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表現
堵車
伴随着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規模擴大，“堵車”這一“大城市病”正快速由中國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傳染”。中小城市堵車的速度一點也不亞于ＧＤＰ增長速度。南京上班時間早晨六點半就開始堵，一些重點路段200米的路開車要走20分鐘。"大城市病"在這裡傳染得很快。
高房價
除了交通堵塞之外，已經背負着一線城市高房價的中國人還發現，一些二三線城市逐漸出現了“一線房價”。借錢也要先買套房子！這裡房價漲得這麼快，得早下手。
看病難
“看病難”在一些中小城市同樣存在。烏魯木齊市民王海英早晨5點起床後，便匆匆趕往新疆中醫院排隊挂專家号，而當地上班時間是上午10點。
應對措施
為了防止“大城市病”的重現，中國許多中小城市因地制宜探索了不少辦法，“新城區”“老城區”“城市西擴”“市中心東移”等等，都是各地應對“大城市病”的努力與實踐。一些城市在反思“大城市病”的同時，開始追求“幸福指數”、“健康城市”、“綠色城市”，以減少“大城市病”的深度傳染。
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體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決城市病等突出問題，才能不斷提升城市環境質量、人民生活質量、城市競争力。正在進行中的中國探索，将為建設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鎮化水平，蹚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為人類破解共同面臨的“大城市病”提供有益的中國方案。
“建立差異化的考核評價體系，不單純以GDP增長率評定政績”，這有利于防止一些地方官員為經濟發展，盲目招商引資；“強化節能、節地、節水、人口、環境、技術、安全等準入标準”，通過法制手段引導産業發展，無疑更科學、合理，符合法治的要求。在做好“減法”的同時，“決定”也極力通過“加法”，擴大公共服務的供給，來緩解“大城市病”。
比如“決定”要求，“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這一要求顯然契合國企的定位，讓國企在保障民生上發揮應有的作用；“決定”，還提出“建立健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制度”，“加快推進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這些舉措，将能鼓勵更多企業、社會組織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從而為政府“減壓”。
專家觀點
一些專家指出，近些年，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越來越不堪重負。當人們逃離大城市轉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時候，實際上同時也把大城市的壓力轉移到中小城市。一些中小城市複制或被傳染了“大城市病”。對此，不少部門和專家已經表示，要警惕二三線城市患“大城市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