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鄭和所率領的船隊是一支特混艦隊，最多時有200餘艘，是15世紀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備的船隊。英國學者李約瑟對鄭和船隊曾有如下評價：“明代海軍在曆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緻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比明代海軍匹敵。”
指揮編隊的航行與作戰，是軍事航海學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鄭和在500多年前，能運用自如地率領龐大的船隊往來亞非航線上，對古代的軍事航海學做出了卓越貢獻，實有進行探讨的必要。
船隊種類
鄭和所率領的船隊是一支特混艦隊，最多時有200餘艘，是15世紀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備的船隊。其船舶種類大緻可分為六種。
1.寶船
長寬尺度（公尺）：125.6ｘ50.94
功用：鄭和乘坐的指揮船，是屬于安全遠洋航行的福船。載重量達七千噸，有大号及中号之分。獨特的設計如兩頭出梢、縱向通體的底龍骨、多層闆船底等的特色，至今在中國東南沿海和東南亞一帶仍保留。
最大的寶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載重量八百噸。這種船可容納上千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隻。它的體式巍然，巨無匹敵。它的鐵舵，須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
據席龍飛《中國造船史》pp273考證，鄭和的大寶船有：125米長（水線長107米），寬50米，吃水8-10米，總排水量：17700噸。
2.馬船
長寬尺度（公尺）：104.7ｘ42.4
功用：又名「快船」，是明初的大型快速水戰和運輸船。在船隊中可載馬和運貨，也可作引航、交通艇和救生艇的功用。
3.糧船
長寬尺度（公尺）：79.2ｘ34
主食（大豆、面粉、小米和大米）被裝運在不同的糧船上，它們夠船隊在海上生活幾個月而不必補充。但是，一旦糧船沉沒，整個艦隊就處在極其危險的困境之中。
4.水船
長寬尺度（公尺）：42.0ｘ16
功用：鄭和遠航期間有時一個多月不靠岸，吃喝顯然是重要問題。糧船載的是2萬餘人的用糧，一個人消耗2.5公斤，每天就得與消耗食物70噸；至于海上航行需要的淡水量，一樣驚人，水船負起到河裡取淡水的責任。這些船也同樣要負擔如作戰、拖曳的兼職功能。
5.坐船
長寬尺度（公尺）：67.9ｘ26.6
坐船是鄭和船隊中的大型護航主力戰艦，是分遣護航航隊中的指揮船。坐船載的是軍兵，當然也具有作戰能力。
6.戰船
長寬尺度（公尺）：50.9ｘ19.2
功用：以載人為主的載客載貨戰船，為船隊護航。
7.橹船
長寬尺度（公尺）：34─42ｘ13─16
功用：此為中國明代比較盛行于江河和海洋航行的船舶，首尾尖狹和腹部寬闊，有利于披浪過灘。這種屬于海船型的中小二八橹和六橹船，每船可載百餘人。
船員編制
鄭和船隊全體船員最多時為27000餘人，必須有嚴密的編制、科學的分工與管制，才能嚴整有序。據《瀛涯勝覽》記載，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時，其船隊人員有："官校、旗軍、勇士、通事、民梢、買辦、書手通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員名。其中，官八百六十八員，軍二萬六千八百名，指揮九十三員，都指揮二員，千戶一百四十員，百戶一百零三員，戶部郎中一員，陰陽官一員，教谕一員，舍人二員，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員名，餘丁二名，正使太監七名，監承五員，少監十員内官、内使五十三員。"此處所記者，側重于領導管理人員。而祝允明在《前聞記》中"下西洋"條所記的随行人員，則側重航行技術人員的分工，計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醫士、鐵錨、木*、搭材等匠，水手，民梢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員名。 綜上所述，可看出船隊的編制可分為四大職能部門，用現代語可稱為"中心”。
1、指揮決策中心：主要人員有正、副使太監和少監、内監等，是掌握全船隊航行、外交作戰、貿易等重大行動決策和指揮中樞機構。
2、航海業務中心：主要人員有火長、舵工、班碇手、水手、民梢、陰陽宮、鐵錨、木*，搭材等航海與帆纜等技術人員。其中，火長負責全船的航行安全，類似當今商船的船長或駕駛員或軍艦上的航海長。舵工在火長的指揮下*舵。班碇手負責起抛錨和離靠碼頭的*作。水手、民梢負責升落風帆、搖橹劃獎和日常清潔保養工作。陰陽官負責觀測天象，預報氣象。鐵錨，木*，搭材等匠，負責打造修理鐵木器材設備。
3、外事、後勤中心：有負責外事活動、禮賓工作的鴻胪寺序班，對外宣傳的教谕，教管錢糧和後勤供應的戶部郎中，負責翻譯的通事，負責采購供應的買辦，負責會計出納的書算手，起草文書的舍人，負責防治疾病的醫官、醫士等。
4、軍事護航中心：有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旗校、勇士、力士、軍力、餘丁等各級軍事人員。主要負責航行或停泊中的外部安全，防禦敵對武裝和海盜的侵襲。
鄭和船隊實質上是一支龐大的特混艦隊。曾有人力圖回避船隊的軍事力量，似乎認為這與鄭和下西洋的和平外交、友好往來的使命相悖。曆史事實已證明了有一定武裝力量和執行和平使命并不好盾。在當時，鄭和船隊具有一定的武裝自衛力量是遠洋航行所必不可少的。
船隊隊形
一支龐大的特混艦隊，在航行中必須以一定的隊形前進。以保持井然有序和便于指揮。鄭和船隊的編隊，有大*和分*之分，大*即指全部船隊的編隊，分*是指部分船舶的編隊（相當于現代的分艦隊）。明代船舶編隊一般以5-10艘為一*。大*與*的編隊方法是比較靈活的，既可分，又可合，可在同一時間内分赴各地進行活動。
至于鄭和船隊的具體隊形，在一般史料史未記載，而僅在《三寶太監西洋記》中有所述及，摘錄如下："每日行船，以四帥字号船為中軍帳；以寶船三十二隻為中軍營，環繞帳外；以坐船三百号，分前後左右四營環繞中軍營外。以戰船四十五号為前哨，出前營之前，以馬船一百号實其後，以戰船四十五号為左哨，列于左，人字一撇撇開去，如鳥舒左翼；以糧船六十号，從前哨尾起，斜曳開列到左哨頭止；又以馬船一百号副于中；以戰船四十五号為右哨，列于右，人字一捺捺開去，如鳥舒右翼。以糧船六十号從前哨尾起，斜曳開到右哨頭止；又以馬船一百二十号實于中；以戰船四十五号為後哨，留後分二隊，如燕尾形；馬船一百号當其當；以糧船六十号從左哨頭起，斜曳收到後哨頭止，如人有左肋；又以馬船一百二十号實于中，以糧船六十叼從右哨頭起，斜曳收到後哨頭止，如人有右肋；又以馬船一百二十号實于中"。
據上文由張維華主編的《鄭和下西洋》一書中有一編隊示意圖，酷似一個"貴"字形。這種隊形與現代艦船的大型編隊的航行序列衛幕隊形很相似。隊形最前方有前衛成人字隊(或雁行隊)，而主力艦(旗艦)的大本營居中《相當于中軍帳》，左右翼有展開的方位隊，如鳥之舒兩翼，大本營的主力艦周圍還有衛幕艦任保衛，警戒之責。艦隊的尾翼也有護衛艦警戒。這種船隊的隊形有下列優點：
1、由帥字号船組成的中軍帳，處于隊形的核心，能環視周圍各船隊形，便于實施統一指揮。它優于單一隊形，如單縱隊、雙縱隊或單橫隊隊形，避免了隊形過長或過寬，首尾、左右不能相顧的缺陷。
2、船隊的前後左右均有戰船形成衛幕，有利于保衛中軍帳及輔助船的安全。遇有戰鬥情況，位于四周的衛幕艦船易于展開迎敵。
3、當遇有敵艦從隊後來襲時，隻要各船根據統一令，原地調頭，首雁形分為為燕尾形，原來的後燕尾開變換為首雁形隊，可使整編隊迅速轉成180。，以迎敵。羅懋鴿在書中所述隊形中的船數總和竟有1416艘，純屬誇大，實不足憑信。但其所描述的隊形，并非随意信筆，想必有所據，也是符合航行與作戰的實際需要的。
組織指揮與通訊聯絡
指揮一個龐大的特混編隊的行動和通訊聯絡是密不可分的。在沒有無線電通訊手段的十五世紀，所能用的海上通訊手段隻有視覺通訊和聽覺通訊，也就是靠旗、燈和音響信号。從中軍帳的帥船到外圍的衛幕船，欲通暢無陰地傳遞信号，必須有嚴密的組織和嚴肅的紀律。據《西洋記》記載，鄭和船隊的通訊手段是："晝行認旗幟，夜行認燈籠，務在前後相繼，左右相挽，不緻疏虞，如遇敢有故縱，違誤軍情，因而偾事者，即時枭首示衆"。可見其通訊聯絡紀律的嚴格程度。
《西洋記》中對"晝行認旗幟"有具體說明，"号帶一條，大桅旗十頂，正五方旗五十頂，"即代表不同含義的各色旗語。《殊域周咨錄》中的"以紅布為幔，五色旗幟，大小凡二十條"，亦甚相同。夜間通訊聯絡辦法，主要靠燈籠，《西洋記》中有"燈籠一百盞"的記載。明代船隊在夜航中以燈光為号，則是常見的。《紀效新書》中更有詳細記述，"各船以燈火為号，中軍船放起火三枝"，"懸燈一盞"其餘四方各營是"前營船懸燈二盞平列；左營懸燈二盞，各桅一盞；右營大、小各懸燈二盞平列，後營二盞，一高一低，"以便于識别各船所在的陣位。夜間遇有緊急情況，則"看中軍旗五方高豎燈五盞，是欲設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左、右各一盞，前桅上加燈二盞。"由此可見，燈火懸挂位置和盞數多少不同，也起報警作用，以便通知各艦采取相應措施。
如遇有霧、雨、雪等不良能見度時，則用音響信号進行聯絡。《西洋記》中提到的"大銅鑼四十面，小鑼一百面，大更鼓十面，小鼓四十面"等物件，除作為作戰指揮用之外，還可用于傳達号令和信息，以便在能見度不佳時，保持有效的聯絡。除鑼、鼓之外，還有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訊聯系。如《紀效新書》記有："遇夜泊，船聽中軍船招*喇叭響，各船依序随*安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疏虞。"即使天氣良好時，音響信号也有其專司的内容。如前進、後退、舉炊、集合、起碇、升帆、抛錨等活動，便皆以音響信号指揮。
船廠
中國造船業曆經秦、漢和唐、宋、元時代的發展，到明代達到頂峰，造船基地遍布全國瀕海沿江各地，官辦的造船廠不在少數。當時的造船業在吸取以前的管理經驗的基礎上，創立了用工限額、材料驗收、木價核算、量材使用以及船舶檢驗等各種較為嚴密的制度，為後世船舶管理、船舶安全提供了寶貴經驗。
明初官辦船場的規模相當可觀，洪武年間南京龍江關設造船場，調取五省濱海四百多戶熟練的造船工匠，“挈家于提舉司隸”。造船場内部的分工也很細緻，一些大的造船場，還附設有帆篷作坊、纜索作坊和鐵鑄作坊，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造船業體系。
鄭和下西洋遠征船不僅種類多，數量多，在質量上也達到了相當的水平。船隊的五類船，各由不同船廠來建造。寶船由當時的江蘇南京官辦的龍江船廠下屬的寶船廠負責建造，其他種類的遠征船分為蘇、浙、閩沿海各地造船廠建造。據載，寶船的排水量3100噸，載重約2500噸。
管理制度
鄭和船隊的船隻在明朝廷的直接控制下，以強制勞役的方式進行生産。各船場所需造船原料，也由官府調配供應。寶船用料除在南京等地設園植樹外，還在全國各地征集。主要船用材以楠木、松木、榆木與杉木為多，船的不同部位選用不同材料。船用生産材料的供給，由政府派往船廠的提舉官吏下設的兩司吏中的一人負責，另一人管理全廠各工種工匠。
各類船舶建造，生産第一線還有督管造船的幫工、指揮千戶與百戶各一人。這些職務由兵部考選廉勤者充任，5年一換，隸屬中軍都督府操江院。依靠這樣一個精幹的管理體系，船廠不僅有效地組織起32個工種、2000多工匠進行大規模生産和管理，而且保證了船舶質量。同時，船場在生産上有嚴格制度，如“船完工之日，編為字号，次第驗烙，仍将經造官匠姓名刻于船尾，如無故早壞一年，于官匠名下追補一分，二年遞加。”
寶船廠按照工序進行工種分類，然後再依“廂”的行政組織來管理入籍工匠。全廠有船木梭橹索匠、船木鐵纜匠、念匠與棕篷匠四類，各類又分為船木作、念作、鐵作、篷作、索作、油作等30多個工種。第一廂出船木梭橹索匠、第二廂出船木鐵纜匠、第三廂出念匠、第四廂出棕篷匠。各廂匠人，以輪班或住坐兩種形式，從事造船生産，這樣除便于行政管理外，還利于加強技藝的切磋和技術質量的管理。船廠還設立志船（船舶設計）、斂财（原材料供應）、考衷（造船核算）、孚革（材料與船舶驗收）等各項管理制度。這些制度使造船生産過程秩序井然，保證了各類船舶的建造質量符合長時間遠洋航行的要求。
鄭和船隊的船隻經過層層把關，質量上有了保證。
船隊補給
鄭和率領龐大船隊七下西洋，每次航行長達二到三年，人數多達二萬七八千人，如此龐大的隊伍在漫長的海上航行中會不會挨餓？途經國家和地區的各種食物他們是否有福消受？為什麼鄭和的船隊不曾面對哥倫布、麥哲倫船隊曾有的敗血症的威脅。
曾随鄭和遠航的鞏珍在《西洋番國志》所附的敕書中，對鄭和船隊出洋飲食之準備有如下之記載：“下西洋去的内官合用鹽、醬、茶、酒、油、燭等件，照人數依例關支。──永樂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然而，如此記述對長程航行的飲食并未繪出全貌，按鹽、醬、油是烹調佐料，用以增加食物風味，茶、酒是嗜好性飲料，均非果腹的糧食，達不到營養所需，因此，料想尚應備有其他食物。詳細考證史料發現，原來鄭和遠航前食物經過精心準備。
牲畜家禽船上養，蔬菜生姜船上種，大量淡水船上儲鄭和船隊行經之地多在熱帶，即使在冬季臘月，溫度也多高于20攝氏度，為持續預防食物腐敗變質，載運上船的食物除可趁新鮮食用者外，大多必須是經得起存放。
明初之時食品加工方法，已能處理保鮮期短暫的食物，例如将肉類、水産、蔬菜以鹽、醬、醋、酒糟腌制，或煙熏、曬幹；将水果曝曬制成果脯，或以蜜、糖漬，或用火焙。因此攜帶上船的食物，除了鹽、醬、茶、酒及飲用水之外，應當包括不易變質的米麥等谷物、豆類，還有加工處理過的果菜、肉類、水産以及醋、蜜、糖等調料。
鄭和船隊出海之後，除了庫存食物，水産類可就地捕釣，并在船艙中以活水養殖；家禽類可在船上畜養；蔬菜亦可在船上栽種，按十四世紀上半葉北非丹吉爾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遊記》中描寫當時往來印度洋的中國船隻，其船員常在木盆中栽種蔬菜、生姜，提供日常食材。然而船上的産量畢竟有限，大量的新鮮蔬果、肉類及飲用水，勢必待上岸時補給，尤其是不可或缺的淡水，正如鞏珍在《西洋番國志》的自序中所述：“缺其食飲，則勞困弗勝，況海水鹵鹹，不可入口，皆于附近川澤及濱海港灣，汲汲淡水。水船載運，積貯倉糧舟者，以備用度，斯乃至急之務，不可暫弛。”
遠航途中船隊平日常吃雞和羊，偶爾還可以用鹿、兔、駱駝肉來改善生活馬歡随鄭和船隊下西洋，将行旅見聞記錄成書，于1416年完成《瀛涯勝覽》，記錄了鄭和船隊途經中南半島(占城、暹羅)，馬來半島(滿剌加)，爪哇島，蘇門答臘島(蘇門答剌、舊港、啞魯、那孤兒王、黎代、南浡裡)，錫蘭島(錫蘭)，印度半島(小葛蘭、柯枝、古裡、榜葛剌)，馬爾地夫群島(溜山)，及阿拉伯半島(祖法兒、阿丹、天方、忽魯谟斯)等20個地點的地理、氣候、宗教、習俗及物産等。從中我們發現鄭和船隊“很有口福”，一一品嘗不同國度的各類食物。
鄭和船隊的主食糧食以米麥為主，可用以作粥、飯的豆類、黍、稷、粟等次之。米谷在鄭和遠航所經之地多有生産，如中南半島、爪哇島、蘇門答臘島及印度半島等地，但這些熱帶地區卻“無大小二麥”。阿拉伯半島兼産米麥，古裡、忽魯谟斯雖有麥販售，然并非該地出産。船隊所經之地，部分地區米麥全無。如：滿剌加田瘦谷薄，以沙孤米(西谷米，sago)做飯；溜山是海中的珊瑚礁群島，土地更瘠，灌溉困難，居民不識米谷。到達以上地區船員可能不免口腹受苦。
船隊的動物性蛋白質的來源，主要包括畜肉、禽肉、水産及奶酪等。馬歡記述的地區都位于海岸線上，或在沿海溯流而上的河岸邊，居民通常以漁為業。中國人攝取的肉類一般以豬、雞為主，而回教徒忌吃豬肉，崇信佛教者（錫蘭、小葛蘭、柯枝、古裡）尊敬象、牛，忌吃牛肉。鄭和船隊所到之地，除中南半島、印度半島、錫蘭等地，多信奉回教，故食用禽畜肉類，舍豬、牛，而就雞、羊。豬的記錄隻見于占城、那孤兒王、榜葛剌，以及中國人聚居的爪哇、舊港，比較特别的是古裡還有鹿、兔，祖法兒有駱駝肉。乳類及奶酪較不普及，隻見于蘇門答臘、錫蘭及古裡。
鄭和船隊食譜中蔬菜種類繁多，各式各樣的水果提供了豐富的維他命C
馬歡有關食物的記述中，以蔬果種類最為繁多。依類别歸納有三大類，包括：瓜類(冬瓜、黃瓜、菜瓜、小瓜、葫蘆)、茄子、蘿蔔、胡蘿蔔等，這些都是耐存放的菜蔬，推估是帶上船的主要菜色；另一類為蔥、姜、蒜、胡荽、韭、薤等辛香菜類，是用于調味或烹調用佐料。
至于中國飲食中重要的葉菜類，在中南半島等四季草木常青之地，應該生産有各樣品種，但《瀛涯勝覽》中為什麼卻隻提到芥菜一種而已？頗饒人趣味，或由于芥菜的生産以長江流域及南方各省較多，是會稽人士馬歡所熟悉，不僅可供新鮮食用，且可腌制成酸菜、雪裡紅、梅幹菜等，其它葉菜類未盡可供加工之用。
水果類在爪哇、馬來半島及印度半島等地區主要為椰子、芭蕉、甘蔗、西瓜等，還有一些是熱帶特産的水果，如：莽吉柿(山竹)、郎扱(冷塞果)、賭爾烏(榴槤)、菠蘿蜜及酸子(芒果)馬歡對這些溫帶地區陌生的水果作了詳實逼真的描述，色香味曆曆如現，這些水果至今仍盛産食用，他并且注意到在這些地區“無桃李”的現象。
在幹旱沙漠型氣候的阿拉伯半島，生産的是另一類水果，主要有石榴、花紅(蘋果)、西瓜、甜瓜以及曬幹而成的萬年棗(椰棗)與葡萄幹等。馬歡所稱的“果”尚不隻水果，還包括種子、堅果類的松子、把聃(杏仁)、核桃等，這些都出産在阿拉伯半島，可提供蛋白質與脂肪，其營養價值異于水果提供維他命C及纖維質的功能。
沿途所見嗜好品為槟榔及酒類。在暹羅、滿剌加、榜葛剌、古裡、錫蘭與溜山等地，酒類的生産原料為茭章、椰子與米，而在阿拉伯半島由于回教地區禁酒，故并無是類産品。調味品方面，忽魯谟斯盛産岩鹽，錫蘭、古裡以椰制糖，沿途均未曾提及醋及茶。鄭和船隊飲食融合“東洋”“西洋”各種風味，促進了東西飲食的交流鄭和船隊人丁衆多，督導飲食制備、調度食勤庶務人力、靠岸時補給采購以及食品保鮮貯存等，皆需龐大的管理作業；而糧食供應以維持數萬船員健康的體魄，方得完成七次長程遠航的壯舉，更是艱巨的挑戰任務。
鄭和遠航所經之地食糧大多是當地土産，而蘇門答臘、印度半島西南的古裡、柯枝，及波斯灣口的忽魯谟斯等，為東西交通要道的商港，貿易繁盛，有外來的商品，增加了食物的多樣性。
由于各地食物的生産與栽種受到氣候、土壤、地勢等自然栽種條件，以及宗教、習俗、貿易、經濟等環境因素的影響，而鄭和船隊參酌原有飲食習慣，對食物選擇、取舍。就整體而言，遠航沿途提供了船隊一些原本熟悉的食物，也加入“東洋”及“西洋”的異國風味，飲食的交彙是可預期的。
羅盤
鄭和下西洋船隊的每艘船上，均配有羅盤，由二十四名官兵掌管航船的方向，這種羅盤的精度很高，采用二十四個方向，各以天幹地支與八卦五行命名，标記方位，這是當時最先進的航海技術。自從公元前三世紀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指南針問世以來，很快便用于航海。到了明代，各項技術指标已經相當完整，因而為鄭和下西洋開辟了航海史的新紀元。
歐洲文字記載羅盤最早是1190年，阿拉伯文提到羅盤是1232年，中文則可推到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鬼谷子》中均有介紹。中國發展到有指針的司南，則在七世紀之前。沒有羅盤，則不可能航海。歐洲從中國學會用舵與從中國學用羅盤時間相差僅隔幾年。
羅盤中的磁石指極性中國古已知之。典籍記載，戰國末年，中國就有“司南”、“指南”一類指示方向并可攜帶的儀器。人工磁性指南針，始見于沈括《夢溪筆談》，其中有“水浮”、“指爪”、“盌脣”、“縷絲”四種方法。沈括成書于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比歐洲人（1492年才發現）整整早了四百二十餘年。
沈括所雲“水浮法”，則為以後包括鄭和下西洋在内所使用的“水羅盤”即羅盤針的産生并應用奠定了基礎。鄭和船隊是“斫木為盤，書刻幹支之字，浮針于水，指向行舟”，用的正是水羅經，有天幹、地支、八卦、五行配合而成，分有二十四個不同方位，如果再把縫針計算在内，一共四十八個方向，每一方位相當于現代羅盤的十五度，共三百六十度，這在古人航海中用以指導航向已頗為精确了。
鄭和下西洋船隊在使用羅盤時，還結合土辦法，一種稱為“盛水法”，即參考日月星辰的方位及風向潮流等因素，在羅盤中間放一個碗，碗裡盛水，然後将魚形磁針浮于水面，保持平衡，即能确定行船的方向及位置。另一種稱為“指兩間法”，由于方位角度固定，因此兩個方位之間的度數也可取兩者度數的一半。正是鄭和的“寶羅盤”和火長們的正确掌握，才确保了鄭和七下西洋船隊安全、快速地遠航。
靈柩
鄭和船隊的航期，多是去程時間長于回程。去程139天，歸程95天。這是因為要在滿剌加的“官廠”貨棧倉庫耽擱的緣故。《瀛洲勝覽》說，“凡是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栅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廠，一應錢糧屯在其内。去各國船隻回到此處取齊，打整番貨，裝載船内，等候南風正順，于五月中旬開洋回還”。若除去在此重編分遣船隊的30天，去程的全部時間，也在90天左右。與唐、宋時的航期大緻相同。盡管鄭和船隊分散去的地方多，所費時間有時長一點，但受到信風的限制，也不會耽擱太久。
據資料記載，鄭和船隊出海時，還帶有幾具空靈柩。這些靈柩是為海難而備。靈柩前刻有“天朝使臣之柩”字樣，是明朝廷專為有等級的使臣準備的。一旦遇上不可避免的海難前夕，使臣就會命手下人打開靈柩蓋，自己躺進去，手下人再用釘子把靈柩蓋釘死。如果翻船，靈柩就會漂浮在海上，希望遇到過往船隻打撈起來，交給明朝使船帶回故鄉。鄭和船隊下西洋的艱辛由此可見一斑。
數字：四
今天的人們選擇任何号碼，都極力回避“四”，認為這是個不吉利的數字。可是，鄭和航海船隊中有旗艦之譽的寶船船身長為四十四丈四尺，連用三個“四”。在過去人們心中，“四”是吉祥數字。人們相信“天圓地方”說。“地”既然是方的，就應該有四邊，“四”最能代表地。人們又認為中國位居四海的中央，“四”則更有象征意義了。制造寶船的工匠們不厭其煩地用“四”，顯然不光是圖吉利，還有向海外宣稱大明帝國地位的意思在内，與明成祖朱棣派鄭和船隊下西洋“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的用意相吻合。
未解之謎
今年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鄭和下西洋的漫漫之旅給後輩們留下許多未解之謎。傳說中的大号寶船究竟長得什麼樣？這樣的“海上巨無霸”(長138米，寬56米)是怎樣制造出來的，它又是如何航行的。原海軍裝備技術部部長、海軍工程大學教授鄭明為記者剖析了有關鄭和寶船的五大疑問。
疑問一：大号寶船是否存在
據史料記載，在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中，最大的寶船長44丈4尺，寬18丈，載重量800噸。它的鐵舵，需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按照今天的測量方法來看，這艘寶船長将近138米，寬56米。一些學者認為如此巨型的木帆船在中國明代不可能出現。 另外，有專家認為，明永樂年間，朱棣施政辦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當時最大的木結構實體。其大小也不過寬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大号寶船上僅船樓的面積就大大超過了它，從封建的宗法禮儀上講，作為宦官的鄭和乘坐似乎有僭越之嫌。
對此，原海軍裝備技術部部長、北京鄭和下西洋學會副理事長鄭明認為，大号寶船是存在的，但沒有出海。鄭明認為，大号寶船并不是一種實用的船隻，它不應該是下西洋船隊中的一員。那麼大号寶船存在的意義在哪裡呢？他推測,大号寶船不被鄭和使用，但作為皇帝禦用的可能性很大。
疑問二：大号寶船有多大
學術界對大号寶船“長44丈4尺，闊18丈”的尺度仍存質疑。有學者認為，鄭和寶船的長寬比例不協調。“長44丈4尺，闊18丈”，長寬比大緻為2.4666∶1,比例之小使“寶船”看上去簡直就是一個方盒子，現存的中外船舶絕沒有腰身如此之“粗”的，這也使人對寶船的形狀産生懷疑。
寶船究竟有多大？這還有賴于實物考證。南京中保村明代寶船廠遺址是目前國内已知唯一的明代官辦造船基地遺址。1957年，有村民曾在南京寶船廠遺址發掘出一根長11.07米的舵杆；1965年，又在遺址地撈出了一段長2.21米的絞關木，據專家考證，兩米多長的絞關木，需要五六個人一起操作，能夠絞起500公斤左右重的鐵錨。2003年到2004年間，南京市博物館在對中保村明代寶船廠遺址第六作塘考古發掘時，又發現兩根長度分别為10.1米和11米的木舵杆。
但這些尚不足以精确推算出造船廠船隻的準确規模，隻能印證史料記載的明代海船的巨大規模。
疑問三：大号寶船隻是擺設
《天妃經》卷首插圖顯示鄭和下西洋船隊雄姿，圖中的船型和《武備志》“鄭和航海圖”中記載船型，當是下西洋主要船型，卻均不是大号寶船，而是長約61.2米，寬13.8米的二千料船型寶船或更小的海船。這兩幅下西洋文獻插圖可證明二千料船是鄭和下西洋船隊的主要船型，才被描繪在明代史籍中。而大号寶船既巨大，又重要，理應充當“主角”，反而不被描繪。
如果大号寶船隻是擺設，那麼，當年鄭和乘坐的旗艦到底是什麼呢？鄭明發現，上世紀20年代，曆史學家鄭鶴聲先生在靜海寺廚房的牆壁上拓下的靜海寺殘碑碑文中，多次提到官軍駕乘船隻中最大的是“二千料海船”。
“這種‘二千料海船’才是真正的下西洋旗艦。”鄭明說，“料”是一種容積單位。參照明代史料記載的甯波府400和500料戰船的尺度，“二千料海船”應該長61.2米，寬13.8米，排水量1000餘噸。明代人宋應星在《天工開物》“舟車”中記載當時造船“凡舟身将十丈者，立桅必兩。”因此鄭明認為“二千料海船”應為6桅木帆船。
疑問四：船隊是怎樣編隊的
鄭和下西洋的艦船總數在48到208艘之間。鄭和帶領的如此龐大的船隊在海上究竟如何編隊航行的确是一個值得研究探讨的問題。
航行的安全距離取決于海船的航行速度，速度越快距離應該越大，速度越小則相反。就目前的航海技術來看，海上航行時船與船之間前後左右的距離一般大約應該保持在555米。如果按當時200艘左右的船隊來計劃，整個船隊的編隊應該在海面上占據10平方公裡的面積。
由于保存下來的曆史資料基本對此沒有什麼記載，所以給考證帶來了很大的障礙。有專家推測，鄭和下西洋的船隊航行是魚形編隊，也有人推測說是燕形編隊。但是到目前為止，這些推測都不是曆史學家和航海學家得出的定論，還是一個有待考證的問題。
疑問五：龐大船隊如何利用風力行進
中國古代的木制帆船以風力為航行動力，風帆一側固定于船桅之上，航行者通過調整風帆的角度，以獲得最大的風力。古代帆船在中低緯度的海面上航行，季風的作用非常重要。航海者需要對風向的季節性變化規律非常熟悉，按照不同的季節，組織不同的航行，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同時間的盛行風，盡量達到順風航行的目的。但是如何讓如此龐大的船隊都充分利用到季風，按船隊的預定航線行進是很值得研究。
據北京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鄧輝博士觀點，鄭和下西洋先後要利用北半球的亞熱帶東北季風、熱帶東北季風，南半球的熱帶西北季風、熱帶東南季風，北半球的熱帶東北季風和熱帶西南季風，而完成這些季風轉變的最短時間是一年半。鄧輝博士解釋，為了盡可能多地訪問一些國家和地區，就需要派遣分支船隊代替主船隊去訪問這些國家和地區。
寶船規模
1498年達迦馬遠航印度的船隊有4艘船，最大載重120噸，長約25米，不足鄭和大号寶船的五分之一。
大号寶船共分8層。為了保證船行平穩，最底下的一層全部放置砂石，俗稱壓倉。據估算這樣一條大号寶船光壓倉砂石就要用505噸。上面的二三兩層是兩個長80米、寬36米、高2米的大型貨艙，是載貨和食物用的。這兩層船艙是整個航行的“補給中樞”。第4層是頂到甲闆的一層。這層沿船舷兩側設有20個炮位。中間3280平方米的空間是船上826名士兵和下級官員住的地方。每人的空間可以達到4平方米。再上面就是甲闆了。甲闆上的活動空間被分為前後兩部分，船頭有前艙1層，主要是船上108名水手生活工作的地方。而整個艦隊的“大腦”則在寶船船尾的舵樓上。這個舵樓共有四層，一樓是舵工的操作間和醫官的醫務室；二樓叫官廳，是鄭和等中高級官員和各國使節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三樓是一個神堂，用來供奉媽祖諸神，并有4個陰陽官專門管理。舵樓最上面則是指揮、氣象觀測、信号聯絡等場地。在前後樓之間的甲闆上除了火炮、操帆絞盤外還特地留出了2個籃球場大小的空間，專門供習操活動之用。據推算，整個船上共載有各色人員1000多人。 大号寶船近138米長、56米寬，有9桅12帆。其體态巍峨，既違背禮制，也超越了那個年代的造船條件。故成為目前頗具有争議性的問題。太和殿在明代稱奉天殿，殿高35.05米，寬63.96米，深37.20米，是中國現存最大的木構建築，其體量宏偉，造型莊重，具備了故宮主殿應有的崇高莊嚴和形象，但其長度尚不及鄭和大号寶船的一半。
寶的涵義
寶船之“寶”既有物質性的内容，如寶船所載皇帝賞賜各國的珍貴禮品及朝貢貿易的精美商品，對外國君民說都是寶物；又能帶回外國首領所贈的珍奇動植物、禮品及鄭和船隊從各地采購的中國當時稀缺的手工業原料、草藥、農作物種子等，對中國說也是寶物。因此寶船就是載寶之船，是繼承發揚和開創海上絲綢之路的船。
武器裝備
船舶龐大、種類齊全的鄭和船隊武備精良，但是，鄭和下西洋始終積極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為建立、發展和鞏固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系立下了汗馬功勞。在下西洋過程中，難免發生誤會，鄭和則是忍辱負重，化幹戈為玉帛。而對極少數相結為寇、肆意挑釁、危害鄰境者，鄭和也毫不留情，堅決訴諸武力，以維護海道清甯。
中國古代兵器在宋代之前是冷兵器時代。魏啟宇說，從北宋開始到清代中葉，是冷兵器和火器并存的時代。明初，火器的發展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不僅種類多，質量也不斷提高，使冷熱兵器在軍事裝備中的比例發生了重大變化。而鄭和下西洋船隊，理所當然地配備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武器裝備。
“據最新考證，鄭和船隊中寶船、戰船、馬船、座船就裝備了先進的兵器，這是‘艦隊’的最明顯的标志。”魏啟宇介紹說，比如碗口铳，是一種可靈活操作的火炮；噴筒，用于攻守城寨和水戰，火焰可遠達數十丈。還有火箭、火炮、煙罐、灰罐、弩箭、藥箭、鳥铳、火磚、鈎鐮、過船釘槍、标槍等武器。尤其是使用了新兵器“賽星飛”，這是世界兵器史關于水雷雛型的記載。
但是，鄭和使團的足迹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幾乎每到一地，都要代表中國政府向當地統治者宣诏頒賞，以發展關系，增進友誼。譬如：鄭和首航到達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時，占城國王身穿五色禦服，率領王公大臣和500名勇士組成的大象隊隆重迎接，鄭和也率500名儀仗兵列隊以禮相報，随即登上禮壇，向國王宣讀并遞交了明成祖的诏書，轉達了促進睦鄰邦交的願望，并向國王贈送了豐厚的禮品。占城國王設宴熱情款待鄭和一行。如此場面在訪問其他各國時也依例而行。
“鄭和使團在西洋各國大多受到隆重接待，但有時也發生誤會，甚至遭到劫掠。”魏啟宇介紹說，例如第一次下西洋時前往爪哇（今印尼爪哇），誤遭其西王軍隊殘殺者170人。對此鄭和采取忍辱負重的克制态度，隻令其納金贖罪而已，從而避免了一場大規模的厮殺，明政府和平友好的誠意也更加深入人心。
15世紀初，中國正值明成祖時代，政權鞏固，經濟繁榮，舉國欣欣向榮。而與此相反，國際形勢卻不平靜，南亞、東南亞諸國越禮肆虐，甚至誘殺明使。他們彼此之間明争暗鬥，弱肉強食，造成該地區海盜橫行，局勢不甯。
“鄭和下西洋過程中一共打了三次仗。”魏啟宇詳細地介紹說，一次是舊港海戰，殲滅了陳祖義反明的海寇勢力。一次是蘇門答臘僞王蘇幹刺叛亂，欲奪王位，并殘酷殺害明朝使團的官兵，鄭和率兵将其擊敗。第三次是錫蘭山國王竟然下令搶劫鄭和船隊的船隻和糧食，圖謀殺害使者，鄭和舉兵進攻王城，與之激戰六天，打敗并三次生擒錫蘭山國王，最後令錫蘭山國王心悅誠服。
航海的起始與終止
明永樂年間（1403～1424），明朝國力蒸蒸日上，經濟實力、造船技術、航海經驗都足以保證開展大規模的航海活動。
皇帝朱棣也有着雄心壯志，他不滿意明朝初期相對保守的對外政策，想向别的國家宣揚國威，展示明朝的實力，一當上皇帝，就多次派人要求周邊國家來朝見。
當然，也有曆史學家認為，朱棣主要是想借機找到下落不明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朱棣從朱允炆手中奪得皇位，很擔心朱允炆哪天複辟。所以，他決定組織一支陣容強大的海上艦隊“下西洋”。
據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介紹，鄭和，本姓馬，回族人，在朱棣還是燕王時就淨身入王府侍候，并因跟随朱棣起兵有功而受賜姓鄭，他本名三保，所以也有人稱他為“三保太監”或“三寶太監”。明成祖對他的忠心和才幹非常信任，所以派他帶隊執行這項規模龐大、行程艱巨的任務。
朱棣的雄心壯志使大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這使得戶部尚書成為整個朝廷中最難堪的角色。尚書夏原吉經常随身攜帶戶口、田賦赢縮的數據，以便迅速回答朱棣的詢問。對于皇帝大興土木、遣船出海以及揮師北征等決策，以戶部尚書夏原吉和兵部尚書方賓為代表的官員集團始終固執地堅持着反對的态度。這一矛盾的結局是，夏原吉被囚禁，方賓自殺，還有多名尚書非死即囚。
一連串的死亡使鄭和的事業處于捉摸不定的擺動之中。首先是朱棣于公元1424年在北伐邊疆的途中溘然長逝。從明仁宗的畫像可以看出，46歲登基的朱高熾是一個肥胖而慵懶的皇帝，圍繞在他身邊的是一批傳統的儒生，他上台的第一項工作就是頒诏禁海。他決定将都城遷回南京，同時任命鄭和為南京守備。但朱高熾即位僅9個月後就駕崩了，他的兒子朱瞻基即位，年号宣德。第五年，鄭和下西洋的最大反對派夏原吉也壽終正寝。
朱瞻基14歲的時候，朱棣曾經給他出過一個對聯，上聯是“萬方玉帛風雲會”，朱瞻基對出的下聯是“一統山河日月明”。從中可以看出朱瞻基同他的祖父一樣胸懷大志。在朱瞻基上台後第五年的六月初九(公元1430年6月29日)，他頒布《遣太監鄭和等赍诏往谕諸番國诏》，鄭和第七次奉诏出海。
這一年，鄭和已經60歲。他似乎已經預感到自己已時日不多，以及朝廷官員銷毀他全部航海檔案的可能性，出發之前，他在太倉劉家港和福建長樂的天妃宮中特意豎立了兩塊石碑，記述六次航海的經曆。後來的事件證明了鄭和此舉的意義——這兩塊石碑幾乎成為我們今天能夠面對的有關鄭和航海的僅有的原始文字資料。
宣德六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432年1月12日)，鄭和開始了他生命中——同時也是中國曆史上的——最後一次遠航。此次航行的分船隊一直抵達伊斯蘭教聖地麥加和麥地那(天方國)，從馬歡的《瀛涯勝覽》中，可以找到他們在聖地的行蹤。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公元1433年7月22日)，船隊如約歸來，他們帶回了大量的阿拉伯草藥，比如用以治療呼吸疾病的芳香樹脂安息香、消炎藥蘇合香、古埃及人的防腐劑(中國人認為它可以促進血氣暢通)沒藥等。阿拉伯藥典《回藥方》在此次航海之後開始在中國刊刻并風行。農曆九月十四，随船前來的蘇門答臘國、錫蘭國、古裡國、柯枝國、忽魯谟斯國、佐法爾國、阿丹國及其他阿拉伯國家的使臣，從北京紫禁城的午門魚貫而入，在奉天殿，向宣宗進獻他們的貢品。這所有的景象與以往幾乎沒有任何不同，但是，與大航海事業關系最為密切的兩位領導者，已經不在人世，一位是朱棣，另一位是鄭和。
鄭和從長樂出發的時候，長樂縣城的百姓給予他英雄般的禮遇，然而，這一次，人們沒有從歸航者當中發現鄭和。據說鄭和于各支分船隊在古裡集合的時候，病逝于古裡。現在人們可以在南京牛首山下找到一座鄭和墓，但是沒有人能夠說清它的來曆。
已經無從尋找鄭和的遺骨。不妨作出這樣的推測——在船隊歸航的途中，船員們根據穆斯林習俗，為他舉行了海葬。在考查了穆斯林的喪俗，發現它十分簡單——人們在清洗遺體之後，裹上白布，一邊禱告，一邊将死者抛向大海。鄭和一生曾經到達世界許多地方，但沒有人能說清他消失于何處。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36歲的朱瞻基突然駕崩，大明王朝的航海史詩，徹底劃上了句号。
航海日志
馬歡，字宗道，别号汝欽，自号會稽山樵，浙江會稽人，回族。因才幹優裕，通曉阿拉伯語，以通譯番書的身份，先後參加了第四、六、七三次遠航。馬歡是位有心人，在鲸波浩渺、曆涉諸邦的同時，他注意采摭各式各樣人物之醜美，壤俗之異同，土産之别，疆域之制，編次成帙，名曰《瀛涯勝覽》。該書共計18篇，記述了占城、爪哇、祖法兒等19國的疆域道裡、風俗物産及曆史沿革，為這幾次遠航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資料。
《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及《西洋番國志》三部遊記，是鄭和下西洋研究中最重要的關鍵作品。對古今中外研究鄭和學的人士而言，這三部作品是必讀必備的“工具書”。
這三部作品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他們的作者都是參加過鄭和下西洋，有親身經曆的人士，屬於直接史料。馬歡、費信、鞏珍，都曾随船隊下西洋，他們的作品雖然沒有中國典型文人那樣的浮華詞藻和瑰麗文筆，但他們通過自己的觀察，用比較翔實、樸素的筆調紀錄下15世紀初亞洲各國的風土人情。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鄭和下西洋的資料早已被毀，此三人的作品就成了我們能了解到那段曆史的“寶書”。同時這三部作品也對亞洲各國構建、補充、考證、修改自己的曆史有極大的幫助。印度的知名學者就曾說過：“沒有《大唐西域記》和《瀛涯勝覽》等中國史料，重建印度史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見這些作品的偉大意義！
在《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及《西洋番國志》這三部作品中，史學界給與評價最高的就是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一是因為它内容豐富，結構嚴謹，基本都是馬歡親眼觀察的紀錄；二是因為《星槎勝覽》及《西洋番國志》書中都或多或少地轉抄了該書。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瀛涯勝覽》也是這三部書中争議最大的一部，因為它的版本非常複雜。根據萬明對《瀛涯勝覽》的校訂和考證，該書有多種抄本和刻本，各自源流不同，不同版本之間存在許多不一緻的錯漏。而且由於該書的一些抄本提到了寳船的尺度，以緻史學界對此有長達數十年的争論，至今沒有一個結果。這也算是《瀛涯勝覽》富有神秘魅力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