，以“耀兵異域，以示中國富強”。為了保證造船質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

永樂年間，鄭和船隊每到一國，首先向當地國王或酋長宣讀诏書，舉行隆重的冊封典禮，賞賜寶物。除了建立藩屬關系之外，鄭和還奉命調解海外各國之間的紛争，飽受強國欺淩的滿刺加國，就是在鄭和的幫助下獲得獨立的。

事實上，與貢品相較，“際天極地皆王臣”的滿足感才是皇帝更看重的東西。明成祖在位時，鄭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隊來中國的各國貢使、國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鄭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時候，船上載有16國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屬。到永樂晚期，來朝貢的國家超過60多個。

這麼多國家樂于朝貢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貢物後，按“賞賜厚宜”的原則予以賞賜。賞賜物品與貢品的差價一般在1至20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蘇門答臘市場每百斤值1兩，但作為“貢品”，明朝政府給予每百斤20兩。

具體賞給了巫寶赤納什麼物品已不可考，但明朝政府一貫大方，卻是事實。賜給各國國王、王族絲綢、瓷器等物品，絲綢動辄數千匹，“永樂間多給銅錢”。1405年賜給日本國王銅錢150萬枚，次年又賞賜1500萬枚，王妃500萬枚。以緻于一段時間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鑄銅錢，以永樂銅錢作為通行日本的貨币。

賞賜之外，招待貢使也是一項巨大開支。完成繁雜的朝貢手續，往往需要很多時日，而沿途往返的車船住宿均由政府承擔，另外還給銀錠作為車馬費。于是，許多貢使和大批随從，一邊從容處理自家的貿易，一邊樂不思蜀地等待。巫寶赤納在中國待了大半年時間，便逢上鄭和出航。有的貢使為了搭乘免費的寶船回國，甚至一等就是三年。

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初八，鄭和船隊抵達滿刺加國，先送巫寶赤納回國複命，然後前往暹羅國宣讀明宣宗的敕書，告誡其“和睦鄰境，以副朕同仁之心。”具體如何交涉不得而知，但鄭和往返滿刺加和暹羅兩國之間，忙了一個多月才調解妥當。

八月十八日，船隊到達蘇門答剌，然後去阿魯、那故兒、黎代、南渤利等國訪問。前幾次下西洋，鄭和已在這些國家舉行過封王儀式，賜其國王或酋長玺書、彩币、禦窯瓷器等物。

朝貢貿易，事實上，鄭和船隊，又名取寶船，他所率領的部屬，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資的軍隊，從西洋各國獵取珍珠、瑪瑙、香料、奇禽異獸等“寶物”，運回國之後，主要是供皇帝和貴族享受。這些寶物，并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國庫收入。

巨型寶船

據《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航海寶船共63艘，最大的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現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船有四層，船上9桅可挂12張帆，錨重有幾千斤，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啟航，一艘船可容納有千人。《明史·兵志》又記：“寶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

在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中，有五種類型的船舶。第一種類型叫“寶船”。最大的寶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載重量八百噸。這種船可容納上千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隻。它的體式巍然，巨無匹敵。它的鐵舵，須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第二種叫“馬船”。馬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第三種叫“糧船”。

它長二十八丈，寬十二丈。第四種叫“坐船”，長二十四丈，寬九丈四尺。第五種叫“戰船”，長十八丈，寬六丈八尺。可見，鄭和所率領船隊的船隻，有的用于載貨，有的用于運糧，有的用于作戰，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細緻，種類較多。我們可以說，鄭和的船隊是一支以寶船為主體，配合以協助船隻組成的規模宏大的船隊。

肯定派認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為南京靜海寺鄭和殘碑所記“兩千料海船”，不是“寶船”，而是較小的“戰座船”。

對南京鄭和造船廠的考古，發掘出一根約15米長的舵，和明史所述寶船大小相符。

南京鄭和造船廠的船塢寬可容20丈。

伊本·白圖泰（ibnBattuta）（1304-1377年）遊記中早已紀錄中國巨大的12張帆可載千人的海船。白圖泰的紀錄可作為12帆載千人的寶船的旁證。

根據南京靜海寺鄭和所立殘碑記載，鄭和首次出海寶船為“兩千料”，根據他們推論，折合長約為長十五到二十丈，寬六到八丈左右。載重量約為五千噸。至今未有人複制能夠實際航行的四十四丈“寶船”。複制中的寶船多采用質疑派的說法。

即便采用質疑派的說法，鄭和寶船仍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右圖為按照當年鄭和船隊中的中号寶船尺度設計建造的仿古寶船，展示于南京寶船廠遺址公園。船長63.25米、船寬13.8米，6桅8帆，排水量約1300噸。

航海技術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鬥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挂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訊聯系。

體現鄭和下西洋航海技術，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天文航海技術

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闆”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2、地文航海技術

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确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3、《鄭和航海圖》

《鄭和航海圖》得以傳世，多虧明代晚期作者茅元儀抄錄在《武備志》中。原圖呈一字形長卷，收入《武備志》時改為書本式，自右而左，有圖20頁，共40幅，最後附“過洋牽星圖”二幅。海圖中記載了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标出了城市、島嶼、航海标志、灘、礁、山脈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島（萬生石塘嶼）、西沙群島（石塘）、中沙群島（石星石塘），1947年民國政府内政部以鄭和等命名南海諸島礁，紀念這位偉大的航海家。

《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該圖與同時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蘭海圖相比，《鄭和航海圖》制圖的範圍廣，内容豐富，雖然數學精度較其低，但實用性勝過波特蘭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指出：關于中國航海圖的精确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鄭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國先進航海科技光輝，表現了中國古代人的偉大智慧，從而創造了鄭和下西洋的偉大航程。

目的

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動機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國勢向上發展的時期。這時在北方，蒙古的勢力已被驅逐出長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統治已十分鞏固，加上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國勢日趨強盛，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發展。明成祖自認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國都來朝貢。和曆代功利主義的封建帝王一樣，明成祖也要宣揚國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樂年間，由于國力強盛，明成祖向異域顯示中國的富強，對明朝初期對海外的消極政策深表不滿，故朝廷對外政策為之一變，即位後便派宦官出國，召各國來朝，此舉無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鄭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國外顯耀兵力，向海外各國誇示中國的富強，宣揚明朝的威德。同時他還想用揚威海外來緩和一部分人對他武力奪取皇位的不滿。

有些書上說的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是找尋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據說，“靖難之役”以後，朱允炆出走，不知所終。明成祖的皇位是發動靖難之變後，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得的。這在猜忌心很重的明成祖看來，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懷疑他逃到海外避難，恐怕他将來對自己構成威脅，所以派鄭和下西洋暗中偵察建文帝的蹤迹，以杜絕後患。

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就其活動的性質來說，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隊，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團，而是由封建統治者組織的兼有外交和貿易雙重任務的船隊。

他出使的任務之一，就是招徕各國稱臣納貢，與這些國家建立起上邦大國與藩屬之國的關系。為了完成這一任務，鄭和所到各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宣傳明成祖的皇帝诏書。向各國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國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來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說的去做，各國之間不可以衆欺寡，以強淩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來朝貢，則禮尚往來，一律從優賞賜。

第二件事便是贈送禮物。賜各國國王诰命銀印，賜國王及各級官員冠服和其他禮物，表示願意和那些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的關系。第三件事是與南海（今馬六甲海峽）國家建立友好關系。

⒈宣揚明朝國威（政治目的）。

⒉擴展朝貢貿易（經濟目的）。

⒊尋找失蹤的建文帝。

⒋出海目的是為迎佛牙。

⒌加強同各國的聯系。

過程

第一次下西洋

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永樂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的時候，朱棣命鄭和帶領士兵兩萬八千多人。鄭和的船隊有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浩浩湯湯一隊人行船出使海外。鄭和從福建的五虎門出發，十一個月之後，鄭和一行人在爪哇國的三寶壟登陸。

“爪哇事件”發生後，西王十分懼怕，派使者謝罪，要賠償六萬兩黃金以贖罪。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師不利，而且又無辜損失了一百七十名将士，按常情必然會引發一場大規模戰鬥。然而，鄭和身負永樂皇帝的秘密使命，怕一旦大開殺戒，沿路西洋各國恐懼明朝前來侵略，之後又得知這是一場誤殺，鑒于西王誠惶誠恐，請罪受罰，于是禀明皇朝，化幹戈為玉帛，和平處理這一事件。明王朝決定放棄對麻喏八歇國的賠償要求，西王知道這件事後，十分感動，兩國從此和睦相處。

爪哇島三寶壟紀念鄭和六百周年活動組委會成員向記者談及此事，都十分敬佩，說鄭和對各國不論強弱親疏，平等對待，一視同仁，即時兩國發生沖突，仍能保持極大的克制，委曲求全，以理服人，表現出對鄰國的和平共處，睦鄰友好，使中國和印尼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源遠流長，我們定居在這裡也感到臉上有光，我們以鄭和為驕傲。

印尼的學者認為，鄭和艦隊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特混艦隊。而鄭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義上的對外戰争僅有錫蘭（今斯裡蘭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的防衛性作戰。鄭和在處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動用武力，而且不要賠償，充分體現了鄭和是傳播和平的使者，他傳播的是“以和為貴”的中國傳統禮儀，以及“四海一家”、“天下為公”的中華文明。

随後到三佛齊舊港，時舊港廣東僑領施進卿來報，海盜陳祖義兇橫，鄭和興兵剿滅賊黨五千多人，燒賊船十艘，獲賊船五艘，生擒海盜陳祖義等三賊首。（注釋：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的鄭和船隊在回航時抵達陳的駐地。陳祖義認定鄭和龐大船隊“有寶物”，就想搶。但他小瞧了鄭和。陳祖義率衆海盜來襲時，鄭和早有準備，采取“火攻戰”燒毀海盜船，船隻燃起大火、海盜鬼哭狼嚎，共殺死海盜5000餘人。驚慌失措的陳祖義見此，早沒了“海盜王”氣勢，被鄭和生擒，囚禁船中押解回京後處斬。）

第二次下西洋

永樂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鄭和回國後，立即進行第二次遠航準備，主要是送外國使節回國。這次出訪所到國家有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渤尼（今文萊）、暹羅（今泰國）、真臘（今柬埔寨）、爪哇、滿刺加、錫蘭、柯枝、古裡等。到錫蘭時鄭和船隊向有關佛寺布施了金、銀、絲絹、香油等。永樂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鄭和、王景弘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記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現存科倫坡博物館。鄭和船隊于永樂七年（1409年）夏回國。第二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000多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樂七年九月（1409年10月）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候顯率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駛海舶四十八艘，從太倉劉家港啟航，敕使占城，賓童龍，真臘，暹羅，假裡馬丁，交闌山，爪哇，重迦羅，吉裡悶地，古裡，滿剌加，彭亨，東西竺，龍牙迦邈，淡洋，蘇門答剌，花面，龍涎嶼，翠蘭嶼，阿魯，錫蘭，小葛蘭，柯枝，榜葛剌，蔔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蘇祿等國。

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滿剌加當時是暹羅屬國，正使鄭和奉帝命招敕，賜雙台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為滿剌加國，暹羅不敢擾。滿剌加九洲山盛産沉香，黃熟香；太監鄭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徑八九尺，長八九丈的标本6株。永樂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赍捧诏敕金銀供器等到錫蘭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此碑現存于科倫坡博物館。

鄭和訪問錫蘭山國時，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被鄭和覺察，離開錫蘭山前往他國。回程時再次訪問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誘騙鄭和到國中，發兵五萬圍攻鄭和船隊，又伐木阻斷鄭和歸路。鄭和趁賊兵傾巢而出，國中空虛，帶領随從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襲亞烈苦奈兒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亞烈苦奈兒并家屬。

永樂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國獻亞烈苦奈兒與永樂帝，朝臣齊奏誅殺，永樂帝憐憫亞烈苦奈兒無知，釋放亞烈苦奈兒和妻子，給予衣食，命禮部商議，選其國人中賢者為王。選賢者邪把乃耶，遣使赍引，诰封為錫蘭山國王，并遣返亞烈苦奈兒。永樂九年（1411年）滿剌加國王拜裡米蘇剌，率領妻子陪臣540多人來朝，朝廷賜海船回國守衛疆土。從此“海外諸番，益服天子威德”。八月禮部、兵部議奏，對錫蘭戰役有功将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頭功，頭功次等，各有升職，并賞賜鈔銀，彩币錦布等。

第四次下西洋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統軍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馬歡記為“寶船六十三号”），出使滿剌加，爪哇，占城，蘇門答剌，柯枝，古裡，南渤裡，彭亨，吉蘭丹，加異勒，勿魯谟斯，比剌，溜山，孫剌等國。

鄭和使團中包括官員868人，兵26800人，指揮93人，都指揮2人，書手140人，百戶430人，戶部郎中1人，陰陽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醫官醫士180人，正使太監7人，監丞5人，少監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譯官馬歡，陝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揮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

鄭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賜占城王冠帶。1413年鄭和船隊到蘇門答剌，當時僞王蘇幹剌竊國，鄭和奉帝命統率官兵追剿，生擒蘇幹剌送京伏誅。1413年鄭和艦隊在三寶壟停留一個月整休，鄭和費信常在當地華人回教堂祈禱。鄭和命哈芝黃達京掌管占婆華人回教徒。首次繞過阿拉伯半島，航行東非麻林迪（肯尼亞），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國。同年11月，榜葛剌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

第五次下西洋

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6月）總兵太監鄭和，在泉州回教先賢墓行香，往西洋忽魯谟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發，護送古裡、爪哇、滿剌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裡、蔔剌哇、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谟斯、柯枝、南巫裡、沙裡灣泥、彭亨各國使者及舊港宣慰使歸國。

随行有僧人慧信，将領朱真、唐敬等。鄭和奉命在柯枝诏賜國王印诰，封國中大山為鎮國山，并立碑銘文。忽魯谟斯進貢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貢麒麟，祖法爾進貢長角馬，木骨都束進貢花福鹿、獅子；蔔剌哇進貢千裡駱駝、鴕雞；爪哇、古裡進貢麾裡羔獸。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國。

宋末泉州市舶司提舉蒲壽庚之侄蒲日和，也與太監鄭和，奉敕往西洋尋玉玺，有功，加封泉州衛鎮撫。

第六次下西洋

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鄭和送十六國使臣回國。為趕東北季風，鄭和率船隊很快出發，到達國家及地區有占城、暹羅、忽魯谟斯、阿丹、祖法兒、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馬裡朱巴河）、麻林、古裡、柯枝、加異勒、錫蘭山、溜山、南巫裡、蘇門答刺、阿魯、滿刺加、甘巴裡、幔八薩（今肯尼亞的蒙巴薩）。

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鄭和船隊回國，随船來訪的有暹羅、蘇門答刺和阿丹等國使節。永樂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熾即位，以經濟空虛，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動。

第七次下西洋

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以外番多不來朝貢，命鄭和往西洋忽魯谟斯等國公幹，随行有太監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根據明代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記載，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弄手、醫士、鐵錨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1430年1月），鄭和率領二萬七千餘官兵，駕駛寶船61艘，從龍江關（今南京下關）啟航，經徐山、十日到江蘇太倉，二十日出太倉附子門、二十一日到劉家港，駐留約一個月，在此期間，鄭和在劉家港北漕口修建天妃宮，宣德六年（1431年）春天，天妃宮修建完畢，鄭和立《通番事迹記》碑：“……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統官兵數萬人，海船數百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暹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裡國，抵西域忽魯谟斯等三十餘國，涉蒼溟十萬餘裡……明宣德六年，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副使太監朱良、周滿、洪保、楊真，左少監張達等立”。

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抵達福建長樂港。鄭和船隊在長樂停留約半年，在此期間，鄭和曾率領興平三衛指揮千百戶和州府官員，到福建湄州嶼，賣辦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宮。又在長樂縣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長樂天妃宮，十一月建成，樹立《天妃靈驗之記》碑，并鑄造銅鐘一口，銘文：“永遠長生供養，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監鄭和，王景弘同官軍人等，發心鑄造銅鐘一口”。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門，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正月從占城起航，二月六日抵達爪哇。六月十六日起航，二十七日抵達舊港。七月一日啟航，八日抵達滿剌加。八月八日啟航，十八日抵達蘇門答剌。十月十日啟航，十一月六日抵達錫蘭山。十日啟航，十八日抵達古裡國。二十二日啟航，十二月二十六日抵達忽魯谟斯。

八年二月十八日開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裡國。返航途中，鄭和因勞累過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裡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二十日大船回洋。四月六日到蘇門答臘。十二日開船，二十日到滿剌加。五月十日回昆侖洋，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啟航，經南澳山，望郎回山，碗碟嶼，二十一日進太倉，七月六日到南京。

由于鄭和下西洋的隐密性，和明代北京紫禁城多次失火，記載鄭和下西洋大部分資料的府庫不幸被大火燒毀。因幸明末軍事家茅元儀通過耳聞将《鄭和航海圖》抄錄于《武備志》中，因此後人得見一斑。

意義

英國前海軍軍官、海洋曆史學家孟席斯（Gavin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認為鄭和船隊先于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大洋洲等地。證據出自于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名稱為《天下全輿總圖》，反映了天下諸番向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進貢的場景。地圖左上角有注文寫道：“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即圖上有紅圈者皆是原《天下諸番識貢圖》上的标注。

公元1405年之後的28年間，鄭和七次奉旨率船隊遠航西洋，航線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達西亞和非洲東岸，途經3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的航行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早92年，比麥哲倫早114年。由于大明永樂十九年的北京紫禁城的那次大火把鄭和下西洋的大部分資料全燒了，所以國人今天看不到了。

在世界航海史上，他開辟了貫通太平洋西部與印度洋等大洋的直達航線。600年前，從1405年開始，在28年間，鄭和率領中國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訪各國。據英國著名曆史學家-哈佛大學的李約瑟博士估計，1420年間中國明朝擁有的全部船舶，應不少于3800艘，超過當時歐洲船隻的總和。今天的西方學者專家們也承認，對于當時的世界各國來說，鄭和所率領的艦隊，從規模到實力，都是無可比拟的。

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國國力的強盛，中國的海軍縱橫大洋，實現了萬國朝貢，盛世追迹漢唐；加強了中國明朝政府與海外各國的聯系，向海外諸國傳播了先進的中華文明，加強了東西方文明間的交流；這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後一件世界性的盛舉，從此，再沒有此類的壯舉。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享、真蠟、古裡、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并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這些記載都代表了中國的航海探險的高峰，比西方探險家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早八十多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于同一時期的西方。

在鄭和下西洋的曆史意義，還有許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讀。“鄭和時代的中國，則是真正承擔了一個文明大國的責任：強大卻不稱霸，播仁愛于友邦，宣昭頒賞，厚往薄來。”

鄭和下西洋中所做的海外政治幹預中，以長遠影響來看，最重要的是操縱馬六甲海峽（往來中國及海洋貿易的要道），選擇扶植強盜頭子拜裡迷蘇剌，于1409年鄭和授與其國玺及皇袍。拜裡迷蘇剌曾親自往中國朝貢，使其在馬六甲沼澤地的據點成為日漸富庶繁榮的商業中心。

轶事典故

鄭和七次下西洋，不僅和技術環境有關。據其本人所述，因為修摩利支天法，得到摩利支天菩薩幫助才能平安的出遊。

1403年（明成祖永樂元年癸未）“鄭和“32歲

正月朔，上禦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明成祖實錄》卷十六）

五月，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明成祖實錄》卷十九）

八月，命京衛及浙江，湖廣，江西，蘇州等府衛造海運船二百艘。（《明成祖實錄》卷二十一）

八月二十三日，姚廣孝題記鄭和刊印《摩利支天經》雲：“今菩薩戒弟子鄭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勝報，非言可能盡矣。福善一日懷香過餘、請題，故告以此。（永樂元年歲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錄司左善世沙門道衍”。（《摩利支天經跋尾》）

1406年（明成祖永樂四年丙戌）“鄭和“35歲

鄭和等第一次出使西洋諸國途中，曆經占城，爪哇，蘇門答臘，滿刺加，錫蘭等國。

曆史争議

鄭和發現美洲論

在2002年出版的暢銷書《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中，前英國皇家海軍潛水艇指揮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鄭和船隊的分隊曾經實現環球航行，并早在西方所謂的大航海時代之前便已發現美洲和大洋洲的論點。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倫敦的格林威治國家海事博物館同時展出一張1763年繪制的附注有永樂16年（1418年）的中國航海地圖。該中國航海地圖有詳細的航海區域，以及繪畫美洲、歐洲、非洲的的輪廓。除此以外，該圖更附有對美洲土著（膚色黑紅、頭和腰戴羽毛），以及澳大利亞土著（膚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述。

唯一缺憾是該航海地圖中沒有不列颠島的記載。根據該地圖的收藏家中國律師劉剛稱，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從一個上海商人處購得該地圖，并且因為讀過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而得知該航海地圖的曆史重要性及意義。

劉剛稱此圖繪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是一張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複制品，名稱為《天下全輿總圖》。鄭和七次遠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歐洲航海家哥倫布、華哥達·伽馬的海上活動，都比鄭和晚得多，他們幾次航行，人數在100人左右，船隻三、四艘，噸位最大的僅120噸。在航程、規模、組織等方面，鄭和都超過這幾個歐洲航海家。英國前海軍軍官、海洋曆史學家孟席斯（Gavin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

2002年在雲南大學開幕的“第二屆昆明鄭和研究國際會議”上，英國人孟席斯（GavinMenzies）作了題為《鄭和是環球航海第一偉人》的主題報告，提出“鄭和先于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大洋洲等地”等觀點孟席斯在報告中從4個方面論證了自己的觀點。

首先，美洲大陸不是歐洲人發現的。鄭和船隊的世界地圖的精确繪制時間是1423年，早于歐洲人的航海發現。歐洲探險者啟航前，地圖上已經有了他們前往的國家和地區，繪制精确并且标明了航程，哥倫布、D．C達伽馬、麥哲倫庫克等人的日記能證明這一點。歐洲探險者使用的地圖，如“皮裡·雷斯”地圖，早在他們到達南極洲400年前就問世了，上面繪出了南謝特克島及南三明治島等。

其次，鄭和從1405——1433年間7次遠航，1430年出版的《異域圖志》中畫有各大洲特有的動物，如印度的獅子和大象、非洲的斑馬和長頸鹿、南美的犰狳、美洲豹和磨齒獸；鄭和南下時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留下了刻有經度和緯度的石碑。孟席斯指出，當時中國已有了600年航海史，隻有中國有實力派出規模龐大的船隊對世界地理進行探測，精确探測經緯度，為“皮裡·雷斯”、“康提諾”等著名地圖的繪制者們提供了必需的資料。

未遭破壞的中國地圖、航海圖如“康尼多圖”标識了東非、南非和西非，“台灣瓷器圖”标識了澳大利亞等；1420－1430年間中國的航海指南和星象圖如《吳裴志》繪制的星象，也證明了中國人曾到達過南美、澳大利亞、爪哇等地。

第三，遠東、印度洋、非洲、北美和大西洋海岸、南澳大利亞等地，第一批歐洲探險者發現有中國人或亞洲人，而上述地區的土著人對歐洲人到來之前，就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亞洲人有大量描述，這些區域發現了有中國特征的沉船遺骸、瓷器、陶器，以及人工制品、石頭建築等等。第一批到達美洲的歐洲人發現了提取染料、制銅、采礦等中國常見、而當時世界領先的技術，并且發現了亞洲特有的動植物。

第四，DNA分析發現加利福尼亞、巴西、澳大利亞等地的土著人中有可能含有中國人的DNA，而美洲各民族中都發現隻有中國和東南亞才有的病症。孟席斯說，上述證據表明，1421年3月－1423年10月，四支中國大型船隊進行了環球航行，這些船隊上的水手及其家眷定居在馬來西亞、南北美、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其他太平洋島嶼，中國人（鄭和船隊）最先發現并定居美洲新大陸，并繪制了世界地圖。

鄭和下西洋為代表的中國造船術、航海技術等中華文明，不可否認的成為人類曆史寶庫中璀璨的明珠。孟席斯是2000年3月15日在英國皇家地理協會演講時首次提出這一觀點的，此後掀起了全球鄭和研究的熱潮。這一學說發表後，來自世界各地支持他論點的證據大批寄到他的研究室。

孟席斯在雲南大學的報告持續了1個半小時，他播放了幻燈片，所列證據多達28頁，比3月在倫敦公開了更多的證據。并向一些參會代表贈送了他的新書：《1421：中國發現世界》。部分與會的中國學者如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特約研究員劉達材、雲南師範大學馬超群教授開始認可孟席斯的觀點。

鄭和檔案被毀之謎

據《殊域周咨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憲宗成化年間，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舊檔案，兵部尚書項忠派官員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車駕郎中劉大夏事先藏起來。項忠追問官員，庫中檔案，怎麼能夠失去？當時在場的劉大夏說“三保下西洋，費錢幾十萬，軍民死者萬計，就算取得珍寶有什麼益處？舊檔案雖在，也當銷毀，怎麼還來追問？”。

《鄭和出使水程》應當包括大量原始資料，如皇帝敕書、鄭和船隊的編制、名單、航海日志，帳目等。大批鄭和檔案究竟有沒有被劉大夏銷毀，至今仍然是個謎。大批鄭和檔案失蹤，給鄭和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和限制。

與西方新航路開辟比較

鄭和下西洋，其船舶技術之先進，航程之長，影響之巨，船隻噸位之大，航海人員之衆，組織配備之嚴密，航海技術之先進，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正如前文說指出的那樣，他們的航海成就顯然絲毫不比西方人遜色，甚至在航海時間，船隊規模以及航海技術諸方面，均是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所望塵莫及的。然而，應當看到，鄭和遠航與西方人開辟新航路的結局，卻有着截然不同的後果。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雖然聲勢浩大，但明成祖和鄭和死後不久，中國船隊便絕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國的航海事業突然中斷了，這使得中國與西洋各國業已建立起來的聯系戛然而止。

從此，中國人傳統的海外貿易市場逐漸被歐洲人所占據，并最終退出了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場。相反，哥倫布和達·伽馬開辟新航路後，在西歐激起了遠洋航海的熱潮。在中國，作為國家的政治任務，鄭和下西洋對于中國的經濟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東方的商品和航海貿易的利潤直接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

歐洲人對美洲的新開發，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産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從而揭開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序幕。從這一點來看，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對于西歐乃在世界曆史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先前的鄭和下西洋所無法比拟的。在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經濟特别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結構的轉型，已出現了符合世界曆史潮流的新趨向

。然而，随着鄭和下西洋活動的終止，中國政府将自己與當時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隔絕開來。而新航路的開辟，為西歐新興的資産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使歐洲商路和貿易中心從地中海區域轉移到大西洋沿岸，歐洲人在海外廣闊的領域裡建立了衆多的殖民地，從而為西歐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創造了條件。

大量的黃金，白銀流入歐洲，引起“價格革命”——金銀貶價，使得物價上漲，而“價格革命”則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歐封建制度的解體和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為殖民主義和奴隸貿易開辟了道路。對于鄭和下西洋的曆史意義，應有恰如其分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