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原有丁銀制度
清代的丁銀是沿襲明代的丁銀而來的，但丁銀編征作為中央政府賦稅征解的内容，則是清代的事情。在明代，丁銀與裡甲、均徭等四差銀一起，都由地方官員征用，并不上繳明中央政府，實際上這項收入多落入官吏的私囊。在明朝中央政府那裡，也沒有全國丁銀的統計數字，隻有戶丁的總數，在行政及政策制定方面，中央政府也未涉及丁銀的處理以及如何支配的問題。
清朝定鼎北京後，以加強中央集權和籌集軍饷為中心，同時強化對地方财務的管理。大緻說來，自順治二年始，清朝中央政府命令地方官将丁銀随同田賦一起上繳，同時對于人丁的編審也逐漸制度化，以保證丁銀的征解。清初原定三年一編審，順治十三年改為五年一次編審人丁。順治十五年，清廷命令各直省将編審人丁造冊送部。十七年覆準，“直省每歲終，各将丁徭賦籍彙報總數，觀戶口消長，以定州縣考成”。通過這些措施，在剝奪地方官任意支配和使用丁銀權力的基礎上，清朝中央政府直接征用丁銀。
順治十八年，清朝中央政府首次公布了全國丁銀的統計數字，“直省徭裡銀3008900兩9錢，米12570石1鬥”。丁銀成了清朝中央政府賦稅征收的重要内容。
丁銀制度的弊端
山西布政使高成齡在奏折中說：“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民地無立錐，反多徭役。”
丁銀的編征自始就存在着弊端。康熙初年曾任直隸靈壽縣知縣的陸隴其對此曾分析說：“查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為九則，上上則征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征銀一錢，以家之貧富為丁銀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開除，此成法也。無如有司未必能留心稽查……且又相沿舊習，每遇編審，有司務博戶口加增之名，不顧民之疾痛，必求溢于前額，故應删者不删，不應增者而增，甚則人已亡而不肯開除，子初生而責其登籍，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是追呼之檄，始而包賠，既而逃亡，勢所必然。”這種戶丁編審中的虛報和浮誇之風在很多地區都存在。
而官員紳衿利用優免特權隐漏人丁，奸猾之徒又托為客籍以為規避，而丁銀項目仍然存在，結果便落在貧苦農民的身上。其中在實行戶等編審制的地區，出現了利用戶等進行放富差貧的現象。如山東曹縣，“豪強盡行花詭，得逃上則；下戶窮民置數十畝之地，從實開報，反蒙升戶”，結果“其間家無寸土，糊口不足，叫号籲天者，皆冊中所載中等戶則也”。這樣一來，一方面，封建官府為追求溢額在編審時多行虛誇；另一方面舍富就貧，丁銀溢額增多的結果便是使中下層民衆承擔起更多的丁銀來，飽受“代納”和“包賠”之苦。
這樣一種丁銀編征，使得階級矛盾更趨激化。對于丁賦的征收來說，其結果是“在民有苦樂不均之歎，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參，官民交累”。
決心改革
康熙時期解決了長達八年的吳三桂等三藩的分裂戰争，收複了被鄭經割據多年的台灣，驅逐了占據我國黑龍江地區的沙俄勢力，又出征蒙藏平定準噶爾部蒙古貴族分裂勢力的動亂，連年的征戰耗費大量财力再加上各級官員貪腐，老百姓過得很苦。康熙帝本人親民愛民、常自覺民間疾苦，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說：“朕四次經曆山東，于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兇年，自身并無田地産業，強壯者流離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溝壑。”次年，康熙帝又說：“為民牧者若能愛善而少取之，則民亦漸臻豐裕。今乃苛索無藝，将終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為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下旨“永不加賦”。
後來全面行攤丁入畝的雍正帝也常禀承先皇遺訓，曾多次面谕群臣要勤政愛民，說他自己“勤求民瘼，事無巨細，必延訪體察，務期利民。而于征收錢糧尤為留意，惟恐闾閻滋擾，此念時切于懷”。雍正在其繼位之初就曾向各省督、撫、司、道及府州縣各官分别發布谕令，要他們把錢糧征收放在所負之責的首位，不得任意苛索。
且對直接征收錢糧的州縣官谕令尤嚴，指出：“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錢糧，關系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皇考示谕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增加，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這就是說，除了确保國家财政足額，亦強調其社會公正的維護和社會心理的引導，也就是通過寬免賦稅的的政策來營造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的社會氛圍。
經過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規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數作為征收丁稅的固定數，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廢除了新生人口的人頭稅。
雍正元年（1723年）開始普遍推行“攤丁入畝”，把固定下來的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征收統一的地丁銀，不再以人為對象征收丁稅。
内容
将丁銀攤入田賦征收，廢除了以前的“人頭稅”。
政府放松對戶籍的控制，農民和手工業者從而可以自由遷徙，出賣勞動力。
各省地方政府，查清各處地畝多少，按畝均攤稅賦。
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
結果
雍正皇帝實行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丁銀與田賦以田畝多少為征收依據，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負擔。這樣的改革有助于緩和社會矛盾、釋放社會活力、促進生産發展。
影響
積極
攤丁入畝結束了地、戶、丁等賦役混亂的現象，完成了人頭稅并入财産稅的過程，徹底廢除了自西漢以來的人頭稅；由于征稅的對象是土地，政府放松了對戶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對活躍商品經濟起來推動作用；無地少地的農民擺脫了丁役負擔，不再被強制束縛在土地上，進一步松弛了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特别是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攤丁入畝，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這項措施有利于貧民而不利于官紳地主。不知給多少窮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鎖，鏟除了多少官員的搖錢樹。
評價
浙江《嘉興府志》評價說：“田畝起丁，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計畝科算，無從欺隐，其利一，民間無包賠之苦，其利二，編審之年，照例造冊，無須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無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到雍正末年，國家庫存銀兩由康熙末年的800萬兩增加到6000多萬兩。全國人口更是由順治十八年（1661年）的1913萬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3.01多億人。中國封建社會由此出現了最後一次盛世——“康乾盛世”。
乾隆《濟甯州志》在評論“攤丁入地”的意義時說：“濟之改九則即三等九則制行條鞭已百年矣。……然時役在賦中，時或役在賦外。《會典》雲：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者，有丁随甲派者，有丁從丁派者，一省之内，則例各殊。……至此始歸劃一，從古未有之善政也。”
中紀委刊文：實行“攤丁入畝”之後，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沒土地的不交，不知給多少窮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鎖，鏟除了多少官員的搖錢樹。對地主老财和貪官來說，這當然是“嚴苛”！
“攤丁入畝”政策有利于貧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國賦稅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緩和了社會矛盾，加強了封建統治，促進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輕微改善，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看，攤丁入畝政策有明顯的局限性。它沒有消除反而加強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沒有也不可能消除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從根本上講，它維護的仍是統治階級的利益——長久統治，牢固統治的利益。它使封建統治更加牢固。事實上，攤丁入畝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首先是千百萬勞動人民反抗賦役不均所進行的激烈鬥争的結果；雖然名義上陸續在各省實行，但不可能持久認真地貫徹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