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因素
财政支出結構狀況
既與一國經濟體制和相應的政府職能有關，又受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中國的财政支出結構的演變是與前者相适應的，而合理的财政支出結構最終還是要取決于經濟發展階段。
與政府職能關系
從某種程度上說，财政支出是政府活動的資金來源，也是政府活動的直接成本。因此，政府職能的大小及其側重點，決定了财政支出結構。
政府職能的觀點
在經濟學中，關于政府的職能特别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着兩種觀點，即
财政支出結構
市場主導型觀點和政府主導型觀點。
市場主導型觀點源于新古典學派，強調自由運作的市場力量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認為市場機制本身能夠運作得很好，隻是在一個十分有限的範圍和程度上才會出現失靈。因此，隻有着眼于促進市場機制運作效率的政府活動才是适當的。與此相适應，政府幹預應局限于一個狹窄的範圍内，即除了提供諸如國防、法律這類基本的公共服務之外，政府的經濟事務應僅限于諸如環境保護、基礎教育等這些具有明顯外部性的領域。
政府主導型觀點源于凱恩斯學派，強調政府要幹預經濟，特别是要通過财政政策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目标，認為如果沒有政府的強有力幹預，就很難實現資源的配置優化、産業的順利成長和經濟的穩定增長。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如果沒有政府的強有力幹預，就不可能實現快速的資本積累、有效的資源配置、及時的技術追趕，而這三大要素正是現代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與此相适應，政府職能不僅體現在為民間部門的迅速擴張提供良好的經濟環境、提供充足有效的經濟基礎設施，而且還要直接參與戰略性産業的投資活動。
當然，不論是新古典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都在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觀點。如今，幾乎沒有哪個經濟學家主張純粹的自由經濟或純粹的政府幹預。人們都清楚地認識到，市場機制有缺陷，政府幹預也會失效；政府應對國民經濟進行幹預，但是幹預的力度和方式有所不同。
如果按照市場主導型觀點，不僅财政支出規模不可能很大，而且财政支出結構無疑偏重于行政管理、法律秩序、防衛等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方面的支出。如果按照政府主導型觀點，财政支出規模可能比較大，或者即使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财政支出規模不是很大，但支出結構會偏重于集中資源和經濟事務方面的支出。
結構變化
鑒于财政支出結構與政府職能存在着緊密的對應關系，我們把政府職能簡化為兩大類，即經濟管理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相應地，财政支出也就形成了經濟管理支出和社會管理支出。
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經濟管理體制和政府職能在20世紀70年代末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注重經濟職能的實現，政府調動幾乎全部資源，直接從事各種生産活動，推崇“生産性财政”，财政支出大量用于經濟建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上起基礎性作用，政府正在逐步減少資源配置的份額，退出一些适合民間部門從事的生産活動領域，财政用于經濟建設方面的支出比例已大大降低。伴随着政府職能的這種轉變，财政支出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下表（表1）所示，經濟建設支出占财政支出總額的比重從改革前的平均60%左右下降到“九五”時期的不足40%；相反，社會管理支出比重則大幅度提高，從40%左右上升到60%左右。
财政支出結構
經濟建設支出比重下降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流動資金支出下降。從1983年7月開始，除了核工業部、航空航天工業部部屬的少數國有企業外，其它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供應由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從而使流動資金支出占總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從改革前的平均6.6%的水平下降到目前的平均0.5%。二是基本建設支出下降。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以及投資主體的資金來源多元化，使得基本建設支出比重迅速下降，從改革前的平均36%急劇下降到1996---1998年的不到12%。這兩項支出比重就下降了30個百分點。在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減弱的同時，社會管理職能得到加強，社會管理支出比重必然提高。不過，在社會管理支出的增長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因素。
首先，社會文教費的增長是合理的。随着我們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認識的提高，政府不斷加大對教育、科學等領域的投入。特别是 1981--1985年的“六五”時期，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支出比重增長速度很快，高達44%；1986--1995年該比重增長率平均也達17%。
其次，行政管理費的增長不盡合理。随着社會經濟發展，經濟活動日趨複雜，公共事務也日益增多，行政管理支出增加有其必然性。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行政管理費增長速度過快，1981--1995年行政管理費支出比重增長率平均高達35%，成為中國财政支出中增長最快的項目。随着改革開放前期對過去遺留問題的逐步解決，再加上政府機構的改革，行政管理費支出的這種增長勢頭已得到控制，比如，1996---1998年的行政管堙費支出比重比1990--1995年僅提高了5%，大大低于前期的增長速度。
發展階段
從根本上說，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财政支出結構的長期演變就主要取決于經濟發展階段。換句話說，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要求财政支出的側重點不同。
1、财政支出結構的發展階段論
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在分析經濟發展階段與财政支出增長的關系時，突出強調了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會導緻不同的财政支出結構。馬斯格雷夫把整個财政支出劃分為軍用支出和民用支出，而民用支出按其經濟性質又進一步劃分為公共積累支出、公共消費支出和轉移支出；同時把經濟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成熟階段，并認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這三類支出的增長情況也不同。
公共積累支出
。從理論上說，财政投資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取決于資本品的外部性——外部性越大的資本品，财政投資的比重越高。一般來說，公共部門主要從事具有較大外部經濟性的投資，私人部門則主要從事具有較大内部經濟性的投資。 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公共積累支出應占較大的比重。交通、通信、水利設施等經濟基礎設施具有極大的外部經濟性，私人部門不願投資，而這些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不僅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也影響着私人部門生産性投資的效益。因此，政府必須加大經濟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創造良好的生産經營和投資環境，加速經濟起飛。
在經濟發展的中期，私人部門的資本積累較為雄厚，各項經濟基礎設施建設也已基本完成，财政投資隻是私人投資的補充。因此公共積累支出的增長會暫時放慢，在社會總積累支出中的比重也會有所下降。
财政支出結構
在經濟發展的成熟期，财政投資的增長率有可能回升。因為在這一時期，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人們對生活質量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更新經濟基礎設施，加大社會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的投資。
公共消費支出
。公共消費支出的增長率取決于社會成員對公共物品需求的收人彈性，而從整個經濟發展階段來看，這一彈性一般大于1。根據恩格爾法則，随着一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消費方式會發生變化，衣、食等基本消費品在整個消費支出中的比重會逐漸下降，而需要公共物品做補充的私用消費品的支出比重會不斷提高，因而公共消費支出占社會總消費支出的比重就會相應提高。這種現象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和中期表現得還不十分明顯，但到了經濟發展的成熟期，人們的消費檔次大大提高，特别是“成人玩具’的出現(如私人擁有的摩托艇、豪華轎車、耐用娛樂奢侈品)，不僅需要政府提供各種公共設施與之配套，而且政府的各種管理費還會增加。此外，随着人們對生活環境和質量要求的提高，政府的有關管理機構(如治安、環保)不斷膨脹，這些都将導緻公共消費支出的增長。
轉移支出
。馬斯格雷夫指出，轉移支出的大小取決于經濟發展各階段政府的收入分配目标。如果政府旨在減少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轉移支出的絕對額會上升，但轉移支出占GNP的比例不會有多大變化；如果政府的目标是确保人們的最低生活水平，轉移支出占GNP的比例會随着 GNP的增長而降低。羅斯托則認為，一旦經濟發展進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目标是提供教育、衛生和福利等方面的社會基礎設施。此時，用于社會保障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轉移支出規模将會超過其它公共支出，而且占GNP的比重都會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