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課綱要
課程介紹
本課程論述文化語言學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成果，内容涉及語言與人性、語言與認知、語言與社會、語言與曆史、語言與藝術、語言與思維方式諸方面的關系。重點論述中國語言的文化特征。課程将引導學生拓寬語言的文化視野，了解語言的文化功能，領悟漢語的文化精神，學會從語言現象解讀社會、曆史與文化。（本課程為中文系選修課）
授課方式
本課程分理論探讨和現象分析兩部分。理論探讨以教材《漢語與中國文化》（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的閱讀為主，結合課堂講解；現象分析以課堂講授和讨論為主。
考評依據
1.結合教材内容和授課内容，完成平時作業，作業同時提交書面稿和電子稿。
2.積極參與課堂讨論（讨論形式：課堂發言或e-mail）。
3.期末論文就一個語言與文化的理論問題，闡述見解；或調查分析一種語言文化現象，提出見解。論文同時提交書面稿和電子稿。
教材
1.申小龍《漢語與中國文化》，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申小龍(主編)《語言學綱要》，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講授提綱
一、語言與文化的關系（一些基本理論問題）
二、語言與思維方式（語言制約認知、漢字與認知、日語文化心理、漢英思維方式比較等）
三、語境分析（解讀生活中的性别歧視、權力關系、文革意識、格式化、平面化、庸俗化、後兒童時代等語境）
四、語言遮蔽與語言暴力（解讀我們周圍的語言遮蔽、媒體霸權、個人失語、語言暴力、“政治正确”、語言解構及語言對人性的格式化）
五、語言更新與文化更新（白話文運動、中産階級語言、黑人英語、性别語言、校園語言、手機短信語言、網絡語言）
六、語詞的文化内涵（語言的文化義，語義的理據、氛圍、隐喻和借貸）
七、語法與文化的結構通約（漢語語法的神和形、虛和實、體和用）
八、語音的人文理據（詞音的客體音響、主體音響、衍聲象義、音律形象）
閱讀書目
《文化語言學論綱》（申小龍）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文化語言學》（申小龍）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中國文化語言學》（申小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語言文化差異的認識和超越》（高一虹）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文化與交際》（胡文仲主編）外語教育出版社，1994
《語言、思維與現實——沃爾夫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漢語語法學?一種文化的結構分析》（申小龍）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外語教學與文化》（胡文仲高一虹）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漢語人文精神論》（申小龍）遼甯教育出版社，1990
《漢字人文精神論》（申小龍）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語文的闡釋》（申小龍）遼甯教育出版社，1991
《人文精神，還是科學主義？》（申小龍）學林出版社，1989
《中國文化概論》（張岱年方克立主編）北京師大出版社，1996
《當代中國語法學》（申小龍）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
《中華文化通志?語言文字學志》（申小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語言的文化闡釋》（申小龍）知識出版社，1992
《中國句型文化》（申小龍）東北師大出版社，1988
《中國語言的結構與文化精神——申小龍論文集》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超越語言》（魯樞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文化語義學》（馬清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漢字：漢語和華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孟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語言與文化的現代思考》（申小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社區文化與語言變異》（申小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新文化古代漢語》（申小龍宋永培主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
《申小龍自選集》廣西師大出版社，1999
成熟
80年代後的文化語言學已不複是一種美麗而蒼白的學術姿态，而是一條充滿熱情與信念的大道。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文化語言學已然經曆了十餘載的旅程，在學者們不倦的跋涉中，結出了新的碩果，開拓了新的天地。
研究現狀
一、着作頗豐氣象不凡
羅伯特·路威（Lobert Heinrich Lowie）在《文明與野蠻》（Are We Civilized？──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一書中曾定義說“凡是一個人這樣從他的社會群體裡面得來的東西，統叫做它的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
二、論文豐富，研究專題多樣化
1994年—1997年文化語言學着作紛呈，種類繁多。一些語言學期刊和高等學校學報為此提供了研究的園地。在此期間召開的文化語言學研讨會，産生了一些質量較高的論文，會後彙集出版。
問題所在
一 學科的界定
文化語言學，作為交叉性的邊緣學科，其涵義與界說仍具模糊性。近年來出現的與描寫語言學大異其趣的新興學科，除了文化語言學外，還有劉煥輝倡導的“言語交際學”和“交際語言學”、曲彥斌主張的“民俗語言學”、趙麗明提出的“文字語言學”、胡文仲引進的“跨文化交際學”、王德春等引進的“語言國情學”（或“國俗語義學”）等等（高一虹《我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現狀及問題》載《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文化語言學與它們的關系如何？事實上，在曆年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中，這些學科的問題一直是受人注目的。顯然，不僅文化語言學的概念不能與這些學科概念泾渭分明，而且，彼此的研究内容與方式也都是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同時，文化語言學究竟是語言學的大家族成員之一呢，還是文化語言學是“大語言學”，其它分支學科都應歸為麾下，這也是迄今争論不休的問題。甚至文化語言學本身應該是怎樣的，也各持己見，尚缺乏統一認識與明确界定。
（一）怎樣定位
文化語言學曾以其轟動效應受人注目，創造者自有真知，支持者不乏根據，反對者亦有想法。怎樣看待文化語言學，目前仍是有異見的。一方面，有人将文化語言學誇張地奉為圭臯，将以往的語言學研究全盤否定，認為隻有文化語言才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有人視其為洪水猛獸，或睹若無物，甚至排斥這門新興學科。如今，這兩種極端見解的論争，已漸趨平靜，但是，疑慮仍是有的，關于文化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中的定位仍然是不明确的。
屈承熹《怎樣為“中國文化語言學”定位》（《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1期）認為“詞彙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已可确定無疑。至于語法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則尚待商榷。”他的結論是，語法研究的文化語言學方法目前仍處于主觀思考階段，尚未進入科學論證階段。我們認為他的批評是中肯的，不過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決非僅限于詞彙層面，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二）性質問題
學科界定上的困惑不僅是邊界的模糊，更在于文化語言學本身的問題。文化語言學的真實意義所在給人的印象也是不明朗的。現在的文化語言學在理論上和方法上都還是比較粗疏的。文化語言學本身的語言觀、性質、對象、方法等等各方面也還不是十分清晰的。這尤其表現在對下述一個根本性問題的争論上：文化語言學究竟研究的是語言本身的“本體論”，還是語言與文化關系的“關系論”？這是争鳴至今的大問題。
一部分學者，如遊汝傑、陳建民、邢福義，認為語言現象中有文化，文化現象中有語言，兩者互為依存，文化語言學應着眼于語言和文化的兩者關系上，探讨語言和文化在不同曆史層面上的關系，包括：現代語言和現代文化的關系，古代語言和曆史文化的關系，現代語言和曆史文化的關系，語言變化和文化的變化的關系，以及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的關系。
另一部分學者，如申小龍，認為中國的文化語言學的重要任務就是要站在語言體系本身即語言内部結構的研究上，用民族文化的思維特征觀照民族語言，概括出符合本民族特點的範疇體系，用以描述本民族語言的結構特征，從而全面揭示同民族文化特征相一緻的民族語言的結構規律，建立起漢語語言學新體系，即所謂的本體論。他們強調語言的本體價值。
事實上，尚有另外兩種代表性的表現，其一是遊移在“本體論”與“關系論”之間，兩者兼論，按需持論，或者對兩者都不否認，認識比較模糊，時而是關系論，時而是本體論，未能從根本上把握實質。其二是對文化與語言的關系這個前提就持異議，表示懷疑，認為文化與語言的關系并不十分明晰，文化在語言上的表現程度不一，很難從語言上去把握其中的文化内涵。
由于這個根本性問題的争論，一系列問題便接踵而至。目前這個問題尚無定論，也不能硬性統一，這與文化語言學是一門新生學科有關。隻有繼續以嚴謹求實的态度從事一些專題性的具體研究，才能逐漸形成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較好解釋力的範疇體系，形成系統科學的理論模式，也許到那時候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二 流派之别
語言學界對中國文化語言學流派不同的理解與分類，不僅見于創議初期，而且如今依然如故。舉例如下：
（一）兩派說。戴昭銘在《文化語言學導論》中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認為衆多的文化語言學研究者按其理論主張和研究特色而言大體上有兩派：關系論派和本體派。前一派的人數較多，較有代表性的是遊汝傑，陳建民，邢福義等，後一派的代表是申小龍。兩派在語言觀，學科性質和方法論等一系列問題上各有不同見解。關系論派認為文化語言學的對象就是語言和文化的關系。邢福義等人把這種關系概括為“語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語言的管軌”。形成了“從語言看文化，從文化看語言”的研究模式。遊如傑認為文化語言學的目标是：1在中國文化背景中研究語言和方言；2把多種人文學科引進語言學；3把語言學引進别的人文學科。本體論派認為語言“具有世界觀和本體論的性質”，語言的人文性是語言的根本屬性，文化語言學研究對象是語言的文化功能。為此，論者提出了作為描寫主義和科學主義對立面的以揭示漢語的人文内涵為主旨的人文主義方法論，在這一方法論原則下開列出的具體研究方法有：文化鏡象法，文化參照法，常态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異文化範疇借鑒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和傳統闡釋法。
（二）三派說。邵敬敏在《文化語言學中國潮》的前言中認為，中國文化語言學在其發展過程中，迅速形成了由不同理論指導的三種流派：以遊汝傑為代表的“雙向交叉文化語言學”，即強調語言與文化的雙向研究，以及曆時與共時的交叉研究；以陳建民為代表的“社會交際文化語言學”，即強調從社會變異與交際功能入手，挖掘語言與言語的文化内涵；以申小龍為代表的“全面認同文化語言學”，即強調語言與文化在本質屬性，特點上高度一緻全面認同，并認為語言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樣式，是對該民族具有根本意義的價值系統的意義系統。
出于對學說不同角度的理解，産生了對流派的不同分類。同時，對于文化語言學中的“分”的狀态，語言學界的态度也是不盡相同。有人聽之任之，漠然置之。有人站在超然的立場對各派進行評論，寄寓期望，如戴昭銘認為“關系論和本質論派的分歧将繼續存在，但最終可能合流。合流的途徑是互相取長補短。”意圖對兩派進行整合。也有人則主張不必問流求派，而應該多拿些實際成果出來。在今後的道路上，這些分歧将繼續存在，最終何去何從，人們将拭目以待。
三 繼承與創新
任何學術不是從零開始的，成功的學科必定既有繼承和又有創新，文化語言學也應如此，但目前文化語言學研究的不足卻也在于此。文化語言學力圖用恢宏的民族文化觀照語言學，放棄了在語言學上的全盤西化，這便是繼承的開始。另一方面，文化語言學本身在理論建設、材料選取、方法實踐上的豐富多彩，正是對創新追求的結果。
然而，在繼承與創新兩方面我們仍然感到不足。這主要表現在對傳統文化和傳統語言學的繼承過于具體化、典型化，對自身理論的創新不夠系統化、缜密化。許多學者，對文化語言學的興趣過多集中于某個典範的傳統文化角度上，如稱謂、地名；某些特殊詞彙上和某些傳統典籍上，雖然寫來内容紮實，論證有據，但對文化語言學的整體理論結構并無明顯建樹，往往隻是囿于具體的材料整理和考證上。有些作者對于傳統文化的理解也過于狹窄，對于中華民族整體的系統的文化特點、文化心理缺少把握。這個不足若不加改進，則将造成研究上的瑣碎。也有的學者，孜孜以求與現代語言學大相異趣的文化語言學理論，卻失于操之過急，實證不夠。創新并非空中樓閣式的追求，須有紮實的根基和循序漸進的風範。在繼承和創新方面，文化語言學的道路該怎麼走，是發人深省，引人深思的。
四 解釋性帶來的問題
對于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應運而生，申小龍認為，這是中國語言學由描寫型向人文型的曆史性轉折；遊汝傑、戴昭銘等人一再強調說，科學分類的重要原則之一，即是把科學劃分為描寫性科學與解釋性科學兩大類，解釋性科學提供關于客體及其狀況的各方面因果關系的解答。文化語言學是解釋性的學科，而非描寫性的學科。文化語言學所要解釋的便是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因果關聯，或是某些文化現象有語言上的成因，或是某些語言現象是某種文化現象的結果，或者某些語言現象和文化現象互為因果。我們知道這種語言和文化的關系一般是很複雜的，抑或很隐敝的，而解釋不免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和直覺性。所以學者們在解釋時往往難免簡單化臆斷化的毛病。文化語言學的解釋性，為學者提供了思想馳騁的天地，但并不意味着對描寫性的揚棄。而有些學者正是過分強調了對描寫性的轉型，完全忽視了描寫性的重要，導緻了對複雜情況的空泛推理，而缺乏紮實的對語言事實綜合全面的考察。今後的文化語言學研究仍不能放棄描寫語言學這個基礎，并應帶動語言描寫的深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