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主体
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
（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
（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
（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
（四）财政预算、决算报告；
（五）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
（六）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
（七）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
（八）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九）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十）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十一）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第10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还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政府信息公开图板
（一）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
（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情况；
（三）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
（四）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
乡（镇）人民政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一）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情况；
（二）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三）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宅基地使用的审核情况；
（四）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
（五）乡（镇）的债权债务、筹资筹劳情况；
（六）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发放情况；
（七）乡镇集体企业及其他乡镇经济实体承包、租赁、拍卖等情况；
（八）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
主要特征
行政性
政府信息公开培训
政府信息公开具有行政性。政府信息具有行政性，政府信息公开同样具有行政性。一方面，政府信息是与行政行为有关的信息，或者是政府机关以职权获取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与政府公共行政权力的运行有关，是行政权力运行过程或其结果的表现形式，没有行政权力，就没有我们所说的公共信息，也就没有政府信息公开。另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也需要行政权力的运行，信息的产生离不开行政权力，信息的公开同样离不开行政权力，有时信息公开的过程也就是信息产生的过程，行政性贯穿始终。
权利性
政府信息公开具有权利性
信息公开是以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现代宪政观念告诉我们，政府是否应当公开信息，是否向民众提供信息，这并不是政府的权力决定的，而是由民众的权利决定的，这种权利是民众所享有的宪法权利。所以说，民众需要什么信息，政府就要提供什么信息，只有这样，相应的宪法上的权利才能够实现。公民个人根据宪法权利和具体的法律规定，自由地获取政府信息，是公民和公共权力机关之间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
例外性
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例外性
并不是所有的政府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政府信息是不可予以公开的。政府所掌握的很多信息是具有“秘密”等级的，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当政府信息的内容涉及到国家的安全，公开会影响国家的利益时，其公开就会受到严格禁止，并通过《保密法》予以严格规制。所以，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例外规定，并且，由于对可以公开的信息难以一一列举，因而，在立法技术上，一般把例外信息作为研究的重点，除去例外信息以外，其余政府信息均应当公开。
依托性
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
政府信息是无形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一定的方式实质就是一定的载体的表现形式。比如，通过政府公开刊物刊载出来，通过设立阅览室展现出来等等，这些表现形式均离不开一定的载体，所以说，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离开载体，政府信息无法传递。
载体的范围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纸张书面形式，也可以是电子形式，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计算机网络形式获得信息的方式更为普及，但是，不同的载体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法律的规定与选择。因而，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的特性，尽管不显得那么重要，但是，它却影响着信息的传递，甚至也直接影响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标准的确定。
公开流程
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
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除可以收取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行政机关不得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
重大意义
有效推动全国范围的反腐倡廉。
一切欺诈行为的基础都来自信息不对称，无论是不法分子的欺诈，还是政府官员的贪污和滥用职权，都源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事实证明占据信息优势就会成为强势的一方。政府信息公开使政府将信息充分公开，减少了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会极大地改善社会公众的监督条件，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对政府的渎职、贪污、滥用职权行为产生极大的抑制效果，政府信息的充分公开是反腐败的重要措施，是推动政府官员廉政、勤政的重要措施。
推动全国自上而下依法执政。
政府信息公开之前，虽然部分先进地区已经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来实现部分政府信息的公开，但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地区尚未行动起来，一些地方的官员借没有相应法规为由而减慢政府信息公开的进度，拖延政府改革。政府信息公开有力规范了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保障了政府改革的进度，并使各项政策都因为有了更为有效的公开而提升了执行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促进了政府行为，特别是基层、边远地区、农村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推动了整个国家自上而下依法执政。借此可以预知，与政府信息公开相结合的电子政务建设也必将成为推动各级政府依法执政的重要力量。
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政府与公众合作。
现代社会中政府的公信力已经成为一项宝贵的社会资源；政府与公众的相互信任可以增强彼此的合作效果；政府与企业建立共识可以提升经济活动的成效，从而降低政府行政成本，使社会更为受益。在过去，政府在公众面前有着很强的信息渠道优势，管理起来比较容易；如今，随着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手段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渠道日益丰富，了解的事情日益增加。社会的流言、噪声及一些政府官员违纪现象的出现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很大的挑战。因此，现已经不再是政府说什么公众就相信什么，政府唯有以坦诚的态度面对公众才能提升自己的公信力。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政策稳定、政务公开是现代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境，公众越清楚地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对未来的预期就越有把握。同时，明确的预期能够鼓励社会的长远投资，也能有力的促进经济的发展。政策只锁在抽屉里由官员随需而用，会增加投资者对日后效益的担心而缩减投资规模，从而导致企业与投资人追求短期效果，使经济建设的质量及效益大大下降。事实证明，那些吸引投资多、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常常是政府信息公开做得好的地区，是政府最讲信用的地区。
推动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必须推行以人为本政策的阶段，依靠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经之路。知识经济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智慧与创造力，这种资源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现代政府要以调动智力资源为中心，唯有以人为本、尊重人才的社会才能够调动智力资源。
有益启示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最早出现在北欧的瑞典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最早出现在北欧的瑞典。早在1776年,瑞典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赋予了普通市民享有要求法院和行政机关公开有关公文的权利。不过,真正率先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规范化的当属美国。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信息公开法。纵观各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史,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内部协调一致的立法体系。
由于信息公开的法制化涉及到政府文件、会议、电子记录等诸多信息载体的公开以及公民隐私权、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制定一部包罗万象的信息公开法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在一国信息公开改革刚刚启动之时,制定单一的信息公开法典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信息公开的立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由一系列法律构成,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中最具代表性和示范意义的法律,这一法律对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公开政府信息作出了规定。此外,美国于1972年制定的《咨询委员会法》规定联邦行政机关的咨询委员会的组织、文化和会议等必须公开。
1976年出台的美国《阳光下的政府法》进一步规定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公众有权观察会议,取得会议情报。1974年美国又制定了《隐私权法》旨在保护公民隐私权不受政府机关侵害,控制行政机关处理个人记录的行为,保护个人检阅关于自己的档案的权利。美国这种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信息公开立法、最终形成一个内部和谐的法律体系的务实做法,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第二,从局部到整体的立法走向。
从表面上看,世界范围内已经实现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国家都是以议会制定专门的信息公开法作为标志的。然而,韩国的经验却表明:先在地方制定相应的信息公开条例,待时机成熟之后再进行全国层面的统一立法不失为一条可行的立法道路。韩国议会正是在总结各地条例制定经验的基础之上,才制定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信息公开法。中央层面的统一立法固然具有效力等级高、约束范围广等优点,但这需要很多先决条件,如果时机不成熟就匆忙地制定全国统一的信息公开法,将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三,诉讼机制的有力保障。
综观发达国家信息公开法治化的进程,有效的诉讼机制往往都是信息公开改革中极为重要的环节。美国的经验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美国,涉及信息公开的诉讼有两种:一是“情报自由法诉讼”,即公众有权针对政府信息不公开而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命令政府信息公开;二是“反情报自由法的诉讼”,美国的经验显示出较完善的信息公开诉讼权制对信息公开法治化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