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選官制度-中文百科頻道

曆史背景

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到了東漢末年，已為門閥士族所操縱和利用，他們左右了當時的鄉闾輿論，使察舉滋生了種種腐敗的現象，與要求參與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識分子産生了尖銳的矛盾，在如何選官的問題上鬥争激烈。曹操死後，曹丕在采納陳群的創議後，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選官制度。但當時察舉尚未完全廢除。九品中正制就是在這種背景形勢下産生的。

基本内容

九品中正制從内容上說主要有三條。

設置中正

這是九品中正制的關鍵環節。所謂中正，就是掌管對某一地區人物進行品評的負責人，也就是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州設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數郡人物之品評，各郡則另設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長官推舉産生，晉以後，改由朝廷三公中的司徒選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舉，但仍需經司徒任命。在一般情況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舉薦的現任中央官員兼任，有時，司徒或吏部尚書還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這是為了保證中央對選舉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對中正事務的幹擾。大小中正官還都有名為“訪問”的屬員。

品第人物

這是中正官的主要職責。中正官負責品評和他同籍的士人，包括本州和散居其他各郡的士人。

品評主要有三個内容：

1、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輩的資曆仕宦情況和爵位高低等。這些材料被稱為簿世或簿閥，是中正官必須詳細掌握的。

2、行狀：即個人品行才能的總評，相當于品德評語。魏晉時的總評一般都很簡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優能少”等。

3、定品：即确定品級。定品原則上依據的是行狀，家世隻作參考。但晉以後完全以家世來定品級。出身寒門者行狀評語再高也隻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門者行狀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形成了當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選拔依據

中正評議結果上交司徒府複核批準，然後送吏部作為選官的根據。中正評定的品第又稱“鄉品”，和被評者的仕途密切相關。任官者其官品必須與其鄉品相适應，鄉品高者做官的起點（又稱“起家官”）往往為“清官”，升遷也較快，受人尊重，鄉品卑者做官的起點往往為“濁官”，升遷也慢，受人輕視。

中正評議人物照例3年調整一次，但中正對所評議人物也可随時予以升品或降品。一個人的鄉品升降後，官品及居官之清濁也往往随之變動。為了提高中正，政府還禁止被評者訴訟枉曲。但中正如定品違法，政府要追查其責任。

發展曆史

開始雛形

九品中正制是沿襲了東漢鄉裡評議的傳統，在戰亂時期人士流移的條件下發展而來的，也是适應曹魏初期政治的特點而産生的。

東漢末年，代表中央政權的曹操有不少壓制豪族名門浮華風氣的舉動。曹操并非名門，其祖父是與名士對立的宦官集團中的一員。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與曹操政權對抗。因此曹操必須壓抑以清議名士為代表的地方豪族勢力，如：破壞朋黨交遊便是其一舉措。但在戰亂時期，曹氏政權還須依靠地方名士，因為他們在鄉裡有較高的聲望，完全廢除鄉裡評議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權所能做到的，隻是把清議納入政權軌道，使名士與政權合作。這樣以設立中正官專門執掌品第人物以備仕進參考的方式，代表“國家利益”的政權便對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議也便合法化，從而為其發展勢力創造了條件。

以品第之法選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三國志·吳志·魯肅傳》：“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牍車，從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軍迎操，欲安所歸。”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後出現的。《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為州都，郡國為中正。如《三國志·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以吉茂、時苗等人為《清介傳》，傳曰：“……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曆諸縣，亦複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

由此可見，郡中正由各郡長官推選，而且是現任官兼。這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曹氏政權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黨浮華之風的名士私家評議收歸政府統管，由郡長官推選現任官兼任中正，職掌人物的品第。中正品第人物，必須提供三個項目：一家世，一狀，一品。《太平禦覽》卷214引《晉陽秋》：“陳群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後授任。”表明魏時已重家世，但還不是完整的标準。

曹操由于政治軍事上的需要，多次頒布唯才是舉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雖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學。如《宋書·恩幸傳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漢代選舉已參考狀。狀是一個人道德才能的具體叙述。中正所作的狀往往止一二句，是為總的評語。品是根據家世和行狀綜合作出的評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虛位，二品實已為最，初期二、三品仍屬上品。這裡的品是“中正品”，與官品是不同的。魏初，中正定品尚重鄉論。曹魏初期中正以郡為基層，郡中正是真正發揮品第人物作用的，它們尚為地方士族所專控，而州都隻不過總其議罷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門大族尚沒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為其服務。但在曹芳以後，情形發生了變化。

逐漸發展

九品中正制在這一時期發展的重要标志是州中正的設立。其設立是根據當時權重于朝的司馬懿的提議。《太平禦覽》卷265引《傅子》：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都，而總其議。晉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議曰：案九品之狀，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為可除九品制，州置大中正。又《通典》卷32有：“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而曹羲是不同意的。後來曹羲與兄曹爽皆為司馬懿所殺。

自州中正的設立以至兩晉，九品中正制逐漸完成門閥化的轉變，而最終成為門閥士族的選舉工具。

與先前由地方官推選郡中正不同，晉代的郡中正由州中正薦舉。如《晉書·傅玄附子鹹傳》：“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複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卻，俊固據正。”大小中正也已由司徒選任。

這種情況似乎是國家政權進一步把選舉中的品第人物權收歸中央，有利于打擊地方士族。此在一方面乃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卻便利了掌權的中央豪門士族擴展其勢力，他們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選官制度，而那些官居卑位或不居官的地方世家大族卻日趨衰落。此時威脅代表“國家利益”的政權的，不是那些魏初的地方清議名士，而是新興的盤踞朝廷的世家官僚──門閥士族。

基本成型

魏晉之際，品第偏重門第已成事實。《晉書·鄭袤傳子默附傳》曰：“初，（晉武）帝以貴公子當品，鄉裡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舉默。”晉以後批評選舉專重家世之弊者不斷。

高門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從家裡铨選入仕，而不必經過察舉。在此之前，均憑借門第而得中正高品。如傅暢，“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謝琰，“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拜著作郎”。王洽，“（王）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曆散騎、中書郎”。可考的西晉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東晉則更有發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

而州辟佐吏和舉秀才則主要是中級士族與吳蜀士族的主要仕途。他們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謂地方“鄉豪”的子弟。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這個在東漢和魏初頗受重視的入仕道路卻降為低級士族與寒庶人士的仕途了。這種變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時已變為高門大族的工具，隻重門第而輕德才。當然這種變化是随着門閥士族勢力的發展而變化的。

事實上，門閥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為一個政治上的裝飾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統為準，門第高即獲高品，此時隻須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隻不過是例行公事。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公門有公，卿門有卿”者也。（《晉書·劉毅傳》、《晉書·王沉傳》）

縱觀東漢、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選舉制度的變化，其中顯然是貫串着皇權由盛而衰再盛的發展趨勢，而世家大族勢力則相反，其趨勢是在東漢末世家大族衰落，同時新出門戶開始興盛，魏晉成為士族，到東晉時成為門閥士族而達頂峰，南朝也轉衰而至隋唐。而選舉制度也由東漢的重鄉裡評議、重孝廉才德到魏晉重家世門第、輕孝廉才德，而隋唐則又重才德――科舉制（中間有曹氏政權初期短暫的抑門第之舉）。

衰落廢除

九品中正制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标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學家沈約甚至說它是蓋以論人才優劣。到了隋代，随着門閥制度的衰落，此制終被廢除。

意義作用

積極意義

1、起到了選拔人才的作用，其選拔标準家世品德才能并重；

2、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也剝奪了州郡長官自辟僚屬的權力，将官吏的任免權收歸中央，有利于加強中央的權力。

消極意義

九品中正制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标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晉時充當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參預中正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者幾乎全部是門閥世族，故門閥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于是在中正品第過程中，才德标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九品中正制的主要标準，到西晉時終于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僅成為維護和鞏固門閥統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構成門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到南朝時期，在中正的評議中，所重視的隻是魏晉間遠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統和姓族隻須查譜牒，中正的品第反成無足輕重的例行公事。到了隋代，随着門閥制度的衰落，此制終被廢除。

史家争論

稱謂問題

陳長琦對史學界習稱的“九品中正制”這一提法持有異議。他指出，現存的魏晉南朝史料，均無“九品中正制”的提法，最早的提法則是“九品官人法”。

實際上，無論是認為“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九品官人法”，二者無需區别；或者認為九品中正制是對九品官人法的更準确的表述，都是錯誤的。這種錯誤認識産生的根源，在于誤解了魏晉時人對九品官人法的評價。

魏晉人集中攻擊的是中正制度，攻擊中正對人才的不公平評價。由于中正制度是九品官人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一些學者産生誤解，将中正九品之制誤認為就是九品官人法。其實，中正九品制或者我們所常說的九品中正制，隻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評定品級

陳長琦指出，九品官人法包括兩個内容：一是對現職官員進行品評，一是對官吏的候補人進行品評。前者完善、發展為九品官制，後者形成為中正九品制，習慣稱之為九品中正制。對于九品官制的品第，人們習慣稱之為“官品”，而對由中正給予官吏侯補人品評出的品第，有稱之為“中正的品第”，也有稱之為“鄉品”的。

他認為，九品中正制下，評品權力握于中正之手，品第之高低，常常系之于門第世資，一個人的宗族地位及父兄官爵，即“資”，在品評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此，使用“資品”的概念來稱謂九官人法中中正綜合給予官吏侯補人的“品”，既合乎習慣，又切合事實，中正給予官吏侯補人的品第，實質上正是一種基于被品評者門資家格的任官“資格品第”。

關系問題

官品制度對官員職位所采取的等級區分形式，易使人們産生誤解，并将其與官階制度混同。

實際上，官階制度最主要的特征，是以等級高低區分官員職位，并據此規定官員地位的貴賤、權力的大小以及相應的秩俸待遇。

而官品制度則從官才的需要出發，也對官員職位采取等級區分。就這一點而言，二者形式相同，然而，本質卻不相同。但是，九品官人法所帶來的官品制度及其以官才标準對官員職位的等級區分，必然産生官階化傾向。到南梁初年，正式以九品官制取代傳統的官秩制度而确定為官階制度，使官品與官階制度二者實現了結合，官品制度始正式演化為官階制度。

區分問題

張旭華認為，曹魏創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品第雖有九等，然其類别卻隻有二，即上品與下品。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把中正品第中的上品和下品同屬于辨别人才優劣的等級評定序列，并依此考察魏晉任官及其與鄉品、官品的關系，緻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出現了偏差，事實上，上品與下品雖然有着基本相同的屬性，即它們都是由中正所作出的一種區分人才優劣的等級評定形式。但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基本屬性相同的鄉品，卻又具有一種新的内涵和社會屬性。魏晉時期，由于門閥制度的形成以及士庶等級界限的嚴格區分，上品與下品同社會等級制度結合得愈來愈緊密，其間的差别日益明顯。上品的含義也随之發生了質變，即由單純評定人才優劣的一級鄉品等級稱謂蛻變為代表着士族的社會地位的身份等級的标識，成為辨别士庶分野的界标之一。

專家們關于九品中正制設置及其職權的争議

1、中正的設置時間、具體名稱和組織結構問題。

唐長孺認為，初立中正時，隻限于郡。州中正的設立時間較晚，可以确定在曹芳時，并且至遲不出嘉平二年（250年），至早不出正始元年（240年）。州中正亦稱大中正、州都。而縣中正，在魏晉時無考。

韓國磐認為，九品中正制的選舉辦法，頗為完備，即州設大中正，亦稱都中正，郡設小中正，亦隻稱中正。

2、中正的職權問題。

唐長孺認為，中正的任務是品第人物、以備政府用人的根據。所有官職授受，除了皇帝特權來處理之外，都必須經中正審查這一道手續。中正品第并非隻是一種褒貶虛名，而是和入仕途徑以及任職有不可分離的關系的。官位必須與品第相符，降品等于免官，升了官必須同時升品。

王仲荦認為，中正掌搜薦，以幫助吏部來铨選士人。中正依據管内人物的品行，定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有權進退，“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以五退六，或以六退七”，吏部的選用，就是根據中正的“品狀”來定的。

專家們關于九品中正制創立時間及原因的争議

1、關于九品中正制的創立時間，大體有四種觀點。

一是延康元年陳群始建說。唐長孺認為，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時間是在曹丕未篡漢時即延康元年（220年）二月，這在《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有明文。《晉書·李重傳》所載李重語和沈約的《宋書·恩幸傳序》将時間提早到曹操時，可能是出于誤會。這個問題可以不必讨論（《九品中正制度試釋》，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年版）。

二是建安年間曹操始建說。韓國磐依據前引《宋書·恩幸傳序》沈約所述和《晉書·衛瓘傳》、《通典·選舉典》等有關記載，認為九品中正制始于曹操時，而且是戎馬倥偬時所創（《魏晉南北朝史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另外，還有張旭華的“魏武萌芽說”和劉訪師的“始于壽張之戰說”。

2、九品中正制産生的原因。

韓國磐認為，九品中正制的産生，是由于漢代州郡察舉制度已經腐敗不堪，再則漢末戶口流離，即地主士人亦多僑寓他鄉，州郡察舉制已不适用，因此，非改不可。曹操求賢諸令，重新确立了選舉的原則，也就是選舉人才的标準，但怎樣達到這個标準，就需要具體的辦法、制度來保證執行，這個制度就是九品中正制。

唐長孺認為，就當時人的說法，九品中正制的創立，是由于經過黃巾大起義之後，人士流移，政府選舉無法查考鄉闾的批評，因此一方面顧及鄉闾評定的舊傳統，另一方面适應人士流移的新環境，就本鄉之中選擇一個适當的人來主持評定的任務，于是創立了九品中正制，這種理由是正确的。

王仲荦認為，曹丕繼位為魏王，進一步就要受禅，登上皇帝的寶座。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做好改朝換代的工作，對世家大族就不得不作出讓步。當時世家大地主尚書陳群向政府提出“九品官人”的方案，曹丕不加留難地予以通過了。經過這種方式的妥協，他才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魏晉南北朝史》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另外唐長孺、遊為民、石榮倫、陳長琦、劉訪師等專家也有着各自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