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互保:曆史事件-中文百科頻道

事件背景

國内背景

清朝建立後，以督撫為行省常設的長官，與六部平等出入。由于督撫權大責重，朝廷為了牽掣事權，又設置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布政使掌管官吏考核與财政統籌，按察使控制着司法事務。前者隸屬于吏部和戶部，後者隸屬于刑部，都不是督撫的屬官。兩者分割了督撫的事權，而且便于戶部控制一省财政。雍正帝還授予了兩司專折奏事的權力，以便達到“與督撫有相制之勢” 的效果。而早在康乾之際就頒布了“則例”确定督撫的職責範圍。同時清政府在統治中貫徹“以滿馭漢”的用人原則， “康、雍兩朝，專用滿人為西北督撫，累朝膺間外重寄者。鹹豐時兼用漢人，勳業遂著。清中葉以前，開疆擴土多靠滿人。中葉以後，撥亂反正多就漢人”。鹹豐之前，就已形成了“大小相制”、“内外相維”成熟的督撫政治體系，維護了君主集權和滿族統治。

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前，清廷中央政府對全國的軍事、政治、财政等均予以直接控制，各省督撫完全聽命于朝廷，并無獨立的軍權和财權。但太平天國等一系列農民起義的爆發，逐漸使清王朝中央權威日益削弱，傳統的中央集權框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八旗不堪征戰，綠營弊病種種而屢戰屢敗。軍事失利迫使清廷組建新的軍隊，鹹豐三年（1853年），鹹豐帝谕令在籍官紳舉辦團練，組織地方武裝，對抗太平軍。湘軍制度代替了綠營制度，将帥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部的世兵制。其歸屬也由兵部控制變為督撫掌握，擁有調兵權力的兵部名不符實，戰時無兵可調。光緒末年，清廷更是一兵一卒全都要依仗督撫。

洋務運動興起後，戶部被迫允許督撫就地籌款。這樣，督撫不僅保留了鎮壓太平天國的厘金、捐輸等權力，而且财政收入途徑進一步擴大，包括常例征收的剩餘部分、部分關稅、田賦附加、官業官股收入、發行紙币、銅元餘利、舉借外債内債。同時清廷被迫重用漢人，下放部分權力。曾國藩、胡林翼等督撫積極改變舊制，掌握了軍權、财權和人事權，政令軍令得以統一而行。但随着督撫權力的膨脹，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失衡。于是，督撫勢力膨脹的局面開始出現。

督撫實力的增強引起了統治集團的不安。為了防止漢人威脅清政府統治，清廷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和撚軍起義之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圖通過整頓逐步收權。但舊制度已無法适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其後從洋務運動到清末新政，與西方有關的内政外交幾乎都由督撫操辦，因此清廷不但沒有收回在下移的權力，反而使更多的權力落入督撫手中。

國外背景

甲午戰争後，列強瓜分中國的局勢愈演愈烈。由于各國外交官對清廷政情漠不關心，以緻造成了外交官的溝通困難。而戊戌政變後，清廷憂慮慈禧太後掌權的合法性及地位。但西方則一味強調鎮壓義和團，同時公使團又對政變後的新政權及“己亥建儲”持蔑視态度，由此誤導清廷以為列強有推翻慈禧太後、複辟光緒的企圖。實際上，列強的主要動力是大國地緣政治，以及防止别國侵占更多權益，政府更叠不是列強關注重心。

随着公使團與清廷誤解加深，及在華外交官的表現，使清廷确信列強有複辟光緒的陰謀，由此造成慈禧太後不願與公使團合作，并逐步改變對義和團的政策。當義和團蔓延到京津後，公使團作出了一系列錯誤判斷和決定：在京的外國人并未受到威脅時就将衛隊召進北京；組織西摩爾遠征軍去解救尚未被圍的使館區；自作主張在京城内剿殺義和團；決定奪取大沽炮台去解救遠征軍。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列強發動了奪取大沽炮台的戰鬥。至此，慈禧太後被迫宣戰。

直接起因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義和團運動在山東興起後，目标直指外國教會勢力。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一方面迫于列強的壓力，對義和團“加意彈壓”。另一方面，出于利用義和團洩私憤的目的，又對義和團“剿撫兼施，以撫為主”。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5、6月間，義和團運動聲勢日益高漲，已使得帝國主義恐慌不安。

同時，列強對清政府“剿撫不定”的政策極為不滿。于是以保護使館、幫助平叛為由，組成八國聯軍。時機緊迫，清政府必須在是和還是戰的問題上做出抉擇。在這個問題上，清朝統治集團内部卻出現了重大的意見分歧。在義和團運動興起、發展時期，清廷及地方官吏在對待義和團問題上，各行其是，甚至發展到清廷對于各地方官的“逆旨”行為都置若罔聞，概不追究。而這一時期，清廷政策的含糊與混亂，為盛宣懷聯絡劉坤一、張之洞等東南督撫組織東南互保提供了條件。

事件經過

在清室尚未向各國宣戰之前，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郵政大臣盛宣懷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行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借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太後不測，當由李鴻章出任總統支撐局面。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的名義，向大英帝國、美利堅合衆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大日本帝國、意大利王國、西班牙帝國、荷蘭殖民帝國、比利時王國十一國同時宣戰。

當時宣戰诏書下至各地方時，郵政大臣盛宣懷下令各地電信局将清廷召集義和團民及宣戰诏書扣押，隻給各地督撫觀看，并且電告各地督撫，不要服從此命令。

而李鴻章時任兩廣總督，聞此訊，複電朝廷：“此亂命也，粵不奉诏”，此一電報也鼓勵了東南各省督撫。時局日益糜爛，湖廣總督張之洞随後提出“李鴻章大總統”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

李鴻章幕僚劉學詢并去信孫中山謂：“傅相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

随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骙、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和廣東巡撫德壽(往後李鴻章北上議和，由德壽署理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稱東南互保，另外陝西巡撫端方、四川總督奎俊雖然沒有加入東南互保，但是亦是支持東南互保。

他們稱皇帝敕令是拳民脅持下的“矯诏、亂命”，“亂命”一詞是李鴻章精心選擇的政治術語，李鴻章深知“若不量力而輕于一試，恐數千年文物之邦，從此已矣”，故稱“此亂命也，粵不奉诏。”，在東南各行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以為“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釁不可開”“無論北方情形如何，請列國勿進兵長江流域與各省内地；各國人民生命财産，凡在轄區之内者，決依條約保護。”。

事件結果

東南互保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建立，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因為西太後指派的練兵處襄辦大臣鐵良南下改革削弱了東南督撫的權力、核心人物劉坤一、李鴻章的謝世而瓦解，同光時期建立的滿漢一體的政治格局也随之解體。

各方反應

改良派

資産階級改良派汪康年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并沒有放棄變革的理想和希望，相反在前段活動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交往面，為尋求變革的道路進行了更廣泛的嘗試。義和團運動爆發後，汪康年先後向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上書進言，請其北上勤王，剿匪議和。但是東南督撫并沒有采納汪康年的建議，相反對國會（中國議會）大相嫉惡。因為“國會”要求“保全中國疆土與主權；力圖更新日進文明；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入會者當以聯邦交、靖匪亂為責任，不承認通匪矯傳之僞命。” 而“其中又有以下三點宗旨：尊光緒帝；不承認端王、剛毅等；力講明新政法而謀實施之。”表面上與汪派政治宗旨相似的東南督撫們，一不能容忍激進的變政主張，為了保證自己的權力和轄區的利益，二不會同意北上勤王，誅殺端王、剛毅，因為他們“權力的合法化基礎來自朝廷任命和西太後信任，同時又心存自保善終之意。” 對汪康年的一再上書建言，他們不以為然。

汪康年親自參加了東南互保的發起工作，他在參與發起并且在推動“東南互保”形成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據汪诒年記載，汪康年“聞諸國将譴兵輪入長江保護僑民，以為此時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非先與各國切實訂約，使中外相安不可。遂贊助上海各官紳，商請兩江、兩湖總督委派江海關道與駐滬各國領事訂約護保東南。” [29] 但由于汪派的宗旨與督撫的利益存在根本分歧，因此在請求各督撫率兵北上同時，汪康年等人企圖聯絡民間會匪武裝武力變政，先後派人到揚州、湖北等地聯絡民間武裝。井上雅二指出：“中國國會與張、劉很難兩立，若不破除東南互保，難于發動國民大運動，同時不能與各國共同協商。”

同時出于對東南督撫在國會中予以支持的希望，汪康年對“東南互保”還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主辦的《中外日報》中對東南互保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端逆，剛毅等盜竊兵柄、窺伺神器、征外兵、發僞诏、務使通國皆從其為賊而後逞志。幸而東南督撫，半皆老成，洞燭奸僞，相約共不遵奉，複與各國互訂保護條約，于是東南十數行省，得以暫獲安全，則一、二疆臣之力也。”

官辦商紳

官僚買辦看到北方的混亂局面後，擔心義和團的南下和帝國主義的出兵幹涉，會嚴重影響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也迫切需要社會安定，保住自己的經濟利益。盛宣懷是這一階級的代表及東南互保的推動者與活躍分子。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起，實業家盛宣懷就受命督辦鐵路總公司，負責向外國借款。他在長江流域和京津地區都有着巨額投資以及龐大的洋務企業，而義和團所到之處無不破壞鐵路電線，這些都是他發家緻富的根本，直接觸犯了盛宣懷的實業利益，同時他又是清廷的臣子。因此，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實力、保持與列強友好的關系和清廷勉強和平的局面，他主動充當東南互保的總導演，内外主導了東南互保。

盛宣懷利用豐富的政治資源、靈活的外交手段做着穿針引線和出謀劃策的工作。義和團如日中天時，盛宣懷立即電告李鴻章、劉坤一等，邀其盡保宗社義務，聯合安定西方各國的野心。一經提出，立刻得到了東南各督撫的響應。可時任長江巡閱使的李秉衡與江蘇巡撫鹿傳霖反對，最終盛宣懷将二人排擠出長江流域。

在聯合的同時，盛宣懷将使西方列強暫時放下野心工作重點。而他與駐美公使伍廷芳、駐英公使羅豐祿、駐德公使呂海寰等洋務派人士大多私交甚好，因此他聯合各駐外公使的力量，為對外交涉提供方便。 [24] 盛宣懷還盡力促使列強坐下商讨并訂立合約。他極力在帝國主義面前表示和談誠意。随即，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表示無意介入，并對劉、張全力保護在東南地區的外國人的生命财産安全表達謝意，各大公使也表示支持，盛宣懷對清廷駐外公使的催促對列強支持東南互保起到了一定作用。

盛宣懷的一系列措施，博得了東南各督撫和各國之間的相互信任，最終東南互保一事得以實現。盛宣懷導演的這一場東南互保，使自身利益以及洋務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

民間買辦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17日，列強海軍攻取大沽炮台，繼而天津清軍聯合義和團圍攻租界。 [25] 6月22日，時任職輪船招商局的鄭觀應緻函盛宣懷，清軍和義和團對天津外國租界的進攻和北方戰局的進展必将對南方産生相當大的影響，列強鑒于這種形勢極有可能進行類似于瓜分中國的行動，特别是由于英國在上海，在整個長江流域具有重要的經濟利益，因此随着形勢的演變，英國軍隊極有可能在上海登陸，進而占據吳淞炮台，複派兵進入長江流域進行驚擾。果如此，東南大局不堪設想。他建議盛宣懷，經與有關方面協商，為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各公司宜早籌備，将資産安全轉移至外國名下，這樣或許有利于保護。鄭觀應的建議當天已與商人徐潤商量過，徐潤所屬各公司“亦拟換旗”，并告知各位董事商量妥善，各位董事意見不一，所以他在請盛宣懷予以定奪并示知。

東南督撫

劉坤一

早在宣戰前夕，英國駐南京領事孫德雅曾拜訪過剛從北京回來的劉坤一。在事後給上級部門的報告中，孫德雅聲稱：他所看到的這位兩江總督，對主戰勢力的擴大感到非常沮喪。劉坤一私下裡告訴孫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經完了，她已經不能繼續維持帝國秩序。

張之洞

徐梵澄在“蓬屋說詩”第十六則中記載：“有雲：‘臣罪侍東南，不敢奉诏。’南皮（張之洞）奮然擲煙槍而起曰：‘這老寡婦（慈禧太後）要駭她一下！改：臣坐擁東南，死不奉诏！”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張之洞緻電劉坤一、盛宣懷“力請主剿，瀝陳外兵必來代剿，大局将危”。張之洞十分擔心各國出兵幹涉。16日，為了勸說朝臣，他還緻電慈禧寵臣榮祿：“從無一國與各強國開釁之理。且拳匪乃亂民妖術，無械無紀，斷不能禦洋兵”。 [32] 認為中國萬不可與各強國開戰，并強調義和團無法抵抗洋兵。

除了緻電同僚，張之洞也在密切關注各國對華的政策，竭力阻止各國派兵。18日，他緻電駐英公使羅豐祿“已添兵彈壓”。這表明一他為防止義和團南擴，已經增兵保境安民，無需各國插手；二伺機“與英聯絡妥商辦理”。同時，直接上書反對開釁。20日，張之洞發表聯合聲明勸阻戰争：“無國内亂民橫行而可以治國者，無與六七強國開釁可以自全者”。清廷宣戰上谕發出後，張之洞拒絕執行，認為端王載漪“矯诏”，并“秘而不發”。

由于倡導東南互保無異于“公開抗命”“欺君罔上”，張之洞積極在“向清”與“背清”之間尋求鍊接點。他抓住上谕中“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 等文字，認為“東南互保”即為“聯絡一氣”。這就把督撫擅自締結和約變為政府授權下的合法行為，也為以後和談提供了條件。其次，張之洞聯絡中國駐外使節，22日，緻電各駐外公使稱“長江沿海一帶各督撫力任保護之責，諸國洋人均可無庸顧慮”。27日，駐德公使呂海寰緻電“長江一帶如果力任保護商教确有把握，決不派兵”，這表明列強的侵略重在商業利益。此時張之洞俨然代表政府，并實際上主導了中國的外交政策。張希望的東南互保也轉達給各國政府，并得到列強的支持。

而議和本就是清廷的真實意圖，等到“兩宮西狩”後，慈禧任命李鴻章與慶親王奕劻辦理議和，并着張之洞奉旨“随時函電會商”。西方各國有“懲辦禍首”和“兩宮回銮”兩項條件。張之洞對此表示同意，并上奏懲辦主戰派。為了滿足列強要求，張之洞要求河南巡撫于蔭霖懲處董福祥、毓賢，以獲取支持。在處理“兩宮回銮”上，張之洞主張洋兵撤後回銮。10月3日，他緻電劉坤一：“暫未回銮者，因洋兵未撤，不免憂慮。幸陝非遷都，事定必回”。張之洞更是為慈禧辯解，認為聯軍侵華是因為“無端為群昏所誤，遂緻兩京淪陷，二聖蒙塵”，把慈禧發動戰争開脫為“為群昏所誤”。最終，在張之洞的堅持下，列強放棄兩宮立即回銮的要求。

西方列強

甲午戰争後，各國進行資本輸出，在東南地區擁有巨大侵略利益。然而，在義和團高潮的影響下，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2月開始，南方的反洋教情緒逐漸高漲。因而，列強擔心如果義和團向南方蔓延，勢必會造成商民逃散、貿易終止。所以，列強迫切需要與東南督撫達成協議從而保證長江流域的安定，以維護在這一地區的侵略權益。

英國

英國在中國擁有巨大的政治優勢和經濟利益，長江流域已經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正當西摩爾率領的聯軍為義和團和清軍所阻的時候，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霍必瀾急電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理伯爵，認為“長江流域的任何騷亂将會造成巨大的損失”。英國彙豐銀行在給本國外交部的函件中，也強調上海的重要性。指出“英國在上海的貨物和财産的價值估計有數百萬英鎊”而且“在英國國内退休的人們中，有很大一批人依靠從上海的财産中所得到的收入生活”，因此，“如果上海遭到破壞，将造成最嚴重的災難”。所以，出于維護長江流域的利益考慮，英國不希望此地區發生任何騷亂。此外，英國還想阻止其它列強插手長江流域，達到其獨占此地區的目的。當時英外臣向俄國建議說列強除組織聯軍在華北“統一行動”之外，還應“個别地及獨立地在自己的利益範圍内行動”。 [38] 而一旦義和團運動向南發展，“英國可能沒有辦法叫别的國家不加幹涉。”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電令金陵海關稅務司韓森要其速與劉坤一商議維護東南各省秩序。而此行即是為了“清除幹預的借口”，如果“任何國家進行幹預時，英國就有理由叫他們幹預”。英國為了達到既能夠鎮壓義和團，而又能實現其獨占長江流域的野心，便積極地利用東南督撫充當其政治工具，着手策劃“東南互保”。

大沽口開戰後，霍必瀾奉命向劉坤一、張之洞提出派遣英艦開赴長江各口岸，并保證“在維持秩序時将得到女王陛下的支持”，同時，海軍部訓令上海艦隊派出“仙女”、“紅雀”艦分赴南京、漢口。因被張之洞視同“外人窺伺”之野心暴露，而遭到兩總督婉拒。面對中方抵制，霍必瀾堅持表示“赴漢口之脫乃黎（紅雀号）、又赴南京之恩密赫（仙女号）兩艦，均于廿一上駛，未便追回”，而英國政府則在原政策路線上有所回收，訓令在長江海軍高級軍官“避免任何示威”。針對長江流域的軍事幹預未繼續擴大，但已開赴口岸的軍艦獲得了繼續駐留的理由，“英艦入江”被解釋為一般性的“例行訪問”。領事當局不甘心，後來又企圖搶先控制炮台、兵工廠等戰略要地。大沽開戰後，英國當局又渲染列強攻占吳淞炮台的風險，繼續向中方試探“歸英代籌”的可能。

德國

德國密切關注英國的舉動，如果英國“真欲利用現在的混亂，把擁有兩億兩千萬居民的長江流域拉入英國勢力範圍之内”，那麼英國“将冒孤立的危險”，因為“幾乎沒有一個以擴充與保證貿易關系為其首要任務的國家将贊成英國之獨占該龐大地區”。德國一向反對英國獨占長江流域，早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德國外臣就曾宣布“絕不承認長江為英國的勢力範圍”，“有偉大的利益阻止我們把長江放棄給英國。”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7月下旬，英國外相表示希望把長江流域的一切軍事行動單獨保留給英國。德國政府獲悉後，立即表示反對，要求共同保護上海租界，接着又主張由聯軍各國共同監視停泊在長江的清朝軍艦。英德兩國關系一度緊張起來。8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在接見到訪的英王儲時強調“長江流域在平等條件下對各國開放，不論對英國或德國，都是政治上所必需的原則。”

法國

法國外長德加賽站在與英國完全對立的立場，他對英國顧慮很深，尤其在長江方面，很能牽制英國，幾乎時時刻刻影響着英國的行動，這種形勢，于維持東南的平靜增加了不少間接力量。法國總領事白藻泰在上海相當活躍，也很有政治手腕。在長江地方的英國官商，最初原沒有互保意思，疑慮很重，所以一再建議增派軍艦，并且想占領江陰炮台，甚至希望南方各省自動請求英國保護，進而獨占整個長江流域。白藻泰極為注重英國的行動，随時報告給本國政府，此外他也曾暗地裡讓中國士紳了解霍必瀾的陰謀，而且暗中由福開森勸告中國不要受其愚弄。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25日，駐上海各國領事于中外會談前一天舉行的領事團會議中，白氏長江中立的提議，正是對英國的一種防禦，當時就獲得通過，奠定了各國尊重南省自保的基礎，使各國對長江的态度獲得第一個共同的協議。以後的發展，在各國共同行動上，差不多都是本着這個原則。白藻泰的意思，是利用各國來防止英國的擴張。

日本

甲午戰後，日本急遽擴充勢力，政府、民間雙重勢力通過長期經營，拓展對華人脈，赢得清朝官紳普遍好感，而駐滬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尤為重要。其人勇于任事、擅長交際，為擴張權利不遺餘力。義和團初期，以西德二郎為首的駐京使館對局勢有所誤判。而小田切的報告，内容翔實且覆蓋面廣，西交民巷被圍困後，滬領館更成為外務省的情報來源。況且張之洞等傾心于日本調停，小田切在戰時交涉中的作用越加顯著。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以後，小田切一直關切英艦動态。當時日艦隻有“赤城”艦在滬，小田切判斷，一旦變亂波及，現有力量将不足以應付局面；“應向上海及長江方面派出帝國軍艦數艘，向清國官民示我軍力之綽有餘裕，此為擴張我勢力利益之最佳手段”。除組織本地日僑建立義勇隊外，6月16、18、23日連續建議政府向上海增派軍艦。與“赤城”艦協力保護“長江一線在華利益及臣民生命财産”。

日政府對軍事幹預的态度仍趨向謹慎，外相青木周藏發出訓令，要求各地領事館在時局危急時安排全體人員撤退，避免再蹈北京覆轍，相當保守，“此時日本政府對南方暫采守勢，隻企求與各國一緻行動”。而英艦開赴長江，為是同樣在長江流域有重大利益的日本所不樂見。小田切建議增兵，當他意識到政府策略與本人理想仍有差距，面對英人咄咄逼人又不甘輕易就範，于是轉而試圖利用訂約互保來維持均勢。這就是“東南互保”緣起之一。

朝廷主和派

辜鴻銘曾提議“江南獨立”。據兆文鈞《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一文記載，辜鴻銘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曾向張之洞提出江南獨立計劃。辜鴻銘說：我提出江南獨立計劃，暫作緩沖，……我們好乘機盡快整軍備戰，并喚起舉國人民同仇敵忾，和敵人作長期戰鬥，保家衛國，北上勤王，争取獲得最後勝利。

榮祿把抵制宣戰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撫身上。“宣戰”甫經決定，他即私告李鴻章說：“對北京的谕旨不必繼續予以重視。”榮祿态度的這一變化，引起了在京使館各國使節的極大關注，他們認為：“榮祿正企圖同漢族總督合作，并反對端王。”

其他信息

1900年6月26日，在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懷從中牽線策劃，上海道餘聯元與各國駐滬領事商定了“保護東南章程九款”。同年7月14日，閩浙總督許應骙簽訂《福建互保協定》。

據盛宣懷的《愚齋存稿》記載，《東南互保章程》九條如下：

一、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内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産業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護章程，已另立條款。

三、長江及蘇杭内地各國商民教士産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總督張，允認真切實保護，并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饬各該文武官員一律認真保證。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

四、長江内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的外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至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緻百姓懷疑，借端啟釁，毀壞洋商教士的人命産業，事後中國不認賠償。

六、吳淞及長江各炮台，各國兵輪不可近台停泊，及緊對炮台之處，兵輪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練操，彼此免緻誤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允兵勿往遊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内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巡提用，各國毋庸驚疑。

八、内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遊曆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

最終影響

東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實力派漢族人物首次公然聚衆反抗滿人朝廷，此事件雖使河北、山東以外的地區得以免于義和團之亂及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但同時此事也使得清廷威信掃地，其虛弱表露無遺，而各省亦因八國聯軍入侵而自覺需有自衛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實力人物由此開始軍閥化，至辛亥革命時，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驅逐，即為此軍閥化過程的結束，并由此展開民國軍閥時代的序幕。

曆史評價

對于“東南互保”的性質，傳統老觀點認為，張之洞一派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與洋人勾結，置國家利益于不顧，這是一種賣國行徑；而現代則有其它觀點認為，在當時之條件下，張之洞等人的行為起到了保境安民，為國家保存勢力之作用。

雷頤：如此“怪象”充分說明清政府中央控制力的迅速減弱，因為在如此重大問題上，地方大臣竟敢而且能夠聯手抗衡朝廷。然而，正因為他們使渾身解數抗衡朝廷幾近瘋狂的決策而“東南互保”，使中國最富庶繁華之地、為數不多的新式工商業最集中之區局面大體平靜，免于戰火破壞，人民生命财産得以保全，同時也阻止了列強勢力在長江流域更迅速、更強烈的深入。

東南互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