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玉，石之美兼五德者。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
中国古代制玉技术最早出现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一直延续至清代末期。在这个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制玉技术也从无到有、由简到繁、从小大大，绵延不断，形成了一门独具民族特色传统手工业。
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
玉的文化意蕴既是古老玉文化发展的产物，又是支撑玉文化升华的理念基石和精神支柱。原始先民在打制和使用玉工具过程中，发现了玉的质地细腻、色彩美丽，可使用于非生产性的装饰上，其时间相当于考古学文化上的兴隆洼、查海文化时代（公元前6200年－前5400年）。
玉器缘起
中国从原始社会开始生产玉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独立的手工业作坊，多集中于畿、都邑。因玉硬度较高，加工时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方法，故加工过程大体有选料、画样、锯料、做坯、打钻、做细、光压、刻款等若干工序。仿古玉还要增加“致残”和“烧古”等工序。奴隶社会治玉以青铜工具为主，封建社会由青铜工具逐步变为钢铁工具。
石英砂硬度高于玉，因此自古用于磨玉，又名“解玉砂”。当无齿锯前后推拉或鉈、钻旋转接触玉材时，放进用水调匀的石英砂，随工具运动而琢磨成器。玉器的造型、花纹都是靠这种方法制成。所以，先秦称琢玉，宋人称碾玉，今称碾琢，以示与雕刻工艺有别
种类
1〉玉璧：扁圆形，正中有孔。璧分大璧、谷璧、蒲璧，三者统称为“拱璧”；另有一种系璧，形较小，为佩于绅带之物。玉璧的用途很多，大致可以分为：祭器，用作祭天、祭神、祭山、祭海、祭星、祭河等；礼器，用作礼天或作身份不同的标志；三做佩系；四做砝码用的衡；五作辟邪和防尸腐用。此外，瑗是一种大孔的璧。《尔雅•释器》：“好倍肉谓之瑗。”
2〉玉琮：是一种外方内圆长短不一的筒状玉器，用黄琮祭地。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有大量较长的玉琮出现，一般有花纹。而商周以后，反而扁矮，平素无花，汉代以后几乎绝迹，明清后又出现仿古玉琮。
3〉玉琥：一种琢雕成虎形的玉器。“六器”中以白琥祭西方。
4〉玉璋：形与圭相似，只上端为一道斜边。古人以赤璋礼南方。
5〉玉璜：半壁曰璜，以祭北方。考古实物所见的璜，大多只是“环”的1／3或1／4，或做成鱼形、蚕形等，一般四角有小孔，所以又是佩饰之物。
6〉环：一种圆形而中间有孔的玉器。《尔雅•释器》:“肉好若一谓之环。”郭璞注：“肉，边；好，孔。”邢疏：“边、孔适等若一者名环。”玉制的环。古时用作佩饰。《宋史•舆服志三》：“衮冕之制……小授三，结玉环三。”又：“后妃之服，小授三，间施玉环三。”
7〉玉佩：“佩”亦作“珮”。玉作的佩饰。《诗•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萧德言《咏舞》：“低身锵玉佩，举袖拂罗衣。”
8〉玉剑饰：指用于剑上的装饰玉件。常见有剑首、剑格、剑鞘上带扣和鞘末玉饰（珌）四种。刀剑鞘口处的玉饰叫“琫”，琫对面的小方玉叫“珌”。《传》：“琫，上饰；珌，下饰。”玉剑饰始于战国，战国剑较短小，剑首小而薄，边沿外敞，较锋利，格少（多用铜、铁），剑珌有厚长和薄短两种，带扣也小。汉代剑首长而大，格多，剑珌与战国相似。汉后，玉剑饰不多见；明清两代仿制较多。
9〉玉衣：玉制的葬服，又称“玉匣”、“玉柙”。把玉石琢成各种形状的小薄片，角上穿孔，按等级不同采用金镂后银镂、铜镂连缀而成。《汉书•霍光传》：“光薨……赐金线、缯，……壁珠玑玉衣。”从1946年在河北邯郸郎村汉墓中发现象氏侯刘安意的穿孔玉片开始，到1978年底为止，相继共发现玉衣22套以上，属于西汉的共11套，属于东汉的至少有十一二套，其中有5套保存比较完整，可以复原。
10>玉鱼：刻玉为鱼，是一种珍玩和佩饰。冯贽《云仙杂记》：“贵妃（杨贵妃）苦热，肺渴，每日含一玉鱼，藉其凉津沃肺。”程大昌《演繁露•鱼袋》：“《六典》符宝即载随身鱼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银，佩以为饰。”此外又用作殉葬品。
11>玉带：唐、宋官员所用的玉饰的腰带，以之区别官阶之高低。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带，至三品则兼金玉带。本朝玉带虽出特赐，须得閤门关子许服，方敢用以朝谒。”又：“本朝亲王皆服玉带。”《宋史•舆服志五》：“太平兴国七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明代惟亲王及一品文官用玉带，见《明史•舆服志二、三》。清代惟特赐及一品用衔玉版带。见吴荣光《吾学录•制度》。
12〉玉龙：龙长发后飘，嘴微张，眉目凸起如火苗。腰中一圆扎为系挂之用。红山文化玉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玉制龙形物。
13〉玉勺：勺作为餐具，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一件，距今约有五六千年，虽然工艺简单，但是见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
14〉玉人：玉料已沁色，变成鸡骨白色。玉人站立状。
15〉玉龟：玉料灰白沁色。玉龟由背甲与腹甲组成，背甲隆起，中有一条突脊，两侧各有两个圆孔，。造型独特，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龟有较大区别。
16〉玉鹿：玉料青绿色，局部沁色较重。鹿首无角，卧地回首。玉鹿造型始于商代，盛于西周。
17〉玉猪：玉猪，也称玉握，是墓主人手握的小玉件，为葬玉的一种，以猪形最为常见，造型和纹饰都较简单。这类葬器与早期的玉象牲有着某种渊源关系，春秋战国时已见使用玉握。
18〉玉犬：宋代玉器写实，不沦构图繁简，多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浓郁的生活气息。
19〉玉麒麟：新出现了一些传说中的神灵动物，以寄托人们特定的祈愿意蕴。麒麟便是其中之一。
20〉玉圭：古代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为瑞信之物。长条形，上尖下方，也作“珪”。在“六礼器”中以青圭祭东方。其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周礼•春官•典瑞》有大圭、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四圭、裸圭之别。
21.〉珩：玉饰品，杂佩上部的横玉。黄玉质，灰黄色，微透明。拱形龙，颈尾均向上勾折，长唇圆边，上中部有一系孔。
22〉玉豚：古代死人手握的豚形玉器。在东汉、魏晋南北朝墓中，常有玉豚出土，造型和文饰较简单。用其随葬，主要是巫术的原因。
23.>含玉：“含”亦作“晗”，有的书上还称“押舌”。古时入殓时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周礼•天宫•天府》：“大丧共（供）含玉。”（大丧，指皇帝丧）。其余则有含壁、含珠、含瑁、含米、含贝等，因死者身份不同而有所区别。含玉，多为蝉形，故又称“玉蝉”。
据徐广称：“蝉，取其清高，饮露不食，”《史记•屈原传》：“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污垢。”《说文》：“蜕，蛇蝉所解皮也。”是知，玉含作蝉形，似是借蝉的生理习性赋予死者特定的意义，意即人死后，不食和饮露，脱胎于浊秽污垢之外，不沾污泥浊水，这是战国以来死者含玉蝉的用意。
24>玉塞：已知在汉代有九窍塞，即填塞或遮盖死者身上九孔窍的九件玉器，即耳塞（2件）、眼塞（2件）、鼻塞（2件）、口塞、肛门塞和生殖器塞（各1件）。由于口塞不能全部含在口中，故与“含玉”不同。东晋葛洪《抱朴子》：“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这同玉衣也能使尸体不朽的迷信说法是一致的。
25>玉节：玉作的符节，古代用作重要的信物。《周礼•地官•掌节》：“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公羊传•哀公六年》：“与之玉节而走之。”
26>玉玺：皇帝的玉印。古代印、玺通称，以金或玉为之。自秦以后，以玉为玺，为皇帝所专用。因而又以指喻皇位。
27〉环玦：两种佩玉，圆形的玉环和环形而有缺口的玉块。《汉书•隽不疑传》：“不疑冠进贤冠，带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
28〉玉钩：玉制的钩，有带钩、帘钩、帐钩等。其中玉带钩又名“犀比”，可能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发明，用以钩连腰带。带钩有铜、玉两种。流行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铜带钩上有的镶嵌绿松石。
29>玉珠：用玉琢成的珠。《晋书•舆服志》：“后汉以来，天子之冕，前后旒用真白玉珠。”
30〉玉藻：古代王冠垂挂的玉饰。《礼•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蔬》：“天子玉藻者，藻谓杂采之丝绳，以贯於玉，以玉饰藻，故云玉藻也。”《后汉书•舆服志•冕冠》：“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
内涵
20世纪后半期的考古发掘材料证明，中国制造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存，不仅在中国各地区有广泛分布，而且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发挥作用，从而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经久不绝的玉文化传统。随着玉器的大量出现以及人们对玉器的认识不断深化，玉器逐渐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这些内涵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生产工具。玉器诞生之初，它曾作为生产工具使用过。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出土过玉制的凿、斧等生产工具，有的带有使用痕迹，说明它曾用于生产或战争。
二、祭器。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制祭器占据了重要地位。原始先民认为，玉器具有通神的功能，至奴隶社会阶段，玉器作为礼制之符瑞而为王室服务，“六器”是商周时祭祀自然神的玉器，“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礼·春官·大宗伯》）。这一祭祀制度为封建社会历代帝王所承袭。用玉祀神是玉器的重要作用之一。
三、权力、等级、财富的标志。以玉器显示权力、等级的现象在新乐与河姆渡两处原始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中已见端倪，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则已显现出系列化倾向。它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已经分化，统治集团已经形成，并行使着政治、军事、宗教、家族等各方面的统治权力。
周代以后，统治阶级为维护礼制，制作了大量玉制礼器和佩器。《周礼》、《仪礼》、《礼记》等先秦文献记载了西周有关体现等级功能玉器的名称、形制、规格与用途。据《周礼》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明确规定了等级不同，所执玉器就不一样。
其后，每个朝代对持何种礼器、佩带何种玉饰都有严格规定，以避免等级的混乱与僭越。玉器不仅是权力、等级的标志，而且是财富的一种炫示，它也常被用来行贿或赠送，赏赐或作抵押品、交换品，因而玉器受到历朝贵族统治集团的重视。
四、殓葬。在《汉代的玉器》（《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殓葬玉器是指那些专门为保存尸体而制造的随葬玉器，而不是泛指一切埋在墓中的玉器。用玉殓葬在新石时代就已经开始，到了秦汉皇权独尊的时代，在孝道和厚葬风气的影响下，有数千年历史的葬玉至此已趋完善。玉殓葬风俗是玉器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
五、吉祥物。玉器在古代作为一种礼器，本就含有祈求吉祥的寓义。原始先民对自然界的不测风云、人世间的旦夕祸福无法理解和抵御，便只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而玉便是沟通与神灵的联系，祈求吉祥如意的一种瑞物。中国古代很早就视玉为祥瑞之物，后世几乎每个朝代都把玉的出现和贡献看作一种祥瑞的征兆，史书上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
人们以玉祈求吉祥，往往通过刻于玉上的吉祥语或吉祥图案体现出来。如汉双龙“长乐”谷纹璧，就是以吉祥语“长乐”和吉祥图案双龙一起加以表现。明代以后，各种吉祥图案的玉佩玉饰尤其普遍，反映了人们祈求吉祥的共同愿望。
古代的所谓“压胜佩”如“刚卯”、“严卯”、“司南ｐèｉ＠②”、“玉翁仲”等主要是为了趋吉避凶，免祸保平安。祈求吉祥，免除灾祸是古今人类的共同愿望。人们信奉玉能起到趋吉避凶、免祸保平安的作用，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观念与其说是一种迷信，倒不如说是一种风俗，一种由历史和文化积淀而成的风俗。
六、德行操守的象征。自春秋末年起，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其国家权力而崇尚玉器，并从社会理念上提倡“君子比德于玉”，玉器作为德行操守的象征，日益受到重视。孔子阐明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种品德，把玉拟人化了。这种看法虽然有点过份，但它代表了儒家对于玉的认识和看法，强调玉的可贵不在外在的美，而在其内涵与人的精神世界彼此相通并息息相关。
人们赋予玉以德行化、人格化的内涵，使玉成为君子的化身。由于玉被赋予了如此丰富的道德内涵，因此君子必须佩戴它。君子佩玉，无故不离其身，也就成为一时的风尚。君子比德于玉，佩玉成了君子有德的象征。《诗经》中也用玉形容品格高尚的人，把玉作为君子的象征，作为立朝为官、为人处世的标准。玉器的这种内涵充满了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它既是古代社会对玉神观念的继承，又是世俗对高尚人格的要求。
七、美好事物的代名词。最早出现的玉器是人体装饰品，可以说，玉器从一出现便与美联系在一起。由于玉的直观美一直受到人们的钟爱，所以“玉”就成为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以“玉”为美的修饰词在古代文献中比比皆是，诸如：比喻人的品格为“玉洁冰清”，形容人的像貌为“玉容”、“玉貌”，赞赏人的身材和风度为“玉树临风”，赞美天帝为“玉皇”、“玉帝”，称居住之所为“玉宇琼楼”，好听的声音为“玉声”。
甚至用玉来赞美音乐的动听和诗文的优美，如笛、箫、笙、琴等声音清亮的乐器常常被冠以“玉”来修饰而称之为玉笛、玉箫、玉笙、玉琴。而文学作品中用玉来形容声律之美或诗文的风格和境界之美的地方则更为常见。自汉代以后，用玉或玉旁的字命名也渐成风尚，玉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
八、药物。食玉可以健康长寿，这是中国古代流行的一种看法。古代所谓“琼浆玉液”、“神仙玉浆”、“玉膏”、“玉脂”、“玉醴”、“玉屑”等等，都是指可食用的玉制品。而且其功效都是“服之长年不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刘大同的《古玉辨》以及《河图玉版》、《十洲记》、《抱扑子》、《开元天宝遗事》、《圣惠方》等文献都记载了食玉、用玉有益健康。
以上从九个方面探讨了玉器的丰富内涵和实用功能，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未必都有科学的依据，但它们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人类理想和想象的产物。
史前
远古人认为万物均有精灵（神灵，见图），其威力无比，既可赐福也可以降灾于人类，为了获吉避凶，人必须得到精灵的保佑，必须向他奉献玉和猎物、用歌舞侍候（巫）。相传至黄帝时代，人们便视玉为神物，或以玉为媒介去沟通神灵，听取他的旨意，这一历史阶段相当于考古学文化上的红山文化、大溪文化时期。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神的旨意被琢刻在玉器（琮、璧、璜）上，即留下了契刻的诸多符号。
巫便成为集神权、政治、兵权三权于一身的原始部落最高统治者。
概括而言，史前玉的文化意蕴基本上包含美、神、瑞三个原始基因。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玉的文化意蕴随着社会的前进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德。德是起于西周的社会规范，它既是人们思想意识上的伦理，又是实践行为中的准则，西周社会的盛衰与德治的强度不无关系，而玉德乃是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玉的文化意蕴仍在不断地充实、反复和提高，诸如色彩美、音调美、古玉美、沁色美等等，都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增添的新内容。
商代是中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
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
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秦代虽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兵马俑，但出土秦玉寥寥可数。秦玉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
为祈求尸体不朽而制造的葬玉，有玉衣、丸窍塞、玉琀和握玉四种。玉衣因死者身份、官衔高低有别，又有金、银、铜缕之分。九窍塞是填塞或遮盖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门和生殖器九个窍孔之用的，目的是防止人体内的“精气”由九窍逸出，以达尸骨不腐。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水平不高。
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觹（xi希）等。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井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汉代玉器饰纹除沿用战国的勾连谷纹外，还大量使用饕餮纹和螭虎纹。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河北定远出土玉屏上的阴线刻东王公、西王母，即是一幅白描线画。
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一个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杯和玉盏。这与当时风靡一时的佛教美术和陵墓石刻艺术极不相称。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
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和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
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
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
定陵出土的明代玉囗、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明清玉器干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炉、薰、瓶、鼎、簋仿古玉器，器型仿三代青铜彝器，而其纹饰则反映了玉匠的见解，工艺更是典型的明清时作。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关系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用玉做洗、注、笔筒、墨床、镇纸、臂搁等文具，或以玉作陈设装饰。
玉山子是清代新式玉器，大禹治水图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玉山子。清代兼蓄西域痕都斯但玉器的琢玉成就，琢制了一批胎薄如纸，轻巧隽秀的“番作”玉器。明清玉器惜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传玉流传
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无所不能，无处不用玉，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延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审美观
孔子提出的玉有十一德（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之说，不仅是对玉的文化底蕴的高度概括，而且还精辟地阐述了玉文化的思想内涵，确是中国人审美观的理论基础。
秦汉以后，由于文学、音乐、戏曲、建筑、绘画、雕塑以及工艺美术的高度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审美观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玉的色彩美、音律美被重新探讨、逐步深化，古玉的欣赏与收藏成为新的社会风尚，由此派生的沁色美、残缺美等新的审美视角被爱玉者察觉，但这仅仅是某些社会群体在特定文化领域的审美要求，对中国人的审美观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交流而已，不能与上古审美观相提并论。
千言万语，归结一句话，玉是中国人审美观的基石。确切地说，玉应是中华民族审美观的基石，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华人均不例外。
玉与君子
君子是指才德出众、爱国爱民、高尚正派的文人，并非确指帝王，他们的出身、成分和地位也不划一。这个社会知识群体在早于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已经找到玉作为自己象征的物质，以标榜自己是德行高尚、文质彬彬的正人君子，所以孔夫子云「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见《礼记聘礼》）。于是，君子必佩玉在身，以规范自己的言行不要越规出格，不遇凶丧之事不能将佩解下来。
文人以佩玉来证明自己是一位理应受到信任和尊重的君子。也可以说君子与玉可以画一等号，君子就是玉，玉也就是君子。君子与玉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玉是德载体，也是君子的化身，故君子以玉比德。其中的真谛孔子讲得最为明确，他举《诗经》中的一句话「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来说明「故君子贵之也」（出处同上）。君子性情温顺纯粹、宽缓和柔，与良玉「温润而泽」之美相契合，受到君子的爱戴。
玉与财富
玉有神圣的审美价值，是神物，又是瑞信，也就成了无价之宝。远古时代，各部落、联盟、酋邦的统治者便将玉收贮珍藏起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有权势人物无不占有大量玉器，并视之为最贵重的财富。
先秦文献记载「珠玉为上币」，这说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某一地区也用玉作货币使用，但玉的蕴藏不多，不可能用来制造通货。商周墓曾出土玉贝，贝是货币，玉贝是否在社会通用尚不得而知。
中国原始社会后期以及文明时代，各诸侯国和帝国的统治者都收藏有大量的玉器，作为镇国之宝或当作财富，保存起来。
已知中国古代最大的玉器占有者是殷纣王，他一生收藏了多少件玉宝已无法查明，但周武王灭殷纣王时焚玉4，000件，武王缴获殷旧玉达14，000件，这个数字确已够巨大了。清代宫廷收藏的玉器主要是干隆后期积累的，流传至今者多达30，000件，这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玉作为财宝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中国有个「价值连城」的成语，就是指秦昭王愿以十五城（一说五十城）易赵「和氏璧」，可知其璧价格之昂贵。
当今，众多玉器收藏家悉心收藏古今玉器，其目的也不排除是为了积累财富、保值增值。
传说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