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經曆

唐武宗李炎，是唐穆宗李恒的第五子，814年（元和九年），生于東宮，母為宣懿皇後韋氏，初名李瀍（chán），唐文宗李昂之弟。唐文宗死後即位。公元821年（長慶元年），封為颍王。開成年間（公元836年-公元840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

文宗即位以後，一度想立長兄唐敬宗皇帝之子晉王李普為嗣，可是晉王李普于公元828年（太和二年）六月5歲時夭折，文宗追賜他為皇太子。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他立了自己的兒子魯王李永為太子，第二年八月舉行了冊禮。唐文宗寵妃楊氏不滿意太子李永，一直謀求廢掉他，鑒于朝廷上阻力重重，沒有成功。公元838年（開成三年）十月，李永暴死，使此事劃上了句号。

皇太子之死，使唐文宗很是傷感，認為自己枉為天子卻不能保全兒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賜兒子為“莊恪太子”外，還把火氣發到太子身邊的宮人身上，從此文宗抑郁成疾。公元839年（開成四年）十月，文宗沒有同意楊妃立弟弟安王李溶的提議，而是立了唐敬宗的第六子陳王李成美為太子，還沒有來得及行冊禮，唐文宗就患病了，太子之争也由此開始。

幸登帝位

公元840年（開成五年）正月初二，唐文宗密旨宦官樞密使劉弘逸與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監國。但是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和魚弘志貪圖擁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難當重任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據理力争，奈何手握神策軍的仇士良、魚弘志假傳聖旨，将唐文宗的五弟颍王李瀍立為皇太弟，從十六宅迎入宮中。

太子李成美仍然以陳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唐文宗駕崩之後，颍王柩前即位，是為唐武宗。武宗即位後，将已過世的生母韋氏追冊為皇太後。次年，改元“會昌”。會昌二年四月丁亥（二十三日，公元842年6月5日），群臣上尊号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初一，群臣上徽号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會昌六年三月壬寅（初一日，公元846年3月31日），下诏改名為李炎。

知人善任

唐武宗迷信道教，周圍經常有一批道士相往來，比起純粹生長在深宮中的皇子來說，他多了一些觀察社會的機會。與唐文宗不喜歡聲色歌舞不同，武宗經常騎馬遊樂，還常常帶着他寵愛的那位邯鄲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飲酒作樂，與樂人諧戲，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但武宗又和敬宗無節制地遊樂不同，他并沒有沉湎其中，聲色自娛過程中他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沒有因此耽誤了國家大事。他讀書雖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書生意氣和迂腐，能夠面對現實，很多時候他敢于向宰相當面認錯，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使得他們君臣在會昌年間内憂外患交織的時刻，能夠沉着應付，度過難關。

加強皇權

唐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勸說下，将唐文宗的妃子楊氏、陳王成美、安王李溶等潛在的政治對手賜死。在公元840年（開成五年）八月為文宗舉行的安葬典禮上，仇士良又把樞密使劉弘逸等殺死，以解除對其權勢所造成的威脅。

宰相李珏、楊嗣複被罷相貶往外地，武宗本來已經下令将二人處死，但在李德裕的強烈請求下，赦免了他們的性命。唐武宗重用李德裕，仇士良更加恐懼，于是聲稱“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缣糧刍菽”，想要煽動禁軍驅逐李德裕，唐武宗派使者給禁軍谕旨說“赦令都是來自朕的意思，與宰相無關。你們敢這樣？”，禁軍都被震懾住了，恢複了平靜。仇士良惶惑不自安。公元843年（會昌三年），仇士良以老病為由提出退職，武宗也就順水推舟，解除了仇士良的軍權。仇士良退職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這樣，武宗剪除了宮中的宦官勢力，加強了皇權。

會昌中興

唐武宗在位時，任用李德裕為相，對唐朝後期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武宗崇信道教，于公元845年（會昌五年）下令拆毀佛寺，沒收大量寺院土地。由于毀佛成功，從而擴大了唐朝政府的稅源，鞏固了中央集權。這段唐朝中後期較為平穩的一段時間，被史學家稱為會昌中興。

因病去世

公元846年3月31日（會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改名李炎（原名李瀍）；4月22日（三月二十三日），武宗駕崩于大明宮，享年三十二歲（古人計虛歲，故有三十三歲之說）。他的妃子王氏殉節自缢而死。武宗成為唐朝自太宗、憲宗、穆宗之後，又一位因為服食仙丹妙藥而死的皇帝，谥号至道昭肅孝皇帝，葬于端陵。

主要影響

政治

削弱宦官勢力

武宗在位期間，任用宰相李德裕，在執政期間，中書省的職能作用發揮較好，因而宦官的勢力被削弱了。在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四月，大宦官頭子仇士良見武宗日益親重李德裕，仇士良更加恐懼，便散布流言蜚語，稱“宰相作赦書，要削減禁軍衣糧和馬草料等費用”，欲以此激怒禁軍鬧事。李德裕聞訊後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遣使者到神策軍（禁軍）去宣布禦旨：“赦令是朕的意思，一切都是朕的安排，無關宰相之事，你們敢這樣？”将士們被震懾住了，恢複了平靜。仇士良惶惑不自安。

仇士良的陰謀被揭穿以後，隻好惶恐地向武宗謝罪。在仇士良的陰謀被挫敗後，唐武宗沒有乘勢對他采取進一步的行動，而是将他提升為觀軍容使，以領神策左、右二軍。名義上得到了升遷，實則卻被剝奪了對禁軍的控制權。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對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處境不妙，以退為進，以身體有疾提出了辭職。唐武宗順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辭呈，将他改任為内侍監。内侍監沒做多久，基于大勢已去，無東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緻仕。仇士良退職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

會昌元年唐武宗前往泾陽縣圍獵。乙卯（二十五日），谏議大夫高少逸、鄭朗在紫宸殿勸阻武宗說：“陛下近來遊獵逐漸頻繁，出離京城也太遠，早出晚歸，荒廢了朝政。”武宗臉色一變，承認錯誤。高少逸等人退出後，武宗對宰相們說：“朝廷設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讓他們直言朝政得失，朕願常常聽到。”李德裕等宰相齊聲祝賀。己未（二十九日），唐武宗擢拔高少逸為給事中，鄭郎為左谏議大夫。公元843年（會昌三年）唐武宗派人以貪渎罪為由在仇士良家中檢查，發現幾千件兵器。于是，武宗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籍沒其家。

嚴刑峻法

唐武宗繼位後，在政治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現是，以嚴刑峻法為中心，對貪污、腐化等醜惡現象進行嚴懲，并且在會昌四年對冗官進行了裁減。公元844年（會昌四年），唐武宗聽從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着“治理亂世，使用重刑”，武宗朝立法極其嚴峻，尤其對官吏貪贓枉法的懲治，更是從重從嚴，絕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貪污納賄乃官僚隊伍腐丵敗現象中最為人們痛恨的行為。公元840年（開成五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開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惡不赦、背叛國家、故意殺人、官員貪贓枉法，這些人不予釋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輕重，全部釋放。”李德裕入相後，肅貪廉政建設就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内展開了。

公元841年（會昌元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刑罰，理當一視同仁，官吏貪贓枉法，不應該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髒物絲絹三十匹，全部處以極刑。”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對官吏貪污滿千錢的，即處以死刑。這樣以诏敕的形式，規定嚴懲貪污的标準，不難看出武宗君相對廉政建設的決心。考諸史籍，會昌一朝對官吏貪污的懲治，始終沒有放松，而是一貫嚴懲不貸，保持肅貪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後，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公元845年（會昌五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對官吏犯贓依然不予寬宥，并說，“除去惡人，進賢納士，将命令執行起來，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吏與罪犯，這好比天降神靈，廉政建設也有所成效”。顯然是對會昌年間嚴懲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譽。

關于會昌時期的廉政建設，舉措值得稱贊的尚有以下事，公元841年（會昌元年）十一月，禦史台奏請調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喪葬事，以為官員大辦喪事，難免借機變相受賄行賄，堕敗政風，對此進行限制，無疑有助于政風的廉潔。唐代官俸不高，許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養家糊口，還有許多地方薪俸發放不及時，這樣就難免心生他念，轉而刻剝于民以自奉。

另外唐人重内輕外，多個願到外地為官，特别是不願到邊鄙之鄉或氣候等條件惡劣之地任職，結果造成了京師及一些繁華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則缺官少吏。為解決這個問題，開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調整百官俸料。李德裕入相後，這項工作就具體展開了。會昌元年中書門下上奏：“河東、隴右、鄜坊、邠州等離的較遠，給他們多加俸祿。自後聽訪聞戶部所給零碎俸祿，也不及時，觀察使私吞部分，都用到别處，加了俸祿，卻給不了遠方的官吏。

臣等商議，希望今日以後，命令戶部以實物仍及時支遣，每個地方都派觀察判官專判這項工作，按月分放，不能用在别處，如果有違規，觀察判官會被遠貶。”保證官員的薪水及其按時發放，乃是穩定官吏隊伍至關重要的環節，特别是偏僻之地，這個問題解決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官員能否安心于本職工作。會昌時期嚴格薪俸發放的管理，就是試圖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來加強官僚隊伍的建設。

又據史載，武宗君相面臨這樣一個問題，“赴京趕考的的官人都有債務，上任是才還債，以至于他們貪贓，罔不如此。……債務的積累，古時便亦是這樣，和現在的也都差不多”。單靠嚴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決的。既然貪污的産生與俸祿的産生有密切的聯系，那麼就必須從他們的實情出發解決其實際的困難，如為解決官吏的京債問題，會昌時增加了他們的薪俸，同時國家借款給他們以償債，“月選官允許借錢，可加給兩月俸料，待遇優厚”，給官吏養廉銀以促使其奉公守法，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贓枉法問題，但一定有其積極的作用。

曆史上有許多王朝都曾采用過給養廉銀以杜絕貪污這個辦法，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會昌年間的吏治建設，雖然沒能最終扼制李唐王朝漸近衰落的趨勢，但會昌朝局在整個中後期，還算相對景氣的一個時期，其間所以能取得對回鹘戰争的勝利，并平定了澤潞鎮，與此都不無關系。王士禛謂“武宗的時期，幾乎恢複開元、元和的盛世”，雖稍嫌溢美，但會昌朝政确有可取之處，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頓與建設方面，則斷然無疑。

加強相權

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封建國家的中樞體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無可比拟的權力，“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宰相輔佐的好壞，其權力行使充分與否，對中央集權制的封建政治影響很大，直接關系到朝政的優劣。

因此，皇甫湜在唐憲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就曾上書直谏，指出時政敗壞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衛，其危甚矣”，也就是說，宰相及侍從官的失職與不得實權，乃是朝政日堕的原因，基于此，他建議憲宗應該“日延宰相與論義理”，即經常同宰相商議國事，保證他們能真正擁有輔弼的實權。

我們知道，随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安史亂後，唐初那種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為政務中樞的體制逐漸解體，終至被翰林院、樞密院和“中書門下”（政事堂）組成的新中樞所取代，相權随而漸遭削弱。特别是“甘露之變”以後，“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文宗開成時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專權的附屬品。

因此，會昌時期李德裕加強相權的做法，對于抑制宦官權力擴張，提高朝官的聲威，保證政令統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顯的積極作用，至少客觀上有這個效果。

公元840年（開成五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武宗進言為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兩點就同相權有關。他認為應該政歸中書，保證宰相确有輔弼之權，但同時他又建議限制宰相的任期，宰相在位時間不宜過長。

他說，“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诏書，所與國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迄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幹其間矣。

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辄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通過這種既切實保證相權，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參政大權，幹好統率百官的工作。加強相權的另一重要舉措是，恢複了中書舍人參與台閣常務的權力，“會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議：台閣常務，州縣奏請複以舍人平處可否”。

清理入仕門徑

唐末人劉允章曾上言，陳述唐後期的弊政，指責仕途太濫；範祖禹也認為唐末仕途太濫，實系當時一大弊端，其禍不在割據之藩鎮和專權的宦官之下。因此，整頓吏治就必須追根溯源，找出腐丵敗的根由，然後施以救治之方。會昌期間，對選拔官吏進行了較為嚴格的控制，企圖從官吏來源入手，加強官僚隊伍建設。為此，李德裕主要采取了以下對策。

首先是嚴格進士覆試制度，提高铨選質量，選拔真才實學。進士科是唐代選拔官吏的一個重要門徑，曾起過非常積極的作用，但随時間的流轉，“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其弊端也日趨明顯。

有鑒于此，公元843年（會昌三年）正月下敕文，“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已後，但據才堪即與，不要限人數，每年止于二十五人”，這樣做，雖難免依權弄法，徇私舞弊現象的存在，但不拘一格、選拔真才實學确也收到一定效果，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即此謂也。

又如，公元844年（會昌四年），王起知貢舉，放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才堪及第，結果由于覆試，隻錄取一人；五年二月，谏議大夫陳商知貢舉，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白敏中奉敕覆試，結果覆落七人。這樣嚴格選舉，自然有助于官僚隊伍素質的改善。

其次是對新科進士的實授，作了較為嚴格的規定，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四月，武宗下敕：“準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進士初合格，并令授諸州府參軍，及緊縣尉，未經兩考，不許奏職。蓋以科第之一，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谙詳。近者諸州長史，漸不遵承。雖注縣寮，多糜使職。苟從知己，不念蒸民，流例寝成，供費不少。公元842年（會昌二年）選格，改更新條，許本郡奏官，便當府充職一人，從事兩請，料錢虛占。吏曹正員，不親本任公事，其進士宜至合選舉，許諸道依資奏授，試官充職，如奏授州縣官，即不在兼職之限。”

按，進士中舉以前，由于經年苦讀，無暇過問闾裡疾苦，故對民情并不谙熟，像從前那樣辄及第即除授正職，就難免出現“苟從知己，不念蒸民”的情況。當然，這不是舉子們的責任，因為他們沒有門蔭可以依靠，惟以伏案經年才有跻身仕途的機會，他們的不谙民情，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乃是社會制度造成。

針對這個實情，規定須經兩考，方可實授，則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說的弊端。另外，從敕文中可以看出，對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關于這一點尚有更為詳備的規定，“近日諸道奏官，其數至廣，非惟有侵選部，實亦頗啟幸門。向後淮南、兩浙、宣、鄂、洪、潭、荊、襄等道，并不得奏請。其三川邊鎮、河南北地遠官，無選人肯去，阙員稍多處，即任量切奏請，仍每道一歲不得過七員”。諸道奏授官過多，不僅造成“料錢虛占”，“供費不少”，給國家财政帶來巨大負擔，同時也“頗啟幸門”，使得恩非出于朝廷，權則歸于私門，容易形成地方集團勢力，影響朝廷威信。對此加以限制，不僅可以避免上述情況，也可以增強中央政丵府的凝聚力。

對策之二是，對官宦的門蔭特權進行了限制，并嚴格控制官員的兼職範圍，防止堕政害民，提高官吏隊伍的素質。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過科考以外，利用門蔭特權入仕者，其數亦不在少，詳情見諸《新唐書·選舉志》。

科舉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較門蔭取仕，則其優點十分顯明，因為凡參加科選者，必然要經過多年寒窗苦讀，不似有門蔭特權的子弟，可以不學無術而憑父祖的功勳勞績，直接獲得祿位！他們之中雖不乏傑出英才，但較之纨褲子弟，則實為鳳毛麟角，少之又少！

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四月，武宗下敕，其中雲：“今一身屬太常金吾，一門盡免雜差役。今日已後，隻放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下并不在影庇限。……高秩峻級，榮蔭子孫，蓋寵勞能，著存令式。近者漸寡廉樸，多補名身。不獨假蔭近房，兼有規求厚利。選曹既阙磨勘，長吏不聞糾繩。此弊公行，吏途太濫，自今後并須準格用蔭，人數年限，不得逾越。委吏部及禦史台嚴加寬察。據其選授官列本道本州，須審磨勘，稍疑渝濫，及察知冒賣資蔭，便收禁牒報有司。”

從中可知，門蔭特權，尤其是濫用、冒用門蔭特權，已成為中晚唐社會一大弊病，因為那些豪門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學，未詳典法，頗有愆違”，不僅造成“吏途太濫”，而且還由于“一身屬太常金吾，一門盡免雜差役”，使許多人得免差役賦稅，這樣勢必影響政丵府的财政收入。

因此對門蔭特權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隊伍的素質，還可以擴大國家的财源，增加國家控制的編戶齊民，會昌時期人口有顯著的增長，恐怕與限制官宦的蔭庇權，使許多人口重入國家戶籍，也不無關系。因此，可以說，會昌年間明令限制門蔭特權，規定必須嚴格執行用蔭标準，對于避免或減少“其中亦有影庇，真僞難分”，肅淨官吏隊伍有着積極的意義。

正風肅紀，加強監督

為整肅政風，會昌時期嚴禁官員無節制的遊宴，并取締了進士曲江集宴。我們先來看武宗公元841年（會昌元年）三月所下的一道诏書，“州縣官，比聞縱情杯酒之間，施行喜怒之際，緻使簿書停廢，獄訟滞冤。其縣令每月暇日，不得辄會賓客遊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賓客須申宴錢者聽之，仍須簡省。諸道觀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勵清規，以為程法。”唐代官吏按規定都有宴會錢，這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不正常的消費活動，一個很明顯的表現，就是官員往往遊宴無度，如此不僅造成物質财富的巨大浪費，也助長了奢侈之風，堕敗社會風氣，在民衆中造成惡劣影響。

而更重要的是，官吏因嗜酒貪杯，耽誤辦公，嚴重影響了政丵府機構的辦事效能！诏書所謂“緻使簿書停廢，獄訟滞冤”，史不絕書，茲舉一例，“王源中為戶部侍郎、翰林承旨學士，性頗嗜酒。嘗召對源中，方沉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終不得大任，以眼病求免所職。”以如此醉生夢死之人掌握政權，國家何以得治？因此，武宗下诏禁止官員遊宴，其意旨就在于促進政風的廉潔和政丵府形象的改善。

關于罷進士曲江集宴，史書載之甚詳，“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為門生。

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谒，曲江題名皆罷。’”有人認為李德裕是出于“尤惡進士”才罷曲江宴會的，唐末五代的筆記小說更是衆口一辭，以為純系出于一己之好惡而為之，我以為此說不正确。德裕确實說過進士浮華，根藝不實之類的話，但奏罷曲江宴，“尤惡進士”并非主要原因，德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動機，還是為了防止官僚小集團的形成。若非如此，他完全可以利用獨掌朝政之機，控制科舉選士，使恩出己門，組成自己的勢力集團。

軍事

打擊藩鎮——加強中央集權

公元841年（會昌元年）九月，盧龍軍亂，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後，遣監軍傔以軍中大将名義上表朝廷求節钺。李德裕不允，他對唐武宗說：“河朔事勢，臣所熟谙。比宋朝廷遣使賜诏常太速，放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傔，勿遣使以觀之。”果然不出德裕所料，軍中殺行泰，立張绛，再求節钺，朝廷仍然故意拖延。後雄武軍使張仲武請發兵進擊張绛，武宗恩準，遂以張仲武知盧龍留後。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盧龍軍亂。

在平定了盧龍軍亂不久，又發生了昭義鎮對抗朝廷的事件。公元843年（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谏病死，其侄劉稹欲仿效河朔三鎮慣例，要求襲任節度使職務。當時反擊回鹘侵擾的戰事剛剛結束，在武宗與宰相讨論此事時，宰相多認為回鹘餘燼未盡，邊境還要加強警備，再讨伐澤、潞，恐怕國力難以支持，主張同意劉稹的請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贊成。李德裕則力排衆議，堅決主張讨伐。他說：“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

他還進一步分析說：“從谏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複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複行矣！”李德裕還向武宗分析當時的軍事形勢，胸有成竹地說：“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桡官軍，則稹必成擒矣！武宗聽了，高興地說：“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于是決定對昭義鎮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诏書，谕令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要為朝廷立功，為後代造福，并派李回前去傳旨，李回抵達河朔地區後，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都佩帶到城外迎接，立在道路的左邊，恭恭敬敬地等候李回。李回到達後，他們讓李回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後面，也不敢讓人為自己牽馬。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河朔地區的藩鎮還沒有對朝廷的使者如此恭敬過。李回既能明辨是非，而且很有膽量，三個藩鎮節度使都表示服從朝廷诏令。接着便命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讨使，與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河東節度使劉沔、河中節度使陳夷行合力讨伐，并決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馬一齊進發。

李德裕總結了貞元、太和年間朝廷伐叛的經驗教訓，一是各藩鎮出兵才離開邊境，軍饷便由國家負擔，則藩帥遷延不再進軍；或是取得一縣或一栅寨，都以為勝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無功。這次剛一進兵，李德裕即奏請武宗，命王元逵徑取邢州，何弘敬直取鄜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不攻取縣邑。因此，各路兵馬似尖刀一樣，直插入叛鎮的心髒地區。二是監軍幹預軍政，束縛了将帥的手腳，指揮不力。李德裕又和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商定，監軍不得幹預軍事，隻取少數兵自衛，賞罰與将帥一視同仁。這樣“号令既簡，将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出兵遲緩，唐武宗诏命忠武軍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動，何弘敬大驚，怕引起内部軍變，倉皇出師與劉稹開戰。

李德裕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他随時注意前線作戰的進展情況，善于抓住薄弱環節，及時正确地處理一些軍務。當他發現晉绛行營節度使李彥佐從徐州出發以後，行動遲緩，尚未交戰，便立即上奏武宗，認為李彥佐顧望不前，沒有讨叛的意思，及時改派骁将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彥佐後第二天，即進擊烏嶺，連破五寨，俘殺叛軍數以千計。王元逵進擊堯山，又擊敗了劉稹的救兵，立了戰功，李德裕則立即奏請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勞，以激勵他将。

八月，昭義大将李丕前來投降官軍，當時有人懷疑他是詐降，李德裕對武宗說：“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将來，但不要置之要地耳。”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軍。九月，叛将薛茂卿攻破科鬥寨，俘虜官軍河陽大将馬繼等，劫掠并焚燒了十七個小寨。當時，人情洶洶，還有人揚言劉從谏在世時，蓄養了精兵十萬，糧草足用十年，難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動搖。

李德裕則堅定不移地說：“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武宗聽後，當即對宰相們說：“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于賊境上斬之！”于是朝官們遂安定下來。李德裕感到河陽兵力較弱，一旦被叛軍擊潰，将影響整個戰局。他奏請武宗，馬上從忠武軍調撥五千人，增援河陽軍，并請求武宗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弦箭三萬支，陌刀二千口，絹三萬匹，及時補足了軍事裝備，很快穩住了陣腳。

正當官軍大舉讨伐昭義鎮時，十二月，在調動太原橫水戍卒時，因賞賜不足，軍士嘩變，他們推都将楊弁為首，攻占了太原。這時，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建議兩地都要停止進兵。公元844年（會昌四年）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觀察虛實的中使馬元實，接受了楊弁的賄賂，回朝危言聳聽，大肆為楊弁虛張聲勢，說楊弁兵多将廣，列隊長達十五裡，盔甲刀戈，耀眼奪目，且物資充足，揚言不可讨伐。

李德裕明察善斷，當場诘問得馬元實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李德裕上奏武宗說：“楊弁微賤，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甯舍劉稹。”即時請下诏，調兵進擊楊弁，河東監軍呂義忠召榆社本道兵，榆社戍兵，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亦遭屠戮，乃情願還兵平亂。可巧呂義忠奔至行營，遂擁回太原，攻入軍府，立将楊弁擒住，所有亂卒，悉數誅夷。弁被檻送京師，當然處斬。楊弁的兵變失敗了，從而也堅定了百官對讨伐昭義鎮的信心。

在讨伐昭義鎮的過程中，李德裕還善于聽從部下的正确建議。其年閏七月，李德裕聽取了鎮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見，曾有效地對付了叛軍的“偷兵術”，并令鎮、魏兵“進營據其要害”；他還聽取了劉稹心腹、降将高文端的合圍澤州、斷絕固鎮寨水道和招降鄜州守将王钊的建議，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個又一個的障礙，加快了讨叛戰争的進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後投降。劉稹的部将郭誼、王協見勢不妙，遂謀殺了劉稹，投降唐軍以贖罪。李德裕識破了郭誼等人的策略，認為劉稹年幼無知，昭義鎮之所以敢對抗朝廷，郭誼等人是罪魁禍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懲治惡人？武宗贊同他意見，命石雄進入潞州，将正在等待朝廷授予節钺的郭誼、王協等禍首，械送京城。

唐武宗平昭義之亂是唐王朝幹涉地方藩鎮割據的最後一次勝利，對于提高唐中央朝廷權威和增強對地方藩鎮的控制力有着很大的積極意義，戰争結束後各路割據藩鎮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獲得了統一。

擊敗回鹘——穩定漠北

公元839年（開成四年），回鹘國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謀作亂，被彰信可汗覺察後誅殺。另一宰相掘羅勿正率兵在外征戰，恐被株連，以馬300匹賄賂沙陀酋長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彰信戰敗自殺，國人立（廠盍）馺特勒為可汗。時草原發生疾疫，遇大雪，羊馬多死，回鹘遂衰。

公元840年秋，回鹘别将句錄莫賀為彰信複仇，引黠戛斯騎兵10萬進攻掘羅勿，大敗其衆，殺掘羅勿和馺可汗，焚燒可汗牙帳，回鹘諸部四散逃亡。可汗弟咀沒斯和宰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率其衆抵天德軍（治大同川，今内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北）駐地，請求歸附内地，十月十四日。天德軍使奏報回鹘兵侵逼西城（唐西受降城，今内蒙河套地區），連綿60裡，不見其尾，邊民恐懼不安。唐武宗乃诏命振武節度使劉沔屯兵雲迦關。

南遷回鹘分為兩支，一支是牙帳附近的13個部落擁立王子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另一支由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仆固、特勤那颉啜等統率。兩支南遷回鹘共二十七個部落，多達三十萬人。南遷回鹘内部除彰信可汗之叔烏介特勒（後被立為可汗），尚有宰相八人，将軍八人，尚書兩人，彰信可汗的弟弟嗢沒斯（史書上未記載彰信可汗有兒子，而回鹘汗國晚期大多是兄終弟及，因此嗢沒斯很可能是汗位繼承人），可汗姊一人，回鹘公主一人。而西遷的一支隻有宰相一人，可汗外甥龐特勤一人。九月，唐廷诏命河東、振武軍隊嚴加防範，并給烏介谷米2萬斛，助其度荒。

十一月，回鹘烏介可汗帶兵劫殺了送唐太和公主南歸的達幹等人，把公主作為人質，向南穿過戈壁，屯兵天德軍境上。烏介可汗又派人上表唐廷，提出暫借振武軍一城居住。十二月，唐武宗命右金吾大将軍王會等人前往慰問，赈濟米2萬斛，委婉拒絕其借城要求。不久回鹘再次奏請赈濟糧食，要求尋回被吐谷渾、黨項掠奪的人口，并再次請借振武城。武宗诏谕城不能借，其他可以應接處理。為防備回鹘突然入侵，唐命劉沔為河東節度使，金吾上将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

三月，回鹘咀沒斯誘殺了内部勁敵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留赤心之衆7000帳向東逃去，侵掠唐邊。四月二十日，咀沒斯率特勒、宰相等2200餘人歸順唐廷，被任命為左金吾大将軍、懷化郡王。那颉啜率其部至幽州境，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奉密诏讨擊回鹘，遣其弟張仲至率兵3萬迎戰，大破回鹘軍，斬首不可勝計，全部收降其7000帳，張仲武殺戮收擒近九萬回鹘人，那颉啜逃遁，後被烏介可汗擒獲斬殺。挾戰勝餘威，張仲武派大将石公緒兵進契丹、奚兩部，盡殺回纥監使八百餘人，從而恢複了唐王朝對兩個部落民族的管轄。這時，烏介可汗雖勢力衰微，但仍号稱有兵10萬。牙帳設在河東大同軍以北的阊門山。

八月，烏介可汗率兵南下，突然進入大同川，掠奪雜居在河東的戎狄各族牛馬數萬頭，轉戰至雲州城下，雲州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初九，诏令征發陳州、許州、徐州、汝州、襄陽等地屯兵進屯太原和振武軍、天德軍等防地，待來春再出兵驅逐回鹘。九月，唐命劉沔兼任招撫回鹘使，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鹘使。唐各道兵馬集結于太原，劉沔率兵屯防雁門關。烏介可汗兵臨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率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3000騎兵襲擊回鹘牙帳，劉沔親率大軍随後跟進。石雄到達振武城後，派人從城裡向城外挖鑿10餘個地道，于半夜引兵從地道殺出，直攻可汗牙帳。

唐軍進至其帳下，回鹘兵才發覺，烏介驚慌失措，棄辎重逃走。石雄率兵追擊，十一日，在殺胡山，唐軍大勝。回鹘兵被斬首萬人，收降2萬餘人，烏介被槍刺傷後帶數百騎向東北方向逃去，歸附黑車子族，其潰散部隊3萬多人向唐朝幽州軍投降。三年後，烏介可汗被黠戛斯追擊時，被部下所殺。那個強盛時曾經“東極室韋、南控大漠、殺白眉可汗、盤馬古匈奴地”的回鹘汗國衰散四迸，再也不成氣候。此後，唐北部邊境一直安定了三十多年。會昌年間黠戛斯也向唐稱臣，唐朝也重新控制了奚，契丹等族。

謀劃西域——穩定邊疆

唐廷以回纥衰微，吐蕃内亂，議複河、湟四鎮十八州。遂以給事中劉蒙為巡邊使，命其儲備兵器、軍糧，偵察吐蕃邊防屯兵衆寡，以為收複之備。

安史之亂時，負責管理西域的安西四鎮的大部分唐軍被抽調回内地。但留下的少數人在同唐朝廷交通受阻斷絕聯系的情況下仍然在西域堅守四鎮。一直堅持到四十多年後，即唐憲宗晚期唐朝勢力才退出西域。回鹘汗國覆亡後，黠戛斯民族占據了安西和北庭都護府。黠戛斯人對領土野心不大，再加上和唐朝關系要好，共同消滅了回鹘汗國，而黠戛斯當時即将成為唐朝名義上的藩屬國。

因此黠戛斯有意将安西和北庭交還給唐朝，而雄心勃勃的唐武宗也想借機光複西域，任命趙蕃出使黠戛斯，要求把安西、北庭歸還唐朝。宰相李德裕等人上言說：“安西離京城長安七千多裡，北庭五千多裡，假如黠戛斯歸還，朝廷就必須重新設置都護府，征發一萬名唐兵防守。不知道這麼多的兵力從哪裡征發，軍需物資從哪條路打通運輸。這實在是耗費大量的錢财去換取一個收複失地的好名聲，恐怕不妥。”武宗于是暫且擱置，但武宗為收複西域做了準備打下了基礎，收複西域一直到唐宣宗時期才完成。

經濟

禁止官吏經營質庫業，不準與民争利，以改善政丵府機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會昌五年赦文：“古代享受俸祿的家庭，僅僅實用俸祿就好，不和别人争奪就業的機會，這樣大家都可以獲利，每一戶人家都可以自足。如果知道有人既做官有做商人放置高利貸，與老百姓争奪利益。今後将會被禁止。仍委禦史台察訪上奏。”當然，官吏私營高利貸業，影響了政丵府的高利貸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斷禁的主要原因，但此舉至少在客觀上有廉潔官僚隊伍的作用，會昌年間，唐代的戶口比安史之亂期間增加了一倍多，人口也逐漸出現了恢複的趨勢。

文化

從會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請，先後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毀了天下小寺山房、蘭若等，對僧尼的一些活動也進行種種限制。會昌二年，曾下令發遣“保外無名僧”，不許置“童子沙彌”，并令原是“雜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還俗；同時，還下令不許僧尼無限止地占有奴婢，規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公元843年（會昌三年），廢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寺，殺摩尼師，财産沒入官府。會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毀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和村邑齋堂，凡所拆毀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還俗，送歸原籍等等。

從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十月起，武宗下令凡違反佛教戒律的僧侶必須還俗，并沒收其财産。此後，武宗陸續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侶人數，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侶蓄養奴婢的數量，很多寺院被拆毀，大量的僧侶被強迫還俗。公元844年（會昌四年）二月，武宗降旨“不許供養佛牙”，同時規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台寺、鳳翔府法門寺等有佛指骨之處，嚴禁供養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錢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這些地方受一錢施舍者，背杖二十。

到公元845年（會昌五年），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他下令僧侶40歲以下者全部還俗，不久又規定為50歲以下，很快連50歲以上的如果沒有祠部的度牒也要還俗，就連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被強迫還俗。日本圓仁和尚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次“法難”的情況。

根據武宗的旨意，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廢毀；下州寺院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開始允許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後來又規定各留兩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師左街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莊嚴寺。天下各地拆廢寺院和銅像、鐘磬，所得金、銀、銅一律交付鹽鐵使鑄錢，鐵則交付本州鑄為農器，還俗僧侶各自放歸本籍充作國家的納稅戶。如是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

武宗這次大規模的滅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廟4600餘所，拆招提、蘭若4萬餘所，僧尼26萬餘人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沒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另外還強制大秦穆護、祆3000餘人還俗。武宗滅佛沉重打擊了寺院經濟，增加了政府的納稅人口，擴大了國家的經濟來源。在“廢佛”的過程中，對其它外來的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應的廢除手段。

凡國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毀；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無從栖身，統統自盡；景僧，祆僧二千餘人，并放還俗。武宗滅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主要原因是當時佛教的勢力非常強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說，佛教寺院的規模比皇宮還要大，寺院不納稅，對國家财務是一個重大損失。同時僧人過多亦會影響生産活動，造成田荒民饑等後果，影響國家穩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擊佛教。

會昌禁佛是繼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後對佛教的又一次沉重打擊。後來長蘆頤師寫詩哀歎：“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它沉重地打擊了日益盛行的寺院經濟，解放了勞動力，也符合人民的願望。當毀佛的诏令一下，天下聞風而動，派出的“禦史乘驿未出關，天下寺及屋基耕而之”。開源還要節流，李德裕又大刀闊斧地裁撤冗官，公元844年（會昌四年），他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大大縮減了有關開支，會昌中興确确實實地實現了，呈現出一派興旺發達的景象。杜牧很贊賞李德裕毀佛的舉動。

為了儲備物資，加強邊防，公元845年（會昌五年）九月，唐武宗經李德裕建議而設置了“備邊庫”，要戶部每年從賦稅中儲入錢帛十二萬缗匹，度支從鹽鐵稅中儲入錢帛十二萬缗匹，第二年減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進奉的助軍财貨也一概儲入，并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

外交

公元841年（會昌元年）七月，敕：“歸國新羅官、前入新羅宣慰副使、前充兖州都督府司馬、賜绯魚袋金雲卿，可淄州長史。”

公元842年（會昌二年）九月，契丹酋屈戍始複内附，拜雲麾将軍、守右武衛将軍。于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為易回鹘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

同年，吐蕃贊普卒，十二月，遣論贊等來告哀，武宗诏以将作少監李璟吊祭之。南诏遣使來朝貢。

公元844年（會昌四年）二月，黠戛斯遣将軍谛德伊斯難珠等人入貢，言欲徙居回纥牙帳，請發兵日期和集會之地。武宗賜黠戛斯可汗诏書，喻意如今秋可汗擊回纥、黑車子時，朝廷當令幽州、河東、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擊其逃亡之衆。然後，即依回纥舊例，冊命可汗。

公元846年（會昌六年）正月，南诏、契丹、室韋、渤海、牂牁、昆明等國遣使入朝。十七日，武宗于麟德殿接見各國使者。廿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入朝至長安。

轶事典故

如何即位

唐武宗生于公元814年（元和九年），最初的名字叫李瀍。二十七歲之前，他一直兢兢業業做王爺，任憑皇位在父親穆宗、哥哥敬宗和文宗幾個手裡轉來轉去，而他隻是盡情地四處觀光旅遊和關注醫學的某個特殊領域——煉丹，過着極為小資的生活。因為這個原因，無論是皇帝，還是皇帝的主子——太監，都沒有過分地關注他。在那個誰有才誰倒黴（專指皇帝宗室）的時代，這可是走了狗屎運的大好事。在一次去邯鄲自助遊的過程中，他偶然結識了一位王姓歌妓，此女不僅豔驚四座，而且歌舞俱佳，讓李瀍喜歡得不得了。唐朝是個婚姻世俗觀念相對開放的朝代，娶個歌妓下人做王妃沒什麼丢人的。李瀍當即決定為她贖身，然後帶回自己的王府裡金屋藏嬌。二人婚後感情一直很好，即使李瀍後來成了唐武宗。

就在他們安享王府生活的時候，大唐帝國的時局卻因為立嗣一事而一波三折。當時在位的唐文宗是一位勤勞的皇帝，面對太監幹政曾想借助大臣的力量加以鏟除，但在甘露之變中遭遇了徹底失敗。此後，大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等人完全掌握了唐朝中央大權，在唐文宗面前比親爹還牛氣。唐文宗要權力沒權力，要自由沒自由，皇帝當得比太監還難受。就拿冊立太子這種關乎帝國未來的事來說，唐文宗都難有所作為。

最初，唐文宗想立哥哥敬宗之子晉王李普為嗣，可惜這孩子命薄，于公元828年（太和二年）六月五歲夭折。無奈之下，唐文宗轉而立自己的兒子魯王李永做了太子。這時正受寵的楊妃卻不滿意李永，總是找各種機會想廢掉他。大概是她的害人之心太過虔誠了，沒等她真的動手，李永就已經突然死去，連病因都找不出來（仇士良等人絕對脫不了幹系）。楊妃這下高興了，極力向老公推薦安王李溶。唐文宗這時也在猶豫，宰相李珏這時站出來力勸立唐敬宗第六子、陳王李成美為太子。經過一番較量，宰相最終戰勝了皇妃，李成美順利成為皇儲。

經過前太子李永暴亡的事件後，唐文宗的精神受到嚴重打擊，既然不能把氣撒到太監身上，就隻能找幾個宮女當替罪羊。所謂氣上加氣，身體吃不消了。他原本計劃為李成美舉行隆重的行冊大禮，沒等那天到來，他就一病不起了。彌留之際，唐文宗密旨宦官樞密使劉弘逸與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監國。

但是另外兩個大宦官仇士良、魚弘志卻另有小算盤，如果陳王登基，那麼有擁立之功的就是劉弘逸與李珏，他們二人日後就要坐冷闆凳。所以二人置文宗的聖旨于不顧，公開提出以太子年幼多病為由，提出更換皇太子。文宗想争卻隻剩一口氣，宰相李珏反對了半天，手裡沒有兵權，也隻能是動動嘴皮子。兵貴神速，仇士良立即僞造了文宗的诏令，冊立安王李溶為皇太弟，派神策軍赴十六王宅迎請安王即位。

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一個有趣的小插曲。據《唐阙史》記載，當時安王李溶和穎王李瀍都極受哥哥文宗喜歡，而且都住在王爺區——十六王宅。仇士良派出去的神策軍是一幫沒文化的粗人，沒有弄明白他的意思。他們一大群人匆匆忙忙來到十六王宅時，卻連要迎接哪位親王都沒弄清楚，站在門口傻了眼。

宮中的仇士良反應還算快，馬上派一個信得過的手下追了上去。然而這人是個腦子裡明白嘴上講不明白的大笨蛋，到了王府門口張嘴半天，才傻乎乎地喊出一句“迎接大的！迎接大的”，意思是安王年長于穎王，應該迎接安王李溶。神策軍聽到後還是一頭霧水，搞不清該接誰。府裡面的安王和穎王都聽到了外邊的喧嘩，但是他們在沒有最終确定之前都不敢貿然行動。

兩個大男人發怵的千鈞一發之際，穎王在邯鄲帶回的王美眉突然發飙。她極其鎮定地走出王府，來到滿腦子漿糊的神策軍官兵面前，用自己美麗的歌喉開始了唐朝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忽悠：“爾等聽着，所謂‘大的’就是穎王殿下李瀍。你們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給我看清楚了，穎王殿下身材魁偉，連當今皇帝都稱他為‘大王’。”看到這幫粗人們有點上鈎，王美眉忽悠得更起勁了：“穎王與你們的上司仇公公是生死之交，一起喝過酒。

擁立新君可是頭等大事，你們可要小心了，出了岔子可是要滿門抄斬的！”衆人一聽，大眼瞪小眼，小眼瞪眯縫眼，不知道眼前這個女人說的是真是假。王美眉毫不含糊，立即轉身回府把隐藏在屏風後邊的李瀍推到衆人面前。果然，李瀍高大魁梧，所言不虛。神策軍們被徹底忽悠住了，立馬擁李瀍上馬，護送至少陽院。看到李瀍，仇士良恨不能拿頭撞牆。罵了一通後，也隻好将錯就錯，冊立穎王為皇太弟。幾天後，唐文宗在衆人的期待中，終于駕崩，李瀍即位，是為唐武宗。

會昌法難

在中國曆史上曾發生過“三武一宗”的滅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榮。唐武宗滅佛就是指唐武宗在會昌年間的毀佛活動。唐武宗滅佛是佛教與封建國家發生經濟上的矛盾沖突、佛教與道教争奪宗教上的地位的鬥争的結果。

唐代後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輸課稅，僧侶免除賦役，佛教寺院經濟過分擴張，損害了國庫收入，與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惡佛教，會昌年間又因讨伐澤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趙歸真的鼓動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公元845年（會昌五年）四月，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侶人數。

五月，又命令長安、洛陽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僧各三十人。天下諸郡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令天下諸寺限期拆毀；括天下寺四千六百餘所，蘭若（私立的僧居）四萬所。拆下來的寺院材料用來修繕政府廨驿，金銀佛像上交國庫，鐵像用來鑄造農器，銅像及鐘、磬用來鑄錢。沒收寺産良田數千萬頃（此數過大，疑“頃”為“畝”之訛），奴婢十五萬人。僧尼迫令還俗者共二十六萬零五百人，釋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五十萬以上。

政府從廢佛運動中得到大量财物、土地和納稅戶。在滅佛同時，大秦景教穆護、祆教僧皆令還俗，寺亦撤毀。但當時地方藩鎮割據，唐中央命令因而不能完全貫徹，如河北三鎮就沒有執行；有的地方執行命令不力。這是一次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總爆發，佛教遭到的打擊是嚴重的，佛教徒稱之為“會昌法難”。第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又下令複興佛教。

史料記載

《舊唐書·本紀第十八上·武宗》

《新唐書·本紀第八·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藝術形象

2009年電視劇《宮心計》：蕭正楠飾演李炎（唐武宗）。

2021年電視劇《夢醒長安》：成毅飾李炎。

2021年電視劇《與君歌》：成毅飾李炎。

人際關系

父母

父親：唐穆宗李恒

母親：宣懿皇後韋氏

後妃

王淑妃，原為婕妤。

劉賢妃，原為婕妤。

王才人，追封為賢妃，葬于端陵之柏城。《舊唐書》記“德妃王氏”陪葬端陵，但《唐會要》中陪葬端陵的僅“賢妃王氏”一人。“德妃王氏”可能是“賢妃王氏”的筆誤。

楊妃

孟才人

其她，《唐會要卷第三皇後·雜錄·内職·雜錄·出宮人》記“武宗皇後鄭氏”，而《舊唐書列傳第二後妃下》和《新唐書列傳第二後妃下》皆未記載唐武宗皇後。

子女

兒子

杞王李峻

益王李岘

兖王李岐

德王李峄

昌王李嵯

女兒

長女，昌樂公主

次女，壽春公主

三女，永甯公主，《新唐書·諸帝公主列傳》，記為永清公主。（薨于鹹通年間）。

四女，延慶公主

五女，靖樂公主，《新唐書·諸帝公主列傳》，記為靜樂公主。（薨于鹹通年間）。

六女，樂溫公主

七女，長甯公主（薨于大中年間）

曆史評價

唐朝從中期開始，就有國力日衰的迹象。或許一個朝代維持了太久，讓這些皇子皇孫們生活得過于優越，所以皇帝的能力也是每況愈下，是一個不如一個。到了武宗這裡，能做到網羅賢能之士，革除弊習，打擊宦官、外擋邊患、内平藩鎮的皇帝還真不在多數。雖然武宗并不是個能幹的人，但他敢于納谏，聽取能人的意見，就是他的聰明之處。

《舊唐書》：“開成中，王室浸卑，政由阍寺。及綴衣将變，儲位遽移。昭肅以孤立維城，副茲當璧。而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拔非常之俊傑。屬天驕失國，潞孽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獨納大臣之計。戎車既駕，亂略底甯，紀律再張，聲名複振，足以章武出師之迹，繼元和戡亂之功。然後迂訪道之車，築禮神之館，栖心玄牝，物色幽人，将緻俗于大庭，欲希蹤于姑射。于是削浮圖之法，懲遊惰之民，志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謬學，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求，蓋惑于左道之言，偏斥異方之說。

況身毒西來之教，向欲千祀，蚩蚩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于國法，樂其徒不異登仙。如文身祝發之鄉，久習而莫知其醜；以吐火吞刀之戲，乍觀而便以為神。安可正以《鹹》《韶》，律之以章甫。加以笮融、何充之佞，代不乏人，非荀卿、孟子之賢，誰興正論。一朝隳殘金狄，燔棄胡書，結怨于膜拜之流，犯怒于鄙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駭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欲革斯弊，以俟河清，昭肅明照，聽斯弊矣。”

《新唐書》：“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箓，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

王夫之：“武宗不夭，德裕不竄，唐其可以複興乎！”

後世紀念

唐武宗李炎死後葬于端陵。端陵位于陝西三原縣徐木原西邊（今三原縣徐木鄉桃溝村東北），東距高祖李淵獻陵約5公裡，西北距代宗李豫元陵約6公裡。1956年8月6日，陝西省公布為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6月25日，國務院公布為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端陵位于鹹陽城東北45公裡處三原縣徐木鄉。端陵所在地海拔540米，崖下平川高程約400米。獻陵在其東4公裡，莊陵在其西6公裡。端陵積土為冢，呈覆鬥型，陵台底東西58、南北60、高15米，底部周長360米。陵台位于陵園中央。現殘存四門石獅2對、石馬3對、華表1件、石人1尊、翼馬1對、鴕鳥1對，皆殘破仆地。

陵園東西540、南北593米。陵園四個角阙址雖均已平掉，但東南、西南和西北三個角阙址遺迹尚可看出，下宮離陵2公裡。

現存四門石獅二對，形制同莊陵。石獅在神門外10米。石獅身高170、身寬100厘米。

神道石刻現有華表1、翼馬和石馬各2、石人4，鴕鳥一對（其中1個遷展于陝西省博物館），東西列間距66米。

華表位于乳台阙址北65米。華表高677厘米（石座埋入土中，未計算在内），柱身八個棱面均線刻蔓草花紋，但以南面保存較好。形制同建陵。

翼馬位于華表北9.8米，形制同莊陵。翼馬身長285、身寬280厘米。

鴕鳥位于翼馬北約10米。形制同景陵。鴕鳥身高和長均177厘米。鳥首回顧，身軀肥大，尾部退化，腿短如鴨。現遷至陝西省博物館。

在西列翼馬附近有石馬2，均殘。從殘存部分看，仗馬置鞍鞯、披障泥無馬镫、飾鞅，尾下垂。

東列現有3個石人、南數第一個在翼馬北80米、第二個在第一個北13.15米，第三個在第二個北14米;西列現存1個石人，在翼馬北98米。石人身高289厘米。形制同莊陵，唯東列石人的左側不佩劍，腰帶下無前後花結長帛。

據當地群衆見告，北神門外原有二門獅，其北有石馬和牽馬者。

《新唐書·後妃列傳》載：“武宗賢妃王氏，……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當嫔媛常妒才人專上者，返皆義才人，為之感動，宣帝即位，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柏城。”但目前在端陵附近地面之上尚未發現其陪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