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介
正如作者所說，本書“是個機緣，如果可以，我願意心懷惴惴地說出來。無意告訴别人我走過了多少路，倒是可以讓人知曉我在每一個路口的徘徊，哪怕是讓人看看這個不擅閃躲的人身上留下的所有車轍。”
作者以内心深處的真誠，和充滿詩情的影像與文字，為我們展現出當下中國社會最真實的荒誕與浪漫。
To愛攝影的年輕人。本書是國内首部攝影師創作手劄：内容包括創作經驗、攝影師的自我成長曆程、攝影藝術在當下中國意義的思考等，對于有志從事攝影行業的年輕人有着相當重要的指導和啟發價值。
To每一位熱愛生活的朋友。活得平靜而又熱烈。父親的惆怅，妻兒的翹首，内心的熱愛，無一不牽動心腸。那些動人的所在——我的碼頭，黃河上下——我的大國。我們每個人都是一盞微弱的燈，都是流浪着的、時間的孩子。
To處在青春當口、抉擇當口的你。十年、十年、又十年。人生有幾個十年？内心認定的東西，勇敢地去做。嚴明給我們抉擇的勇氣。大報記者，風生水起、遊刃有餘之時，一紙辭呈，改變了他生活的軌迹。
攝影召喚了他。他用攝影體驗這一次生命，并發出一聲慨歎：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
作者簡介
嚴明，中國著名攝影師。70後，安徽定遠人。大學學的是中文，曾做過十年搖滾樂手，做過十年記者。2010年辭去公職，成為自由攝影師，現居廣州。
2010年憑作品《我的碼頭》獲法國“才華攝影基金”中國區比賽紀實類冠軍、大理國際影會獲最佳新銳攝影師獎，2011年憑作品《大國志》獲第三屆侯登科紀實攝影獎。入選《Vista看天下》（2011）年度圖片大賞。2012年受邀擔任Thinkplus2012“大聲思考”大型演講活動演講者、2012連州國際攝影年展策展人，2013年擔任TOP20•2013中國當代攝影新銳展評委。作品由多家藝術機構及國内外收藏家收藏。
精彩文字
我的碼頭是走累時的一碗面、一缽粥，是遠處的夕陽和經過近前的一張陌生和親切的面孔。我要走更多的路途，或許碼頭是一片永遠都看不到盡頭的昏暗水域，我可能注定一生泅遊。
我們是不願意去想死亡的，但不應該忘記死亡。我們容易把時間花在那些已經明白了，卻還在裝作不明白的事上。
在我看來，多大的主題也莫大于時間的主題；一切悲怆的故事，莫不是時間的故事；最浩大的成本，莫過于時間成本。
我們喘着氣，為的是那些讓我們喘不過氣的時刻。
無限思量，徒留怅惘。剩下的，是一種掏心窩子的空。其實明知會如此，隻是心裡總放不下。江水還在拍打着山石，江山其實永在。
誰先動心誰先死。在動了感情之前，不必先動心機。心機是會被看出來的，那叫心機之作。
午夜時分的街邊，買天讓問：“嚴明，你覺得自己最重要、最特别之處是什麼？”我喝了口啤酒，擡起頭，很認真地告訴他：“是我腦子裡沒有屎。”
佛教裡說的人生三重境界：從“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再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到最後，“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我看就像極了我們學攝影的過程。第一階段的“看山是山”，就像初入攝影的世界，花花草草，見啥拍啥。後來，涉獵漸廣、涉世漸深，世界常被我們用來寄托懷疑與批判、迷茫和歎息。最後，經過了提煉、抛棄，會抓住真相和本質，得到了走出經驗之後的深刻。終于開悟，參透人生，胸中自有山水。
薇薇安留下的照片中，有不少是她對着鏡子或櫥窗的自拍，樸素且體面。可以想見，她在忙碌中也曾打量和慨歎過自己的身體和生命。沒錯，身體和生命，構成了人生的全部迷局，我們要有足夠的耐性用身體穿過生命，并且保持發型不亂。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是一盞微弱的燈，都是流浪着的、時間的孩子。我自己也是一隻不系之舟，懷揣着瞬息換千年的野心，融入了這古往今來都沒有變過的漂泊流浪。年月把太多擁有變成失去，但還是遺漏下一些舊情懷，陪我們一起，一直去往我們那麼不确定的未來。
我原本以為攝影可以是悠遊于不停變換的碼頭，可以是攻城略地般地轉戰江湖，憑着铤而走險的勇氣踏遍萬水千山即可。可是，一旦抵達那些動人的所在，心随境轉，心都會久久停留，離開也會挂念。它是動用靈魂的事，它根本不是一件可以定出收工時間的事。精神的遊牧一旦詩意地還鄉，離别即是流放，雖半步即是天涯。
這幾年，我經常去鄭州，經常在經過火車站時想去找一下當年我和父親打地鋪睡過的那個母嬰室，想去看看。鄭州站二十年前就建得特别大，我怕想起曾伏在父親背上看着他的每一步艱難，怕想起他問路時的焦急神色，怕想起他花錢時的每一次為難。
我怕當真再次去到那個地點時，會站在跟前，流下淚來。
有朋友問我，你不讓孩子學攝影嗎？我覺得将來他如果喜歡攝影，一定是在他認知了這個世界，迫切需要用攝影與這個世界連接時，他自然會抓起相機。不宜再用吃飯、謀生這些概念加在下一代身上，以前用音樂我沒有做到的分享和對話，我又能與孩子分享音樂，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有聲有色的生活呢？不為什麼，隻為喜歡和曾經喜歡。有多少愛可以重來啊！至此，這個事情算是終于想通了，陪伴和鼓勵，就是我能給他的精神财富了。兒子也問過我：“爸爸你後來怎麼不搞音樂了呢？”我說：“爸爸沒有堅持，爸爸現在後悔了，我覺得還有時間，爸爸要跟你一起不再離開它。”
我也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我早十年搞攝影，繼續搞了十年音樂，又會是什麼樣子呢？在有音樂的日子裡繼續搞攝影會是什麼樣子？這個将來一定有答案。
或許，我也會成為一個優秀的鼓手呢……
嗚呼，音樂！
荒誕是現實的呻吟聲，一直提醒我們，痛在哪裡。
我也很快發現，我拍得最多、拍得最好的時候，正是曾經僅憑兩條腿走得最苦、最遠，走得膝蓋都發燙的時候，是在最疲乏的時候，也是心跳最劇烈的時候。
“九萬裡悟道，終歸詩酒田園。”田園，是我們這個基于農耕文明發展起來的國家的載體。詩、酒、歌、畫都從中來，打動着我們并慰借着後來的靈魂，它抹平了一切痛苦與不安，那應是荒誕發生前的樣子。“此心安處是吾鄉”，家鄉不能隻在詩酒歌畫中，留住并延續殘存的中國式的浪漫美好，是我心所願。
我憐惜着那些活着不易的人們、那些存在不易的物們，陪伴着這個時代的所有不堪與失态。真的不想隻當我們是去送葬，真的不想讓後來人隻能在我們的影像中遊園驚夢。都說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而這就是我們的時代。與它相遇，不是緣分，是我們的命。
我決定認命。
因為，我愛這哭不出來的浪漫。
外界書評
2010年初，我遞交第一份工作辭呈，在msn上與其實就坐在樓上辦公室的同事嚴明聊天。内容不詳，隻記得他用了“破釜沉舟”這個詞。不久，他也辭職而去。原本被認為是他雲遊拍照的強大後盾——他的妻子，也辭去了不錯的工作。而他們，還有一個讀小學的兒子。
那個春節以前的連州攝影節，嚴明和比他年輕的同事們——和我一樣是他的死忠粉——在二鞋廠布展。他們喝酒、唱歌，歡呼來去，像過一個自己的節日。後來，年輕人四處離散，隻有嚴明每年依舊過着這個他的節日。年複一年，我在網路裡旁觀他的節日，依舊歌唱，依舊喝酒，身邊也總有一群愛拍照的朋友。
連州不是我第一次為他感動。
大概是2008年夏天，嚴明帶着那群年輕人風風火火打掃9樓辦公室那間灰塵鬥亂的暗房。我在一邊看他們挽着袖子，流着汗，個個咧着嘴樂呵，像春節前辭舊迎新、喜氣洋溢的清掃，“dreamhouse”兩個詞不停在我腦海裡忽閃。
後來，這裡成了嚴明的主要工作場所。他不是在路上，就是在暗房。路上的時間時常會長達一兩個月，背着上百個膠卷，和他那台祿萊；回到廣州便是暗房裡昏天黑地的沖膠卷。年輕人會去找他聊天，在暗房裡放音樂，偶爾他也會邊彈邊唱吼幾嗓子。他們不太敢喊他一起下館子吃飯，因為大家都知道他不為工分拍攝，過着“苦行僧”的生活，而他也堅決不願讓年輕人請客吃飯。更多的時候，是報社旁邊蘭州拉面館10塊錢一碗雞蛋炒刀削面。
暗房之後的2009年，廣州第一場個展《我的碼頭》。那又是一個節日，嚴明的節日，攝影部的年輕人也視之為節日。小夥伴們齊刷刷注視着嚴明的每一步，這種“為自己的拍攝”能走到哪裡去？
從2010年辭職始，嚴明把自己丢進了汪洋大海，成了一艘不系之舟。但生活并沒有多大變化，長時間的外出拍攝，回到家整理沖洗。他的照片也開始被人出價買走。這是他選擇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破釜沉舟”，他相信自己能依此養活家人。他拒絕了一些不錯的工作機會，他說“我還有很多事沒有完成”。
2011年，嚴明到蘇州拍照，我得以近觀他作品的成型過程。他看起來并沒有想象中那麼從容。他腳步急促，瞥一眼就能知道眼前的畫面能否入鏡。在發現可取之景前，永遠都是步履匆忙；一旦發現，對着一處景緻左顧右盼，然後靜心對焦，時間并不長久，卻不像是欣賞，倒更像是工作，他把欣賞的餘味攝進相機裡，留待沖洗後的畫面裡。很難洞悉他動心的瞬間。如其所言“誰先動心，誰先死。”這句話後來被年輕人們傳頌。他對這句話賦予的解釋是：“在動感情之前，千萬不要動心機。”
在這句話之前，流傳的他對照片的認可标準之一是“隽永”：當下問題和永恒價值，才是攝影要折騰的那點事。在此标準影響下，他身邊的年輕攝影師開始厭棄新聞攝影帶來的簡單粗暴的沖擊力，懷着“瞬息換千年”的野心，尋找那些能讓人忍不住“看了又看”的瞬間。
粗略八卦下嚴明拍照前的“前半生”，最驚心動魄的一段是他還在做文字記者時，到深圳參加張楚的演唱會。張楚被要求與酒吧老闆合唱《朋友》。嚴明跳上舞台，指着張楚喊：“你是張楚，你為什麼要跟他唱？”
不知道這場面後來是如何收拾的，當時同去的攝影記者王轶庶也記憶模糊。在嚴明愛上攝影之前，他愛的是音樂。上世紀90年代，他南下廣州，他把自己變成了樂隊貝斯手，随着王磊的樂隊奔走演出。他站在舞台上為還是新人的陳奕迅、盧巧音伴奏，也在廣州的酒吧駐唱掙生活費。
在偶遇了一位音樂策劃人後，他離開聲色犬馬的南方搖滾圈，為一家音樂雜志寫稿，到一家唱片公司做企宣，直到後來進入草創時的《南方都市報》，做樂評人、娛樂記者。
南下之前，坊間流傳他是安徽的一位“鄉村教師”，與孩子他媽自由戀愛不成，遂“私奔”南下。這一點，在後來與其姐姐的求證中被否認。當然，粉絲們依然願意如此相信，這似乎才是他一次次“破釜沉舟”的可溯之源。
破釜沉舟的艱難并不為人知，我是在三年後才知道，侯登科紀實獎得獎前，妻子扣着家裡600塊錢的水電費不交，捏着一把5塊、10塊紙币給他湊出1000塊錢的路費出門再說。
在一次訪談中，他不甘心隻拍到60歲：“我怎麼可能到60歲就不拍了？如果我真的特别想賺錢的話，我下個月就可以去上班。我覺得誰要是能不管窮富，能自食其力地搞攝影，他就很光榮。我的每一分錢都來自攝影，這是多光榮的事情！你以文藝養文藝啊，這多了不起！我們不能比誰窮，我們需要理性思維，用藝術頭腦制勝！”
拍攝顯然已經成為嚴明的人生行為，他将其刻畫成了自己的基因。他還帶着一群年輕攝影師沖出體制。“我們每個人都是基因的俘虜，體制的敗将。”他因此“破釜沉舟”地對抗。這是嚴明為自己人生的拍攝，也是為衆人生的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