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道家
是中国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流思想。
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这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发展和构成过程
古代道家是一种思想流派，最早追溯到上古时代，道家用“道”来探究自然、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道家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思想是无所不能、永恒不灭，有辩证法因素和无神论倾向。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道家完整的系统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其学说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认为“道”是世界的最高真理，“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道”是宇宙万物赖以生存的依据。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是道家思想信徒弟，所以他给予了道最高的评价。
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之长，同时避免了它们的短处。用来国修身，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汉代淮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落。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从此不再成中国主流思想。
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中，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先秦各家内，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艺志》中，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们大多作于先秦时期。
道家思想的主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影响了老子和庄子，同时又会于两者中。不同的学派之间思想重也不同，或偏于治国，或偏于治身。马谈所说道家，主要指黄老学派。
道家与道教的区别
道家思想是一种哲学学派，道教是一种宗教信仰。
道家思想成形于先秦时期，直到东汉末“黄老”一词才与神仙崇拜这样的概念结合起来。
就本身来，这种崇拜和道家思想没有相关联的份，老子、庄子都是以相当平静的心态来对待死亡的引起两者相关联的原因可能是在道家文字中描述了对于领悟了“道”并体“道”的长生者的意象。所以就道教老子为宗又追求修炼成仙的本质来说荒谬的，这是一直以来认识上的误区东汉时期以道家思想为本的王充著有无神论作品《论衡》，对汉末流行的神仙方术进行了全批判，在中国思想史上获得了很高地。n
在西方，道家与道教被统称为Taois ，以Religious Taoism（道教）和Philosophical Taoism（道家）将他们区分开来。西方者普遍认为道教是纯哲学的道家思想落腐败的产物，而道教支持者认为道和道家在思想上有互补之处。
道家的养生思想
道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人们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他们的学术思想在中医养生学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道家所主张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之中，道即是其基本法则。《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关于“道”的具体阐述。所以，人的生命活动符合自然规律，才能够使人长寿。这是道家养生的根本观点。
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贵柔”等主张，对中医养生保健有很大影响和促进。
1、清静无为
清静，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心神宁静；无为指的是不轻举妄动。具体地说，就是《道德经》所说的“少私寡欲”。这种清静无为以养神长寿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养生家所重视，浸透到养生学中养精神、调情志、气功导引、健身功法等各方面。
2、贵柔、返朴归真
老子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但却富有生命力；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如果经常处在柔弱的地位，就可以避免过早地衰老。所以，老子主张无欲、无知、无为，回复到人生最初的单纯状态，即所谓“返朴归真”。
3、形神兼养
庄子养生倡导去物欲致虚静以养神，但也不否认有一定的养形作用。《庄子·刻意》说：“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导引术是道家所倡导的，从其产生开始就是用于健身、治病、防病的。
道家的自然养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历代都有众多的崇拜者与继承者。他们一方面身体力行，体验效果，同时还阐述发挥补充老庄养生思想，撰述著作，指导后人。
道家的哲学思想
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所以称之为道家。道家创立于春秋后期，创始人为老子(生卒年月不详)。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到战国中期，道家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形成老庄学和黄老学两大不同派别。前者的思想以《老子》《庄子》《列子》为代表，后者的思想以《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原》《称》《十六经》四篇，以及《淮南子》为代表。
道家哲学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哲学有时被一些非官方儒学的重要人物改造与继承，如汉代的杨雄、桓谭、王充等；有时为官方儒学所汲收，如宋明理学；曾经一度成为官方哲学或一时代的统治思潮，如汉初的黄老学和魏晋玄学。此外，道家哲学还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道教与佛教两大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基本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且用老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了道教的宗教哲学体系。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则更是佛玄结合的产物。
(一) “道”之道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范畴为道家首先提出。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春秋后期，老子最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的创始人。以后，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其涵义虽有不同，但基本上成为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代名词。
老子论“道”是当时思辨哲学的最高成果。他不仅对世界的本原作出了“道”的最高抽象，而且对“道”的运动规律作出了最高概括。他说：“反者道之动”。(四十章)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是“道”的运动规律。
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变动不居的；变动不居的原因是天地万物都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对立面以及对立面的互相转化。
他揭示出一系列的矛盾，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祸福，刚柔，强弱，损益，兴衰，大小，轻重，智愚，巧拙，生死，胜败，进退，攻守等。他认为，这些矛盾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弧立存在，而是互相依存，互为前提。
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老子还深刻地揭示了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认为正常能转化为反常，善良能转化为妖孽，委屈反能保全，屈枉反能伸直，低下反能充满，少取反能多得。中国传统思维中通常所说的“物极必反”，就是对“反者道之动”的通俗表达。
黄老学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从老子学说中分化出来。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人神杂糅”的人物。战国中、后期百家托古，多集于黄帝。
黄帝被说成是上古圣帝明王，是大发明家、大思想家，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齐宣王时(前320～前302)黄老学已盛行于世。这就是著名的稷下学派。黄老学的最盛时期在西汉初年，是“文景之治”，汉初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主要哲学依据。黄老学哲学思想的特点是：以气一元论继承和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把“道”看成是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总规律。
稷下学派发挥了老子哲学中道中有物有精的思想，提出“精也者，气也者，气之精者也”，(《管子·心术上》)把“精”视为一种精微的气，即精气，认为天下万物及其变化都是这种气运动、变化的结果；并认为“人皆用之，莫见其形”“道之行也，鲧不得已”(《管子·心术下》)，强调道的客观必然性。淮南子提出道含阴阳，视道为阴阳二气的统一物，认为道主宰天地万物，实际上是阴阳二气主宰天地万物。但是，也有黄老学者仍然把道看作虚无的实体。
(二) “无”之道
有与无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有”指具体存在的事物，也称实有。“无”指无形无象的虚无。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世界的本体和本质究竟是“有”还是“无”，存在原则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如何理解“无”以及“有”和“无”的关系。
“无”是道家哲学的本质特征。老子最先提出“无” 范畴。《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指天地未分时的原始物质存在，是“有”。道生一，即“有”生于“无”。“道”与“无”都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但是，“无”是对“道”的本质界定。对于这个“无”，一般认为是精神、理念，也有人认为是物质。《老子》又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认为“有”所能为利，是因为“无”的作用。“有”与“无”互相依存，“无”比“有”更为根本。老子论“有无”对后来崇尚虚无的思想有过很大影响。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又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魏王弼(226～249)《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
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约193～249)、王弼“贵无说”与裴頠（267～300)“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约252～312)的“独化论”。
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作世界的根本，当作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
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所以，要“崇本”，也要“末”。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
东晋僧肇(约374～414)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
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
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但是，在客观上，他反映了有与无的矛盾统一。僧肇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隋唐间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把僧肇视为初祖。
东晋以后的玄学，一方面与佛教合流，逐步变为佛教哲学的附庸；一方面本身向神秘化的方向发展，变为神仙道教。这一过程反映了东晋以后门阀士族势力的进一步腐化与日趋没落。
(三) “无为”之道
无为相对有为而言。老子最先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的命题，以说明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他认为道作为宇宙本体自然而然地生成天地万物，就其自然而然来说，天道自然无为；就其生成天地万物来说，天道又无不为。无为与无不为，即有为，无为为体，有为为用。
也就是说，必须无为才能有为，无为之中产生有为。这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基本含义。老子哲学以无为为本。老子明确提出“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意思是，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道本身自然而然；道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长育万物而不作其主宰。
老子还把天道自然无为推衍为人道自然无为，提出“绝圣弃智”(十九章)“无为而治”(五十七章)的政治主张。他建议统治者顺应自然，效法自然，奉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的政策，最终实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的无为思想有其继承西周无神论，否定神学目的论，强调尊重自然规律，遏制统治阶级掠夺本性的一面，也有其过于排斥有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这两面对后世哲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初“文景之治”的历史佳话固然有多方原因，但统治思想中的无为而治，给饱经战乱的社会与人民带来休生养息的机会，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东汉时，一些方士把黄老学与神仙长生、鬼神祭褥、谶纬符箓等方术杂糅在一起，视黄帝、老子为神仙，形成原始道教。黄老学逐渐变为早期道教的前身。
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
(一) 世界本原问题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起源于什么?二是世界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归结起来，先后主要有八种观点：
①“天本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孔子、孟子都曾肯定意志之天、性理之天对世界、人世以及人的道德属性的决定作用。
②“道本论”。这是道家的基本观点，为老子首先发明。
③“气本论”。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的主线，可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无分儒家与道家，但最著名的代表是儒家，如东汉王充，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北宋张载，明代王廷相，明清之际王夫之。
④“无本论”。以魏晋玄学为代表。
⑤“理本论”。以北宋二程、南宋朱熹为代表。⑥“性本论”。以南宋张栻及湖湘一派为代表。
⑦“心本论”。以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⑧“以太说”。以近代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
(二) 天人关系
这是世界本原论的进一步深化，与世界本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有“天人感应论”，“天道自然论”，“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发端于春秋战国，全盛于汉代，西汉董仲舒是最典型的代表。天道自然论无分儒家与道家，老子，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是著名的天道自然论者。
(三) 名实关系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有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讨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作出正确的选择。
道家以其虚无之道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可名。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类概念、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主张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
(四) 形神关系
即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先秦时期，《管子》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到汉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形神相离，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体灭后精神可以独立存在。如晋僧慧远认为，神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不死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所谓“形须神而立”。另一派主张形神相即，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在则神在，形灭则神灭。如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火不能离开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而独存。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对形神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对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作了最高的哲学总结。
(五) 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比较侧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也包含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主要涉及知识来源、认识过程、求知方法和验知标准。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看得比学文重要。老子根本否认行对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出之愈远，知之愈少，并提出“涤除玄览”的直观体验方法。
作为求 “道”的根本方法。墨子以“三表”，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已经涉及到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荀子将“行”引入认识论，明确强调行比知重要。宋以后，程朱理学提出“知先行后”，阳明心学“销行以归知”，王夫之继承中国古代重行的思维传统，批判总结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提出知行统一，由行致知，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推进到最高阶段。
(六) 动静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肯定动与静是运动变化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蕴涵、互相转化的两个方面。但对动与静何者为本、何者为主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道家主静，儒家主动。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王弼说：“动起于静。”认为静是动之本。王夫之的动静观是儒家动静观的最高成果。他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认为动与静互相包含，不可分离。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以动为本，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形式，比较完备地解决了动与静的辨证关系。
(七) 古今关系
关于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哲学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退化论，循环论，进化论。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绝圣弃智，反朴归真，退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战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先秦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发展，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董仲舒提出“公羊三世说”，把《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的历史由近及远分成“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个阶段。东汉何休发展了这一观点，称 “传闻之世”为“衰乱世”，“有闻之世”为“升平世”，“有见之世”为“太平世”，认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一步步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公羊三世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清末维新运动，仍然以其为基本理论依据。
最后，归结起来说，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西方哲人分门别类、比较重视个别事物分析、比较重视微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开始整体合观天人关系，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作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
②哲学始终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变成神学的婢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直在民间存在；道教自东汉创立，佛教、基督教自西汉、明末先后传入中国，都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主导力量。但是，神学与反神学、宗教与反宗教、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一日也未停止过。
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主干，儒家哲学虽经秦火灾难性打击，以及魏晋隋唐道教、佛教两次高潮的冲击，但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以及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创立宋明理学，实现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儒道佛三教合流。宗教神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始终都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③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伦理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只有伦理学，没有思辨哲学。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线，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则是伦理学的路径。正是通过对伦理学的研究，儒家哲学促进中国思辨哲学达到它的巅峰，同时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
④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具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知和行与现代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和实践，还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主张知行同一，都是可知论者，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不可知论者。即使庄子，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