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1905年—1991年），程子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我国经济战线杰出的领导者；他1925年参加革命，在将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千难万险，始终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人物生平
程子华（1905—1991）山西运城人。1922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后，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1931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红三十五军第三七团团长，独立第三师师长，红五军第四十师师长、第四十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十四师师长，第二十二师师长，粤赣军区代参谋长，参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早年经历
程子华同志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的一个贫民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即立志报国。1922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他多次参加了反对军阀统治的爱国学潮；在斗争中，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于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他决心投笔从戎。
参加革命
1926年12月他受党组织派遣，考取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此走上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的戎马生涯。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程子华同志积极参加了讨伐叛军夏斗寅的战斗。此后，他几经周折来到广州，于1927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军退出广州以后，他参加了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29年后，他到国民党军队岳维峻部做兵运工作，成功地发动了大冶兵暴，壮大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力量。
1931年4月，他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红35军307团团长、独立三师师长、红五军四十师师长、四十一师师长兼政委、十四师师长、二十二师师长、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等职，参加了第二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深入发动群众，诱敌深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934年1月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6月，中央决定派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行前周恩来同志亲自谈话，分析了形势，部署了任务。到达鄂豫皖以后，他任红25军军长，于1934年11月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及红25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在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战胜了敌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初到达陕南，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后担任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25军政委。1935年7月，红25军西出甘肃，钳制敌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程子华任军团政委。他参与指挥了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巩固、扩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红十五军团在中央的领导下，配合红一军团南北夹击敌人，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瓦窑堡会议以后，为了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根据中央的部署，1936年2月，红军开始东征。他和徐海东同志一起率领红十五军团参加了东征战役。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合，中央决定西征甘肃、宁夏。1936年5月，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分两路西进。进军途中，重创了马鸿逵的反动武装，同时注意民族政策，发动回民群众组织了抗日的武装。红军3大主力会师后，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抗日前线
西安事变以后，党中央为了建立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派程子华同志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任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他积极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同阎锡山的反共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的斗争。1939年1月，他深入敌后到冀中军区工作，任冀中军区政委，后兼冀中区党委书记。在极艰苦的情况下，他和吕正操同志领导了军队的整顿工作；发动群众，组织
群众，武装群众，坚持了平原游击战争，领导冀中军民粉碎了日寇的“五一”大扫荡，巩固了冀
中抗日根据地。他总结了在平原地区建设根据地和进行游击战争的经验，编写了《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倡导了地道战。1943年8月，他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后代理分局书记、代理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领导粉碎了日寇对晋察冀的3个月大扫荡，坚持和扩大了敌后武装斗争，冲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巩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1945年10月，程子华同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根据党中央解放全国的战略部署，领导创建了冀察热辽根据地，在1947—1948年的秋、冬、夏季攻势中，消灭了华北敌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指挥了隆化战役，解放了热河全省，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配合杨、罗、耿兵团，切断了华北与东北的敌军联系。1948年9月，参加了辽沈战役，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成功地阻击了敌人从葫芦岛和锦西增援锦州的部队，对我军取得锦州战役的胜利，确保对东北敌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10月，他任东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11月初，奉命先遣入关，协同兄弟部队，重创了敌军的主力，对北平形成了包围态势。北平解放后，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委。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程子华同志任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司令员，率部南下，先后解放了安阳、新乡、襄樊、沙市、宜昌等地。胜利渡江后，参加了衡宝战役，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湖南全境。
建国以后
1949年末，中央任命程子华同志为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从此结束了长达22年的戎马生涯，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在山西工作期间，程子华同志重点抓了人民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并把军队的协同作战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运用到各部门的工作中去。1950年10月以后，他调任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领导了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创建，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在全国推广了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3种形式和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3种形式，完成了对手工业和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任商业部长、党组书记，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干部学校（北京工商大学最早前身之一）校长（1950.7-1954.7）。1960年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1年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有效地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西南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他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的指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统一规划，综合平衡，突出重点，精心组织，发动各部门通力合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创业，建设了一批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重点的厂矿和军工企业。
文化大革命期间，程子华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错误地长期关押，身心受到了严重损害。在关押期间，他立场坚定，毫不动摇，与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顽强地斗争。在狱中，他以坚强的毅力，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双手严重残疾、生活难以自理、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写出了长达万言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情况总结》。这是一份珍贵史料，周恩来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1975年以后，他到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写出了《我对〈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晚年雄心
1978年3月，程子华同志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他不顾年老体残，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建了民政部，使全国的民政工作走上了正轨，出现了新的局面。他非常重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带领广大民政干部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对民政系统和民政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他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主持了《选举法》的修改工作，亲自带队深入基层进行选举试点，并组织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全国县、乡选举。为了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他率先推动了扶贫工作。他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残疾人事业，经常深入灾区和贫困地区察看灾情、访贫问苦，亲自批阅和接待了大量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程子华同志在全国政协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期间，继续完成了中央交办的大量重要工作。他筹建了黄埔同学会，参与了三峡建设调研工作，关心体育事业。
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三大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他生命弥留之际，还十分关心国家制定的十年规划、“八五”计划，关心祖国统一大业。
程子华同志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和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1991年3月30日22时11分，程子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终年86岁。
纪念馆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
1986年4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组任字【1986】36号）。任命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委员。程子华同志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召开的第二次和第四次会议，研究讨论了建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审议通过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的各项议程和决定，和中顾委常委、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主任伍修权，及建馆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一起解决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设过程中陆续出现的诸多难题。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建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隆重举行。程子华同志出席了典礼仪式，并做了重要讲话。程子华同志还参加了1992年10月出版的《辽沈决战》（续）的编审工作
个人履历
1905年6月生，山西运城人。曾用名程世杰。
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中等师范学校肄业。
1922年在山西太原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求学，参加革命活动。
1926年12月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后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战士。大革命失败后，
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后到国民党军岳维峻部做党的秘密工作。
1929年底领导湖北大冶兵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五纵队二支队队长。
1931年4月起任红三十五军二○七团团长，红军独立三师七团团长、独立三师师长，四十师师长，四十一师师长、政治委员，十四师师长，二十二师师长。曾入红军大学高干队学习，后任粤赣军区代参谋长。
1934年起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参加了长征。
1935年9月起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
1935年9月至1937年8月任红十五军团政治委员。
1935年11月至1936年12月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9月起任山西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北方分局委员、北方分局宣传部部长。
1939年1月起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后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
194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
1943年起任晋察冀分局代书记，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7年起任冀察热辽前线指挥所司令员，曾兼任前线指挥所政治委员。
1948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
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书记。北平解放后，任北平警备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3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书记，5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1949年8月至1950年9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其间：曾兼任山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1949年8月至1951年2月任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11月至1952年10月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干部学校（现北京工商大学最早前身之一）校长（1950.7-1954.7）。
1952年10月至1956年10月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代主任、党组书记兼总社干部学校校长（至1957年4月）。
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至1961年12月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9月至1960年2月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8年11月起）。1960年2月至1961年1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0年8月起）。
1961年1月至1965年2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1年2月起）、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成员（1963年2月起）。
1965年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5年3月至1966年11月任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966年至1972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
1972年至1975年解除关押后又受迫害。
1975年至1977年在中央读书班学习。
1978年3月至1982年3月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78年5月起）。
1980年1月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1980年4月起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名誉主席。
1980年9月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2年9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1991年3月30日在北京逝世。
贡献
在山西工作期间，程子华同志重点抓了人民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并把军队的协同作战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运用到各部门的工作中去。
程子华在中央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当时手工业正面临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程子华与一些错误主张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上任之初，他就从理论上着手解决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程子华组织全国合作总社局以上干部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学习中，大家明白了工业发展的一般过程，即从农业当中分离出来以后是作坊，然后是行会，再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继而发展成为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大工业。联系中国的实际，程子华等人认为，作坊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的生产小组；行会这个阶段，类似我们的供销合作社；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我们就把它作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样，一步步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
在合作社组织蓬勃发展之际，程子华和合作总社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基层社的组织形式问题。1949年1月的华北供销合作会议和1950年7月的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根据刘少奇“供销社要大”的指示，提出了农村以集镇为中心建社的原则，但是认识很不一致。高岗和东北的一些干部极力坚持以村为单位建社。带着这个问题，1951年3月，程子华下到华东、华中作调查。经过调查，程子华心中有了底。4月中旬，他和薄一波联名给刘少奇并中央写了《关于农村和城市基层合作社改变组织形式问题的报告》，肯定了农村基层社应以集镇或较大村庄为中心建社的原则，明确了城市消费社应以居民区建社为主的3种形式。报告得到刘少奇和中央的肯定，5月初，中央将报告批转给各级党委作为城乡建社整社的依据。由于中央领导的重视，加上程子华等合作社领导的努力工作，合作社的各项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
程子华到国家计委工作的时间是1961年。当时，国家计委主任、党组书记是李富春，他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60年代初，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程子华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程子华参加领导缩短国家基本建设战线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包括消费商品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计划，要根据物质的多少，量力安排。物质的多少是由劳动力决定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人民币是造币厂印出来的，要多少有多少。如果按人民币多少作计划，超过物质供给可能，就会造成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拉长基本建设战线。他在实际工作中得出的经验之谈，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
程子华直接参与了解决香港人民吃水困难的问题。1962年夏，他亲自到两湖、两广，就这个问题进行广泛调研。到广州后，正逢周恩来出国访问回国后在广州作短暂休息。周恩来了解到香港人民吃水困难，便找到陶铸和程子华研究解决。他们三个人不谋而合，都主张把东江水经过几级提级开发，越过高山，送水到香港。回到北京后，程子华向李富春作了汇报，将此事列入了国家计划，从而解决了香港人民吃水困难的问题。
为西南三线的建设，程子华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名字生根于西南地区人民心中就是始于此时。中央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任常务副主任。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是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从厂址的选定到工厂的投产，程子华亲历亲为。仅过了1年，攀枝花工程就完成了准备工作。1966年开工，1970年炼出了铁，1972年轧出了钢坯，1974年就出了钢材。
1966年，程子华刚过花甲之年，老当益壮的他仍在继续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迫害的程子华被迫离开了领导岗位。程子华由专政机关关了4年多，在军队农场劳动改造近一年。在逆境中，他仍很乐观，他知道乌云总会有散去的一天，被关押期间，程子华阅读了大量书籍，包括《资本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通过读书，充实自己，打发无聊的时光。在阅读之余，程子华凭着记忆，写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报告》。这个报告融入了大量的经济理论观点，并与建设的实践完美结合了起来。从专政机关出来后，他将报告呈送毛泽东和周恩来各一份，周恩来看后认为写得不错。
回忆红军东征
红军在1936年的东征战役，是中共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西北后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一次重要战役。东征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是首次胜利地执行党的新的政治路线的军事行动。通过东征，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壮大了红军队伍，巩固扩大了陕北苏区。东征为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准备了条件。从当时和现在来看，东征在中国革命史和红军武装斗争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下面仅就我个人记忆以及接触到的一些文献资料，谈一点东征战役中有关统战方面的情况。1935年12月，当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之后(即东征战役的准备阶段)，党中央就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了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先后同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密切联系”的原则协定，解除了红军渡河东征的后顾之忧。红军渡河之后，党中央又先后派李克农同志、周恩来同志同张学良进行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并根据张学良将军的提议，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赢得了以张、杨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对促使张、杨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
作为抗日战争的前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红军东征将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载人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册。本文来源：《红军东征》；本文作者：程子华
纪念书籍
《纪念程子华》一书是为了纪念我党伟大的军事革命家程子华所出的悼文集，里面汇集了一大批革命老前辈以及程老的亲友们为他所写的悼文，由这含着泪水的字字句句，我们也了解了程老辉煌的一生。让我们永远地记取这个名字吧！让我们永远地记取他的精神吧！程子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12年前，在很多老同志的倡导和热情关怀下，于程子华同志逝世两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纪念程子华》一书。以此来怀念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高尚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
纪念活动
2005年6月22日，山西省委举行纪念程子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田成平作重要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宝顺主持。省委副书记薛延忠，省委常委、秘书长申联彬，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郑传福出席。省政协副主席薛荣哲、原省委书记李立功作了发言。程子华同志夫人张惠及子女、亲属出席座谈会，并作了发言。
人物评价
程子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他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共产主义，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党叫他做什么工作，他就做什么工作，做一件爱一件，件件都能做出优异成绩；
他功高不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中只有党和人民；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公道正派，敢讲真话；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实事求是，作风严谨，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他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爱护下级，平易近人，联系群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德风范，身体力行地实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