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宋太祖赵匡胤篡取了后周帝国的江山社稷之后，对后周的旧臣一个不杀，全部予以提拔重用。
大宋帝国建立刚过百天，原后周的两员重将——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就因拒受新朝统御，相继在潞州（今山西长治）、扬州起兵叛乱。两场战事的规模虽然都不算很大，但也一直到这一年的年末才得以平息。
北宋统治者赵匡胤为此深为忧虑，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他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局面不再出现；二是如何巩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事件过程
事件起因
建隆元年末（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他召见丞相赵普，询问息兵休战、国家长久发展的好办法。
赵普精通治道，提出问题的症结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便已明白。
于是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划就这样酝酿出来了，并逐步付诸实施。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赵匡胤吸取了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961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强中央集权。起初，太祖以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而赵普数次进言，担心石守信等人的部下贪图富贵，提醒宋太祖，记住陈桥兵变的历史，一定要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宋太祖不久后就采取措施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事件经过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席中说自己整夜不能安睡。
石守信等人询问原因，宋太祖表示，担心他们的部下造反，再次上演“陈桥兵变”事件。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于是请宋太祖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宋太祖回复，可以放弃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多买些歌姬，宋太祖再同他们结为姻亲，君臣之间，两无猜疑。石守信等人知道已无回旋余地，并且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于是俯首听命。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十日，石守信等人上表请求解除兵权。宋太祖同意，下令罢去禁军职务，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
事件结果
在解除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于是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皇权对军队控制加强。
宋太祖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把张令铎的女儿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宋太祖当年执掌兵权的结义兄弟的禁军职务全部被解除，且从此不再授予他人。石守信虽然保留着侍卫都指挥使的头衔，却没有任何实权。
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镇守棣州、郭进镇守西山、武守琪镇守晋阳、李谦溥镇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赵赞镇守延州、姚内斌镇守庆州、董遵诲镇守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
事件评价
“杯酒释兵权”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及君臣和气，轻而易举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权力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影响深远。
不同意此观点的人则认为宋太祖专力巩固中央政权，“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
事件争议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事，历来的史学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但也有学者经过考证，对这件事下了这样的评价：故事性强、子虚乌有。
认为“杯酒释兵权”实有其事的论者，主要依据是北宋中期以来的一些史籍的有关记载。现存“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是北宋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以下简称《谈录》）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以下简称《笔录》）。《谈录》记述了赵匡胤与赵普关于此事的一段对话。书中记载，赵普对赵匡胤说，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认为石、王这两位老将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决不会反对自己。赵普则进一步做工作，说石、王这两位老将缺乏统帅才能，日后肯定制伏不了部下，后果将不堪设想。赵普终于说服了宋太祖，罢了两人的兵权。《笔录》则更明确地记述道：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最后让他们“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事隔半个世纪，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以下简称《纪闻》）中，对此事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书中记载，在宴会的第二天，赵匡胤的部将个个心领神会，“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
上述三种记载，矛盾百出。首先，《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宿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宿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明显不可能，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详细，就愈是不可信。
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一书所记载，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就决定的。但若根据《笔录》所载，此事则是太祖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才“不得已”而罢去他们的兵权。但若根据《纪闻》所记载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没能成为史实，盖棺定论呢。
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
第四，关于“释兵权”的内容史学界也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指罢石守信等四人典禁军，有的则认为主要是为了削弱藩镇势力。
另外，“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却未见一字。元末，史学家根据《太祖实录》与《三朝国史》编撰而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件事发生过的可能性非常小。
后世纪念
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