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宋:中國南北朝時期南朝的朝代-中文百科頻道

曆史

劉裕建宋

宋武帝劉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字德輿，小名寄奴，漢族，祖籍彭城縣綏輿裡(今安徽省蕭縣縣城東北二十裡)，興甯元年三月生于京口(今江蘇鎮江)，曾兩度北伐，收複洛陽、長安等地，功勳卓著。南北朝時期宋朝的建立者，史稱宋武帝。南北朝時期的政治家、改革家、軍事家，劉宋開國之君。

大亨二年（403年），桓玄攻入建康，篡晉建楚，桓玄稱帝後為消除隐患，瓦解北府兵，大力剿殺北府舊将，北府軍幾乎遭到滅頂之災。次年劉裕率北府軍殘餘兵将1700餘人在京口起義，攻桓玄，被衆推為盟主。不到四個月，劉裕擊敗桓玄，迎回晉安帝，改元義熙，從此掌握東晉政權。義熙元年（405年），劉裕從後秦手中奪回淮北十二郡。義熙四年（408年），占據長江上遊的桓謙被劉裕擊破，桓家餘部則于義熙六年（410年）被徹底消滅。

因之前南燕不斷騷擾邊境，劉裕于義熙五年（409年）四月從建康帶兵北伐，率舟師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蘇邳縣南），留下船艦辎重，自陸路至琅邪（今山東臨沂北）。所過之處，皆築城，留兵守之，以防南燕人斷其後路。劉裕率大軍過了大岘山天險，見燕兵沒有防備，大喜過望，說：“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畝，人無匮乏之憂。敵虜已入吾掌中”。劉裕進軍與南燕軍戰于臨朐南，此戰是兩軍的主力會戰。南燕幾乎全軍覆沒，南燕皇帝慕容超隻身逃回廣固。次年二月，劉裕攻破廣固城，生擒慕容超，斬于建康，滅南燕，奪下山東。盧循乘劉裕北伐時率軍攻打建康，劉裕親率精兵回建康，擊敗盧循。

義熙七年（411年），收複廣州。義熙八年（412年），劉裕率軍讨伐割據長江中上遊的劉毅，攻破江陵城，殺割據者劉毅。義熙九年（413年），劉裕發兵讨伐割據巴蜀的谯縱，劉裕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兵2萬，自江陵讨縱，納劉鐘之計，斬侯晖，大敗蜀軍，攻入成都，谯縱自缢而亡。義熙十年（414年），發兵攻占漢中，仇池請降歸附。義熙十一年（415年），劉裕親率大軍讨伐荊州刺史司馬休之，于四月擊潰司馬休之四萬軍隊，直搗襄陽，驅逐割據者司馬休之。東晉境内在劉裕勢力下全部統一了。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率将軍王仲德、向彌、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陸并進，攻打後秦，沿途收複滑台（河南滑縣）、許昌、洛陽等重鎮。

義熙十三年（417年），劉裕軍攻破長安，滅後秦。劉裕出關回彭城，留守軍内亂，義熙十四年（418年），關中被赫連勃勃奪去。這次北伐戰果顯赫，雖失去關中，但自潼關東至青州都納入東晉。經過兩次北伐，潼關以東、黃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漢水上遊的大片地區，為劉裕據有。後來宋魏間的戰争多在這些土地上進行，使長江流域得到較為長期的安靜。

在消滅地方割據政權并收複北方失地的同時，劉裕也對當時的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改革。針對東晉以來朝廷的綱紀松弛紊亂，權貴之門互相兼并，老百姓流離失所，不能保持自己的産業的現實，劉裕在義熙七年（411年）施行土斷，禁止兼并，會稽餘姚的世家大族虞亮藐視國法隐藏逃亡人員一千多人，對抗劉裕的改革。

劉裕鐵腕誅滅了虞亮，罷免了包庇他的會稽内史，法辦了大批涉事的士族及官員，一時士族豪強肅然，謹慎規矩，遠近遵法守紀。就在這一年，劉裕恢複了秀才、孝廉策試的制度，這就阻斷了門閥士族的仕進之途。之前州郡所送的不經策試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約都是以門第關系進來的。劉裕“申明舊制，依舊策試”，一方面把決定權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擊了門閥和豪強的勢力。

義熙八年（412年）十一月，劉裕在江陵消滅劉毅的反對勢力後，即下書整頓荊州、江州戶籍租役和不利于民的一些征斂，規定：“凡租稅調役，悉宜以見戶為正。州郡屯田、池塞，諸非軍團所資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制，實戶置台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

巴陵均折度之，依舊兵運。原五歲刑以下，凡所質錄賊家餘口，亦悉原放。”東晉以來，山湖川澤多為門閥和豪強霸占。一般老百姓使用，要向他們納稅。義熙九年（413年），劉裕下令禁斷這些人封固山澤。據《宋書·武帝紀》載：“先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專，小民薪采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同年，劉裕規定實行土斷法。東晉以及後來的南朝，實行過多次土斷，成效顯著的是桓溫和劉裕這兩次。劉裕這次土斷，隻有“徐、兖、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被并省”。

劉裕完成上述政治和軍事上的措施後東晉顯然沒有繼續存在的餘地了。公元420年劉裕廢晉恭帝自立，國号"宋"，是為宋武帝。

休養生息

劉裕即位之後，以司馬氏前車之鑒，有意削弱強藩，進行集權。有鑒于荊州屢為禍亂之源，便裁并荊州府的轄區，限制其文武将士的額員。為防止權臣亂政，他特下诏：凡日後大臣外出征讨，一律配以朝廷軍隊，戰争結束後交回朝廷。

對于世族隐匿戶囗，減少官府收入的問題，劉裕下令整頓戶籍，厲行土斷之法。規定政府所需物資，不準像過去那樣濫行征發，而是派有關官員以錢購買。适當降低農民租稅，廢除苛繁法令，讓百姓在寬松的環境中休養生息，發展生産。即位為帝後更派大使巡行四方，舉善旌賢，訪問民間疾苦。

魏晉以來，皇室、官府崇尚奢華。由于是孤寒出身，武帝知道稼穑艱辛。他平時清簡寡欲，對珠玉車馬、絲竹女寵十分節制。一次，長史殷仲文陳述朝廷應備音樂，武帝以沒有閑暇、且不會欣賞為由予以推脫。殷仲文勸他經常聽聽自含欣賞，得到的回答是:“正以解而好之，故不習之。”甯州進獻琥珍枕，光潔華麗，武帝聽說琥珀可以療傷，令人搗碎分發将士。他平時穿着十分随便，連齒木屐，普通裙帽；住處用土屏風、布燈籠、麻繩拂。為了警誡後人，他在宮中懸挂了少兒時使用過的農具、補綴多層的破棉襖。後來，他的孫子孝武帝劉駿看見這些東西，譏诮祖父是“鄉巴佬”。

同年，由于先前林邑乘晉末亂局屢屢侵擾交州，劉裕命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萬人南征林邑（又名占城），大軍深入林邑（今越南南部）境内，殲滅了林邑的大半士兵，痛擊林邑，林邑請降，并向宋廷緻送大象、金銀、古貝等禮物。次年，林邑王遣使到宋廷入貢，并獲劉裕冊封。劉裕還打算在永初三年（422年）進行全國總動員出征北魏，結果他在同年五月就病死了，北伐取消。

少帝風波

劉裕死後，年僅17歲的長子劉義符繼位，史稱少帝；朝政由司空徐羨之、中書監尚書令傅亮和中書令謝晦等人主持。劉義符繼位後，嬉戲無度，不聽朝臣谏阻，于是徐羨之等謀廢少帝。同時，北魏趁劉裕逝世，少帝昏亂，于景平元年（423年），發兵攻占劉宋的洛陽、虎牢、滑台等河南地，宋軍固守項城（今河南項城北），魏人不能破，轉而陷許昌、圍汝陽，汝陽太守棄軍出逃，隻有副将陳憲還在堅守，宋豫州刺史劉粹派兵增援汝陽，同時又遣軍襲擊許昌魏軍，魏人見汝陽城不能克，于是全力毀壞許昌城後撤軍北返。

此戰過後，宋的北部防線退至汝陽（今河南汝陽縣北）—颍川南（今河南許昌南）—項城（今河南項城北）—淮陽（今河南周口東）—考城(今河南商丘東北)—濟陰（今山東菏澤市）—東阿（今山東聊城東）—清河（今河北清河東南）—武城（今山東德州西北）—新樂（今山東甯津東）—陽信（今山東濱州陽信、無棣境内）一線，但北魏兵馬亦死傷甚重。

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徐、傅、謝三人在取得另一位托孤大臣檀道濟的同意後，以皇太後的名義，由檀道濟“領兵居前”，闖入劉義符的寝宮，廢劉義符為營陽王，不久将其殺害。七月，迎立劉裕第三子荊州刺史、宜都王劉義隆為帝，改元“元嘉”。

元嘉之治

劉義隆即位之初，徐羨之、傅亮居中輔政，謝晦則率原領軍府所統精兵出鎮荊州，檀道濟繼續領北府軍出鎮廣陵。宋文帝最初隐忍不發，一面用其原荊州僚屬王華為侍中，到彥之為中領軍，以分徐羨之、傅亮的權勢，接着又成功籠絡到了檀道濟的支持。元嘉三年（426年），文帝先後誅殺徐羨之和傅亮，又親自督檀道濟、到彥之、劉粹率軍西進，将謝晦擒殺，将軍政大權收歸己有。

劉義隆即位後繼續實行劉裕的治國方略，在東晉義熙土斷的基礎上清理戶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債”，又實行勸學、興農、招賢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産有所發展，經濟文化日趨繁榮，由是“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于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宋文帝劉義隆多次下令勸課農桑，獎勵墾荒，采取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發展生産。前期20多年間，戰争較少，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出現了“元嘉之治”的繁榮景象。

經過劉裕父子的努力，晉末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并兼，強弱相淩；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産業”的狀況有所改善。史稱其時：“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于時可免。凡百戶之多，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樂業的太平景象，難免帶有封建史家過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麼說，元嘉年間确實為南朝比較安穩的時期。

南北戰争

劉義隆繼位後即謀劃奪回北魏在景平元年（423年）占領的河南諸軍事重鎮。遂于元嘉七年（430年）三月，乘北魏剛與北方柔然交戰、黃河以南屯兵減少之機，以右将軍到彥之領兵5萬，統率安北将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的舟師入黃河；又使骁騎将軍段宏率精騎8000直指虎牢（今河南荥陽西北）；豫州刺史劉德武率兵1萬繼進；後将軍長沙王劉義欣率兵3萬監征讨諸軍事。在此之前，先命殿中将軍田奇出使北魏，告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此次攻魏隻為收複黃河以南失地，不關河北。魏人斂兵河北以避之，宋相繼占領滑台、洛陽、虎牢等地，一度收複了河南北部。十二月，魏人大舉南下，至元嘉八年（431年）二月中旬，虎牢、洛陽、滑台再度被魏軍攻破，所得之地複失，第一次元嘉北伐結束，宋魏恢複戰前疆界。

北魏在統一黃河以北後想繼續向黃河以南深入。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南北兩個全盛的國家爆發了事關二者生死存亡的大戰。北魏太武帝自率步騎十萬攻宋懸瓠城（河南上蔡縣東），宋将陳憲堅守苦戰，魏軍死傷甚重，敗退。接着宋文帝發大軍分水陸數路北上，北魏太武帝也發兵号稱百萬渡黃河來應戰。宋将王玄谟率主力軍攻滑台，被魏主力軍擊敗。柳元景、薛安都等西路北伐軍攻破北魏的洛州守軍，收複陝城和潼關。

劉義隆因王玄谟潰敗，召還柳元景等軍。元嘉二十八年（451年），魏軍乘勝攻彭城，徐州刺史劉駿（劉義隆子）決心堅守彭城，魏太武帝攻城不克，于是繞過彭城，率大軍南行。劉駿派嵇玄敬率軍提前進至留城，觀察魏軍的動向。魏軍後攻留城，留城守軍由于當地百姓協助，取得勝利，魏軍遭到失敗。

魏太武帝于是又繞過留城，率軍南行。攻壽陽，壽陽守将劉铄命将士燒掉壽陽四周廬舍，憑堅城固守，魏軍遲遲不能攻克。于是太武帝又決定繞過壽陽，渡淮南進，兵鋒直指長江。渡淮後得知盱眙（江蘇盱眙縣）城有儲糧，便猛攻盱眙。盱眙守将臧質奮力抵抗，魏軍攻城不下，又繞過盱眙，率軍南行直到瓜步（江蘇六合縣境），聲言要橫渡長江。宋沿江戒嚴，每戶都得出丁男來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糧，前面有大江，後面又有宋兵堅守城鎮，隻好退走。

魏軍在返回途中為了解決軍糧，再次圍攻盱眙，太武帝向宋盱眙守将臧質求酒，臧質給他一罐便尿。太武帝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屍體高與城平，仍不能攻入。北魏每次作戰，總是驅迫漢、氐、羌等族為馬前卒，鮮卑騎兵在後面馳逐，馬前卒前進得慢一點就被騎兵踏死，攻城時尤其避免用鮮卑人。

太武帝猛攻盱眙，給臧質信裡說：“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臧質回信道：“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谟退于東，申坦散于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複人事。

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複令爾生全，飨有桑幹哉！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于爾，齑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廪相贻。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太武帝大怒，作鐵床，于其上施鐵镵，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臧質又向北魏軍傳話：“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縻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并寫台格以與之雲：“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兵作戰就是這樣消耗大量非鮮卑人的生命來進行的。

太武帝得知後方的宋彭城守軍準備斷其歸路，同時宋文帝又遣水軍自海入淮來攻，拓跋焘遂撤盱眙之圍，忍辱退走。太武帝因南征失敗，在回撤途中盡情放縱自己和部下的野性，見人就殺，刺嬰兒在長矛上，舞矛以為戲樂，擄去生口一萬多人，聽說宋兵來追，把生口全部殺死。宋朝江北的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都遭到北魏破壞，房屋被燒毀，變成一片白地，“邑裡蕭條”，“元嘉之治”就此告終。但北魏同樣損失慘重，北魏軍撤回境内時，六十萬大軍損失已過半，北魏經此一役“士馬死傷過半，國人皆憂之”。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得知北魏發生政變，魏太武帝被宦官宗愛所殺，遂發動第三次北伐。命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攻碻磝，魯爽、魯秀兄弟與程天祚率四萬荊州兵向洛陽、虎牢方向進攻，雍州刺史臧質率軍攻潼關。青州刺史劉興祖得知北伐，便上書劉義隆請許自己率七千兵從山東出發直搗中山，進軍河北并取當地農作物補充軍糧，若果成功，北魏在黃河南岸的守軍亦當潰敗，那時北伐主力的張永再率軍北渡黃河進攻河北，而後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劉義隆一心隻想收複河南軍鎮，恢複劉裕時期的黃河一線的軍事防線，沒有聽從劉興祖的建議。七月，由魯爽率領的中路軍雖然很快便攻占了長社（今河南長葛市），并在大索城擊敗拓跋仆蘭，進而圍攻虎牢；但張永統率的東路軍卻遲遲攻不下碻磝，後魏軍通過挖地道出城，縱火燒毀宋軍營壘及攻城器具，破壞宋軍進攻的通道。蕭思話見碻磝久攻不下，青、徐二州又歉收，遂在八月率軍退還曆城（今濟南）。魯爽、臧質等知曉東路軍已退，于是和柳元景等退兵，這次北伐除恢複之前被魏軍占領的一些城池外，基本無功而還。

劉義隆前後發動了三次北伐，不僅沒能收複失地，反而使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損失，其中第二次北伐期間，北魏軍沿途到處破壞，赤地千裡，邑裡蕭條，水分很大的“元嘉之治”被打回原形。劉義隆并無戰争經驗，每次出兵作戰，總要預先制定計劃，限制将帥的機動性。連交戰的日期和時刻也必須由劉義隆親自決定。朝廷離戰陣路途遙遠，常常坐失時機，這是遭緻失敗的重要原因。三次北伐緻使宋國力大損，北魏兵馬也損失過半，南北兩朝都疲憊不堪，不敢再輕易動兵。

文帝被弑

元嘉三十年（453年），劉義隆在賜死其弟劉義康後，為保護太子安全，大力加強太子東宮軍隊的力量。但不久就發現了太子劉劭和始興王劉濬通過巫蠱咒死劉義隆的事，劉義隆欲廢劉劭，賜劉濬死。但由于劉義隆遲遲決定不了新任的太子人選，更将決定實行廢太子和殺劉濬的計劃告訴了劉濬的生母潘淑妃，潘淑妃密告給劉濬和劉劭。于是劉劭利用東宮所統萬餘精兵，搶先一步，于當年二月二十日，趁夜起兵入宮殺了劉義隆，當日便稱帝，寵任和重用自己過去的東宮心腹将帥，更大肆清除和誅殺不歸附自己和過去有宿怨的大臣和宗室。

同年三月，武陵王、江州刺史劉駿依靠元嘉後期在雍州境内招募流民組建的雍州地方伐蠻軍的力量随即起兵讨伐劉劭，并獲得各方軍鎮的支持，先後攻克南洲，栗州等地。四月，劉駿大軍已至新亭修建營壘擊敗劉劭軍直逼建康。到同年五月，劉駿率軍攻下京城建康，殺劉劭及劉濬奪位，恢複元嘉年号，大赦天下，并派遣大使巡視地方各州郡，同時改立劉義隆廟号太祖、谥号文帝。

孝武繼立

劉駿即位次年改元“孝建”，其私人生活極不檢點，頗受後人诟病。但他在位時期也對當時制度進行了多項改革。

政治：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皇權。撤除“錄尚書事”職銜，并分割州、郡以削弱藩鎮實力，并開始以中書舍人戴法興、巢尚之、徐爰等人處理中樞機要事務，形成後代所謂“寒人掌機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權化統治也被史書稱為“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孝武帝同時重用江東寒門沈慶之與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兩人的功績，先後提拔為三公，開啟吳興沈氏與河東柳氏攀升為南朝高門的起始之路，并開創南朝寒門、寒人以軍功升為三公的先例。此外，孝武帝還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為員外散騎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門出身的顔師伯、顔竣、劉秀之等成為高官重臣；起用蔔天生、鮑照、宗越、吳喜等寒門；提拔和重用薛安都、崔道固、垣護之等晚渡北人；鄧琬、沈文秀、孔靈符、顧觊之等江南土著，改變了宋文帝朝過度偏重僑姓高門的現狀，試圖将各種新興的政治力量整合進政權。

官制：設置二吏部尚書、取消五兵尚書，将人才官員的铨選大權徹底收歸皇帝手中；創立禦史中丞專道制度，以提高和恢複禦史中丞的地位，從而加強對吏治的整頓。同時他還削弱東宮官屬、加強皇宮禁衛，擴充中央禁軍的力量，創立直閤将軍制度，複置衛尉，從制度上徹底改革了中央禁衛體系。更開始以制局監分領軍之權，進一步強化了皇權對軍隊的直接控制。

政區：劉駿還通過改置州鎮的辦法削弱地方勢力，他即位初，将揚州分為揚州及東揚州二州；将東晉以來廢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長沙市）最後穩定地設立起來，分統原荊州所統長沙等八郡；後又分荊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漢市），橫跨數州之間；東晉以來，雍州僑置于荊州之内，無實際統治區域，宋文帝曾分荊州襄陽等五郡歸雍州統轄，治襄陽（今湖北襄陽市），劉駿又進一步分荊州郡縣充實雍州無實土的僑郡縣，使雍州重鎮形成，荊州因此再也不能發揮其昔日威脅建康朝政的影響。劉駿還委任寒人擔任州鎮軍府掌管文書的典簽，他們負責監視州鎮長官，并擁有随時将情況直接報告朝廷的權力，州鎮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

經濟：推行土斷，罷免僑戶，抑制兼并，開禁江海田塘，赦免軍戶和奴婢，獎勵養馬，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設立台使，改鑄錢币整頓貨币流通混亂的問題，并多次下诏勸課農桑。更始行檢籍政策，把與商人等通婚、私下經商的士族，一律開除士族資格并黜為将吏。對那些被開除士籍，卻不肯服役逃亡對抗朝廷法令的人員，甚至改用軍法處置，抓到就斬殺，開南朝檢籍政策之先聲。

軍事：罷除軍戶制，恢複秦漢以來的“征兵制”以逐步取代漢末時興起“世兵制”。同時鑒于元嘉末年劉宋北伐慘敗的教訓，他大力滋養戰馬，有意訓練騎兵，以加強軍備，并在部分适合養馬的州鎮實施獎勵養馬的政策，又“練莞訓旅”加強對軍隊的訓練，同時接受垣護之的建議将青州州治由遠離前線的東陽城移并到第一線的曆城與冀州并鎮以鞏固邊防。

文化：弘揚儒學，建造孔廟，自東晉南渡江左以來被廢絕的祭祀孔子的典禮又重新恢複，同時進行了系列的禮制改革，以恢複禮樂制度。對于佛教，他一方面支持和弘揚佛教，禮敬高僧；另一方面又整肅沙門，建立僧官制度，利用僧官管理僧衆，實現了朝廷對佛教徒的控制，以防範僧尼幹預軍政事務，沙汰無品行的僧尼，整頓佛教不正之風。

孝武帝的上述積極政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江南的開發與貨币經濟的深化。孝武帝在位期間雖有劉義宣、劉誕的叛亂，但都很快平定，同時孝武帝又于孝建三年（456年），實行“青冀并鎮”鞏固邊防，因此其統治的11年是相對安定的時期；在對外軍事上，大明二年（458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遣兵進犯劉宋青、兖二州，孝武帝以顔師伯為青州刺史，調積射将軍殷孝祖趕赴前線，又派遣司空參軍蔔天生率領大軍等會師，一起抗擊北魏大軍，成功擊潰魏軍，并趁勝收複了濟水以北的部分失地。此次宋魏青州之戰，是劉宋自元嘉三次北伐失敗以來，對北魏取得的首場大勝。

大明四年（460年），孝武帝又遣軍在北陰平一帶，再度擊潰北魏的軍隊。孝武帝雖在其在位期間，軍事上幾次小勝北魏，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意義的改革舉措，但同時其本人生活上的驕奢腐敗頗受傳統史家诟病。特别是在他統治末期，一改前期的息兵簡政的風格，開始居傲自滿、好酒奢靡、大興土木、濫用民力，加重了百姓負擔。孝武帝為解決劉義隆執政時期頻繁讓“宗室出鎮重要州鎮”，導緻地方宗室力量過強的問題，推行了一系列貶抑和削弱宗王勢力的措施，同時殘酷鎮壓和誅殺部分實力較強但又不服他的宗室，将南平王劉铄、竟陵王劉誕、武昌王劉渾、海陵王劉休茂殺死。雖然确實加強了中央集權，但也為其死後十幾年間宗室激烈内鬥埋下隐患。

大明八年（464年）五月，劉駿病死，廟号世祖，谥号孝武帝。皇太子劉子業即位，是為宋前廢帝。

廢帝之亂

劉子業比他父親更加殘暴。他自率羽林兵讨殺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劉義恭，并殺其四子。殺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諸侄，又殺大臣顔師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誅殺江夏王劉義恭的世子湘州刺史劉伯禽。對大臣說打就打，如對待奴隸。又殺新安王劉子鸾，殺其母弟南海王劉子師及其母妹。又要殺徐州刺史義陽王劉昶，劉昶逃奔北魏。又殺會稽太守孔靈符、甯朔将軍何邁，殺三朝元老大臣沈慶之。湘東王劉彧、建安王劉休仁、山陽王劉休佑，都是劉子業的父輩。劉子業把他們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前廢帝作惡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終日戰栗，各有異志，中外騷然。

永光元年（465年）十月，湘東王劉彧與其弟建安王劉休仁，心腹阮佃夫、李道兒、王道隆等共謀弑君，并暗中聯絡劉子業的左右侍衛壽寂之、王敬則、姜産之等人伺機發動政變。于當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在華林園趁劉子業在竹林堂前與巫師射鬼之際，将他弑殺，劉子業史稱前廢帝。劉休仁等人随即奉迎劉彧入宮即帝位，是為宋明帝。

宗室内鬥

劉彧弑君稱帝之前的一個月，江州長史鄧琬和雍州刺史袁顗，以廢昏立明的名義，擁戴孝武帝第三子，年幼的江州刺史劉子勳，号召四方讨伐建康的劉子業。劉彧搶先一步殺掉劉子業稱帝後，泰始二年（466年）二月七日，袁顗等人擁立劉子勳（時年十一歲）登基為帝，年号義嘉。劉子勳登基後，果然獲得各地宗王、方鎮的支持效忠（因為當時出鎮地方的宗王，都是孝武帝的幼子），使得劉彧政權的号令，不出建康城外的百裡之地。更險惡的是，劉子勳與各方鎮都譴責劉彧篡位自立，紛紛出兵從四面八方讨伐建康。當時劉彧的弟弟們都在中央，支持兄長即位；孝武帝的兒子們則多在地方，支持劉子勳，宋朝宗室形成文帝系與孝武帝系兩方内鬥的局面。

劉彧即位時雖然領土、人口都不到劉子勳政權的十分之一，但經之前的孝武帝的集權改革後，此時宋的地方勢力被大大削弱，中央軍力量空前強大。于是劉彧以伐亂為名，憑借量少質精的中央軍，采取各種積極手段：一、采用才幹名士蔡興宗的意見；二、重用吳喜、沈攸之、張永、劉勔、蕭道成等武将；三、放權給諸弟劉休仁等人積極平亂。于是上下一心、兵強将勇，先定浙東，打敗劉子房；再西上攻陷江陵、尋陽，因此能成功消滅劉子勳政權并平定江南與淮南各地，最後全面誅殺孝武帝子孫。

末期衰亡

劉彧即位後延續孝武帝用寒人操縱朝政，典簽監視州鎮的政策。為了鞏固自己的帝位，他誅殺因鎮壓劉子勳等叛亂有功而執掌大政的弟弟劉休仁、劉休祐，其兄弟輩東海王劉袆、巴陵王劉休若也被殺，隻有桂陽王劉休範因無才能而免于一死。宋文帝、孝武帝子孫死者數十人。泰始二年（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因曾支持劉子勳政權，擔心劉彧對自己下手，舉城降魏，與魏軍合力擊敗宋軍，到泰始五年（469年），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于北魏，北部防線基本退至淮河，宋在淮北隻剩下海州，此時宋與北魏基本以淮河為界，史稱“泰始之禍”。但明帝誅殺宗室諸王，并未能實現他鞏固皇位的初衷。劉彧雖在即位初期，任賢用能，大力革除前廢帝時期的弊政，頒布了多項廢除苛捐雜稅，減免賦稅，去繁就簡的政治舉措。但他在“泰始之禍”後便開始漸失意志，縱情聲樂，使朝綱始終不振，以緻晚年經常“載深矜歎”。劉彧晚年猜忌心極重，為了保證其子順利接位，在死前大肆誅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朝廷功臣和高門士族，引起朝臣惶恐不安，造成宋末期中央和地方軍鎮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亂象。泰豫元年（472年）四月，劉彧病死，其子劉昱即位。

元徽二年（474年）五月，江州刺史劉休範據州起兵，率軍2萬東下進攻建康，右衛将軍蕭道成拒戰有功，升任中領軍，總帥禁軍，上升為與宰相袁粲并列的“四貴”之一，更受到掌控宮中内外大權的權臣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他能夠得以交結地方軍鎮都督，借此擴張勢力。元徽五年（477年），劉昱在殺掉權臣阮佃夫之後欲親理朝政，試圖将宮中内外大權悉數收回，準備剝奪蕭道成禁軍職權，遂與蕭道成發生激烈沖突，同年七月，蕭道成收買劉昱的侍從搶先一步派人弑殺劉昱，立其弟劉凖為帝，自執朝政。此時，仍忠于宋朝的大臣袁粲、劉秉、沈攸之、黃回等先後舉兵讨伐在建康弑君廢立的蕭道成，但都被殘酷鎮壓。升明三年（479年）四月，掃除篡位障礙的蕭道成廢劉凖自立為帝，之後數月間将劉凖和其他劉姓皇室全部殺光，滅宋。

疆域

領土範圍

宋是南朝四朝疆域最大的一個朝代。強盛時，據關守河，北部防線到達潼關、黃河一帶，其統治地區北部與北魏劃黃河為界，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包括雲南，南至越南中部橫山、林邑一帶。

劉裕病死後的公元423年，北魏趁機攻下宋在河南的北部三鎮(洛陽、虎牢、滑台)和河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區。此後三十年，宋的北部防線大緻維持在秦嶺（今陝西寶雞）—盧氏（今河南盧氏北）—汝陽（今河南汝陽縣北）—颍川南（今河南許昌南）—項城（今河南項城北）—淮陽（今河南周口東）—考城(今河南商丘東北)—濟陰（今山東菏澤市）—東阿（今山東聊城東）—清河（今河北清河東南）—武城（今山東德州西北）—新樂（今山東甯津東）—陽信（今山東濱州陽信、無棣境内）一線。宋文帝第一次北伐一度收複河南北部，但僅過十個月就複失。北魏雖曾于宋第二次北伐期間一度深入宋境内，但又于次年迅速撤兵。宋不久組織第三次北伐，再次兵臨黃河，後因“青徐歉收”退兵，防線維持至魯陽關（今河南魯山縣西南）—長社城（今河南許昌附近）—大索城（今河南荥陽附近）—濟水沿線—曆城（今濟南）。

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宋在第一次宋魏青州之戰勝利後，趁勢收複杜梁、申城、臨邑、縻溝等在元嘉北伐期間被北魏侵占的青兖邊界附近的黃河下遊的濟水北岸的部分城池。大明八年（464年）時宋魏疆界東北以黃河為界，中北以濟水—魯陽關為界，西北以秦嶺為界。孝武帝之後朝政混亂，内鬥嚴重，無暇顧及邊防。到宋明帝泰始五年（公元469年），因薛安都叛宋降魏而爆發的第二次宋魏青州之戰結束後，宋再失山東和淮北，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于北魏，淮北隻剩海州，國土邊界基本退至淮河一線。

行政區劃

宋朝行政區劃實行州、郡、縣三級制。州是第一級行政區，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刺史。尹、郡、王國、公國（部分）是第二級行政區。尹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尹，郡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太守，王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内史，公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相。縣、公國（部分）、侯國、伯國、子國、男國是第三級行政區。縣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縣令或縣長，公國、侯國、伯國、子國、男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相。

由于宋朝曆經數次僑州郡縣的合并，在東晉許多沒有實土的虛設的僑置州郡在宋則成為既有實土也有戶口的真正州郡。據《宋書.州郡志》記載：宋初國内共有25州。經宋孝武帝任内的州郡合并和實置的改革，至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宋共有22州：青州、冀州、司州、兖州、徐州、豫州、南兖州、南豫州、南徐州、揚州、江州、荊州、郢州、湘州、雍州、益州、梁州、秦州、甯州、廣州、交州、越州。

政治

政體性質

劉裕以寒門庶族身份，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後盾，憑借着與北方流民為主的北府兵組成的寒門武裝集團，以顯赫軍功，最終改朝換代，結束了東晉“門閥與皇帝共天下”的局面。此後經武帝劉裕，文帝劉義隆，孝武帝劉駿三代的努力，逐步将軍政大權和地方控制權悉數收歸皇權，同時通過一系列的政治舉措限制士族的政治特權，削弱士族的經濟實力，并通過重要出身微賤而有實際才幹的寒人掌管機要之職，設置出一批高位但無實權的虛職安置王謝這樣的士族，同時以宗室出鎮重要州鎮，并設立典簽監督控制地方宗室和州鎮，從而回歸了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也奠定了南朝各代基本的政治格局——“寒族掌機要，士族居虛位，宗室鎮要州，典簽控州鎮”。由此，秦漢時期建立的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經曆魏晉以來的低潮波折後開始走向複興。

中央制度

晉末的北府兵在宋初由東晉徐、兖二州控制的方鎮武力變成由皇帝直接指揮的中央禁軍，由中央領軍将軍、護軍将軍、中領軍、中護軍、屯将軍等武官統領，中央尚書台（省）下的五兵尚書或皇帝所親信的寒門掌握的某些機構如制局監秉承皇帝旨令，掌管軍官任免及軍隊調動，中央禁軍也因此被稱為台軍。台軍的構成及地域來源雖然在宋孝武帝時加入了雍州豪族的集團軍，但台軍一直是中央借以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裝。台軍将領幾乎全是皇帝的雇從親信或皇帝信任的寒人武将。他們通過軍功上升，以緻出将入相，宋時期的門閥士族因此喪失了他們在東晉時期的軍事基礎。這樣，東晉時期皇權衰弱的局面不複存在，東晉門閥政治演而為皇權政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劉宋重新确立。

為削弱門閥士族在政治上的影響，宋帝往往利用出身微賤而有實際才幹的寒門來控制中央各部門，如尚書省的尚書令史、中書省的中書通事舍人實際把持了這兩個最高權力機構，這樣門閥士族就被剝奪了實權，他們隻能依附于皇權而不能淩駕于皇權之上。門閥士族盡管瞧不起那些擁有大權的受皇帝委信的寒人，拒絕和他們交往，并以門第和婚宦自相标榜，但他們的政治地位乃至社會地位仍處于不斷衰落的過程中。而且，由于門閥士族人士的實際政治才幹因優越的地位而每況愈下，也使得他們在各種政治鬥争中動辄得咎，頻遭殺戮，越來越走向衰敗，至南梁末年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

州鎮制度

劉裕稱帝後，除在中央建立了一支強大的中央軍外，對地方則限制州鎮的州府置将和官吏數額，如規定荊州前者不可多于二千人，後者亦不可多于一萬人；另其他州府置将及官吏數亦不分别不得多于五百人及五千人。為防止權臣和宗室擁兵，他特别下诏命不得再别置軍府，宰相領揚州刺史的話可置一千兵。同時他吸取創建政權時獲得的經驗，以“荊州居上流之霞，地廣兵強，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規定隻能由皇子作荊州刺史；又因揚州為都城建康所在，乃立國基礎，揚州也必須由宗室親近充當刺史，同時規定但凡大臣或宗室外任要職要需軍隊防衛，或要出兵讨伐，一律配以朝廷軍隊，事情完結後軍權都需交回朝廷。

至宋文帝時地方的其他重要州鎮也多由宗室出鎮，同時又為這些出鎮重要州鎮的宗室配置代表朝廷的州府僚佐加以監督和教導，對其進行掣肘。南朝各代沿用這一慣例，并不斷削弱荊州等軍事重鎮的實權。宋孝武帝時全面改置地方州鎮，東晉時期最為強大的荊、揚二州被悉數分割，其原先的營戶兵力一律遷至建康，原來的荊、揚地域，則形成荊、雍、郢、揚、東揚五州相互牽制的格局，東晉百年荊、揚對立威脅京城建康的局面自此徹底終結。孝武帝即位後，為進一步加強對地方宗室的控制，設立寒人典簽控制地方州鎮，讓他們擔任州鎮軍府掌管文書的典簽，他們負責監視州鎮長官和宗室，并擁有随時将情況直接報告朝廷的權力，州鎮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

法律制度

為配合統治者集權改制和抑制豪強的現實需要，劉宋朝廷在一些法律領域對魏晉時期的律令作出了較大的改革和創新。特别是宋統治者對魏晉以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的局面進行了系列整頓。武帝劉裕在東晉義熙年間就兩次整頓選舉法，為配合土斷的需要推行土斷法，又在永初三年（422年）正月，對東晉以來苛刻的刑法進行了整頓，下诏“刑罰無輕重，悉皆原降”。

宋孝武帝時曾對刑法制度作出了兩項重要的創新和改革，在審訊制度方面，孝武帝規定對凡是判處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須親自參加審訊，同時規定“若兩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台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同時鑒于魏晉以來，刺史、太守皆帶軍職，甚至不少縣令也帶“将軍”的稱号，他們往往跋扈一方，“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或借口執行軍法任意殺人，而不顧正式的刑律，導緻刑法制度紊亂“法不責衆”的局面頻繁出現，孝武帝于大明七年四月下诏說：“如果不是戰場作戰，不能再擅自殺人。如罪大惡極該當處死的，也應該遵循國家的法律條文先行上報，有關衙門要嚴加督察。再有違犯者以殺人罪論處。”此條法令的頒布在當時是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的。

軍事

軍事體制

宋朝前期北府兵獨大，成為中央軍與荊州、北徐州方鎮的主力來源，故此時仍以世兵制為主；元嘉後期，為了應對荊雍地區蠻族的需要，擔任伐蠻總指揮的劉駿（後來的宋孝武帝）在雍州地區大力招募北方流民組建了一支實力強大的雍州伐蠻軍，後來，孝武帝劉駿正是憑借這一支荊雍兵擊敗了建康的中央軍奪取了帝位，此後，雍州豪族集團（荊雍兵）逐漸取代了北府兵集團的地位。孝武帝即位後進行軍制改革，大力恢複秦漢以來的“征兵制”。此時世兵制衰落，軍隊主力逐漸被募兵制和征兵制取代，特别是将領自招部曲的募兵制，更成為劉宋末年軍隊中的精銳核心。

征伐仇池

氐族楊氏家族在隴右一隅建立的仇池在晉末一度占領漢中，後來劉裕征蜀時，順帶發兵反攻仇池，仇池一潰千裡，被迫撤出漢中，獻上降表。宋建立後，仇池向其稱藩，宋以仇池王為車騎大将軍、加侍中。宋元嘉十八年（441年），仇池王楊難當趁宋北伐失利圖謀奪取漢中，傾全國之力進攻宋的益州，宋文帝大怒，發兵反擊，不久便攻入仇池境内，駐守仇池的主将向宋投降，仇池除北部一些殘餘勢力投降北魏，國土大部分歸入宋。

經濟

農業

宋國内的統一程度遠強于之前強藩割據，地方勢力強大的東晉，這必然作用于它的農業發展。同時宋武帝、文帝、孝武帝三代都不同程度實行過勸課農桑，減免稅賦的政策，至孝武帝統治後期前的四十餘年間，除發生過幾次高層權力變動外，民間并未發生過大的動亂和災難，因此這四十餘年間，劉宋的農業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南方經濟也得到穩步提升。同時劉宋相對北魏來說比較安定，南渡的移民在初期與泰始之禍左右仍然絡繹不絕，農業生産繼續有所發展。比較突出的地區有荊、揚二州，而益州居次。揚州是劉宋最發達的地區，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圍地區發展最大。而三吳地區（吳郡、吳興、義興）是中央财庫、各種支出的主要來源。

商業

宋的農業和手工業比較發達，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業日漸發達，江南社會穩定地朝貨币經濟與商品經濟發展，甚至連江北的漢中地區，也在劉宋中期開始使用貨币。但由于國家控制的銅礦不足，使得币制屢變，質量不精。市場上有普通的生産用品、生活用品與奢侈品，商賈小者坐販于列肆，大者轉運于四方，而凡是大批運進的商品買賣，多是世族莊園所生産的經濟作物。商稅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關稅權，在任期屆滿時帶着大批貨物作為“還資”，然後轉販各地。商業重鎮有建康、江陵、成都、廣州、廣陵等地。建康是三吳的經濟中心。會稽、吳郡、餘杭居次。廣州是海上貿易重鎮，貿易對象有東南亞各國、天竺、獅子國、波斯等國。江陵是關中、豫州、益州、荊州、交州、梁州的轉運站。成都不僅商業繁盛，也是蜀錦的重要産地。

手工業

由于宋朝大力提倡農桑，戶調征絹布，當時絹布的地位等同貨币，這些都促進紡織業的生産。劉宋的紡織業與養蠶業比較發達，産地以荊、揚二州為主。由于絲、綿、絹、布等是國家調稅的主要項目，因此紡織是民間普遍的副業。織錦業則在益州為主，劉裕滅後秦，把關中的織錦戶遷到江南，開始在江南發展織錦業。當時富豪人家穿繡裙，著錦履，以彩帛作雜花，绫作服飾，錦作屏障。朝廷設有專官管理礦冶，用水排鼓風冶鑄。煉鋼則使用一種雜煉生鐵和熟鐵的灌鋼法。這種方法可以煉出優質鋼，用來制造寶劍和刀。瓷器的燒制技術在劉宋時以青瓷為主，産地集中在會稽郡（紹興）。其硬度高，釉料勻，通體青瑩。江南其餘地區的制瓷技術各有自己的特點。劉宋的紙張潔白勻稱，完全取代了簡牍，藤紙與麻紙都很流行。造船業也十分興盛，如宋末沈攸之起義反蕭道成時，荊州作部曾“裝戰艦數百千艘”，而且三吳運河網也持續修造，到南齊時已大緻完成，暢通了三吳與建康的交通。

人口

對于宋疆域内的人口數目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學者葛劍雄認為宋在第二次元嘉北伐前的人口大約有2000萬人。學者趙文林、謝淑君認為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估計全國有20,000,000人，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估計全國有23,700,000人。因魏晉南北朝時期，大族隐匿人口現象頻繁發生，宋雖然在宋武帝時期和宋文帝統治前期幾次施行土斷，但至宋文帝中後期以來，士族巧取豪奪的問題又頻繁出現，孝武帝劉駿上台後，為此曾推出系列舉措加以制止和限制，但除荊雍揚為核心的地區外，其他地區的收效恐怕并不明顯，同時元嘉末年，北魏在宋的江北六州燒殺屠掠，使得江北六州人口幾乎損失十分之四五。因此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官方紀錄，國家在編的戶口有901,769戶，5,174,074人（不包括士族隐匿的人口和奴婢人數），但因為十多年前發生北魏在宋江北六州的燒殺屠掠，使得當地人口大減，以及孝武帝統治後期的463-464年浙江等地因大面積旱災發生大饑荒，浙江人口死亡逃散十分之六，所以元嘉之治時的官方戶口數字，應當超過150萬戶，900萬人，如果再加上各地士族隐匿的人口和奴婢人數，實際人口應當超過1000萬人。

文化

四學

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豫章處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雞籠山開館，聚徒教授。文帝幾次親到學館，聽次宗講學。同時，使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與雷次宗的儒學合稱四學。

文學

文學上，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文筆簡潔俊秀，記錄了魏晉人物數百位，後者無出其右，成為六朝志人小說的代表之作。“元嘉三大家”謝靈運、顔延之、鮑照，在詩歌的内容和形式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史學

史學上，這一時期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并稱為“史學三裴”。其中，以裴松之《三國志注》最為著名。

史書記載，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裴松之為之作補注。《三國志注》對後世注釋史學影響深遠。同時，這一時期著名的曆史學家範晔著《後漢書》，該書與《史記》、《漢書》和《三國志》并稱為“四史”。

藝術

此外，書畫、圍棋等也在這個時候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中國最早的山水畫理論著述《畫山水序》就誕生于這一時期，這一時期的藝術作品也以陸探微、宗炳、王微等人的成就最為顯著，給後世都留下了極大的影響。

建築

宋帝在建康修建了一些宮苑，廟堂，但由于年代久遠，戰火頻仍，基本上都已經不複存在了。

儒學

自東漢末年以來，“儒教盡矣”，而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都試圖振興儒學，尤其是宋孝武帝時期，儒學更是得到了孝武帝重點扶持和優待。自東漢末年以來的兩百餘年間，一直被廢置祭祀孔子的儀式不僅被宋孝武帝恢複，而且孝武帝為恢複和振興儒學，大力在民間建造孔廟，同時也進行了系列禮制改革以恢複儒家的禮樂制度，又多次下令整修學校，禮敬當時的大儒。對于宋武帝、宋文帝時期儒學發展情況，沈約在《宋書》記載：“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頗有前王之遺典......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發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

在理論層面，以顔延之、宗炳為代表的思想家面對當時儒學的狀況及其困境，探索解決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試圖援佛入儒，提出儒佛兼綜思想。因此儒學在宋朝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和複興。

宗教

佛教和道教在宋時都得到了重大發展。配合重新确立皇權政治的需要，宋帝對宗教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佛教方面，自宋武帝以來大都采取了扶持并利用佛教的政策，主要表現為迎請禮遇著名僧尼、建寺造像、設立法會、延僧講經、敕令皇室子弟師友于僧尼、與崇佛邦國往來交流等方面。其中，對佛教之利用主要表現為借其神化皇權、護佑政治、尤其是王朝建立者及以非正常方式獲得皇位者，多借助佛教方面的思想來為其政權作神聖性及合法性之論證，以此揚己之德，穩固政治。佛教因素對傳統禮制之滲透又為這一時期佛教與政治結合之重要特點。但同時，宋帝對佛教并不是一味縱容。而是以佛教不侵犯政治統治為原則，适時施行了一些相應的管制措施，如宋孝武帝時期對沙門進行了系列整頓，并建立僧官制度防範僧尼幹預軍政事務，限制佛寺塔像之興造、沙汰無品行的僧尼，正是這一系列措施使佛教之發展得到了較為有效之引導與管理，從而避免了其在北方因過度僞濫而遭遇法難的命運。總之，宋的佛教政策促進了南方佛教的良性健康發展。

道教方面，由于孫恩、盧循的天師道在東晉末年遭受劉裕的沉重鎮壓和打擊，所以在宋朝建立後天師道不得不重新進行調整，以改變昔日反叛朝廷之形象，求得新政權之庇護，主要表現為迎合政治、向新政權表忠誠等。随着天師道及道教其他諸派之整頓改革，宋帝開始适時采取了對道教人士進行禮遇、籠絡之舉措。到宋明帝時開始對道教人士多方迎請和優待，為其修築道館，任命道館館主。同時，宋朝統治者還十分關注上清、靈寶等道派經典的搜集整理者，這對諸道派之發展及統一的道教的形成，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被宋諸帝所征召禮接之道教人士多有高潔之品行，且學識淵廣，博通儒玄釋道，對其之禮遇籠絡不但有利于促進沖淡、純樸之社會風氣的形成，從而益于敦風化俗，還利于促進道教内部之交流、道教教理之弘揚乃至道佛間的論釋辯難，從而促進學術之争鳴與繁榮。

科技

盡管宋朝短暫，但科技領域還是在這期間留下了一些燦爛的光芒。

醫學

宋文帝時政府設置了太醫博士、太醫助教等醫官，專門負責醫學教育工作。醫學就是從宋朝起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曆法

元嘉二十年（443年），何承天制成《元嘉曆》，此曆法比以前的曆法更加精密，推動了中國曆法的發展。宋大明六年（462年），由祖沖之制成的《大明曆》首次引入了“歲差”的概念，大大提高了曆法計算的精度，被稱為“甲子元曆”，是我國曆法史上第二次大改革。

圓周率

不過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應該是宋末著名科學家祖沖之。他經過艱苦的研究，終于将圓周率推演到小數點後7位，這一傑出成就領先了歐洲1000年之久。成為中國數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機械

祖沖之制造了指南車、發明了使用機械開動的“千裡船”，還有他發明的“水碓磨”極大地提高了農民舂米和磨粉的效率，推動了江南經濟的發展。

民族

與北方諸國的關系

宋前期與北方的夏、柔然、北涼、吐谷渾、黃龍國（北燕）都有外交聯盟關系，吐谷渾、北燕和北涼更向劉宋稱臣。宋和這些國家聯絡主要是為了共同牽制北魏。其中宋與柔然、吐谷渾的聯盟關系最穩固也最持久，對北魏的危害和牽制也最大，因此北魏欲伐宋時每次都要先向北防範柔然的主力，然後才敢在隔年大舉伐宋。

與北魏的關系

北魏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每逢有征伐，常先遣人使宋，避免受夾擊；宋亦借機加強内部統治秩序的建立，發展生産，擴充武備，伺機北伐，收複失地。據《資治通鑒》記載，魏太武帝向宋遣使13次，宋文帝向北魏遣使6次。雖然宋稱北魏為“索虜”、北魏稱宋為“島夷”，但他們仍不定時的互派使者“交聘”，維持南北的交涉往來。在南北史書上的記載上也各有偏頗扭曲，如《魏書》和《宋書》都稱對方向自己朝貢，但是實際上雙方是一種平等關系。北魏與宋曾有五年的互市貿易。453年宋孝武帝登基後，北魏派使者“求通戶市”，宋孝武帝在與公卿大臣廣泛議論後，決定答應互市。兩國官方的貿易關系，大約持續到458年邊境發生小規模戰事而止。

外交

東北亞

宋與東北亞的倭國、百濟、高句麗等都有密切的朝貢關系，倭國曾對宋朝貢十多次，史書記載有五位倭王接受過宋的冊封；百濟也多次向宋朝貢示好，宋朝後期百濟與宋的關系更形緊密，似乎結成軍事同盟共抗北魏。高句麗在泰始五年（469年）前一直選擇向宋稱臣納貢，維持了40多年。但當北魏攻下宋的山東和淮北後，高句麗與宋的關系開始疏遠。

西域和中亞

終宋一朝，玉門關以西的滑國、龜茲、于阗、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白題國、渴盤陀國、末國、波斯等均有朝貢宋的記錄。由于河西走廊當時已被北魏掌控，故西域和中亞各國的使臣一般是從岷山道進入宋的境内。宋的海上貿易更是一度到達了波斯。當時人對前來朝貢宋的各國使節接連不斷的情況記載：“爰命幹戈，象蒲之絕，威震冥海。于是鞮譯相系，無絕歲時”。

東南亞

永初元年（420年），由于林邑（占城）借晉末亂局屢屢侵擾交州，劉裕命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萬人南征林邑，大軍深入林邑（今越南南部）境内，殲滅了林邑國的大半士兵，痛擊林邑，林邑請降，并向宋廷緻送大象、金銀、古貝等禮物。次年，林邑王範陽邁遣使到宋廷入貢，稱臣，并獲劉裕冊封。

但到範陽邁之子範咄即位後，林邑雖也多次遣使入貢。但屢屢要求宋朝封他為交州刺史“領交州”，每次都遭宋拒絕。範咄亦常派兵入侵交州，但每次都被宋反攻回去，後又向宋朝謝罪納貢。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林邑再次入侵，反複無常，宋文帝大怒，派龍骧将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将軍宗悫等征讨林邑。此一征戰令林邑元氣大傷，“家國荒殄，時人靡存”。此後林邑國沒有再起兵進犯交州，對宋甚為恭順，多次遣使到建康訪問進貢。

此外天竺國、呵羅單國、師子國、都婆娑達國、扶南國、蘇靡黎國、婆皇國、婆達國等也有與劉宋的朝貢記錄。宋通過與這些國家的交往，既發展了海外貿易，又擴大了宋的影響力。

社會

風氣

宋時普遍習慣興起了追求個性自由、民族開放、多元文化的風氣。作為南朝的知識分子大體顧大局，不再負隅頑抗，正所謂“無聲勝有聲”，這體現了一種理想樂觀主義的情懷和豁達大度的心境。如阮籍因不肯與司馬氏通婚，而在媒人面前大醉六十餘日。在南朝也興起了開放的社會風氣以應付之。這種開放性表現在地域上和觀念上。在地域上主要是開放地吸收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同時中原文化也向周邊地區擴散，整個社會不存在交流的禁锢。觀念上的開放突出的表現在對女子束縛的放松，女子多享有較多的自由，如當時的婦女字一定程度上可以抛頭露面，宗懔《荊楚歲時記》中有記載士女遊宴的事，女子可以與男子一樣參加聚會、遊春，婦女的發式服飾也可以反映她們的地位上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