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23年12月在北平蒙藏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0月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毕业后留校做翻译工作。
1929年回国，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书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
1931年起兼做兵运工作。
1936年2月，策动在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举行抗日武装暴动，打击日军利用蒙奸西进的部署。
1937年春，为建立和发展蒙古族抗日武装力量，决定利用国民党军番号，组建蒙旗保安总队(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新编第三师)，他任政治部代主任，并在该部队任中共党委书记。同年9月，带领所部在归绥(今呼和浩特)黑河一带阻击日军进犯。后率部转移到陕北神(木)府(谷)，通过八路军第一二O师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奉命进驻伊克昭盟。
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
1942年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
1943年起负责中共西北中央局统战部的蒙古族工作。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内蒙古地区从事革命工作。同年8月任蒙绥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同年10月解散以蒙奸博英达赉为首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并组成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任主席兼军事部长。
1946年4月领导召开解决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统一问题的会议。后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军政大学校长。
1947年5月领导组建内蒙古自治政府，被选为主席。
1948年1月所部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歼灭封建王公贵族的武装，解放整个内蒙古地区。同时派部队参加辽沈、平津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央民族学院院长。曾任中共中央蒙绥分局书记、绥远人民政府主席。
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等职。
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四、第五和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乌兰夫还曾被选为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12月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３日，乌兰夫纪念馆在呼和浩特落成开馆。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乌兰夫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１９９９年６月，由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书名的《乌兰夫文选》正式出版。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乌兰夫受到残酷迫害，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198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乌兰夫于1988年12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主要影响
乌兰夫同志1906年12月23日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今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家庭。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热情投身革命事业，成为“早期觉醒的蒙古族青年”的杰出代表。1923年，乌兰夫同志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受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引导和启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0月，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6月回国。同年7月，参加组建中共西蒙工委，先后担任组织委员、书记，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组织农民协会，传播革命火种，在白色恐怖下经受了严峻考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的步伐。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乌兰夫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成功指导并实现了西蒙地区党的工作重点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转移。1933年5月，他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大会。同年冬，回到归绥，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工作。1936年2月，他参与策动“百灵庙暴动”，为建立党领导的蒙古族抗日武装作出了贡献。
1937年初，乌兰夫同志利用蒙旗保安旅组建的机会，在保安旅内部建立党委会，亲自担任党委书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蒙旗保安旅改编为蒙旗独立旅，乌兰夫同志担任政治部代理副主任。在乌兰夫同志参与领导下，这支部队高举抗日旗帜，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勇敢地打击日寇伪军，被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
1938年5月，蒙旗独立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乌兰夫同志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他按照八路军建制，在第三师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使这支部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抗日斗争。1941年8月，根据党中央决定，乌兰夫同志赴延安工作，9月起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在延安民族学院，他承担了繁重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同时仍坚持亲自授课，为各民族团结抗战和培养民族干部付出了极大心血。1945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党中央对内蒙古地区的工作进行新的部署，任命乌兰夫同志为绥蒙政府主席，率领大批蒙汉干部回到内蒙古地区开展民族自治运动。乌兰夫同志参与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为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创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乌兰夫同志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
同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1946年任中共内蒙古委员会书记。在深入发动群众开展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坚持国家的统一，经过艰苦的工作，先后于1946年、1947年在承德和乌兰浩特成功召开了在内蒙古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两次会议——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部长期分割的局面，实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各民族革命力量的统一，选举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同志光荣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
1947年至1949年，乌兰夫同志任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成功领导了内蒙古自治政府辖区的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党组织建设、经济文化建设、农村土地改革和牧区的民主改革，广泛地团结了内蒙古地区各民族和蒙古族各阶层，使牧区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在此期间，他还指挥部队消灭了内蒙古地区的土匪和反动地方武装，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为建立、巩固和发展东北根据地，解放东北、华北地区，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是一级解放勋章的获得者。
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夫同志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参与或负责中央的一系列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乌兰夫同志依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
在以他为首的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自治区的建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初步形成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局面，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全国的模范自治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乌兰夫同志致力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注意结合内蒙古的人文、自然条件，稳妥地掌握方针、政策，发展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使广袤的内蒙古大地呈现出工业、农业、畜牧业和林业均衡发展的喜人景象。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乌兰夫同志受到残酷迫害，但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粉碎“四人帮”后，乌兰夫同志担任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他勤勉努力，孜孜以求。在主持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他为恢复中央统战部的正常运转，为统战、民族、宗教等工作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国家副主席任内，从1981年至1984年，他倾注心血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这部基本法律的起草和颁布作出了特殊贡献。乌兰夫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加强国防建设和政权建设，为民族工作的健康发展，为做好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为国家富强、民族繁荣，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历史评价
乌兰夫同志的一生，是为祖国的解放和统一不断奋斗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奉献的一生，是为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不断追求的一生。他的名字，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纪念乌兰夫同志，缅怀他的不朽功勋，就是要促进和推动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事业，就是要继承和弘扬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崇高思想和精神。
乌兰夫我们要学习乌兰夫同志勇于坚持真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始终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探索创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乌兰夫同志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一生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他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革命斗争问题、政权建设问题，特别是民族解放和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他深入研究和思考内蒙古民族解放和发展的道路、方向问题。
他强调，由于百余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势力的压迫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内蒙古人民的命运和国内各民族的命运密切结合在一起。面对着共同的敌人，需要有统一的领导和团结一致的革命力量。而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民主革命的坚强领导，使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力量完全结合起来，这就造成了一种政治形势，内蒙古不仅在区域上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运动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没有全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没有内蒙古人民革命的胜利。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乌兰夫同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内蒙古的实际和全国的实际相结合，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结论。在这个过程中，乌兰夫同志成为我们党内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要学习乌兰夫同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为了人民。乌兰夫同志主持内蒙古工作时期，注意结合内蒙古具体情况贯彻中央的方针，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努力制定符合内蒙古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具体政策。土地改革中
内蒙古制定了调整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隔阂、加强各民族农民的团结、缩小对蒙古族地主的打击面等一系列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特殊政策和工作方法，顺利完成了土地制度的变革。根据内蒙古牧区经济和阶级关系的特点，在牧区的民主改革中，乌兰夫同志要求工作“慎重稳进”，明确提出牧区民主改革要废除王公的封建特权，实行牧区归公、自由放牧等政策，使牧区经济得到保护，并很快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内蒙古自治区制定了富有特色的对待牧主经济的和平改造方针。考虑到内蒙古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乌兰夫同志提出了“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要长”的方针。在发展牧区经济中，他又提出了“千条万条发展畜牧第一条”的口号。这些做法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要学习乌兰夫同志始终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求团结的大局，促统一的大义。乌兰夫同志始终站在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度，思考和处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问题。他反复强调，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这个主题在内蒙古任何时候都不能变。
他深刻指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不仅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各民族获得发展与繁荣的基本保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如果有人企图把自己的民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或者反对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人民实行团结合作，就不仅破坏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首先违背了本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1956年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乌兰夫同志指出，建设我们的国家，没有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的帮助，没有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都是不行的。乌兰夫同志把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建设中的亲密团结的关系，概括为相互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为建立、维护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和充分的理论依据。
乌兰夫的故居和雕塑我们要学习乌兰夫同志自觉扎根于群众之中，关心群众，依靠群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乌兰夫同志深深懂得，扎根于群众之中，同广大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有力量、就有办法，就能够经受考验，战胜各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乌兰夫同志的群众观，最深厚的思想基础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在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中，乌兰夫同志明确指出，唤醒和组织群众，只有如此，我们的斗争才有力量，我们的解放才有希望。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正是因为广泛发动群众，尽一切努力解除群众疾苦，自治运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也正是在良好的群众基础上，解放战争爆发后，内蒙古西部很快建立起锡察盟草原根据地，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思想和组织准备。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乌兰夫同志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围绕群众健康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亲自展开调查研究。
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食物需求，他指示不要购过头粮，既要保证城市居民的供应，又要给农民留足口粮。他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亲自主持制定对高科技人员生活照顾的政策规定。朴实深厚的群众观念，也塑造了乌兰夫同志高尚的思想品德。他一生廉洁，作风正派，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朴素，襟怀坦白，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乌兰夫同志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人民也永远怀念他。
人际关系
儿子乌可力、儿子布赫、儿子乌杰、女儿云曙碧。
人物事迹百灵庙暴动
1933年初，乌兰夫再次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到土默特左旗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同年9月，第三国际给乌兰夫送来指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哈尔，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斗争出现了新形势，要他马上离开四十一军，返回归绥，抓好绥远地区的民族工作，尤其要做好德王等民族上层的工作，争取他们和全国人民共同抗日。
百灵庙“自治”内幕
1934年初，乌兰夫离开四十一军回到了归绥，找到了正在归绥开展地下工作的吉雅泰。乌兰夫告诉吉雅泰，“党组织让我抓民族抗日工作，打算在归绥地区找个地方站住脚。”在吉雅泰的安排下，乌兰夫进入了“南高”，除了担任庶务主任，还分别教授历史和地理两门课程。于是，乌兰夫利用在“南高”的合法身份，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在课堂上，乌兰夫向学生们讲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如何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蹂躏，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企图将全中国变成他们殖民地的罪恶野心，从而激发了学生的抗日热情。与此同时，乌兰夫密切观察着日寇和德王在察哈尔的种种动态。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寇的侵略一味退让，对国内各民族却加紧了残酷的封建统治。当时，蒙古各盟旗驻北京联合办事处处长兼国民党蒙藏委员会蒙藏处处长吴鹤龄，炮制了一个《蒙古盟旗组织法》，呈请国民党中央明令执行，目的是加强对蒙古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统治。
当时，具有浓厚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的苏尼特旗扎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代理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向国民党中央致电，强烈反对吴鹤龄炮制的所谓《蒙古盟旗组织法》。同时，德王还派人去北京、武汉、南京等官方机构游说，揭露吴鹤龄的所谓组织法实质，这些人还吹嘘德王是北方蒙古族中少有的人杰，而且手中握有重兵。
听说了德王的情况后，蒋介石决定召见德王了解内蒙古的情况。德王也期待蒋介石的召见会授予他一定的实权。结果德王没有从蒋介石的手里得到一点实权，败兴而归。关于这段历史，德王曾写道：“……据我的想法，蒋介石看重我的原因无非是争取我作为他统治内蒙古的助手，还有组织蒙古骑兵进行防共……可是等我到达武汉后，又不给我掌握蒙古骑兵师的实权，只想利用我作招牌。”
结果，没有得到军权和地方政权的德王对蒋介石非常失望，心中大为不满，明白蒋介石不过是用高官厚禄收买他而已。返回苏尼特右旗后，德王就开始着手搞“民族自治”。于是，德王从北京动员回了20多名有志青年，成立了学生队，并且任命他从南京军官学校带回来的云继先担任教官训练学生队，此后又招兵买马，成立了保安队，积极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民族自治”的后盾。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德王认为自己羽翼丰满了。1933年夏天，在百灵庙发出了内蒙古“高度自治”的通电。几百年来饱受民族压迫的蒙古民族，日夜盼望着振兴自己的民族，改变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所以德王提出的“高度自治”口号，很有诱惑力和吸引力。这个消息传遍草原后，一些蒙古族青年纷纷投奔德王为复兴蒙古族的事业出力。
德王的高度自治通电却吓坏了蒋介石，急忙派人安抚德王。同时，蒋介石还抛出了一个内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又称百灵庙蒙政会)，并且颁发了百灵庙蒙政会的组织条例，将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锡林郭勒盟、土默特旗(今土默特左旗)、阿拉善旗(今阿拉善左旗)、额济纳旗和察哈尔八旗归百灵庙蒙政会管辖，德王任秘书长，掌握蒙政会实权。德王看到国民党政府向他让步后，野心迅速膨胀，并且自诩成吉思汗第二，企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实现成立大蒙古帝国的美梦。
德王倒向日本帝国主义
在“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政策下，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经瞄上了内蒙古西部地区这块肥肉了，他们不断派遣特务到察哈尔地区进行秘密活动。看出德王的政治野心后，日本驻天津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乘专机飞临苏尼特右旗专程拜访德王，并且向其大谈日本的“德政”，宣称日本人如何帮助溥仪在东三省建立了“满洲国”，还许愿帮助蒙古人进行独立进步，拉拢德王及蒙古上层人物在内蒙古成立第二个“满洲国”。看到日本人如此青睐他，德王更是认为自己身价百倍，俨然以蒙古民族的救世主自居。
1934年，德王的亲信保安队队长韩凤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队三团逮捕暗杀了。日本帝国主义便以此事大做文章，一方面煽动德王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一方面积极设法亲近德王，并且投其所好，慷慨向德王赠送粮食和武器。只要德王开口，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百灵庙、苏尼特右旗设立特务机构，暗中盯梢德王的一举一动。
一天，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久登门拜访德王，意欲为其派驻日本政府的顾问。“为了尽快成就德王的自治大业，日本政府想派个顾问，以便加强我们的联系，随时沟通信息。”接受了日本人的粮食、枪支弹药等的馈赠后，德王哪敢说个不字，迟疑半天后刚一开口：“这个……”“怎么，德王不需要吗？”田中久脸上勃然变色。“不不，只是……”德王深怕得罪日本人，断了供给，一下子张口结舌。“德王不要顾虑，这个问题我自有安排。”田中久似乎看透了德王的顾虑，便为德王做出了决定。
由于日本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渗透，德王在向投靠日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已经不能自拔，只好默许了田中久的决定。不久一个叫世目的喇嘛出现在德王的身边，整天为其出谋划策，担当起了德王的高级参谋。到了1935年，德王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狼狈为奸了。
乌兰夫亲会德王
对于德王的“高度自治”活动，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云继先是乌兰夫的叔伯妹夫，他们又是“南高”和蒙藏学校时期的同学，1924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云继先被中共北方区委推荐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班学习，毕业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德王从南京把云继先请回当教官后，因为对德王不了解，云继先还专程找到乌兰夫拿主意。
当时，乌兰夫在土默特高等小学以担任庶务主任身份为掩护，主要是做蒙古民族的上层工作，争取德王抗日。乌兰夫了解情况后，非常赞同云继先去给德王去当教官，并且嘱咐云继先尽快掌握德王搞自治的动向，同时以合法的身份向德王和学生队的青年宣传抗日的有关政策。乌兰夫还利用德王扩充人马的机会，把共产党员赵诚、云清、朱实夫以及其他进步青年安排进了德王的队伍。1934年，德王的亲信保安队长韩凤林被暗杀后，百灵庙保安队长一直空缺，乌兰夫又安排云继先和朱实夫掌握了保安队的要职。
1935年2月上旬，云继先找到乌兰夫，向他报告了德王和日本帝国主义走得越来越近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德王投靠日寇当溥仪式儿皇帝的可能性非常大。”乌兰夫分析道：“为了抗日大局，必须全力争取德王抗日，做到仁至义尽，尽量不让德王投入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中。”为此，乌兰夫决定亲自面见德王，劝说其抗日。
“不知德王的高度自治是怎么个搞法？”寒暄几句后，乌兰夫单刀直入。“在这多事之秋，要振兴民族大业，就要有钱有粮有枪有炮和人马，可是这些谁给我们呢？“此乃蒙古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要靠我们自己。”……“即使如此，中国之大，难道就找不到真正的朋友吗？”“真正的朋友？既然讨论民族独立自治大事，我实话对你说了吧，这些年我找过蒋介石，也找过在西南搞独立的胡汉民、陈绍堂，他们嘴上说的都是天花乱坠，实质上空空如也，只有日本……”一提到日本，德王自觉失言，急忙停住，喝茶掩饰。“
只有日本人支持你，对吗？”乌兰夫抓住话头追问。“对，就是现在只有日本人支持我搞高度自治，我也只是利用日本人的金钱和武器。”德王只好明说了。“我们蒙古族有句谚语土默特川的狼，善眉善眼的吃人哩，那日寇侵占了我们东三省，扶持溥仪当了他们的儿皇帝，建立了满洲国，其真正用心是吞并全中国，难道他会真心帮助蒙古民族独立？到时候谁利用谁很难说。现在溥仪认贼作父，遭到国人唾弃，德王若步他的后尘，结果会如何呢？希望您三思！“我主意已定，千秋功罪我一人承担，勿需别人教训！”德王恼羞成怒，大声吼叫送客！
百灵庙暴动
云继先、朱实夫、赵诚等人听说了乌兰夫会见德王的结果后，大家一致认为德王投降日本人的情况以成定局
“把保安队拉出去，和德王一刀两断。”“我们搞暴动，脱离德王。”众人情绪异常激动，态度非常坚决。
乌兰夫知道大家想搞军事暴动的念头由来已久。1935年，他把红军到达陕北抗日的消息传达给大家后，大家就要拉走队伍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当时因为时机不成熟，乌兰夫好不容易才阻止了大家的冒险行动，现在条件虽然具备了，但是必须得精心策划准备。随后，乌兰夫和大家一起策划了暴动的组织准备及暴动后的去向安排等。
1935年12月初，打入国民党百灵庙自治政务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任股长的毕力格巴图从北京给乌兰夫捎来情报说，德王又去伪满洲国进行访问了，开始公开和日寇勾结。
乌兰夫立刻同奎璧、克力更将这个消息印成传单，派孟纯送往百灵庙保安队秘密散发，进一步揭露德王降日的行径，为百灵庙保安队官兵的暴动制造舆论。在准备暴动的过程中，乌兰夫派云继先和朱实夫到傅作义处联系暴动后军队的去向是参加抗日。
在乌兰夫、云继先、朱实夫等秘密准备暴动的时候，乌兰夫从吉雅泰和李森捎来的情报获悉，德王决定将保安队全部编入伪蒙古军。此时，百灵庙的形势也变得紧张起来。蒙政会稽查处处长李凤诚带领军队在街上日夜巡逻，同时德王还决定调云继先和朱实夫到苏尼特右旗的蒙古军司令部工作，突然的变动，让百灵庙的形势一下子万分紧迫！
1936年2月20日晚，乌兰夫立刻派李森连夜赶到百灵庙，找到云继先和朱实夫等人商议：先下手为强，抢在德王之前，提前暴动，2月21日晚22时整开始暴动。
1936年2月21日晚22时整，震惊全国的百灵庙暴动的枪声打响了！根据预先策划的暴动计划，云继先指挥暴动队伍顺利地夺取了军械弹药库，带领暴动队伍离开百灵庙浩浩荡荡地向归绥方向开去。1936年2月25日，云继先等通电全国，声明保安队全体官兵脱离德王的百灵庙蒙政会，参加抗日。1936年2月26日，伪《中央日报》公开披露“蒙政会科长云继先等，率众脱离百灵庙”，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百灵庙暴动。
养育3000孤儿
从1959年末开始，中华大地经历了罕见的自然灾害，上海、江苏等地的一些孤儿院因为粮食匮乏而陷入了困境。3000名幼小多病的孤儿，在全国性的饥荒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消息传到党中央后，周恩来总理希望内蒙古支援一些奶粉给这些孤儿，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乌兰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支援奶粉只能解决眼前的困难，以后怎么办呢？答案是：让草原人民把他们养育大！
1959年末，整个中国处在困境之中，全国粮食供应严重缺乏。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几十个孤儿院里，3000名孤儿因为粮食不足严重营养不良，患病的孩子越来越多，还不时有人死去。这些孤儿院的负责人纷纷向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告急，请求中央帮助解决困难。康克清随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请示，并且建议从少数民族地区调一些奶粉，以解燃眉之急。她的话提醒了周总理，他说：“你直接与乌兰夫商量，看看他有没有办法从内蒙古调一些奶粉过去。乌兰夫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啊！”
那时内蒙古牧业遭受了特大灾害，不少乳品厂都停产了，但是乌兰夫还是答应康克清想办法帮助这些孤儿。乌兰夫返回呼和浩特后，立即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大家一致认为：现在就可以调去些奶粉，但是这只能解决一时困难。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吉雅泰想了想说：“我建议把这些孤儿都接到内蒙古来，分配到牧民家去抚养。”乌兰夫一拍桌子，说：“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就让草原把他们养大！”
1959年12月上旬，自治区卫生厅和民政厅的负责人被乌兰夫叫到了自治区党委大院。乌兰夫告诉他们，内蒙古要接收3000名孤儿，同时指示：由民政厅和卫生厅抽调10名干部组成一个办公室，两厅厅长挂帅，卫生厅副厅长朱明辉同志具体负责，还提出了“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要求。
1960年初，内蒙古开始了接收孤儿及安置工作。第一批近百名孤儿分别被收留在内蒙古医院和呼市医院。那些孤儿个个瘦得皮包骨头，许多孩子肚子里有蛔虫。1960～1963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3000名孤儿。牧民们非常喜欢这些孩子，有的家庭甚至收养了五六个，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他们把孤儿接回自家的蒙古包，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料，教他们说蒙古语、骑马、打猎，还供他们上学。
1964年前后，全国粮食短缺情况得以缓解，北送孤儿停了下来。乌兰夫与草原人民用心血将孤儿们养大，使他们有了温暖的家，有了疼他们、爱他们的阿爸和额吉。那些孤儿如今已经成为工人、牧民、医生、干部、讲师……他们都自豪地说：“我们是草原的孩子！”
纪念场所
乌兰夫纪念馆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钢铁路，是为了纪念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而于1992年12月23日建成的。该馆收藏了关于乌兰夫的大量革命文物和史料，分六大部分，详细地介绍了乌兰夫早年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创办蒙古族第一个革命刊物，领导反对蒙古族分裂的百灵庙暴动，组织蒙古族的抗日武装，创建第一个民族自治区，振兴边疆建设，为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出的卓越贡献，展现了乌兰夫光辉的一生。
乌兰夫故居位于土默特左旗塔布村。是一座普通的农家院落，南面开设大门，院内有正房5间和东、西厢房。1906年12月23日，乌兰夫诞生于此。1906一1919年，他在此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19年乌兰夫离开家乡到归绥（今呼和浩特）求学，1923年考入北平蒙藏学校，从此投身革命。
1929年乌兰夫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以故居为中心，在周围村庄建立起十几个联络点和农民协会，开展起抗租抗税斗争，并为党组织输送了两批革命青年。1931年9月，乌兰夫接受王若飞指示，从事党务、军运和情报工作，并同家人在住宅中掩护过上级派来的情报员。解放前，乌兰夫故居曾遭敌人破坏。1987年对故居进行维修，1991年10月正式开放。在庭院中安放着乌兰夫半身铜像，陈列有乌兰夫青少年时代及其双亲等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