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猶太複國主義者和日本軍國主義者曾經計劃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猶太國家。這個被稱做河豚魚的計劃最後因為英美的阻止和中國人民持續的頑強抵制而流産了。河豚魚計劃之所以命名為河豚是因為，河豚雖然是美食，但是有劇毒。日本人借河豚比喻猶太人移民的一方面有利可圖，一方面又很危險，好比河豚，要去其“毒素”後再食其美味。
背景
這個事件要從日本占領中國東北的時代說起。當時全世界範圍内的反猶太高潮持續不斷，1904年日俄戰争期間，一位名叫雅各布·希夫的美國金融界猶太巨富出于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1903年4月6日在俄國基希涅夫小鎮發生的反猶暴行中，猶太人死45人，86人殘廢，500人輕傷。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奪和毀壞），籌集了2000萬美元貸款，主動向日本提供援助，使日本在戰争中取勝。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宮内邀請歇夫共進午餐。他們相信，從納粹手中援救歐洲猶太人，将會使日本得到美國猶太人堅定和永久的支持。
世界範圍内願意接納猶太人的隻有英國的阿拉伯殖民地和中國。最初中國東北的猶太人大部分來自俄羅斯，迫使他們離開家園的是蘇聯的大規模排猶運動。來到中國東北後，比俄羅斯更優越的自然環境使得他們大部分在此定居下來。
他們将帶來的巨大财富投資于日本人在東北的軍事和工業建設中，使得當時日本在東北軍民工業飛快的發展。這種情況，也引起了日本的注意。對日本人來說，“猶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義詞。
二戰期間，日本官方民間一些熱衷于猶太研究的人們開始提出吸引猶太人資金，既可以大大的增加東北的開發進程，又可以通過猶太人的影響使美國不對日本開戰，以達到打勝侵略戰争的目的的設想。1934年，鋼鐵業大企業家鲇川義介在外交刊物上發表題為《一項邀請5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的文章，以後，就有了所謂“河豚計劃”。
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閣召開著名的“五大臣會議”，就河豚計劃達成了一緻意見。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猶太人這時候正在全球遭受迫害，急于尋找一塊環境優越的土地建國，如果最優的選擇英屬巴勒斯坦不行，而日本人願意提供這個條件的話，中國大陸正是次等的選擇。于是，河豚計劃出爐了，日本許諾對猶太人不采取歧視政策，并給予他們一塊土地複興猶太國，猶太人則用他們的财富幫助日本人在東北和以後被侵占的土地上進行投資，并影響美國的對日政策。
戰略意義
日本積極推銷河豚計劃，其戰略用意顯而易見。
第一，許多日本官員都相信《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的謊言，認為全球猶太人陰謀控制世界經濟和政治。這些信仰使得一些日本人過高地估計了猶太人的經濟和政治權勢。于是他們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猶太人的資金，開發廣闊的東北平原。
第二，借着與猶太人共同建設“亞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國接受既成事實，滲透“滿洲國”建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至此，日本人“善待”猶太人的真實動因昭然若揭。日本完全是為了獲取其最高國家利益，才如此“溫存”猶太人的。
實施過程
1922年，兩位被派往西伯利亞幫助白俄抵抗紅軍進攻的日本軍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回到了日本。在西伯利亞，他們第一次聽說了《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立刻對所謂猶太人的權勢極度着迷。在整個1920年代，他們寫了許多關于猶太人的報告，并且到今天的以色列國（當時的英屬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旅行，研究猶太人，并與猶太人領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衛·本-古理安交談。安江仙弘甚至将《猶太人賢士議定書》翻譯成日語。
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設法使日本外務省對猶太人産生了興趣，要求每一個日本大使館和領事館密切關注所在國猶太人社團的活動。外務省收到了許多報告，但沒有一個報告能證實确實存在所謂的全球陰謀。
就在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的九一八事變的前夕，兩位所謂的猶太專家加入了軍隊“滿洲系”，許多日本軍官希望日本擴張到滿洲。這個派系的首領是闆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他們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資滿洲的過程中遇到了困難，于是被河豚計劃所吸引。但是，河豚計劃在開始執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年，哈爾濱猶太人西蒙.卡斯帕遭到誘拐、拷打和殺害，于是已經在該市定居的大批猶太人，不再信任日本軍隊，大批逃往上海，将這恐怖的故事告訴周圍的人。
1937年，安江仙弘與哈爾濱猶太人領袖談話以後，使他們确信日本人已經改邪歸正，于是成立了遠東猶太人大會，随後數年中舉行了多次會議，讨論在哈爾濱市内和郊外建立猶太人居留地的問題。
為了實施“河豚計劃”，日本侵略者早已開始與哈爾濱猶太人的領袖交朋友。“猶太問題專家”安江仙弘大佐經常來哈爾濱訪問，與考夫曼醫生建立了友誼。在日本人的鼓勵和同意下，1937年12月，在馬叠爾旅館召開了第一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與會代表有的來自上海和日本神戶。而安江和在東北和華北的日軍軍事機構官居要位的樋口喜一郎也參加此會，樋口還在會上叫嚣：“日本人沒有種族偏見，日本人民珍視它同猶太人民的友誼，日本正準備和猶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關系。”
也是在這次大會上，那些受到中國人民厚待的猶太人通過一項送給世界上每一個重要的猶太組織的決議：“我們，出席這次民族性的會議的猶太人，在這裡宣布，我們在國家法律之下享受種族平等和公正，并将與日本和滿洲國合作以建立亞洲新秩序。我們向我們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幫助以平等對待和在東北建立猶太國承諾為條件。”
1938年召開了五相會議：日本的5位最高官員聚集讨論“猶太專家”的這個計劃。他們是：首相近衛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陸軍大臣闆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内光政，和通産大臣池田成彬。大臣們面臨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任何幫助猶太人的做法都會危及這一同盟。
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後，猶太人對德國産品的抵制，顯示了猶太人的經濟實力和全球一緻，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猶太人的好感，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為許多猶太人逃離歐洲，正在尋找避難的去處。由于日本内閣當時需要一緻通過，而不是多數通過，這次會議成為内閣最漫長、最複雜的會議之一。但是最終還是達成了一緻意見，政府批準實施河豚計劃，但是任何行動都不得有損與德國的關系。
1938年，在五大臣會議召開後數星期，在哈爾濱又召開了第二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樋口和安江在會上仍然提出同樣的要求。
1939年3月，出于日本人的倡議，列夫·齊克曼向另一個在上海的日本海軍軍官、“猶太問題專家”犬冢惟重大佐提出：有沒有可能将200名皮革工人及其家屬移居到“滿洲國”某一郊區小鎮他本人願意提供一些款項，此外他可以通過美國猶太人大會設法從美國人那裡取得20萬美元。
日本人非常興奮，犬冢說：“3000人更好。”在上海頻頻開會。犬冢、安江及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石黑在6月份提出一個長達90頁的報告《關于引入猶太資金的研究和分析》，并親送東京，最後日本提出安置3萬猶太人所需資金一億美元的計劃（當然要猶太人組織來付錢）。報告包括考慮周密的種種細節，隻是在猶太居留地設在“滿洲國”還是設在上海稍有争執。
1939年5月，安江為哈爾濱猶太人領袖考夫曼醫生安排了對東京的正式訪問。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個月時間裡，訪問了内閣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爾濱之前被授予帝國勳章。
但是，該計劃從未正式付諸實施。1939年，上海猶太人請求不要再允許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因為他們的支持能力已經達到極限。當時，美國猶太人社團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史帝芬懷茲(Stephen Wise)，表達了激烈的主張：任何與日本合作的猶太人都是賣國分子，違反了美國對日本的道義禁運。
1939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使得猶太人從歐洲到日本的交通變得極為困難，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計劃以正式的官方渠道執行變得不切實際。蘇聯吞并了波羅的海國家，進一步切斷了猶太人逃離歐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與德國、意大利成立三國軸心，完全排除了來自東京的對這一計劃進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不過，駐立陶宛考納斯的日本領事杉原千畝，不顧東京的命令，向逃離的猶太人簽發過境簽證，允許他們前往日本，并逗留一段時間，然後前往最終目的地，不需要入境簽證的荷蘭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庫拉索。數千名猶太人得到了他批準的簽證。有些杉原千畝的簽證甚至被抄寫了下來。許多猶太人經過艱難的過程，得到了蘇聯政府的出境簽證，被允許經過西伯利亞鐵路穿越蘇聯，從海參崴上船到敦賀，最終定居在日本神戶。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開始擔心如此衆多的猶太難民住在日本的這個主要城市，而且靠近軍港和商港，于是要求住在神戶的猶太人遷往日本占領下的上海，隻有難民抵達前就住在神戶的猶太人才可以留下。德國違反了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宣戰，使得俄國與日本也成為敵人，因此結束了從海參崴到敦賀的航線。
幾個月後，就在1941年12月襲擊珍珠港之後，日本奪去了上海租界，占領整個上海，來自美國猶太人的金錢幫助、甚至通訊全部停止了， 富有的巴格達猶太人，其中許多人是英國公民，被作為敵對國公民逮捕。美國财政部準備對資助上海猶太難民網開一面，放松管制，但是美國的猶太人組織執意要堅定地表現他們的愛國精神，放棄任何不忠于美國的行動。
一時間三千名左右的猶太人湧向中國大陸。截至到太平洋戰争爆發，猶太資本并未幫助日本完成了東北的工業化，并未對其侵略全中國和對美最後攤牌奠定任何物質基礎。
計劃破産
“五相會議”召開不久，以安江仙弘等人為核心的“猶太問題專家”，又在對猶政策方面提出了一個更為具體的方案，使“河豚計劃”更加翔實。
補充後的“河豚計劃”的文本長達90頁，内容龐雜，其要點是：在日本占領下的中國建立一個“猶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萬名猶太難民，然後逐步擴大；建立這一居留地的費用，由美國猶太财團承擔，先需要1億美元的安置費；大力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宣傳此計劃，請世界各地猶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來訪問；通過建立居留地吸引猶太資本，并改善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系。關于是在“滿洲國”還是在上海建立“猶太人居留地”這個問題，專家們還存在着争議，沒有定論。其實，“河豚魚計劃”中的其他内容，也多是紙上談兵，在實踐中沒能實施。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廢除了五相會議的決議，正式完全廢除對這個幾乎不存在的河豚計劃的幾乎不存在的支持。德國蓋世太保首領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綽号“華沙的屠夫”，到達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當局“清除”猶太難民，或将他們送到鹽礦做苦工；也就是說，他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萊的最終決定帶到亞洲。東京政府無法反對，但是計劃被削弱為隻是成立了上海隔都：上海的猶太人被迫住進一個隔離區，禁止離開。
就在猶太人在以為中國東北可能複國的時候，兩個情況最終使得他們的認識到日本的說法破産了。最重要的一個就是美國政府察覺到了日本的企圖，美國迫使猶太複國組織不在中國建國，美國的行動最終導緻了猶太複國主義的主要組織否定了在中國東北的建國計劃。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東北人民對于猶太人的不斷抵制。在猶太人大量到來，其複國計劃在東北公開後，整個東北的猶太人難民遭到了中國人民的抵制。一時間，中國人民在東北全面抵制接受猶太難民，整個東北猶太社群立即認識到，即使有日本人的庇護，也不可能讓他們輕易實現建國。
1943年2月18日，日本當局宣布成立“無國籍難民隔離區”，命令上海所有猶太人遷入這個位于虹口區的面積幾平方英裡的地區，直到戰争結束，大部分猶太人處于饑餓之中。就在戰争結束前幾個月，上海隔都遭到轟炸，盟軍飛機曾試圖摧毀上海市内的一個無線電廣播發射機。
在美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雙重打擊下，猶太複國的決策者最終放棄了在中國大陸建國的主意。雖然後來仍舊有部分猶太人不願意放棄日本也想利用猶太人的财富和在美國的影響。但是由于中國人民的不懈反抗日本殖民，最終他們也都離開了中國東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