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馬漢三（1906—1948），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自幼過繼給叔父為子。因叔父是師範出身，馬漢三近水樓台，從三歲起就在叔父的私塾裡念書。
1918年，馬漢三
插班入農林學校學習，1920年畢業。1923年，馬被選送到中央農事試驗場附設的農業講習所學習。馬漢三志不在此，遂棄文從武，投奔了正在北平南苑當“陸軍檢閱使”的馮玉祥。其時，馮賴以起家的第十六混成旅已經改編為第十一師，于是，馬漢三到第十一師當了一名學兵。
1925年春，馮玉祥退出北平，移駐張家口，就任“西北邊防督辦
”，馬漢三則在他手下的劉郁芬部當文書。
1938年2月，當時任天津站站長的陳恭澍到北平“制裁”王克敏，其時，北平區區長王天木在河北寶坻鄉下主持“忠義救國軍北方支隊”。
家屬澄清
關于“戴笠墜機之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許多小報上傳抄了20多年了,而且演繹得越來越離奇。筆者作為“當事人”馬漢三的家屬,對這些說法的真實性有諸多疑問,故此寫下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知情者能還曆史真實面目。特别是這些傳聞還上了某些大報、電台等媒體,有的已著書立說,甚至進入地方志等的正史資料之中。如任其流傳下去,影響匪淺,也會給所謂的“當事人”的後代造成精神負擔,作為知情人,不能再繼續沉默。
《戴笠墜機之謎》一文,我最早見于香港《廣角鏡》1988年第10期所刊登,作者華永正。1988年11月,福建日報社主辦的《每周文摘》第46、47期全文轉載。後來小報及網上流傳的演繹文章大都憑此而來。作者的信息來源說是由“友人×君”口述。據作者所言,×君,東北人,與原内蒙古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有戚誼關系,敵僞時曾被派往東京明治大學留學;日降後來北平,在北平時曾任社會局翻譯;日降後審判日本戰俘時,被招去充任譯員。當時“德王亦在北平,×君曾多次就日本陸軍知名女特務川島芳子交代的張家口‘藍旗計劃’一事向德王作過質詢。而戴笠之死,正和這些事件有關……”此問題的焦點是“戴笠是被馬漢三謀殺的”,原因是“為擺脫曾經投敵的罪行”。事實并非如此。
一、關于“龍泉寶劍”
華文從一把龍泉寶劍談起,叙述×君的談話:1928年孫殿英盜墓得乾隆的龍泉寶劍,“盜寶之後……先是将一批贓品托人疏通上去……又托私交較深的戴笠‘通天’,想以龍泉寶劍孝敬蔣介石,後因‘九一八’事變,此事拖了下來。‘七七’之後,孫殿英駐軍于山西五台山,戴笠奉蔣介石之命去‘校閱’……孫殿英交出早已答應過的龍泉劍,叩托戴笠代為轉圜上。……戴笠視古劍為生命,生怕帶它去巡視部隊會有閃失。當時日軍陸軍進攻山西,中共八路軍挺進河東,他怕會有意外,便電召軍統局陝壩工作組(專門負責對内蒙古一帶的特務活動)組長馬漢三,托馬視陸路‘保險’時将此劍代交何應欽,由何轉獻于‘委座’。而他本人則去河南再轉重慶。”“那一年,戴到重慶後,未見馬漢三把古劍送來,發電催問,馬回答說,風雲突變,為安全計,古劍仍留孫軍長處,容日後再作計議。戴再去電問孫殿英,則久久不見回音,原來他正與日寇洽談投降事宜……”
根據以上作者所述,提出以下幾處疑點:
1、孫殿英向戴笠獻出寶劍的時間是七七事變後,時間當為1937年8月至1940年初之間。地點在山西五台山。然而,據史料所載,當時孫殿英、龐炳勳部隊均在河南林縣太行山一帶,不在五台山(1979年《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第64輯第144頁文強《孫殿英投敵經過》一文亦有詳細記載)。無有戴“視察”的記載。
2、1940年,馬漢三确在陝壩,往來于厚和市(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張家口一帶,正與德王接觸。但從陝壩到五台山(或太行山)既無飛機,又無公路,在各處有戰事的情況下,沒有七八天不能到來。如何“招之即來”?而且,當時路途不靖,以戴笠地位,衆多随從,戴不能攜帶此劍,馬又如何攜帶?更何況當時駐孫部的軍統要員還有嚴家憬、陳仙洲等,較馬之地位不低。
3、何應欽早在九一八事變後曾作為蔣介石的軍代表駐北平。七七事變後,早已離開北平。馬如何能轉給何應欽?而以馬當時的地位根本不能直接見到何而獻劍。
4、文中說:“劍仍留在孫處”,而孫正與日本特務洽談投降之事,該劍到底由誰交到日寇之手,不是很清楚了嗎?
二、關于馬漢三向日特“投敵”之說
華文據×君叙述:1940年初日本陸軍特務大橋熊雄和田中隆吉在華北開設走私公司“大隆洋行”,結識商人馬龍文(即馬漢三的化名)将其逮捕。馬“為了讨得活命”,供出了與德王密謀的“藍旗計劃”,還獻出了私下截留的龍泉寶劍,田中将其秘密釋放,從此投敵……
1、關于“藍旗計劃”是1939年末德王與軍統局商定的逃脫日本人拉攏的一項秘密協定,在1984年《内蒙古文史資料》第13輯《德穆楚克棟魯普自述》一書中,有較詳細的記述,這裡不多贅述。關于“藍旗計劃”的洩密,據德王《自述》一書中說明了洩密原因是“在劉建華身上引起的”。劉建華是當時厚和市(歸綏)的警察局長、軍統分子,化名那木耳,受日本人信任。他曾介紹一名軍統分子吳鈞玉入警察局。吳被捕後供出“藍旗計劃”。此說在台灣喬家才的《關山煙塵記》一書中(第162—163頁)也有叙述,可作佐證。“馬洩密”說不應成立。
2、馬漢三早期在西北軍随當時在西北軍中做統戰工作的宣俠父、南漢宸等從事革命工作,抗戰時期又打入軍統,在綏西、張家口地區從事敵僞的情報工作,作為察綏兩省的地下情報工作的負責人(時任軍統局察綏站站長、“七七”後曾任北平站站長),與當地日本軍人有所接觸,應該是正常的事。當時軍統内部監察制度是非常嚴密的,如馬确有“被捕”“投敵”之事,豈能瞞到抗戰勝利後?1940年由軍統策劃的刺殺日本天皇特使之事,是由馬漢三指揮的,北平全城封閉抓“麻子”後,馬父來北平寓所探望被日本人捕殺,前妻朱氏被關押一年多,馬受到日本人的通緝,這些都有史實記載。“投敵做了漢奸”是子虛烏有的說法。
3、關于川島芳子。華文據×君口述:川島芳子“1945年10月11日在北平家中被捕。帶人前去搜捕的,便是那個曾經化名‘龍文’的馬漢三”;“在宅内用了兩小時‘大搜查’,終于搜出這柄舉世無雙的古劍”。日降後,是誰逮捕了川島芳子,衆說紛纭。1990年11月17日《團結報》署名何渙聲的文章《是誰逮捕了川島芳子》,詳細叙述當時國民黨第十一戰區長官部司令孫連仲下令,由中央警官學校何渙聲等人親自逮捕川島芳子的經過。最後作者說明:“由于我是親自參與逮捕川島芳子的當事執行人之一,我有責任說出事實真相,以免以訛傳訛。”此事在1996年出版的許文龍著的《中共特工》一書中也有叙述。由此可以說明“川島芳子所供馬漢三親自帶人去她家搜捕并用兩個小時搜出古劍……”純屬臆斷。以馬當時的職位、身份,即使軍統插手,也不可能親自出馬。
此後,關于馬“獻劍投敵”之說,都是依據×君文中所叙述的,出自川島芳子之口。在當時錯綜複雜的曆史時刻,一個日特漢奸的單獨供詞能為憑嗎?想必戴笠也不會那麼幼稚。
三、關于“炸機謀殺戴笠”之說
1.首先,華文作者(或×君)叙述:戴得知馬“獻劍投敵”後及馬漢三本人的一些心理活動,如“戴心中無比憤怒,決定選擇适當時機除此‘敗類’”、“不打草驚蛇”,而馬則“心驚肉跳”、“敏感”、對戴“有懷疑”、“偷看戴給文強的信”,随即策劃“殺戴”之舉,又為“穩住戴笠”等等。此等内容有史實來源嗎?沒有,應該是作者的“推斷”。
文中還說:馬“吃驚之餘,便秘密與心腹劉玉珠計議對策,決定會同青島站長梁若節及時對戴‘下手’”,劉是馬“最忠心的死黨”,“當夜,劉玉珠就秘密去青島,策劃破壞戴笠乘坐的飛機……”
且不說文中所述有幾分可能,如此機密大事,×君是怎樣得知的?是德王口述與他?還是馬、劉親口告之?
1945年“八一五”日降後,馬漢三曾于9月初在重慶接待德王、李守信赴重慶面見蔣介石,并接待敵僞财務大臣汪時憬與戴笠會見。大約10月初來北平任軍統局接收要員,至戴笠墜機的3月17日不到半年。人所共知,抗戰時期馬漢三的飛黃騰達全靠戴的“賞識”,勝利剛剛半年,他不可能意識到自己“末日來臨”迫不及待為“保命”動了“殺機”。
2.戴笠作為軍統局的頭頭,不僅身邊保衛随從衆多,而且行蹤随心所欲,從不事先确定。任何尊重曆史、研究曆史的人都知道:在軍統内部像劉玉珠那樣身份的人(不過是個上校秘書)在戴笠沒有離開北平之前,怎能擅離職守去青島謀劃?戴去青島是到天津後決定的,當時既無正常班機,又無直達火車,劉玉珠怎麼去的青島?當時青島是由美國人控制的,連戴的飛機都是美軍航空安排,馬、劉二人有多大本事能去安裝定時炸彈,如入無人之境?
3.史料記載戴笠墜機日沒在青島停留:
(1)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詳細叙述過戴笠墜機前後的經過:“1946年3月16日,他由北平乘航委會撥給他使用的一架C47型222号專用機,當天到天津住了一夜,第二天由天津起飛,準備經上海再轉重慶。”戴笠“急于趕回”重慶,是為與李士珍争奪警校的領導權,“一些随他多年的秘書、警衛都沒帶,而叫在北平等他”;“他還想先到上海見胡蝶一面……”“當天雖接到上海氣候不好的通知,但他仍決定起飛,并叫多帶汽油,以便上海不能降落便飛南京,南京不行便去青島或濟南……飛機師不好勸阻,便在上午九時左右由天津起飛。飛近上海時,正值大雨滂沱,上海不同意降落……便按往定計劃飛南京……南京也在下大雨……駕駛員一再與地面聯絡。但到下午一點零六分之後電信突然停止,地面再也叫不到222号機了……”“從三月十七日晚開始,坐鎮重慶局本部内的毛人鳳得不到戴笠抵上海或南京的消息後,便分别急電青島、濟南、天津等處查詢他的下落。因為戴笠的習慣從任何地方動身到達一個新的地點,一定先與毛聯絡,時間總不超過兩三小時。”
從以上沈醉的記錄,戴16日住天津,17日飛上海、南京,并沒有去青島,毛人鳳也沒有去青島的信息,“戴在青島過夜”一說,不知從何而來。
(2)又據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編》第35期登載的署名趙新的文章《戴笠摔死前後》,詳細叙述了戴所乘坐飛機當天失事的情況,其中明确指出“青島不去了,直飛南京”。趙新是抗戰時期一名空軍飛機駕駛員,日降後調到航空委員會空運隊,1946年1月調北平基地西郊機場,隊部在燈市口同福夾道一座樓内。摘錄原文如下:
1946年3月16日下午,我照例去值班室看任務派遣牌,看到牌上寫着飛機“222号專機起飛時間:3月16日上午8時;航線: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飛行員:趙新、馮俊忠”。要求3月16日早7時前做完飛行準備。當時,我非常興奮,已有8年多沒有回家省親;我去東安市場買好了土特産等,準備第二天飛滬。翌晨,7時45分登機做起飛前準備,看見艙内已坐好了七人,其中一人好像見過面。7時55分,忽見飛馳來一輛吉普車……揮手人是張遠仁(綽号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18期畢業生),他大嚷:“不要開機!有急事,隊長讓我來替你!”我非常生氣……隊長說:“很抱歉……你來當這周的值星官吧。值星官很重要。”第二天3月17日上午9時接天津機場飛報:“222号9時起飛,由津飛甯。”我随即登記下來,報告隊長。上午10時接222飛報:“有要事,準備在青島着陸。”半小時後,222飛報:“時間太急,青島不去了,直飛南京。”12時5分222号飛報:“明故宮(機場)雲高300,有雷陣雨,着陸困難。”隊部立即回電:“222号速告明故宮打開導航台,進行穿雲下降。如不行,該飛上海或濟南。”但上海、濟南天氣也不好,222号隻好在南京穿雲下降。三次下降都越過機場,無法着陸。下午1時6分222号電信突然中斷,地面多次呼叫,也聽不見222号的訊号了。
據作者趙新分析:“從張遠仁和馮俊忠的飛行技術分析,在一般氣候條件下是沒有問題的,尤其馮俊忠年齡大,飛行經驗豐富……但他們都缺乏先進技術的訓練,尤其對利用無線電波和利用無線電羅盤的定向飛行,全都沒學過,毫無實踐經驗。他們倆都未經過‘美國訓練中心’嚴格的科學訓練,缺乏應變能力。這就是事故的必然性。”“他們為謀取暴利,違反飛行紀律……是事故的主因。”作者最後說:“這種事在舊社會是不可能披露的。今天理應真相大白了。”
以上事實說明:馬漢三指使劉玉珠去青島在飛機上安置炸彈一說,隻能屬于杜撰了。
四、關于劉玉珠
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國内許多小報拿此事作為吸引人的噱頭,演繹得越來越離奇,竟将劉玉珠變性為“花枝招展”的馬漢三最漂亮的女秘書。事實是,在抗戰期間戴笠曾明令軍統各級都不結婚,不設女秘書,馬漢三也從未有過女秘書。
劉玉珠(1910—1948,又名劉貴清)實有其人,是男性,在重慶就是馬的秘書,當時已近40歲,1948年在南京與馬一起被蔣介石處死,葬于京西萬安公墓。其妻子崔女士文革後去世,其女曾任蘇州市民革委員,現客居美國。有一位體育大學的副教授吳先生,對劉玉珠施“美人計”大加渲染,其根據來自何處不得而知,但竟然還在中央電視台多次播放,造成極大影響。有人還據此拿來編劇本和演繹故事,賺取低庸廉價的收視率。顯然,劉玉珠性别一旦明了,一切床上戲、美人計的故事便不攻自破,吸引人眼球的噱頭也沒有了。
關于馬漢三這個曆史人物,我們作為家屬,曾接觸過多位國共兩黨中知情的高層人士,如喬家才、文強、徐宗堯、愛新覺羅·溥仁等。和馬漢三同時被捕的喬家才,在台灣監獄關押9年,毛人鳳死後才被台灣當局釋放出獄,1991年曾回大陸來我家做客,詳細說明了當時被捕的經過,對戴笠的死因從未聽說過“謀殺”一說,并表示反感。我們認為,對曆史人物,叙述曆史事件,要與事實相符。曆史事件不能主觀臆測、戲說、想當然、臉譜化。這是對曆史的尊重,對人的尊重,也是對作者自己職業道德的尊重。我們希望還這段曆史的真面目。
（載于《文史精華》雜志，作者華清，原題《馬漢三與“戴笠墜機”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