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一國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
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就處在人口紅利的階段，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約為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較高，保證了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财富積累速度比較快。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經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李克強總理2018年10月24日應邀在中國工會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經濟形勢報告時說，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使廣大勞動者的素質持續提升，技能水平不斷提高。“人口紅利”加速向“人才紅利”轉變，這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底氣”。
計算方法
一種估算人口紅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時間序列的宏觀人口經濟數據，用多元回歸的數理統計方法，通過在回歸方程中帶入人口及其他各種因素，觀察人口變化對經濟增長解釋能力的貢獻。另一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通過計算有效生産者與有效消費者人數，然後把這兩類人數的比例作為撫養比。注意，這裡所使用的撫養比與通常所說的撫養比不一樣。
這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把經濟變化的指标——人均産出增長率——分解為兩個部分，即有效生産者人均産出的增長率與撫養比的增長率。這兩個組成部分中，第一個是勞動生産率，第二個是人口因素。在假設有效生産者人均産出增長率不變的條件下，撫養比增長率的變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對人均産出增長率的貢獻，也即人口紅利。
實際上，人口變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不僅包括勞動力供給的增加，還包括擴大積蓄以及人力資本投入與回報上升。由于人口在40歲-60歲年齡段積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這個年齡，就會帶來更多的積蓄。更多的儲蓄意味着更多的資本。每個勞動者資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勞動生産率。
同時，期望壽命的延長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人力資本投資的觀念，造成了更多技術發明使用的機會，提高了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一個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個更富有生産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遠不限于增強體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維的開拓與使用。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的計算需綜合考慮就業、收入及對經濟增長的其他變量的影響，而不是像有些人誤解的隻依靠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同時，随着人口轉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是不可重複的，也不存在所謂“源源不斷”的人口紅利。
社會影響
中國近幾十年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奇迹”。在探讨中國為什麼能夠創造經濟增長“奇迹”的時候，很多人認為“人口紅利”的影響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人口紅利”也因此和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景聯系在了一起。
中國在1965~1970年間“人口紅利”已顯現，并且創造積累了國民經濟基礎。2000年以後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城鎮失業嚴重困擾着經濟的增長。10年間，切實感受到“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經濟影響
“人口紅利”不意味着經濟必然增長，但經濟增長一旦步入快車道，則“人口紅利”勢必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力助推劑。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經使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當“人口紅利”期結束的時候，我國經濟還能增長多久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弄清楚“人口紅利”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簡單來說，“人口紅利”或者說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包括這樣兩個方面：一是對生産領域的影響，二是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
“人口紅利”對生産領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勞動供給上。從勞動供給來看，我國目前仍然處于勞動年齡人口最豐富的時期，但随着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勞動年齡人口大約會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長。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止後，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問題會很快到來。但城鄉二元結構使得中國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數量龐大的農村人口仍然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内為城鎮提供勞動力資源。中國正處于快速城鎮化的過程之中，如果按城鎮人口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的速度計算，則城鎮每年會新增1500萬左右的勞動年齡人口。設想中國步入比較發達的階段時大多數人口如70%的人會選擇居住在城鎮，則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還會持續20年以上的時間。因此，在可見的将來，我國似乎仍然擁有比較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從勞動力供給來看，“人口紅利”将繼續推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從“人口紅利”對消費和儲蓄的影響來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止或者說老齡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時期内并不必然帶來儲蓄率的下降，相反還有可能使儲蓄率進一步上升。在老齡化的初期階段，新進入老齡階段的人往往都有較高的儲蓄率和儲蓄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齡化的初期階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紅利”期。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年齡人口豐富的“人口紅利”期結束并非“人口紅利”的真正結束，隻要能夠發揮好儲蓄的資金效率，讓資本得到合理的回報，則第二次“人口紅利”仍有可能為經濟增長繼續注入“活力”。
綜上所述，無論從生産還是從消費和儲蓄來看，“人口紅利”都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内成為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利好因素。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曆史上最好的時期，同時也是“人口紅利”回報最豐厚的時期。從今後20~30年左右的時間來看，我們不僅沒有理由懷疑我國的經濟增長會失去動力，相反，經濟增長将會更加強勁。
世界銀行《2007年世界發展報告》報告會上說，中國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達到頂峰。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這種贍養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約40年，取決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後會重新關閉。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仍然處在這個窗口裡。這一窗口在中國和泰國将于10年内關閉，在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經關閉。
根據一些中國機構的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27%得益于“人口紅利”，與此前“人口紅利”對日本、新加坡等國經濟騰飛的貢獻率基本相當。
影響因素
有利因素
1.高勞動參與率
高勞動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參與率高。
2.高儲蓄率
适齡勞動力比重大，同時也意味着人口贍養率低或勞動力人均負擔率低，即每個勞動者需要贍養的老人和孩子數量較少。在其他條件不變時，這是實現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高儲蓄率的一個重要條件。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而儲蓄是資本積累或投資的重要來源。
3.較高的勞動力配置效率
配置效率是相對于技術效率而言的。技術效率是指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現存資源的重新配置帶來的效率。
不利因素
- 短期影響因素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制約着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從勞動年齡人口的分布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
2.長期影響因素從長期看，一國的“人口紅利”并非可持續。“人口紅利”期隻是一國人口變遷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人口的老齡化和青壯年勞動力供給速度的持續下降，将經由勞動力要素供給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儲蓄和資本積累兩方面，中國經濟所享有的“人口紅利”的黃金時代正在漸行漸遠。
新的改革
2012年12與9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甯在第十二屆中國經濟論壇上指出，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是實體經濟的回歸與轉型，而回歸實體經濟就要增加投資者的信心、調動民間積極性。
厲以甯稱，新人口紅利、新資源紅利和新改革紅利正在替代舊的紅利。他指出，新的人口紅利正在産生，中國正在從技工時代轉向高級技工時代。同時，科學技術方面的投資也在産生新的資源紅利，相對于舊資源紅利而言，新的資源紅利主要在于對科學技術的利用，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資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興草場業增進土地資源的利用等；而新的改革會給經濟發展提供新的機遇。
厲以甯強調，中國貧富差距特别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二次分配有問題，西方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縮小差别，而中國則是二次分配擴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
厲以甯表示，中國的城鎮化就是老城區加新城區加新社區，新城區就是開發區、試驗區、工業園區、物流園區等；新社區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其着重點應該放在兩方面，一是保證農村公共服務到位，二是促進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如果這樣做，不僅可以繞開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将來進入高收入社會，也仍然會繼續前進。”厲以甯表示。
出現拐點
介紹
2013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裡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這意味着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已在2012年出現，将對經濟增長産生顯着影響，我們應當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夠準備。
“判斷一國是否擁有人口紅利，要看兩個指标，一是勞動年齡人口，一是将勞動年齡人口作為分母、其他年齡組如年幼、年老者作為分子得到的人口撫養比。”蔡昉說，如果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人口撫養比下降，就會帶來人口紅利，反之就沒有人口紅利。
過去相當長時間裡，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人口撫養比一升一降，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我們得到了人口紅利。“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将逐漸減少，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報告認為，從2010年至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将減少2900多萬人；與此同時，人口撫養比相應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衆，中國的人口紅利将趨于消失。”蔡昉坦言。
影響
蔡昉認為，人口紅利趨于消失，将使中國經濟增長趨勢出現與以往截然不同的變化。“潛在增長率由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生産率進步決定，人口紅利趨于消失對這三個方面都會産生重大影響。”
不言而喻，人口紅利趨于消失，會使勞動力減少。除此之外，還會使資本投入增長率放慢。蔡昉解釋說，過去我國撫養比低，人口負擔輕，可以維持高儲蓄率，從而帶來高投資，今後的情況正好相反。另一方面，如果勞動力短缺，就會出現資本投入報酬遞減現象。“打個比方，如果勞動力充裕，1台機器對應10個勞動力，那麼有多少資本就可以買多少機器；一旦勞動力不足，1台機器對應1個勞動力，甚至10台機器才能對應1個勞動力，這個勞動力的體力、智力能照顧得過來嗎？買相同數量的機器，其産出自然會減少。”蔡昉說，“報酬遞減，資本投入就會減少。”
“一句話，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會因人口紅利趨于消失而減速。”蔡昉說，“‘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為10.5%。我們預計，‘十二五’時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時期更是減為6.08%。”
應對
“人口紅利趨于消失，導緻未來中國經濟要過一個‘減速關’。對此，我們必須正視趨勢、坦然接受、積極應對。”蔡昉說，“應對之策，可以分為不該做的和應該做的兩塊。”
不該做的，就是不甘心經濟減速，企圖用過度擴張投資、增加需求的方式人為把經濟增速拉上去。“今後，一些人或許會提出很多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等等。這些有駕輕就熟的手段、有實施的抓手，而且過去幹得也很成功。”
面對人口紅利趨于消失，應該做的，就是科學地提高潛在增長率。“潛在增長率不能超越，但可以提高。”蔡昉說，勞動力投入方面還能挖潛，比如，今後勞動力數量雖然減少了，但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1.6億進城農民工沒有城市戶口，從而沒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他們通常40歲左右就退休回鄉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民工就能幹到60歲。這樣一來，勞動參與率增加了，潛在增長率也能因此提高。”
生産率進步方面也有空間。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無效率的“僵屍企業”淘汰退出，有效率的企業能得到更多資源發展壯大，導緻整體經濟的生産率提高。美國的研究表明，這種“創造性破壞”所帶來的生産率進步，約占全部生産率進步的30%—50%。“如果能通過改革打破壟斷、扶持中小企業，讓企業平等競争、優勝劣汰，也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人口紅利趨于消失，計劃生育政策是否該因此調整，蔡昉認為，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即使人們還願意生，要“長成”勞動年齡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難以改變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趨勢。“不過，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待，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應該研究适當調整人口政策。個人認為，目前的政策底線應當是放開二胎。”蔡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