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
国服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窗口，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印度的纱朋等各国的传统服装，在各种重大礼仪上展示着其国家的文化魅力。
中国传统服装在汉唐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近代中国服装吸取西方服饰艺术的特点创造出风格独特的服装。
中国汉族服饰
汉人有礼服和常服之分。款式主要以交领(兼有领、直领)右衽为主要特点，无扣、系带、宽袖、线条柔美飘逸，而交领右衽是典型的代表。
隋唐时代服装分为两类:一类继承了北魏改革后的与汉代有些区别的冠冕衣裳等汉式服装，用作较朝服简化的公服。另一类则继承了北齐、北周改革后的圆领短袖袍，用作平日的常服。公服类和常服类别的形成，进一步完整和丰富了中国古代国服体制。
隋朝在对原有衣冠礼器做调整的同时，还制定了将特定的服色与官职高低相联系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常服服色制度具备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赤黄色即褚色确立为皇帝独特的服色，一般百官服色从散官官阶。第二，唐代前期冠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挎褶作为朝服，武则天当朝时，曾出现过一种新型的服式，在不同职、级别的官员服饰艺术上，绣以不同的纹样，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加以区别。
中山装
中山装是孙中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西式服装改良而来，吸收了西服的优点，参考日木学生的校服，创制出了独具风格的“中山装”。中山装的四个口袋代表礼、义、廉、耻;五粒纽扣表示行政、司法、考试、立法、监察五权;袖子上的三粒纽扣代表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收紧领口，是时刻提醒中国人，有一种民族危机感，催人向上。
旗袍
旗袍，中国和世界华人女性的传统服装，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虽然其定义和产生的时间至今还存有诸多争议，但它仍然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张曼玉在电影《花样年华》中身着多款工艺精良的旗袍，将旗袍的美无与伦比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多元服装
1949年10月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服饰艺术也因此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服装被看成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装饰性的造型艺术，中国国服的特征也因此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和伦理等多种不同要素的影响及制约。从1979年到1970年，建国后的服装式样是工装衣裤、中式短袄和肥腿裤，除此以外列宁装、中山装、军便装等等也比较普遍，方格衬衫和连衣裙也非常常见。从我国的制服发展来说，一般集中在特定的岗位或行业的制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铁路、邮政部门和军队等，其中军服的代表性尤其显著。军服从一九四年开始统一军服制式，并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了一九九五年军衔服装和一九六二年的定型生产军装。一九六五年取消军衔制改为“六五”式军装，该军装的特点是戴解放帽，缀红五角星帽徽及红领章。至此军服几经更新及换代，直到中央军委批准“八七”式军服。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国掀起了着军装和仿军装式样服装的着装潮流。
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人审美意识及视野也随之不断提高。中国的服装文化因此出现了显著的改变。改革开放使得国际服装文化日渐对我国产生影响，此时中国的服装文化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自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服装开始和世界的时装潮流趋于同步，但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服饰并没有忽视。
国服沿革
自古华夏民族就有“衣冠王国”之称。《易经》中称：“皇帝尧舜垂衣裳治天下，盖取乾坤。”据考证，从商代开始，即有最高规格的礼服——冕服。玄衣纁裳，即上为黑衣，下为绛红色裙，头戴垂旒冕冠，脚登赤舄，衣裳上有12章，为日、月、星、辰等寓意图案。这种大襟右衽、上襦下裳的服装逐渐定型。到周代出现深衣，就是后来被称之长衫样式的衣服。这套象征天地乾坤礼服随明王朝消亡。
中国自《后汉书》以后至《清史稿》，11部正史都列有“舆服志”，即有明确的服装规范，清代有专门的礼服规定，顺治九年（公元1652），饬礼部制定《服色肩舆永例》，经皇帝“钦定”后颁行天下。其中顶珠与花翎是清代礼帽上的品级标志，对襟袍、外褂等也都有讲究。中国现当代史上最后一部全国适用的《服制条例》1929年出台，此后便无明确“国服”之说。
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设计了中山装。中山装是西化的新中装，却比西服更为简便，除了不用打领带，对其内穿着的服饰也要求不高，属一种功能性制服。这种服装还吸收了日本新式男装的特点，早期留日学生族便较多穿着。
1912年颁行的《民国服制条例》社会各界争议极大，最终选择了两套服装作为“国服”，一中一西。前者保留了长袍马褂，后者为传统西式礼服。即使在17年后颁行的另一版本《服制条例》中，也没有‘中山装’的说法，只有一套公务员所穿制服与其相似。
1929年，国民政府将中山装定为礼服，同年公布的《服装条例》又选定旗袍为“国服”。
中山装在1949年至1950年间，才成为一种普遍叫法，“中山装”的英文名词若直译应为“毛氏西装”，这与毛泽东同志爱穿中山装有关。中山装虽然在建国后并未被明确定为国服，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穿中山装，大部分国家公务人员也将其作为制服。在一些重要的国际场合，许多名人仍习惯于选择以中山装亮相。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交往空前频繁，国服问题的重要性开始日益凸显出来。2001年上海举行的国际峰会(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式唐装”集体亮相。这使得唐装在海内外华人中迅速流行开来。然而新唐装由于设计不够理想，虽然华丽，但显得不够庄重，有点俗气。在迅速流行之后很快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所谓“唐装”是在近代以马褂为基础演化而来。历史更加悠久的汉服，也被不少年轻人为弘扬国学传统，自发形成了汉服群体，且已有大学将汉服作为学位授予服装。
2006年3月17日，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国际服装论坛以“和谐·时尚·国服”为主题，邀请海内外专家为中国国服寻找答案。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建议，要求国家正式确立国服。
设计建议
1.“国服”不应是一件单品，而应该是一个系列的服装。不仅能满足不同季节穿着，而且能根据不同场合、不同对象选择穿着，在款式、色彩、图案、装饰等方面形成一套搭配。
2.“国服”定案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少数人可为，需要全社会参与。
中国应尝试建立系统化的“国服库”，形成从内装到外装、从上装到下装、从冬装到夏装、从简装到正装的系列化“国服”。建库必须在广泛民意调研基础上实施，最初可能会形成数万个服饰单元，都可逐步入库。其后，通过广泛意见征集，对入库服饰单元进行优先性排序，经过好几轮比选，才可能确定一套众口可调的方案。
3.“国服”必然具备众多的识别性元素，如10种。每种元素都应有所考证和出处，有一定规范性，但又无强制性。比如“国服”可分为普及版和高级版两种，高级版可能更正统，在10种设计要素中占有7种或以上；而普及版则一定是“从俗”的，10种要素满足3种以上即可。
4.“国服”对发展民族产业也意义重大。
在旧有服制条例中，就明确提出“国服”应全部采用国产面料，针对的是当时大量进口尼龙等纺织材料，以及金属扣件等。“国服”若能在中国推广普及，对民族精神与相关产业都有不小的提振效应。
建议款式
2006年，中国政协委员李延声提出建议，设计“中华服”作为国服的提案。
2007年“两会”期间，“汉服”受到一些代表委员的热捧，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即提议，确立“汉服”为“国服”。
2009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东华大学教授严诚忠，身着深灰花呢国服走进人民大会堂，提出“中华国服经济文化产业”议案，严教授身着的“国服”价值大约为300-400元，由东方国服研究院与东华大学合作设计。它包含了很多中华文化元素，如上衣两袖宽翻，意为宽以待人，这也是中国传统服饰之袖。还有采用四角压线这种中国制衣之法。还借鉴了中山装、学生装和青年装，采用立翻领。
各国国服
此外有自己“国服”的还有韩国、缅甸、泰国等许多亚洲国家以及非洲的所有国家，北欧、东欧诸国。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相当重视自己的民族服饰。
自古华夏民族就有“衣冠王国”之称。《易经》里说：“皇帝尧舜垂衣裳治天下，盖取乾坤。”民间的经验则是“人配衣服马配鞍”。据专家考证，“从商代开始，大襟右衽、上襦下裳的服装逐渐定型，到周代出现‘深衣’等服饰。”到了近代，西风东渐，中式服装也逐渐被西式服装所取代。国人也曾一度对中山装寄以希望，可到了动荡年代，竟以穷为荣，以丑为美，无论男女一律军便服、蓝制服、工作服。
2001年于上海举行的APEC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式唐装集体亮相，使得唐装在海内外华人中迅速流行开来，掀起了一股“唐装热”。但此“唐装”和唐朝没有有任何关系，实际上是以满清马褂为原型，以西式立体裁剪为制衣方法的“改版西装”，并不能代表几千年的中国衣冠文化。
在“国服”的标准上，叶宏明建议，可以在多种民族服装中选择元素，也可以从古代汉服中选择元素，还可以汲取少数民族服装和西式服装的长处。“标准不在‘服’，而在‘国’。”他还建议公务员应有统一着装的意识。
日本和服
和服(わふく，wafuku)，日文原意是“服装总称”，但后来专指其传统服装。这个词的对义词是洋服。
最初的日本服装是被称国“贯头衣”的女装和被称为“横幅”的男装。所谓“贯头衣”，就是在布上挖一个洞，从头上套下来，然后用带子系住垂在两腋下的布，再配上类似于裙子的下装，其做法相当原始，但相当实用。公元8世纪，中国唐代服装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和服产生了很大影响。“贯头衣”、“横幅”以及后来的“和服”，受到了东南亚的中国唐代服装的影响。但是在裁剪和制作上，和服却有其独到之处：和服属于平面裁剪，几乎全部由直线构成，即以直线创造和服的美感。和服裁剪几乎没有曲线，只是在领窝处开有一个20厘米的口子，上领时将多余的部分叠在一起。如将和服拆开，人们可以看到，用以制作和服的面料，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
和服分男用、女用、儿童用和单衣、夹衣，有“表着”（外袍）、“下着”（内袍）等种类。和服长度一般齐踝，交领，右大襟，宽袖，留身八口，上下无扣无襻，系腰带，衣上印有家族徽记。
菲律宾国服
菲律宾男子的国服叫“巴隆他加禄”衬衣。这是一种丝质紧身衬衣，长可及臀，领口如同一般可以扎领带的衬衫，长袖，袖口如同西服上装。前领口直到下襟两侧，都有抽丝镂空图案，花纹各异，颇为大方。据说，在西班牙人统治时期，为了便于从远处区别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殖民者下令所有菲律宾人必须把衬衣穿在外面，不许把衬衣下摆扎在裤内。后来，菲律宾人开始在衬衣上刺绣各种图案，以此表示菲律宾人的自豪。50年代初，这种服装被正式推为菲律宾男子的国服，成为外交场合，庆祝活动和宴会的正式礼服。
菲律宾女子的国服叫“特尔诺”。这是一种圆领短袖连衣裙。由于它两袖挺直，两边高出肩稍许，宛如蝴蝶展翅，所以也叫“蝴蝶服”。这种服装结合了许多西欧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妇女服装的特点，并经过三四百年的沿革，而成为菲律宾妇女的国服。
朝鲜国服
朝鲜半岛服饰在历史上受到中国汉服的极大影响，尤其是在朝鲜王国时期，朝鲜人衣着与明朝无异。和传统的汉服一样，韩服的特色是设计简单、颜色艳丽和无口袋。在韩国通常自认为韩服拥有三大美，即袖的曲线、白色的半襟以及裙子的形状。现代女性韩服的普通着叫做“赤古里裙”，包括赤古里和高腰背心裙。男性韩服的普通着叫做“赤古里巴基”，包括赤古里和裤。普通百姓再正式点的女性韩服还在赤古里裙外唐衣，男性则在赤古里巴基外增加周衣。传统高级韩服通常用明紬（明朝制法的绢丝）制作。老百姓的韩服通常用大麻、苎麻或者棉制作。高丽时代朝鲜的白色苎麻经常进贡给唐朝。由于韩服穿著不便，除了在正式的场合和一些古老乡村外，很少韩国人会在日常生活中穿着韩服。亦有人制造改良韩服（又称生活韩服）作日常生活穿著之用。
韩服是受汉服和蒙古服饰的影响从古代演变到现代的传统服装。韩服的线条兼具曲线与直线之美，尤其是女士韩服的短上衣和长裙上薄下厚，端庄闲雅。一袭韩服透露着东方伦理和超世俗之美的完美结合。
新式中华服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穿一件改良版中式服装参加荷兰国王晚宴，被部分媒体评论为国服新标准。按照欧洲王室礼仪，出席国宴的主宾都必须穿礼服。
当他与彭丽媛身穿中式礼服出现在古老的阿姆斯特丹王宫时，世界为之眼前一亮，国人为之精神一振。习主席穿的猛一看像是中山装，但并不是传统的那种：不再是紧闭的翻领，而是略微敞开的立领，亮出白色的衬衣；四个兜改为三个兜，左胸衣兜露出黑白丝巾。整体上看，既有传统风格又有现代元素，既有中国气派又具开放意味。彭丽媛则内着青绿色中式长裙，外搭深色刺绣长衫，典雅大气，与习主席的中式礼服贴切呼应，相得益彰。
习主席说“荷兰是欧洲的门户，我选择从荷兰推开欧洲的大门”。欧洲人习惯从中国领导人的服装判断“保守或开放”，在他们眼里，西服代表“开放”，中山装表示“保守”。中式礼服也许传递出这样的文化信息：中式，代表着自信；变化，意味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