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語概念
狹義的漢語是指中文标準普通語言，也稱普通話。中文标準普通語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且為國際通用語言之一。
廣義的漢語是指漢語族，屬漢藏語系。準确的說是以漢文字為唯一文字的一切語支的統稱。
曆史沿革
上古
漢語屬于漢藏語系。漢藏語系起源尚無定論，一說漢藏原始語言源于中國的北方地區，大約六千年前分化形成了漢藏語系的各種語言。另一種假說則認為該語系來自當今中國的西南部四川，大約在一萬年前就已開始分化。漢語是從漢藏語系中分化出的語言之一。
上古漢語指上古時期以及夏朝、商朝、周朝、秦朝、漢朝、晉朝的漢語，是現存漢語的祖先。
周朝分封八百諸侯，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禮記·王制》）。
春秋初期見于記載的諸侯國尚有170餘個，戰國時期形成“七雄”，“諸侯力政，不統于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叙》）。
先秦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稱為“雅言”的共同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
秦朝建立後，進一步規範文字，以小篆作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
中古漢語使用于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前期（公元7世紀到10世紀），可以分為《切韻》（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廣韻》（公元10世紀）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漢把這個階段稱為“古代漢語”。
語言學家已能較自信地重構中古漢語的語音系統。這種證據來自幾個方面：多樣的現代方言、韻書以及對外語的翻譯。
正如印歐語系的語言可以由現代印歐語言重構一樣，中古漢語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國古代的文學家花費了很大的精力來總結漢語的語音體系，這些資料仍然是現代語言學家工作的基礎。最後，漢語的語音可以從對外國語言的翻譯中了解到。
近代
近代漢語是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之間的漢語，以早期白話文獻為代表。
現代
現代漢語有标準語（普通話）和方言之分。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2000年10月31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确定普通話為國家通用語言。
1923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基于現代北方官話白話文的語法和北京官話語音制定現代漢語标準，稱為國語官方語言。
1932年，經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國音常用字彙》後，被采納為中國官方語言的标準。
國共内戰之後，由于政治曆史原因，大陸改稱其為普通話，中國台灣地區依舊稱國語。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決議公布《漢語拼音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以《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和注音的工具。《漢語拼音方案》也是拼寫中國地名、人名和中文文獻等的國際标準。
對外漢語是以其他語言為母語的國家或民族的人為對象的漢語教學。也稱為漢語作為外語教學或者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相應專業為高等院校培養具有較高外語文化修養且能以外語為工作語言的漢語和中國文化教師，為旅遊和各類涉外部門培養導遊和翻譯人才。
2012年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共同發布了《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綱要提出了語言文字工作的總體目标：“到2020年，普通話在全國範圍内基本普及，漢字社會應用的規範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漢語拼音更好地發揮作用。語言文字規範标準基本滿足社會需求，信息化水平進一步提高。語言文字社會管理服務能力全面提升，社會管理服務體系基本建成。各民族語言文字的科學保護得到加強。語言文字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作用進一步發揮。國家語言實力顯著增強，國民語言能力明顯提高，社會語言生活和諧發展”。
綱要确定了“大力推廣和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進語言文字規範化标準化信息化建設”“加強語言文字社會應用監督檢查和服務”“提高國民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弘揚傳播中華優秀文化”“加強語言文字法制建設”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七項主要任務；确定了“推廣普及”“基礎建設”“督查服務”“能力提升”“科學保護”“文化傳承”六項重點工作和十六個方面的舉措；提出了“創新理念思路”“創新工作機制”“創新管理服務”和“擴大對外開放”“強化人才保障”“提高科研水平”“加大宣傳力度”“保障經費投入”等八項創新與保障措施。
綱要的發布是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和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重要舉措，是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行動，是指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綱領。
語音系統
音節結構
漢語的音節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餘的部分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的音高。把聲調也看成音節的組成部分，是因為漢語的聲調是辨義的。例如“湯、糖、躺、燙”4個字的聲母都是t，韻母都是ang，隻是因為聲調不同，意義就不一樣，在語言裡分别代表4個不同的語素，在書面上就寫成4個不同的字。
聲母都是輔音。最複雜的韻母由介音、主要元音和韻尾 3部分組成。韻尾有的是輔音，有的是元音。北京音的輔音聲母有23個。介音有i、u、ü3個。輔音韻尾有n和ng，元音韻尾有i和u。在組成音節的聲母、介音、主要元音和韻尾 4部分裡，隻有主要元音不能沒有，其餘 3部分都不是必須出現的。這種情形可以從表 1音節的成分舉的例字裡看出來。北京話的聲母見表 2北京話聲母，北京話的韻母見表 3北京話韻母。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國語注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體現了傳統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台灣一直沿用。
1958年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自1978年開始，中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拼音法等各種舊拼法。
拼音是拼讀音節的過程，就是按照普通話音節的構成規律，把聲母、韻母急速連續拼合并加上聲調而成為一個音節。拼音的要領是：“前音（聲母）輕短後音（韻母）重，兩音相連猛一碰。”拼音時要牢記普通話聲母和韻母的配合規律：
聲母n、l及零聲母與開口呼、齊齒呼、撮口呼都有拼合關系。
聲母f、g、k、h、zh、ch、r、z、c、s隻同開口呼、合口呼相拼。
聲母j、x、q隻同齊齒呼、撮口呼相拼。
開口呼、合口呼韻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聲母都有拼合關系。
撮口呼韻母隻同j、q、x、n、l及零聲母有拼合關系。
拼音時還要注意讀準聲母、韻母和聲調的音值。要讀聲母本音，不要念呼讀音（教學中，在聲母後面配上不同的元音，而發出的音叫呼讀音）；要把韻母作為一個整體來讀，不要把韻頭、韻腹、韻尾分解開再臨時拼合；要看清調号，讀準調值。
IPA（國際音标）對照
輔音:
注：1、括号内為漢語拼音方案的聲母；2、ʰ 為送氣音标号
元音:
單元音（單韻母）
（複韻母 鼻韻母）
拼讀方法
常用的拼讀方法有以下幾種：
聲韻兩拼法——把韻母當作一個整體，拿來跟聲母相拼。如：h-ào→（浩）。
聲母兩拼法——先找準聲母發音部位，擺好發音的架勢，然後一口氣念出韻母，拼成音節。如：拼讀bā（巴），先閉上雙唇，憋住一口氣，擺好發b音的姿勢，然後一口念出a，成為音節。
三拼連讀法——是把帶介音的音節分析成聲、介、韻三個部件，拼音時連讀成一個音節。如：q-i-áng→qiáng（強）
聲介合母和韻母連接法--是把聲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來，構成一個拼音部件，再同随後的韻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
拼音發展
古代沒有拼音，而使用反切來教人識字等方法，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和聲調，拼合起來。
明朝，西方傳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是中國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漢字拼音的發明人是法國天主教耶稣會傳教士金尼閣。1625年，金尼閣把利瑪窦（1552～1610）等人的羅馬字注音方案加以修改補充，寫成一部完整的羅馬字注音專書，叫做《西儒耳目資》，第二年在杭州出版。《西儒耳目資》系一部幫助西洋人學習漢語、漢字的羅馬字注音字彙。全書共分為三編：第一編《譯引首譜》是總論，第二編《列音韻譜》是從拼音查漢字，第三編《列邊正譜》是從漢字查拼音。金尼閣的羅馬字注音方案隻用了25個字母（5個元音字母，20個輔音字母）和5個表示聲調的符号，就可以拼出當時“官話”的全部音節。這種比“反切”簡單容易得多的方法，引起了當時中國音韻學者極大的注意和興趣。有的學者還從中受到啟發，産生了中國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設想。如方以智在所著《通雅》中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明末清初，出現了用簡單的古字表現漢語語音的拼音方式。
中華民國年間，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這個系統的集中表現，時至今日台灣依然使用。但是，同時也出現了拉丁字母的拼音運動，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運動結合很密切。
1912年，民國政府繼續推行國語。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國語标準音經過“京（音）國（音）問題”大辯論，由“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修正為純以京音為準的新國音，其後注音字母也更名為注音符号，并成為推行國語的利器，使國語進入師範及小學語文教學中，在電台廣播、電影、話劇等領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陣地。
民國時期，從官話到國語，從老國音到新國音，國語運動最重要的一條曆史經驗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沒有明确标準的初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官話）成為有明确規範的高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國語和普通話），必須選擇一種自然語言，作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國語運動在長期的實踐中終于找到了“中國語言的心”（劉複語），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為統一全國語言的标準音（見《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這是它最大的曆史功績，它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所開展的漢語規範化運動、推廣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在漢語拼音運動不同曆史時期出現的國語注音符号、國語羅馬字、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後期的漢語拼音方案，顯然是一脈相承的繼承發展關系。漢語拼音方案的設計充分吸收了過去許多拼音設計，特别是國羅和北拉的許多寶貴經驗，并廣泛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獨運之處。但更多的是吸取并發展了曆史上許多拼音設計的長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立即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就是當前（2015）使用的這一套方案。聯合國也承認了漢語拼音方案。
漢語拼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
該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标注，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标準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
拼讀方案
大部分海外華人地區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漢語教學中采用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方案是拼寫漢民族标準語的拼音方案。漢語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标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國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1949年，吳玉章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毛澤東把信批複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拼音方案。
漢語标準語是在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對中華民族的社會、科學文化的發展産生過巨大影響的語文現代化運動中逐漸建立起來的。語文現代化運動最初指的是漢語拼音運動（當時叫“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清末民初的三大語文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過改革語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應當時社會發展和科學文化發展的需要，然後富國強兵，振興中華民族。國語運動是建立和推廣漢民族标準語口語的運動，而白話文運動則是提倡用能夠表達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的運動。三個運動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關系卻十分密切。就曆史淵源關系說，切音字運動發生最早并引發了國語運動。其後，國語标準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漢語規範化運動，漢語拼音方案的産生，都是由此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
漢語拼音運動的曆史前奏可以遠溯至明末，但是導緻中國社會産生聲勢浩大的漢語拼音運動，其直接原因是中國人至今銘心刻骨的“甲午”國恥。這一點錢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現代國音》（1929）一文中說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于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簡字以謀求普及教育的運動，日盛一日……”。其實，文字領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經開始，漢字幾千年來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經發生動搖。甲午戰争後，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了賠償巨額軍費之外，還割讓了台灣和澎湖等地。其時，朝野震驚，激發了社會民衆，特别是有進取精神的知識階層的愛國天良，大家推究中國失敗的原因，一緻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家斷不能富強。”當時，被稱為“思想界之彗星”的譚嗣同就首先帶頭呼籲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響應，紛紛起來創制簡單易學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也就是漢語拼音運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據統計，清末最後十年中，至今猶有案可查的各種拼音方案就多達二十七種。這一時期的拼音方案大多為拼寫某種方言而設計的，但拼音文字畢竟是一種拼寫語言聲音的文字，所以一開始就觸及了漢民族語言的統一問題。被當時稱之為“從事切音運動第一人”的盧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兩個基本原則：“字話一律”和“字畫簡易”，也就是文字表達話音，字形簡單易寫。同時，又倡議以南京話為“各省之正音”，這樣全國“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而無言也。”這些話顯然已超出了純粹的文字改革的範圍，涉及民族語言的統一和發展了。
但是，盧戆章設計的各種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他後來向清政府學部呈交的《中國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認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駁了。之後不久，一種體現民族共同語發展趨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立刻脫穎而出了。它拼寫的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京音官話”，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漢字的偏旁。《官話合聲字母》通行極廣，遍及大半個中國，“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話字母遍及十三個省。”王照本人可謂完全把握了當時民族語言的發展趨向，他在《官話合聲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得到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初名）總教習吳汝倫的支持并跟張之洞以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一起奏請朝廷在“學堂章程”中規定“于國文一科内，附入官話一門”，理由是“各國語言皆歸一緻”，清朝也應“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他們的奏請很快得到朝廷的批準。于是，漢語拼音運動在引發了國語統一運動，并與國語統一運動合而為一的同時，得以從民間跻身政府。之後，清政府學部在“國語教育事業”（1911）中規定拼音“簡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國語，二是範正漢字讀音，并通過了一個“統一國語辦法案”，規定在宣統八年（1916）普及國語。沒想到就在這一年十月，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經公決并通過的“統一國語辦法案”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确定國音，制定字母，統一國語的運動，實際是由下一個社會和國民政府開展起來的。
通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從十九世紀末發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一，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曆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語言統一的發展趨勢，注定會以失敗告終。盧戆章設制的第一個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中國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駁了。其後，又有同治進士，朝廷命官勞乃宣設計了幾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簡字全譜》（一種漢字筆畫式的拼音文字），“全譜”包括《京音譜》，《甯音譜》（南京話）、《吳音譜》、《閩廣譜》等，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還提出了“引南歸北”的主張：“南人先就南音各譜學習，以便應用，學成之後，再學京音，以歸統一。”勞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見，他進呈的《簡字譜錄》也得到禦批，讓“學部議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學部也仍然因“分裂語言，有礙統一”，始終擱置高閣，不議不奏，而社會上也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認為照他的辦法，“将使中國愈遠同文之治”，罵他是“分裂語言文字的罪魁”。對照清末切音字運動中唱主角的盧戆章、勞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勞乃宣和因參加了“百日維新”而受到通緝的“欽犯”王照他們兩人的拼音方案的命運，實在是足以發人深省的。
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間收到各種漢語拼音方案1600多個。大緻有這樣幾種形式：
漢字筆畫式
拉丁字母式
西裡爾字母式
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記式
圖案式
數字形式
而最後決定采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的符号系統，以便于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
語法結構
語法特點
漢語是一種孤立語（分析語），不同于印歐語系的很多具有曲折變化的語言，漢語的詞彙隻有一種形式而沒有諸如複數、詞性、詞格、時态等曲折變化。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的（手、洗、民、失）。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詞（馬+路→馬路，開+關→開關）。有的語素本身就是詞（手、洗），有的語素本身不是詞，隻能跟别的語素一起組成複合詞（民→人民，失→喪失）。現代漢語裡雙音節詞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雙音詞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複合方式造成的。有些語素雖然在現代漢語裡不能作為一個詞單獨用，但是有時候在借用古漢語的詞句時，也偶爾作為詞來使用。
詞彙性質
實詞，詞彙中含有實際意義的詞語，在漢語中實詞分為六大類，分别是——
名詞：表示人或事物（包括具體事物、抽象事物、時間、處所、方位等）的名稱。
動詞：表示動作行為、發展變化、心理活動、可能意願等意義。
形容詞：表示事物的形狀、性質、狀态等。
數詞：表示數目（包括确數、概數和序數）。
量詞：表示事物或動作、行為的單位。
代詞：代替人和事物的分名稱，或起區别指示作用，或用來提問。
虛詞，詞彙中沒有實際意義的詞，漢語虛詞也分為六大類，分别為——
副詞：用來修飾、限制動詞或形容詞，表示時間、頻率、範圍、語氣、程度等。
介詞：用在名詞、代詞或名詞性短語前，同這些詞或短語一起表示時間、處所、方向、對象等。
連詞：用來連接詞、短語或句子，表示前後有并列、遞進、轉折、因果、假設等關系。
助詞：用來表示詞語之間的某種結構關系，或動作行為的狀态，或表示某種語氣。
感歎詞：表示感歎、呼喚、應答等聲音。
拟聲詞：模拟人或事物發出的聲音。
短語結構
并列短語：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名詞，動詞或形容詞組合而成，詞與詞之間是并列關系，中間常用頓号或“和、及、又、與、并”等連詞。
偏正短語：由名詞、動詞或形容詞與它們前頭起修飾作用的詞組合而成，其中名詞、動詞、形容詞是中心語，名詞前頭的修飾成分是定語，動詞、形容詞前頭的修飾成分是狀語。
動賓短語：由動詞與後面受動詞支配的成分組合而成，受動詞支配的成分是賓語。
動補短語：由動詞或形容詞與後面起補充作用的成分組合而成，常用“得”字表示，起補充作用的成分是補語。
主謂短語：由表示陳述和被陳述關系的兩個成分組合而成，表示被陳述物件的是主語，用來陳述的是謂語。
句子成分
主語：句子中的陳述物件，說明是誰或什麼。
謂語：對句子的主語作陳述的成分，說明主語是什麼或怎麼樣。
賓語：謂語動詞的支配成分，表示動作行為的物件，結果、處所、工具等。
補語：謂語動詞的補充成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的情況、結果、處所、數量、時間等。補語的标志是“得”字。
定語：句子中名詞中心語前頭的修飾成分，說明事物的性質、狀态、或限定事物的領屬、質料、數量等。定語的标志是“的”字。
狀語：句子中動詞或形容詞中心語前頭的修飾成分，表示動作行為的方式、狀态、時間、處所或性狀的程度等。狀語的标志是“地”字。
語體差别
漢語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别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别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别。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裡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後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裡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志所廣泛采用。台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仍舊沿用這種文體。五四運動時期開展的文學革命提出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主張。這場運動席卷全國，影響深遠。短短幾年之間，白話文學就站穩了腳跟。不過這種白話文學作品的語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語，而是拿北方官話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話小說相當大的影響，還帶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興詞彙和歐化句法的混合的文體。魯迅的作品可以作為這種文體的典型的代表。
語言材料
漢語的主要材料是漢字。漢字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新石器時代就已經産生， 現在使用的漢字是由古漢字逐漸演變而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确定規範漢字為國家通用文字。
作為以語素文字為文字系統的語言，文字高度的統一與規範，現代漢語有統一和規範的語法。而漢字在表音上面更富于變化。在漫長的曆史時期、廣袤的領土疆域内，漢字的讀音有一定因時因地的變遷，并導緻方言的産生。但是漢語書面語言規範，消除了因為方言差異造成的交流障礙。
白話文運動之前所使用的書面語叫做“文言”，是一種以上古漢語所使用的以“雅言”為基礎的書面語。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雖然文言已經很少使用了，但是在中國台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中國澳門地區和中國大陸的中國語文教學中，文言文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白話文運動之後所推動的書面漢語通常被稱為“白話”，即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現代書面語。
文言文在古代的一些東亞、東南亞國家都是官方行文的标準，而現時東亞國家使用文言文亦可交流，但是這種傳統的語言因為使用者越來越少，而改為使用現代文體，及學習外語來交流。
漢字，有繁體和簡體之分，亦稱中文字、中國字、國字，是漢字文化圈廣泛使用的一種文字，屬于意音文字的語素音節文字，為上古時代的漢民族所發明創制并作改進，确切可考曆史可追溯至約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到秦朝的小篆，發展至漢朝才被取名為“漢字”，至唐代楷化為今日所用的手寫字體标準——楷書。漢字是迄今為止連續使用時間最長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時期各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的文字，有學者認為漢字是維系中國南北長期處于統一狀态的關鍵元素之一，亦有學者将漢字列為中國第五大發明。中國曆代皆以漢字為主要官方文字。
商朝甲骨文字算起，由于甲骨文字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可以推斷漢字的發生一定遠在3000年以前的商代時期。漢字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大階段。從甲骨文到小篆是一個階段；從秦漢時代的隸書以下是另一個階段。前者屬于古文字的範疇，後者屬于近代文字的範疇。大體說來，從隸書到今天使用的現代漢字形體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從漢字跟漢語的關系看，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從漢字本身的構造看，漢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聲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記号組成的文字體系。
漢字起源于圖畫。在漢字産生的早期階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的意義直接發生聯系。雖然每個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讀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質不同。象形字的讀音是它所代表的語素轉嫁給它的。随着字形的演變，象形字變得越來越不象形。結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語素在意義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聯系。這個時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義，變成了抽象的記号。如果漢語裡所有的語素都是由這種既不表音也不表義的記号代表的，那麼漢字可以說是一種純記号文字。不過事實并非如此。漢字有獨體字與合體字的區别。隻有獨體字才是純粹的記号文字。合體字是由獨體字組合造成的。從構造上說，合體字比獨體字高一個層次。因為組成合體字的獨體字本身雖然也是記号，可是當它作為合體字的組成成分時，它是以有音有義的“字”的身份參加的。合體字可以分成以下3類：
①形聲字
形聲字由表示意義的形旁和表示讀音的聲旁兩部分組成。拿構造最簡單的形聲字來說，形旁和聲旁都是由獨體字充當的。作為形聲字的組成部分，這些獨體字都是有音有義的字。不過形旁隻取其義，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鳥”；聲旁則隻取其音，不取其義，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義和字音的演變，有些形聲字的形旁或聲旁這時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來是一種玉的名稱，所以以“玉”為形旁。當“球”字不再指玉，這個形旁就沒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來以“每”為聲旁。由于字音的變化，“海”和“每”的讀音相去甚遠，聲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時候，形旁和聲旁都喪失了原來的功能，例如“給、等、短”。這一類字已經不能再作為形聲字看待了。
形聲字和非形聲字之間并沒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聲字和它的聲旁的讀音本來就不一定密合。發展到現代漢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個現代合體漢字進行統計。就普通話讀音來說，合體字跟聲旁完全同音（聲母、韻母、聲調全同）的不到5%。聲母、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的約占10%。隻有韻母一項相同的約占20%。如果隻把前兩類看作形聲字，那麼形聲字大概隻占通行漢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類全看作形聲字，形聲字大概會占通行漢字35%的樣子。要是把标準再放寬或者完全根據來曆确定形聲字，那麼通行漢字中形聲字的百分比還要高得多。
②合體會意字
古人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對于“武”、“信”兩個字來說，這種解釋是錯誤的。不過漢字體系裡确實有按照這種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為歪”，“不好為孬”。這一類字的特點是會合偏旁的字義來表現整個合體字的意義。這種字為數很少，隻有個别的例子。
以上兩類合體字裡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邊一類的情形不同。
③ 合體記号字
這一類合體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這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義的變化,原來的聲旁和形旁已經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舉過的“給、等、 短”一類字。 另一種情形可以舉“章”字為例。 按照漢朝許慎《說文解字》的分析，“章”字從“音”從“十”。但一般人說“立早章”（以區别于“弓長張”）的時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兩部分。其實從古文字看，“章”本來是一個獨體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沒有關系。
漢字用來記錄漢語已經有3000年以上的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沒有中斷過。在如此長的曆史時期裡，漢字不僅為人們的現實生活服務，而且記錄下極其豐富的文化資料；甚至跨越國界，被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借去記錄非漢語語言。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也不斷有人批評漢字的缺點，主要是說漢字難認、難寫、難于機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掃盲、兒童識字教育、文化傳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較起來，漢字有它的短處，但是也有它的長處。漢字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古今漢語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來字形相當穩定，沒有太大變化，字義的變化比較小，所以先秦兩漢的古書今天一般人還能部分看懂。如果古書是用拼音文字寫的，現代人就根本無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語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談，可是寫成漢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樣的。連使用漢字的日語，在部分使用漢字的地方，說漢語的人都能夠看明白意思。
簡化字
20世紀50年代開始進行簡化漢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簡化字總表》規定了2000多個簡化字（包括用簡化偏旁類推的字）。這項工作現已告一段落，今後在一個時期内将保持穩定，不繼續簡化。因為不斷簡化會破壞文字的穩定性，而且簡化一批字以後，原來的繁體字并不能廢除，但隻用于古漢語教學和書法影視劇等藝術作品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從中國大陸引進了簡體字。
分布地區
漢語主要分布的國家和地區是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蒙古、印度尼西亞、越南、緬甸、泰國、老撾、日本等國家和地區。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會說漢語的人大約有16億，居世界人口數量使用語言第一（占世界人口使用語言五分之一）、使用廣泛度居世界第三（第一為英語，第二為西班牙語，有5000多萬外國人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漢語是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之一。
語言分類
标準
狹義的“漢語”僅指現代标準漢語，是以北京話為标準語音、以官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在非表音情況下，僅指現代白話文的書面語，其他的方言白話文不能作為書面語。中國的中小學中教授漢語的文字、語法、文學等的科目叫語文、中文、國文等，都是漢語文的稱謂。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地區的語文課，以普通話（國語）授課；在香港和澳門因通行粵語，所以學校會以粵語授課。中國大陸、中國港澳的“普通話”、中國台灣地區的“國語”、海外華人華僑的“華語”大體上是相同的，隻在個别字詞的讀音上有些微區别。此外，中國台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中國澳門地區是以繁體中文為主要文字的地區。
中國的語言學家多認為漢語是一種單一的語言，但國内外部分語言學家以及一些地方主義者認為漢語作為一個語族是官話、粵語、吳語、閩語、客家話等語言的統稱，即漢語是由一簇親屬語言組成的語族，但綜合起來看仍是一門語言。
漢語是聯合國的六種官方語文之一，亦為當今世界上作為母語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除中國外，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是廣泛使用漢語的國家。在中國港澳地區和新加坡，漢語被定為官方語言，而在中國台灣地區作為非法定的行政用語，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國家機關以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為公務用語用字。很多國家都開始将漢語列為第二語言，加入授課内容。
方言
漢語方言通常分為十大方言：官話方言、晉方言、吳方言、閩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徽方言、平話土話。各方言區内又分布着若幹次方言和許多種“土語”。其中使用人數最多的官話方言可分為東北官話、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八種次方言。
由于古代中國沒有統一的發音标準，故漢語口語在中國各地發音有所變化，有些變化很大。在使用漢語的非語言學人士中，多數人都用“方言”來指稱口語發音相互有差别的漢語。部分學者主張将漢語視為一個包含一組親屬語言的語言。
關于漢語方言的現狀和生存問題，瀕危漢語方言問題，語言和方言多樣性問題，已經引起學術界以及社會大衆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語言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漢語方言是中國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産。在上海，北京，廣東等地，普通話與當地方言的争論引起廣泛重視，搶救瀕危方言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官話方言
官話方言，通行于東北地區、華北地區、西北地區、西南地區、江蘇大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局部、四川、重慶、雲南、貴州、湖南北部所使用的母語方言。漢語官話方言分為北京官話、東北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八個次方言。北京官話分布在北方東部，以北京話為代表，蘭銀官話分布在北方西部，以蘭州話為代表，西南官話分布在南方西部，以四川話為代表，江淮官話分布在江淮以及長江下遊沿江一帶，以南京話和揚州話為代表。上古時期的中原雅音在衣冠南渡後，分化成為中古漢語語音。而現代“官話方言”，主要形成于宋代。官話在形成之後，在南北方分别發展，由分化成了南方官話和北方官話，為以後中國各代的官方語言，北方官話至今是現代标準漢語的基礎（大陸稱為普通話，中國台灣地區稱為國語）。使用這一方言的人占中國人口的70%。
官話的明顯特點包括：除了江淮官話、少部分西南官話保留入聲讀[-?]之外，大部分官話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聲，中古漢語中的“-p，-t，-k，-m，-n，-ng”韻尾隻剩下“-n，-ng”，但出現了大量兒化韻“-r”韻尾。原本連接“i，ü”韻母的“g，k，h”聲母已被颚音化成“j，q，x”聲母。官話話在失去清濁對立的過程中，沒有經過劇烈的聲調分化，但出現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輕聲。因此，官話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應産生的複合詞。上述現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較少見。
吳方言
或稱吳語：以上海話或蘇州話為代表，在中國江蘇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安徽南部、江西東部等地區使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贛語影響，浙江南部保留了較多古代百越話特征，以至不能和作為典型吳語的太湖片吳語通話。使用人數大約為總人口的8．4%。這種方言的對清濁輔音的區分是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吳語保留了中古漢語的模糊入聲。吳語具有八個聲調：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
粵方言
或稱粵語：以廣州話為代表，根源于古代中原雅言，在廣東中西部、廣西東部、香港、澳門和海外華人中被廣泛使用。粵方言是漢語中聲調最複雜的方言之一，有九個聲調（桂南勾漏片有十個聲調）。同時也是保留中古漢語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粵語包含了p，t，k，m，n，ng六種輔音韻尾。粵語内部的（勾漏話，四邑話，廣府話）分歧不大，但音調有差異。使用粵語的人口大約為總數的5%。但是粵語中沒有混合入聲，可以認為粵語中保留的古漢語成分要早于吳語，但晚于閩語。
湘方言
或稱湘語：又稱湖南話，新老湘語分别以長沙話（新）及衡陽話（老）為代表。按是否保留濁聲母分類，可分為老湘和新湘兩類，其中濁聲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語相對接近官話，但也有部分與官話差異較大的新湘語保留有部分全濁音及特有語音和詞彙。使用者約占總人口的5%。曆史上湖南地區受到北方文化的強烈影響，故湘語内部差異比較大。并且有多個時期古漢語語音特征之重疊。
贛方言
或稱贛語：又稱江西話等，以南昌話和撫州話為代表，音系接近客家話，但核心詞彙差異較大。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東部，安徽西南部、福建西北部，湖北東南部、浙江西部等地。使用人口約5148萬（早先的3000萬不準确）。古全濁和古次清合流為送氣音，梗攝字文白異讀。昌都片及長江沿岸一帶普遍存在全濁聲母，但多非嚴格的古清濁對立。多數地區”知三章組“或”知二章組”端讀，日母今讀仍為鼻音。南昌話有七個聲調，輔音韻尾-t -k -n -ng，建甯、高安、臨川等地為m n ng p t k。
客家方言
以梅州話為代表，在中國南方廣泛使用，包括廣東東部、北部、珠江口東岸、 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廣西東南部、台灣，及海外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雖然是一種南方方言，客家話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響中形成的，客家話因而在音韻和詞彙上保留了許多中古中原話的特點（如完整的-k、-p、-t、-m、-ng、-n韻尾）。使用客家話的人口大約占使用漢語總人口的5%。
閩方言
或稱閩語：在福建、海南、廣東東部、台灣和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海外的一些華人中使用。由于閩語的内部分歧比較大，通常分為閩南方言（以泉州話為代表）、閩北話、閩東話（以福州話為代表）、莆仙方言和閩中方言。閩語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與中古漢語韻書存在直接對應的方言，其中以閩南語最具影響。但是，根據現有的語音學研究，閩語的音系相當接近上古漢語的音系。
閩南語，閩語之一，（狹義的，即閩台片閩南話）共有“-m，-n，-ng，-p，-t，-k，-?”（貌似問号的國際音标是緊喉音。）在入聲 [-p/-t/-k] 消失之前，先發生‘入聲弱化’，[-p/-t/-k] 全部變成-？。山西方言、吳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這種弱化入聲）”七種輔音韻尾。閩南語是漢語中聲調較複雜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個聲調（不含輕聲），漳州音、廈門音、同安音、台灣音通常有七個聲調（不含輕聲）。同時，閩南語也是保留中古漢語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語，閩（南）台片的閩南語内部較為一緻。廣義的閩南方言還包括海南話、潮州話、浙南閩語等，使用閩南語的人口大約為總數的4．2%。
晉方言
或稱晉語：晉方分為八個片區，各片内部差異較大，溝通較為困難。分布在山西絕大部分以及陝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區等地使用，核心區以太原話為代表，有入聲韻 [-崂] 。在入聲 [-p/-t/-k] 消失之前，先發生‘入聲弱化’，[-p/-t/-k] 全部變成 [-崂] 。其白讀系統與官話差别大。
湘南土話
湘南土話，湘南土語，又稱之為湘南語。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南部的郴州和永州地區，内部差異較大。與粵北土話，桂北平話有近緣關系，統稱之為土話。湘南土話不同于流行于湖南省大部分地區的湘語，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方言。對于湘南土話的歸屬問題至今還沒有一個定論。是湖南省四大方言（湘方言、西南官話、湘南土話、贛方言）之一。
代表方言：一，以資興說（Zixingsa）為代表的土話區（白說），包括永興、桂東、汝城、安仁，是湘南土話與客贛方言的混合型。二，以嘉禾話為代表的湘南土話雙語區，包括宜章、臨武、嘉禾、桂陽、藍山、甯遠，是同時使用湘南土話與西南官話的雙語區。三，以道州話為代表的保留了湘語特征較多的湘語土話，包括冷水灘、零陵、東安、雙牌、道州、新田、江永、江華與桂北平話關系密切。
平話
在廣西的部分地區使用。傳統上将桂南平話歸于粵語，有人主張将桂北平話當成獨立語言存在。
世界影響
對《牛津英語詞典》的影響
牛津大學出版社旗下的《牛津英語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公布，該詞典2016年3月更新版收錄了500個新詞語，其中13個含有漢語元素的詞語來自中國香港特區，如char siu（叉燒）、yum cha（飲茶）、milk tea（奶茶）、dai pai dong（大排檔）等。它們頗具地方特色，多以粵方言拼音顯示。
擁有150多年曆史的《牛津英語詞典》被認為是最全面和較權威的英語詞典，并被譽為英語世界的金科玉律；每個詞語被其收錄都要經曆一個漫長而慎重的過程。這一巨型詞典自2000年起每隔3個月便将詞典内容更新一次，現已收錄超過60萬個英語詞語，其中含有漢語元素的英語詞語就有1500多個。
《牛津英語詞典》中的漢語借詞有的源于普通話，如feng shui（風水）、tung oil（桐油）、paper tiger（紙老虎）、Maoism（毛主義/毛澤東思想）等；有的源于粵方言，如kowtow（磕頭）、pakchoi（白菜）、samfu（衫褲）等；還有的源于閩方言，如satin（緞子）、kylin（麒麟）、oolong（烏龍茶）等。這些含有漢語元素的英語詞語通常采用音譯、意譯、音意合譯、音譯加詞綴和語義再生這五種方式來産生，它們或多或少都經過了一定程度上的“英化”改造，基本上都融入了英語的詞彙體系和語用系統。
除了漢語借詞外，《牛津英語詞典》還收錄了一些含有漢語元素的表達方式（即“中式英語”），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見）、no cando（不能做/幹不了）和lose face（丢面子）。雖然這些中式英語不符合傳統英語的表達習慣，但英語民族卻喜聞樂用。據美國“全球語言監測”（GLM）機構的專家預測，随着漢語影響力漸增，用不了多久，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好好學習，天天向上）、no money no talk（沒錢免談）、add oil（加油，用于鼓勵他人）等中式英語也會進入這一詞典。
《牛津英語詞典》不斷收錄含有漢語元素的詞語和表達方式，不僅豐富了英語的文化内涵，而且也促進了英語的全球化發展，還反映出漢語對英語的影響與日俱增。正如中國語言學家周海中教授所言：“随着中華民族與英語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頻繁，來自漢語的英語詞語及表達方式将會越來越多，從而進一步推動英語的國際化、多樣化進程。”
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2014年9月，俄羅斯聯邦教育科學監督局表示，漢語可能會被列入俄羅斯中學生統一國家考試科目。
據悉，俄羅斯統一國家考試既是中學畢業考試，也是高校入學考試。統一考試的外語科目現包括英語、法語、西班牙和德語等科目。畢業生可根據所選院校要求自願選擇進行外語考試。
2015年起，漢語将出現在全俄中學生奧林匹克比賽科目中，比賽優勝者将可享受政府資助名額的錄取優惠。
2019年2月23日，在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結束訪華之際，沙特阿拉伯宣布将漢語納入沙特王國所有教育階段的課程之中，以使該國教育更具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