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的情人: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的长篇小说-中文百科频道

内容简介

故事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描写了法国少女在越南结识了来自中国北方的富家少爷，两个人陷入热恋当中，其间穿插了法国少女和司机的暧昧，以及富家少爷解决少女家庭矛盾的故事。最终富家少爷在家族的逼迫下迎娶了早已定好的富家小姐，而法国少女也乘船离开了越南。

创作过程

1930年，湄公河畔。旧社会富二代李云泰，结识芳龄十五岁半的贫家少女玛格丽特·陶拉迪欧。当时，他刚从法国归来奔丧；她，则从小在印度支那（今越南）长大，还在寄宿学校上课。

后来在欧洲参加革命斗争之际，陶拉迪欧改名杜拉斯，取自父亲故乡的一条小河。而杜拉斯一辈子没法忘怀的那个邂逅，永远停留在湄公河畔，此后两年多，这段畸恋如火如荼，直到李云泰被迫回国完婚，杜拉斯也返回法国。

1984年，七十岁的杜拉斯发表了《情人》。1991年，李云泰去世的消息传来，杜拉斯立刻将《情人》扩写为《中国北方的情人》。

作品赏析

作品主题

《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完全颠复了西方对东方的集体想象模式。

《中国北方的情人》中这个满洲情人比《情人》里的那一个看上去更讨人喜欢，更强壮，更大胆，更漂亮，更健康，更高大，更优雅。他很少哭，多数时候都在笑。他比起二战期间那则日记中曾经出过天花留下了后遗症的安南人雷奥，简直是个脱胎换骨之后的美男子，“他的身躯瘦长、灵活、完美，和他的双手一样具有某种奇妙之美”；“皮肤柔软，金黄色的’，愁他的身体“就像几年以后保罗的身体那么漂亮”。

情人形象的颠复性集中表现在中国饭店请客和瀑布酒店（《情人》中是泉园）跳舞的两个场景描写中。请女孩全家吃饭的过程中，“中国人如众星拱月位于中心”，欧洲中心和白人优越等观念完全被瓦解了。

在面对盛气凌人的西方白人时，情人表现得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谈笑风生。自恃身份优越的这一家法国人，在中国情人的眼中竟然“都是孩子，连大哥也是”。这与《情人》中那个被大哥吓坏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人相去甚远。

写《中国北方的情人》时，杜拉斯由于逐渐摆脱了种族偏见，杜拉斯通过对情人的美化，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值得爱的东方男人。”岁高龄的杜拉斯终于承认了对中国情人的爱：“我早就爱上你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淘洗，这份爱情变得熠熠闪光，与金钱无关，“就跟钱这东西不存在一样。”女孩甚至希望他们能够结婚，想象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他是个像你一样的中国人。你跟我在一起，你抓着他的小手玩。”通过唯美爱情故事的讲述，杜拉斯逃离了写《法兰西帝国》的耻辱，逃离了自己在金钱面前的可耻，逃离了记忆中的“丑陋的自我”的煎熬与折磨。

《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更多地体现了东西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的倾向。小说开端就构建了东西文化和谐共存的象征性的场景：“从敞开的门窗飞出施特劳斯和弗朗茨，莱哈尔的圆舞曲，还有《拉莫娜》和《中国之夜》。”女孩在中国情人充满情欲的单身公寓里听到的音乐声也是有着这一象征意义的：“跟每天夜里一样，有音乐声从远方传来，是中国歌曲。然后，夜深时分，像列车一样准时，能听到‘公爵，埃林顿的爵士乐曲穿过街道，穿过各家的房门。再以后，声音更低，更孤独，是这个爱情故事开始时的那首《绝望圆舞曲》。

”每天夜晚女孩回到寄宿学校时，都会出现同一个细节：“年轻校工们一直在院子尽头，食堂那边唱歌。她们谛听越南语的歌。可能她们也用越南语跟着哼起来。”杜拉斯对这一细节特别作了注解：“如果拍电影，此一细节将在女孩每次夜归时重复出现。这是为了渲染影片缺乏的那种日常生活情调。”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音乐，暗示着杜拉斯所属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某种交流与对话。

《中国北方的情人》中，还体现了杜拉斯男女两性平等对话的思想倾向。杜拉斯虽然强调对男权中心的反叛和颠复，追求女性主体解放，但并非想要重新建立一个与之相对的女权中心。杜拉斯之所以拒绝与西方女权主义为伍，也是由于“听说男人一文不名，我想因此而改变主张。他们不能糟糕到这种程度。”在杜拉斯看来，只有两性平等的前提下，对话才有可能展开。男女两性权力平等，和谐共处，正是女权主义者追求的终极目标。

《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真正体现了“双性同体”的美好理想。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不再柔弱、胆怯、爱哭，而是“更强壮一点，不那么懦弱，更大胆。他更漂亮，更健康。这个满州情人既有高大、俊朗的男性外表和果断、强悍的行事风格，又有温柔、体贴、痴情、多愁善感的女性化心理特征；法国少女既体贴，温顺、多情，又大胆、主动，充满野性，富有激情。这里，男女两性的性别特征和谐地熔合在一起，性别压制显得不那么尖锐了。两个爱情主人公互相注视，互相占有，互相深爱，互相尊重，在两人乌托邦式的爱情中，灵与肉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

然而，杜拉斯这种乌托邦式的两性平等、种族平等的美好愿望在父权社会顽固的现实中还是破碎了：在情人父亲软硬兼施的逼迫下，法国少女被驱赶回了法国，情人屈服于父亲的权威娶了抚顺的女子，继承了父亲的巨额家产。

杜拉斯“半白人”、“半印度支那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她在书写东方时的矛盾心理。“她的痛苦源自于无法忘怀的东方，源自于她无法融入的西方，东西方在玛格丽特的身上对峙着，扭曲着她的身体和灵魂。假如没有文字，没有赖以生存的创作，玛格丽特会被这种扭曲摧残致死的。”杜拉斯正是通过不断重构殖民地童年记忆，去寻求、确证她的复杂的多重的文化身份。

艺术特色

情人：孤单人世的一点慰籍——读杜拉斯《中国北方的情人》

翻阅这本枣红色硬壳封皮、制作精致的书籍，不免疑问，它和小说《情人》以及同名电影，有着怎样的区别和关联呢？

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杜拉斯只想表达她的孤独。

法国女孩一出场，为貌似欢乐的舞蹈伴奏的是《绝望圆舞曲》。女孩处于与母亲无以沟通、贫困、兄弟仇恨、历史灰暗的过去，而未来是，“经历了战争、饥饿、死亡、集中营、结婚、离婚”，她一出现，脸上就写着孤单、疲惫、憔悴；

而那个中国北方情人，无所事事地游荡、打牌、赌钱、吸鸦片，是他所有的当前的生活，前景也不过如此，包括娶妻生子。这样对过去和未来都已看穿、心生厌倦的两个人，在湄公河不早不晚“碰到”了，相爱了。但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命定要分开，“生离死别是一样的”，虽然，这“一场令人目绚的爱情，始终没有结束，永远没被遗忘”，但“她望着他，她破天荒第一次发现，孤独始终横亘在他与她之间，发现那种孤独，中国式的，不会离开她，它像是他周围的乡土。就像它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爱情的依托一样。

”是因为孤独，使他们在相遇时，紧紧抓住对方，互相取暖，疯狂的做爱不过是为了忘却孤单带来的恐惧，幽会的单身公寓是他们流浪人生的短暂栖居地，但也不过是一艘沙船，一个即将沉没的岛屿。这种绝望与孤单的情绪在小说里是如此强烈，包括两个法国女孩之间的同性恋式的相互依存，女孩与小哥哥保罗的乱伦、与小司机的暧昧关系，都可以看作是孤单人世的一点点慰籍。后面的这些情节，在电影和小说《情人》里，是不存在的，杜拉斯增加了这些，作为主线爱情的辅助，只是用以强化所表达的孤独主题。

电影《情人》也以叙述女孩与中国人的爱情故事为主，女孩的家庭关系及日常生活只是背景，但电影显然更关注异国情调，更煽情，甚至偏好情色，男女主人公的做爱场景及出色表演让人几乎忽略了主题。而原来的小说《情人》，爱情故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被包含在作者童年、少女时期的其他种种生活之中，对母亲偏爱大哥的嫉妒、怨恨，对兄弟情谊的依恋、憎恨，对生存困境的厌倦、愤怒，对中国情人的既怀念又蔑视的态度，全都纠结在一起。

《中国北方的情人》与小说《情人》的叙述角度和结构也大不相同，而与电影接近。

小说《情人》从“我”的视角出发，以回忆方式，直接阐述、议论“我”的童年、少女的生活，父母、兄弟、情人的关系、处境，在西贡以及回到巴黎的生活状况，所有的一切在“我”的叙述中展开，打破时间、空间的界限，自由穿插，跨度很大，以“我”的情绪左右、支配着小说的发展。

而《中国北方的情人》将时间仅仅锁定于法国女孩与中国北方情人从见面到分别的过程，故事也仅仅在西贡发生。它与电影《情人》的叙述脉络是一致的，都是直线发展；叙述角度也相同，都是从“第三方”，也就是“镜头”来看待主人公，这个“第三方”以爱惜的、怀旧的、喟叹的眼睛，跟随着他们，将镜头安放在不同的场景中:女孩家里、湄公河上、黑色汽车里、寄宿学校、单身公寓，等等，在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的转化中，表达情节发展、人物情绪变动，以及过往生活。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