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李慎之同志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蘇無錫。1946年至1949年，在重慶新華日報國際版任資料員，後到延安新華通訊社國際部任編輯，194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49年起，在新華社國際部任編輯組組長、副主任。1954年至1957年上半年，随同周恩來總理參加過多次外交活動，包括1954年的日内瓦會議、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在新華社期間，寫過大量的國際新聞與評論，參與許多外交文件和政治文件的起草工作。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開除黨籍，下放勞動，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間下放，于1973年回京任新華社參編部翻譯、校對。1979年“右派”問題被改正，恢複黨籍。
“慎公”，是中國知識界、思想界對李慎之先生的共稱。這位博學通識、鐵骨冰心的學者，生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卻并無專著問世，也沒有研究員、教授之類的職稱。他自1990年後方重新從事著述，平均每年隻寫三篇文章，産量不能算高，然而幾乎每一篇出來，都能不胫而走，成為思想界的新話題，引起議論紛纭。
李慎之娴于國際問題，先後任多位中央領導人的外交秘書或助理，他的一生，用一位論者的話說，可謂經曆了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跌宕起伏。同時，對身處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進行了前瞻性的思維。
李慎之是德高望重的國際問題專家，也被稱為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著述甚多。
1949年前
1941年至1945年，先後就讀于北京燕京大學經濟系、聖約翰大學經濟系和成都燕京大學，期間參加中國共産黨外圍組織。畢業後擔任過中學教員和雜志社編輯。1946年，進入新華日報社，後去延安，在新華通訊社國際部任編輯。194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産黨。
1949年後
1949年起，新華社國際部編輯組組長、副主任，負責《參考資料》（即所謂“大參考”）和《參考消息》。曾參加闆門店談判。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來外交秘書。反右期間，因為提倡“大民主”而被毛澤東親自打成右派，開除共産黨黨籍。
文革後
1973年回京工作。參加中共中央國際問題寫作小組。其間，陪同鄧小平出訪美國，擔任顧問。1980年負責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的籌建。1982年任該所所長。1985年後，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89年後辭職。
晚期
研究自由主義，對中國近代以來曆史和政治進行了深刻反思，在海内外有較大影響，被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譽為中國世紀之交思想領域的領軍人物，著有《風雨蒼黃五十年》。
１９８９年的風波之際，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李慎之，挂冠而去，并留下了一句氣貫長虹的名言：“決不能在刺刀底下作官！”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他這種大無畏精神化成了铿锵有力的文字。他不顧新聞檢查的刀光劍影，直面漫罵者肮髒的口水，忍受着舊日朋友的誤會，直言不諱，秉筆直書，用他那支多才的筆，橫掃幾十年來流行的謊言和謬論。他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精通英語，長期從事國際工作，是中國當今為數不多的學貫中西的學者之一。在他介紹西方的思想時，總能在中國文化中找到相應的話語；講中國問題時，又從西方文化中引出精深的解釋。他的文章不僅中西貫通，視野廣闊，而且格外坦誠和徹底，令人頓開茅塞，振聾發聩。
著作
《風雨蒼黃五十年》李慎之著，原連載于“曆史月刊”2000年三月号，香港明報出版社ISBN 962-973-848-1
《廿一世紀的憂思——李慎之文選》（續一）李慎之著，明報出版社 ISBN 962-973-960-7
《被革命吞吃掉的兒子——李慎之文選（續二）李慎之著，明報出版社ISBN 962-973-959-3
《李慎之全集》李慎之著，明報出版社ISBN962-379-818-X
外交助理
毛澤東逝世後，務實的鄧小平與全黨一起，撥亂反正，徹底否定“文革”，深入反“左”，逐漸把經濟建設放在首位，推行四個現代化。鑒于曆史教訓，1980年8月，鄧小平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專門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鄧小平指出：過去所發生的種種錯誤，固然與黨的領導的思想、作風的錯誤有關，但更嚴重更根本的原因還在于我們在領導制度、組織制度方面存在的嚴重缺陷。要防止“文革”悲劇的重演，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就必須從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上着手進行改革，從制度上确保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這才是當務之急。
1979年鄧小平訪美，決定起用當年周總理用過的随行人員，仍是“右派”之身的李慎之被找了出來，成為鄧小平的外交助理。途中，慎之向小平請教為何要開放，開放為什麼主要向美歐開放，小平回答說，跟着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見李郁回憶文章）
從美國回來後，組織上給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恢複了黨籍。
作為筆杆子，李慎之主持了黨的十二大報告國際部分的起草。有論者指出，這個報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根本出發點是中國的“國家利益”，并明确提出不與任何大國結盟，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當時這一報告被海外認為是中國拉開與美國距離、放棄建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統一戰線，進行等距離、全方位外交的宣言。
1981年5月，李慎之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成為第一任所長。1990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位子上被免職。
處世理念
對國際事務的熟悉和洞見，使李慎之成為中國最早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人之一。他多次撰文批評李光耀的東亞價值觀，認為李的儒家價值觀落實到現代政治上就是有強烈的宗法制——家長制色彩的尊尊親親的專制主義。李慎之認為，隻有經濟的全球化而沒有人類基本價值的全球化，這個全球化就是殘缺不全的，甚至是沒有資格稱為全球化的。
1998年，他在一本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在人類認為有價值的各種價值中，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發轫于北京大學的自由傳統在今天的複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引進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認同的自由是指150年前，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産黨宣言》所宣告的理想社會中的自由，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對自由的一種貼切的表述。李慎之認為：隻有全社會多數人基本上都具備了這樣的态度，這樣正确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種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1990年代初，中國有關“姓社姓資”的争論不息，改革開放的步伐也一度受到影響，鄧小平南方講話發表之後，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變，慎之認為鄧小平此舉扳回了一局。但此時在一些知識分子中盛行犬儒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慎之認為，堅持現代化導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必須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先進成果。
工作的性質，使慎之比一般中國人對蘇東國家的情形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很容易接受捷克作家哈維爾的看法。自馬基雅維利以來，西方政治一直把政治定義為權力的遊戲，哈維爾卻提出以道德、以良心作為政治的出發點和歸宿。慎之這樣介紹哈氏的觀點：他惟一的主張就是人人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做實事。說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
曆史學家劉志琴先生評論道，能不能講真話，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大難題，否則何以有那麼多秉筆直書的史官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建國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一批又一批因為講了真話的人打成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講真話的下了地獄，講假話的就青雲直上。此種假話還形成理論，像林彪所說的，不說假話就辦不成大事。此種教訓之深刻，足以使中華民族刻骨銘心。慎之晚年大呼以民主的生活方式來代替非民主的生活方式，不也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嗎？
慎之謝幕在SARS肆虐中華的當口，4月20日，渎職的高官被撤換，有關疫情的信息被公開，這些果敢的決策赢得民衆普遍的擁戴，也表明隻有講真話，隻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
綜而言之，貫穿慎之一生的，是對其理想的追求，他早年加入共産黨，可作如是觀，壯歲提倡政治改革罹禍，可作如是觀；暮年提倡講真話，以及對朋友說“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輕時還會入這個黨”，也可作如是觀。
他生前的一個遺願是編一套中學公民課本，十二冊，備六年十二個學期用。他說：“如果一個人還能有下一輩子，那麼我的最高願望是當一輩子公民教員，因為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
政治遭遇
讀李慎之的材料，仿佛更接近了他的深心。在這些作為被批判者、被整肅者而寫的材料中，保存了他對自己原始思想狀态的清醒描述，使我找到了他晚年思想的源流。我設身處地，發現他所做的這些陳述，以他一貫維護個人尊嚴的自覺看來，不像是僅僅為了迎合權力者的指供誘供，以求“過關”而已。他一方面确也是出于共産黨員的組織紀律性，一切如實地提供組織審查，情願接受這“審查”的後果；另一方面則不排除更深遠的用心，就是“立此存照”，留待曆史的公論。正如李秀成被俘後的自述，瞿秋白犧牲前的《多餘的話》，他們心目中的真正讀者并不是收卷的人；也正如布哈林的遺囑标明是《寫給未來一代的黨的領導人》；李慎之應該是希望他的真實思想有朝一日能得到人們的理解。因此他的自述是從容的，并不是氣急敗壞地給自己頭上“扣屎盆子”，以求盡快獲得“寬大處理”。
▲1957年對“資産階級民主思想”的檢讨
1957年反右派時，李慎之是新華通訊社總社國際部負責人之一。對他的揭發和批判開始得較晚。從他9月10日、11日兩天在國際部大會上的檢讨報告看，他檢讨了“資産階級民主思想”，除對整風、反右等運動的看法外，其他具體問題，隻要看看各節的小标題就可以略知大概：
1.兩黨制如何起制約作用；
2.黨管哪些，應該領導哪些，不該領導哪些：如何領導？
3.黨群關系，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問題；
4.歧路興悲；
5.中國（共産）黨有無犯錯誤的危險；
6.（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與蘇聯制度的關系。
再看他一篇“向黨、向人民請罪”的未定稿（刊于新華總社機關内部《前進報》，1957年11月4日第4版），其中涉及劃他右派所據的“右派言行”，如：
運動初期在國際部壁報上，提出“隻有大膽地放，才能解決問題”；
推薦《人民日報》上蔔無忌（後來知是鄧拓）的署名雜文《廢棄“庸人政治”》（按：鄧文是從成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引申立論的），反對黨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新聞業務》上發表《試揭一個矛盾》，懷疑新聞服從政治的原則，實際上攻擊新聞工作是“愚民政策”，要求絕對的“新聞自由”；
曾經覺得（土改中）打地主不文明，就是“民主革命中的表現也不徹底”的證明；
認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
此外，曆次運動中不積極，怕過頭，怕傷人；誇大副作用，而要求穩健，雲雲。
經過50年的風風雨雨，我們對上述這些條條，應該不難知道“是怎麼回事”，從而判斷其是非。
▲8年後的再檢讨
曆次政治運動，都是按照中國特色運作的。盡管世界法治國家的通例是一罪不二罰，但在我們這裡則是“新賬老賬一起算”，所謂有“前科”，當然要翻老賬，何況還有出身、教育背景之類的“原罪”！于是在反右派鬥争中劃為右派分子的李慎之，在8年之後的1965年，還要寫《關于服罪問題的檢查》。早從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批判彭德懷的“翻案風”，就已經開始對原已打倒的對象進行新一輪的打擊了。李慎之自不例外。他是個多思又健談的人，難免授人以柄，或用革命陣營中的話說，是讓人抓住小辮子。
其實，李慎之在1957年反右派鬥争中的認罪，已經達到他這個人所能承認的“罪行”的極緻。總不能讓他像侯寶林那樣，“文革”中在幹校認罪說“我企圖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吧？
李慎之這樣儒雅地表達了他對當年所犯錯誤的認識：“我在1956-1957年間，資産階級政治思想的惡性發展，已達到對"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全面懷疑、全盤否定的程度。我從設想一個"沒有斯大林的錯誤的社會主義"，"沒有匈牙利事件的社會主義"出發，對黨的領導，對無産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以至新聞政策、幹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統的、根本性的攻擊。”
就是說，他承認他是就國家政治的根本制度進行思考和建言的，不是僅就幹部作風、幹群關系的一般負面表現，做一些枝枝節節的批評。他的認罪也不是所謂“大帽子底下開小差”，都有具體的内容，他說：“我誣蔑黨的權力太大會使社會主義國家成為極權國家，由階級專政成為一人專政，黨會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社會主義會退化為國家資本主義。我希望黨"自遠于以黨代政"，"以不領導代替領導"，"以少領導代替多領導"，要求"以社會力量從外部來制約黨"。我要求實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權要歸"全民所有"，希望開發"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和"幹部自由市場"，我希望黨向資産階級民主學習，效法資産階級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文官制度、出氣洞等等，還要求以專家路線來補充群衆路線，我把這稱之為"兩條線通天"。
李慎之的這些思想固然是在國際部小範圍的同志間講過，“啟發”他們想“大問題”，有的并寫成短文、牆報，但最全面的一次則是在毛澤東派他的秘書林克前來征求意見時表述的。其後不久，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對包括李慎之在内的幾位中共黨員幹部所說的“大民主”作了批駁。
▲批判自己的綱領性政見
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對批判鬥争對象“欲加之罪”或欲加重其罪時，總是指責他們是“有綱領、有計劃、有步驟”地反黨，然而大半都沒有什麼事實根據。而在李慎之這裡，他的政治思想帶有綱領性，他所發揮的那些條條，互相貫通，“加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政治宣言”。
在1965年11月12日《關于服罪問題的檢查》中，他坦白地承認這一點，并且以第三人稱批判了他自己的這些綱領性政見。
他說，第一，這些條條決不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内部探讨如何“改良”的意見，而是一套完整的修正主義綱領，在當時就是資産階級右派的綱領。它的基礎是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有階級、有階級鬥争，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惡、永遠都有善有惡為立論的前提。它要求肯定而且固定個人的權利義務，而否定人的思想改造的可能性。第二，這些條條的作者決不是一個有共産主義理想的人，如果他有理想的話，他的理想也隻是“抽象的民主自由”。他提出這些意見的動機決不是要促進共産主義的實現，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要“使社會主義千秋萬世”，而是要使資産階級式的“民主”國家千秋萬世。他充其量有使國家“長治久安”的願望，而決沒有不斷革命的理想。
李慎之這樣概括他的罪行說：“提出這樣一系列主張的人，曾經自稱對這些主張苦苦"思索"的人，決不是在鳴放期間偶然失足的，也決不是認為自己的意見還不肯定、隻是在"探讨""研究"的人，因為他久已完全肯定"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應當否定，而資産階級的民主自由才是"永恒的理想"。他的"尚待探讨""研究"的隻是實行這種民主的具體方法、步驟與時間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在李慎之筆下，凡是在交代他的“右派思想言行”，也就是回溯或闡發他曾有的主張時，都是用的自己的語言，而在對之進行檢讨批判時，用的則是流行的政治語言，例如把民主、自由，都加上“資産階級”這一類定語，或用了當時揭批“現代修正主義”赫魯曉夫“全民黨”、“全民國家”時的習慣用語。
李慎之承認的罪行，就是他認為至少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也必須實行民主政治，使公民在享有各項自由權利的基礎上來履行義務。
▲“我所要求的是要黨承認我——根本是一個好人”
李慎之服從了共産黨給予的處分，但從黨組織要求他檢查“服罪”問題來看，他之不服罪一定是形諸言表的。他在運動中隻是“從階級分析上去領會批判的正确性”，就是說從“階級分析”看，他所戴的帽子都是戴得上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他說，“我所要求的是要黨承認我——根本是一個好人。”這并不意味着李慎之持道德史觀，隻是說他要求一切要循常情常理。可冷酷的現實，是他被視為“敵我矛盾”之屬，自視為“好人”更進而要求黨視之為“好人”，這就叫作“鬧翻案”。
而到了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三面紅旗”打不下去了，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問題。李慎之說他在1962年一度“幻想平反”，是由于他“誣蔑黨在反右鬥争以及以後犯了左的錯誤”，“感到"反右擴大化"與"反右有副作用"，需要"糾偏"，"甄别平反"”，同時也是因為對“改造生活”的長期性和艱苦性沒有精神準備，要求恢複精神尊嚴的情緒與日俱增。
▲在“服罪”與“不服罪”之間
看來，李慎之的“不服罪是一個曆史事實”。因為，隻有按照主流意識形态的語言體系，才能順理成章地入“己”以罪；然而，李慎之又不是沒有自己的頭腦、讓别人牽着自己的思想走的人。所以，在“服罪”與“不服罪”之間，他隻能打着思想的秋千，蕩來蕩去。于是，我們就看到了他的矛盾，他的痛苦，他的悖論和他的尴尬。人們要挖他的思想根子，他除了照運動中的老例檢讨“個人主義”以外，還從思想上反省了兩點：
一是“階級鬥争觀念薄弱”。對階級鬥争的厭倦，甚至使他在1958年一度“衷心地擁護三面紅旗，擁護實現共産主義，在我的靈魂深處也是因為我渴望階級鬥争快快過去。我以為超英趕美建設社會主義是可以不要經過階級鬥争而完成的，而到那時候我的問題也就自動解決了”。
二是所謂“形而上學”。他說，“我當年所以會有那麼多的反動思想，還把它當作好東西，是因為我腦袋裡有許多被我認為是萬古不變的"真善美"的标準，這些标準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後受到了破壞，因此就使我感到許多東西都不對頭，不惜挺身而出，做一個保衛這些東西的"勇士"。一直到反右以後，雖然我的政治思想受到了毀滅性的批判，但是我的人道主義、人性論之類的思想，我對文化藝術的标準還沒有從根本上觸動。8年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逐步深入，已充分告訴了我，所有一切我過去認為"真善美"的東西無一不與3000年的私有制有聯系，一概都要從根本上加以否定。而我自己也從社會生活的改變中體會到，這些東西在新社會已無存在的根據。”李慎之在不無悲傷地面對這一切時，他已經感應到名為“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山雨欲來。
在新的更具毀滅性的災難之前，一個右派分子的“服罪”與“不服罪”，似乎已經無關緊要；李慎之在這份《關于服罪問題的檢查》上自注：“未通過。”他也未必還在乎它的通過還是不通過了吧。
這一份我在這裡着重用來舉例的老材料，連同卷宗中的其他材料，是具有文獻性的史料，應該加以研究。
往事略集
當代中國思想界有所謂「南王北李」之說，王是上海的王元化，李是北京的李慎之。此外，一些青年學者亦推崇龐樸和湯一介，其學問和人格都受尊崇，或許可說是當代中國思想界的「四大天王」吧。
李慎之原來是周恩來英文秘書，但在反右及文革期間受了不少苦，平反後因其特有風骨，很受敬重，其一句「不在刺刀下當官」的話，也常被知識分子傳述。其氣态沉穩勇銳，頭腦極清晰，有虎猛之勢。龐樸則在改革開放後，立刻表達其學問深度，且提沷了不少青年學者做各方面研究。他氣度溫文内蘊，不多發言，一發言則必有洞識，如雲中潛龍之出沒。
我們對話的核心在人類走向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文化的處境将如何？李慎之以全球化時代始于五百年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在上帝眼中隻是永恒中的一瞬，但卻對人類造成巨大影響。至一九九二年冷戰結束，則是另一時代開始，是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
龐樸以五百年前是西方文化操縱世界之始，但真正全球化當在二十一世紀，不以西方為主軸，是全球參與的多元化時代。此中的中國與世界之關系，可用莊子一句話明之：「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中國若沒有全球，就不能有自己，全球若沒有中國，也無得着，中國當以不排斥各族各文化的前提，來提供自己的價值給人類，海外華人當以「文化中國」來參與到世界裡去。
李慎之提醒中國切勿以自己為中心，那将成世界的禍害，故須視自己為多元中的一元。在中國目前失去的是「靈魂」，必須重尋上天放入心中的良知判斷準則，而建立人類和好之道。
世人評說
诘難主流文明與普世精神者嘗言，那些東西在中國的民族傳統中沒有根基，是在中國找不到錨地的舶來之物，中國的出路在于或另辟他途，或回歸本土。然而，慎之先生用他的一生有力地證明了一個相反的結論。慎之先生本人即是普世精神的本土楷模。慎之先生以他的一生為一個案，證明了他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序中所伸張的，主流文明與普世價值雖非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固有的傳統，但是來到中國就會生根發芽，與中國傳統融和。慎之先生的言行在當代中國的思考者中間所引起的強烈反響，可見先生之道不孤。———劉軍甯
中國知識界在八十年代有了一道“說真話”的題目。巴金提倡說真話，于是有《真話集》，其實那是小學三年級程度的真話，這種真話用的是記叙文的方式，說的大抵是關于個人的事情，一點回憶，一點感悟。然而，即便如此，事情就已經鬧得不得了了。但這并不能說明巴金的真話之真有很高的程度，隻是說明我們的程度更低，此前隻是“文盲”，幾十年盲人瞎馬的過來罷了。蕭乾也說是要說真話，但提出要修改巴金的“要說真話”的說法，加上“盡量”兩個字，明顯地後退了一步。在關于哈維爾以及别的文章中，李先生恰好也提及說真話。他贊譽王國維、陳寅恪的是“惟真是求”，不趨時媚俗。真話是分層級的。如果說王陳二位的真話不出學術的範圍，那麼李先生的真話則是超學術的；“真”的程度很高，這不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容易做到的。———林賢治
現代中國，“理想”在許多場合成為克人縱己隻賺不賠的遊戲，如明儒黃宗羲所言“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慎之先生正是這種僞“理想”之敵。而古今有賢者焉，窮則兼濟天下，為無權者之權利知其不可而為之；達則獨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能強使人而不強。慎之先生正是這種真理想之友。———秦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