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陵:世界文化遺産，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文百科頻道

曆史沿革

明代時期

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中軍都督府佥事李新主持陵墓的營建工程。

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馬皇後去世，9月葬入孝陵，定名為“孝陵”。孝陵之名，一說是馬皇後谥“孝慈”，取意于谥中的孝字，故名；一說有“以孝治天下”之意。

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于應天府崩殂，遂啟用地宮與馬皇後合葬。至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建成“大明孝陵神功聖德碑”，整個孝陵建成，曆時長達30餘年。其規模宏大，建築雄偉，形制參照唐宋兩代帝王陵墓而有所增益。建成時圍牆内享殿巍峨，樓閣壯麗，南朝七十所寺院有一半被圍入禁苑之中。

當時從朝陽門（今中山門）至孝陵衛到陵墓西北所築的皇牆有45華裡長，護陵駐軍有5千多人。那時候陵園内亭閣相接，享殿中煙霧缭繞，松濤林海，養長生鹿千頭。鹿鳴其間，氣勢非凡。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孝陵享殿等主體工程基本完工，先後調用軍工10萬，至永樂三年（1405年）建成，曆時25年。其總體布局分兩部分：一是導引建築的神道，二是陵寝主體建築。

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于京師（今南京）去世，禮葬孝陵。朱元璋及其皇後合葬的地宮俗稱“寶城”，是一個直徑約400米的圓形大土丘，它的四周有條石砌成的石壁。

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宮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終。諸王群臣紛紛上表勸進，朱棣在象征性的推辭兩次後，于己巳日，“谒孝陵”，雖然“唏噓感慕，悲不能止”。

終明一朝，南京明孝陵一直是祖宗根本之地，備受尊崇。每歲有固定三大祭、五小祭。凡遇國之大事，均需遣勳戚大臣祭告。

清代以後

明清鼎革，明孝陵仍享有崇高的地位。清朝前期在滿漢矛盾沖突之下，清代統治者出于政策的需要，也必須籠絡廣大漢民族以加強統治，受漢文化影響，對明陵實施保護政策。

清朝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全國局勢未穩之際，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衮“遣大學士馮铨，祭故明太祖及諸帝”。

清朝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豫親王多铎平定江南，本月中旬進駐南京城，二十七日就“谒明陵，命靈谷寺僧修理”。七月，又“遣内官正副二員，陵戶四十名，守明陵”。

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首次南巡到達金陵，親往孝陵拜祭。“上由甬道旁行，谕扈從諸臣皆于門外下馬。上行三跪九叩頭禮，詣寶城前行三獻禮；出，複由甬道旁行。賞赉守陵内監及陵戶人等有差。谕禁樵采，令督撫地方官嚴加巡察。”其谒陵态度之恭敬，禮數之尊崇，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父老從者數萬人，皆感泣”。

清朝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玄烨下江南拜谒孝陵，題“治隆唐宋”碑于碑亭。

清朝康乾年間，康熙南巡，六次遣官拜祭，五次親往谒陵；乾隆六次南巡，更是次次至明孝陵“拈香奠酒”。且二人祭拜時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參禮，可謂優渥有加。被時人譽為“禮文隆渥，逾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舉”。

清朝鹹豐年間，太平天國戰火幾乎讓明孝陵地表建築毀于一旦，康熙手書禦碑倒地破碎。

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奉诏祭陵，着手修複明孝陵。當時，曾國藩派員勘估，明孝陵維修實際需白銀20萬兩，但是清朝财政拮據，結果最後隻用了740兩銀子做了一些小維修，“治隆唐宋”禦碑被扶起粘合。原本人們可以從石碑左右二邊繞過，而在1980年代以後，整個石碑左右都被水泥所固定，一直到屋頂；所以要先從禦碑殿出來，才可以看到龜趺的後面。

清朝宣統元年（1909年）兩江洋務總局道台和江甯府知府會銜于文武方門前豎立特别告示碑，用來告誡相關世界各國遊客不要在此亂塗亂畫。

民國元年（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攜南京臨時政府官員谒祭明孝陵，并拟祭文。（右圖：前排左三為南京臨時政府南京衛戍總督徐紹桢，左四為陸軍總長黃興，左五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左六為海軍總長黃鐘瑛，左七是教育總長蔡元培。）

1961年，明孝陵被公布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7年起，文物工作者利用精密磁測等高科技手段對孝陵進行長達6年的考古勘探和研究證實，曆史上沒有一次能夠盜掘成功。之所以保存完好，是明孝陵的特殊防盜措施、曆史機緣以及地理位置共同決定。

2003年7月，第27屆世界遺産大會上，明孝陵作為“明清皇家陵寝”擴展項目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其周邊的明功臣墓，常遇春墓、仇成墓、吳良墓、吳桢墓及李文忠墓等5座功臣墓也同時被劃入世界遺産保護範圍。

世界遺産委員會評價：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風水理論，精心選址，将數量衆多的建築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類改變自然的産物，體現了傳統的建築和裝飾思想，闡釋了封建中國持續五百餘年的世界觀與權力觀。明清皇家陵寝分布于北京、湖北、遼甯、安徽、江蘇等地，是中國明清兩朝皇帝陵寝建築群，按照嚴格的等級規制營建，具有完整的地上、地下建築體系，布局嚴謹，規模宏大，建築華美，工藝精細，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最高的喪葬制度。

曆經600餘年的風雨之後，寶城牆體出現了局部坍塌，牆面剝落，個别地方因為地基沉降逆向撕裂而形成巨大裂縫。南京市文物部門先後投資300多萬元，采用東南大學古建築專家的保護方案，按照修舊如舊的要求，對牆體進行了維修，如“縫合”裂縫，整平“牆面”，對變形的牆體進行修補和防水防滲漏“手術”。為方便遊客一睹“龍脈”真容，還修建了一條青石闆遊覽步道，讓遊客能登上寶頂看到明孝陵全貌。

2008年6月，南京明孝陵方城明樓加頂保護工程開工。

2009年2月，明孝陵博物館正式對公衆免費開放，是關于明太祖朱元璋、世界文化遺産明孝陵和南京明文化的專題展館，新館外觀采用了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建築風格，白牆、灰瓦、雕花木門、坡頂屋面、馬頭牆、花格窗等典型元素的運用，使得整體建築與周邊明孝陵遺存的大金門、四方城等文化遺址和草木蔥郁的自然環境相協調，這也與600多年前明孝陵“天人合一”的建造理念不謀而合。

2012年5月，四方城，即大明孝陵神功聖德碑亭，修繕加頂工程開工。

2013年7月，四方城加頂保護工程完工。

2018年6月8日，明孝陵入選“十大最受歡迎中國世界遺産景區”。

2019年7月，明孝陵大數據監測預警平台正式啟動建設，建成後将對明孝陵内的“國寶”本體進行全天候監測，所有監測數據與中國世界文化遺産監測預警總平台數據對接。

建築布局

明孝陵處于山清水秀的環境之中，周圍山勢跌宕起伏，山環水繞，人文與自然景觀渾然天成。陵園規模宏大，格局嚴謹。孝陵建築自下馬坊至寶城，縱深2.62公裡，陵寝主體建築當年建有紅牆圍繞，周長2.25公裡。

明孝陵經曆了600多年的滄桑，許多建築物的木結構已不存在，但陵寝的格局仍保留了原恢弘的氣派，地下墓宮完好如初。陵區内的主體建築和石刻有方城、明樓、寶城、寶頂，包括下馬坊、大金門、神功聖德碑、神道、石像路石刻等，都是明代建築遺存，保持了陵墓原有建築的真實性和空間布局的完整性。

墓區的建築大體分為兩大部分：第一組神道部分，從下馬坊起，到孝陵正門；第二組是主體部分，從正門到寶城、明樓、崇丘為止。

沿神道依次有：下馬坊、禁約碑、大金門、神功聖德碑碑亭、禦橋、石像路、石望柱、武将、文臣、棂星門。過棂星門折向東北，便進入陵園的主體部分。這條正對獨龍阜的南北軸線上依次有：金水橋、文武方門、孝陵門、孝陵殿、内紅門、方城明樓、寶頂等建築。陵寝建築都是按中軸線配制，體現了中國傳統建築的風格。

主要建築

神道部分

第一部分是蜿蜒曲折的陵墓神道。自下馬坊至孝陵正門（文武方門），包括下馬坊、神烈山碑、大金門、神功聖德碑及碑亭（俗稱四方城）、神道石刻和禦河橋。

簡介

圖片

下馬坊

下馬坊是一座二間柱的石牌坊，面闊4.94米、高7.85米，坊額上刻“諸司官員下馬”6個楷書字，告示進入明孝陵的官員必須下馬步行，以示對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尊敬。

神烈山碑

神烈山碑位于下馬坊東邊36米處，是明嘉靖十年（1531年）立，正面陰文雙鈎淺刻“神烈山”3字，原有碑亭，現已不存在，僅存四角石柱礎。神烈山碑是明嘉靖十年改鐘山為神烈山時而立。再向東17米處有一塊卧碑，為“禁約碑”，是明崇桢十四年（1641年）立，碑文刻禁止損壞孝陵及谒陵的有關9條禁約。

大金門

大金門位于下馬坊西北750餘米處，是孝陵的第一道正南大門。大金門原為黃色琉璃瓦重檐式建築，現存磚石砌築的牆壁，下部為石造須彌座，面闊26.66米，進深8.09米，牆壁辟有3個券門洞，中門較高為5.05米，左右兩門高4.25米。

神功聖德碑及碑亭

神功聖德碑及碑亭，在大金門正北70米處，是明成祖朱棣于永樂十一年（1413年）為朱元璋撰述的歌功頌德碑及碑亭。神功聖德碑亭建于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建築平面為正方形，故俗稱“四方城”，内置明成祖朱棣為其父朱元璋所立的“大明孝陵神功聖德碑”，樓頂已毀。原碑亭為磚石砌築，平面呈正方形，亭子的結構頂部已蕩然無存，現僅存四壁，每壁各有一個寬5米的拱形門洞，外觀如一個城堡，故俗稱“四方城”。

神道石刻

四方城向西北行約100米過禦河便進入神道。明孝陵神道的最大特點在于建築與地形地勢的完美結合。其不同于曆代帝陵神道成直線形，而是完全依地形山勢建造為蜿蜒曲折的布局。而且在每一段落的節點處安放石像生來控制空間，形成一派肅穆氣氛。石像生下鋪墊有完整的六朝磚，使其600年來沒有下沉。神道由東向西北延伸，兩旁依次排列着獅子、獬豸、駱駝、象、麒麟、馬6種石獸，每種2對，共12對24件，每種兩跪兩立，夾道迎侍。

這些石獸體現了皇家陵寝的禮儀要求，各有寓意：獅為百獸之王，顯示帝王的威嚴，它既是皇權的象征，又起到鎮魔辟邪的作用；獬豸是一種神獸，獨角、獅身、青毛，秉性忠直，明辨是非，它能用角抵觸有罪的人；駱駝是沙漠與熱帶的象征，它表示大明疆域遼闊，皇帝威鎮四方；大象是獸中巨物，它四腿粗壯有力，堅如磐石，表示國家江山的穩固；麒麟是傳說中的“四靈”即麟、龜、龍、鳳之首，它是披鱗甲、不履生草、不食生物的仁獸，雄的叫麒，雌的叫麟，象征“仁義之君”和吉祥、光明；馬，在古代是帝王南征北戰、統一江山的重要坐騎。

明孝陵神道的6種石獸中，以象為最大，重達80噸，當時為了将這些石獸運抵明孝陵，冬季時，在路面上灑水結成冰，再用粗大的竹、木作滾軸，一路上用人力推滾的辦法來完成運輸任務。這段神道現俗稱為石像路，全長615米。石獸的盡頭，神道折向正北，至棂星門，長250米。這段神道置石望柱和石人，2根望柱呈六棱柱形，高6.6米，其上雕刻雲龍紋。通常望柱均置于神道的最前面，而明孝陵的望柱則置于神道中間，這也是朱元璋的獨特之處。石望柱之後是東西相對而立的翁仲，有武将、文臣各2對，共8尊，高各為3.18米，石人石獸的體型都很巨大，是明代石刻的藝術珍品。

棂星門

神道向北18米的盡頭為棂星門，存石柱礎6個，已重新修複。從遺迹看，棂星門應是三開間的建築。過棂星門折向東北275米，即到禦河橋，也稱金水橋。

禦河橋

禦河橋為石砌橋，原為5孔，現存3孔，橋基和河兩邊駁岸的石構件均是明代原物。通過禦河橋向北，順緩坡而上，便是陵寝的主體建築。

主體建築

第二部分明孝陵寝主體建築。自正門至崇丘，包括文武方門（即正門）、碑殿、享殿、大石橋、方城、明樓、寶頂等，築有圍牆。

簡介

圖片

文武方門

文武方門是孝陵的正門，原為5個門洞，3大2小，中間3個為拱形門洞，兩邊2個為長方形門洞。庑殿頂上蓋黃色琉璃瓦。清朝同治年間改建為一個門洞，上嵌清石門額，陰刻楷書“明孝陵”3字。1999年重新進行修複，恢複了明代時大門的原貌。現為五門，黃瓦、朱門、紅牆，正門上方懸挂長方形門額，豎書“文武方門”4個鎏金大字。正門東側立有一塊“特别告示”碑，此碑是清宣統元年（1909）所立，以六國文字書寫，警示保護孝陵的注意事項。碑亭後原建有兩禦亭，西邊叫宰牲亭，東邊的稱具服殿。

碑殿

碑殿原為孝陵享殿前的中門，即孝陵門，原為5個門洞，後被毀。碑殿是清朝時改建的，是一歇山頂，三開間，紅牆小瓦建築，南北正中各開一門，亭内立有5塊碑刻。根據《中山陵史話》等書籍記載，這裡曾有明孝陵的一道中門，但毀于戰火，清代在中門的基礎上改建碑殿，并豎立了五座高大的石碑。正中有一塊大石碑，下有馱碑龜趺。其馱碑龜趺與衆不同，脖子出奇地短。

治隆唐宋碑

碑殿中石碑上書「治隆唐宋」四個鎏金大字，碑高3.85米，寬1.42米，厚度0.38米。「治隆唐宋」的意思是頌揚明太祖治國方略超過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趙匡胤。這是清康熙皇帝1699年第三次下江南谒陵時禦題。這是因清朝剛統治中國，康熙執政初，漢人不服滿人統治，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康熙深知，光靠高壓政策是不行的，還須依靠漢人。所以，康熙在6次南巡中，5次拜谒明孝陵。此碑由曹雪芹的祖父、當時的“江甯織造”郎中曹寅刻立。在“治隆唐宋”碑左右還有清朝乾隆皇帝詩碑各一塊，東西有卧碑兩塊，東邊一塊刻載康熙帝第一次谒陵紀事，西邊一塊刻記康熙帝第三次谒陵情形。

享殿

孝陵的主要建築孝陵殿，即享殿，位于碑殿之後。原明代孝陵殿毀于戰火，尚存三層漢白玉須彌座台基，通高3.03米，台基上有大型柱礎64個。台基四角有石雕螭首，大殿前後各有3道踏垛，尚存6塊浮雕雲龍山水大陛石。大殿基長57.30米、寬26.6米，可見當時該建築之宏大。原殿中供奉朱元璋及馬皇後神位。

現存地表建築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兩次重建的三小間享殿，現殿内是“明孝陵史料陳列室”。享殿後是一片縱深100餘米、寬數十米的空地，是當年露天祭祀的場所，中間有甬道，兩邊林木茂盛。甬道盡頭有石橋，稱大石橋，又稱升仙橋，意思是過了此橋即為“仙界”。橋北是一座寬75米、高16米、進深31米的城堡式建築，稱方城。

方城

方城是孝陵寶頂前面的一座巨大建築，外部均用巨型條石建成，東西長75.26米，南北寬30.94米、前高16.25米、後高8.13米，底部為須彌座。方城正中為一拱門，中通圓拱形隧道。由54級台階而上出隧道，迎面便是寶頂南牆，用13層條石砌築。沿方城左右兩側步道即可登上明樓。

明樓

明樓在方城之上，為重檐歇山頂，上覆黃色琉璃瓦，東西長39.45米，南北寬18.47米，南面開3個拱門，其餘三面各開1個拱門，每扇門上面的門釘為9行，每行9顆，以顯示九五之尊。方城明樓以北為直經400米左右的崇丘即是寶頂，也稱寶城，為朱元璋和馬皇後的寝宮所在地。

寶頂

寶頂近似圓形，是一個直徑約400米的圓形大土丘，即朱元璋和馬皇後合葬的地宮，周圍砌有磚牆。寶城厚實堅固，依山勢高低起伏，下砌巨石，上用明磚壘築，厚約1米；在南邊石壁上于民國時期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七個大字。1998年至1999年，南京市文物局等有關部門采用先進的精密磁測，證實朱元璋墓的地宮就在這下面，埋葬深厚，保存完好，從沒有被盜過。

其他部分

石像生武将

明孝陵石像生共18對，其中文臣3對、武将3對、站卧馬各1對、站坐麒麟各1對、站卧象各1對、站卧駱駝各1對、站坐猊各1對、站坐獅子各1對。另有望柱1對。所有石雕像均以整塊石料雕成。不刻意追求形似，而注重神似，其風格粗犷、雄渾、樸拙、威武，氣度非凡。這組石雕對稱地排列在神道兩側，南北長800多米，構成威武雄壯的長長隊列，使皇陵顯得更加聖潔、莊嚴、肅穆。孝陵石像生是明代陵寝中規模最大、最具特色的一組。

禦河五龍橋

南京地區雨量充沛，鐘山主峰的雨水主要經獨龍阜孝陵陵宮區域排洩，明孝陵必須建有完善的排水系統，才能确保陵宮的安全。因此，孝陵陵區内設有外禦河、内禦河和寶城禦河三條排水系統。

這三條禦河在規劃和設計上可謂獨具匠心，它将陵域劃分成導引區、神道區、前朝區和後寝區，同時通過三組禦河橋，将這四個區連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并且使整個陵域更為完美，更富有生機。禦河橋中的第一組介于碑亭和神道石刻之間，為磚構單曲拱橋，霹靂之水由橋下西流，禦橋舊址猶存，橋非原貌，今稱"虹橋"。第二組橋位于神道盡頭，是直通陵宮的橋梁，一字排列5座，又稱"五龍橋"。它與陵宮處于同一南北中軸線上，橋身作石構單曲拱橋樣式，5座石橋與正北方200米處的5孔陵宮門一一對應。僅存中間3座，橋身起券，兩側有散水螭首和護欄望柱。這組禦河橋的橋基和兩岸石堤為明代原物，護欄是1995年重新修複的。

橋下禦河河道已實施清理改造工程，流經禦橋的河水清澈不絕。第三組禦橋處于方城之前，石造單券拱橋，長57.5米，寬26.6米，兩側石欄、螭首多殘毀，但橋身體量宏大，結構牢固，做工細膩，是明初橋梁建築中的傑作。過了這座禦橋便是朱元璋長眠之地，因此稱其"升仙橋"。除三條禦河外，陵宮地下還建有巨大的涵道，以增加雨季的洩洪量。陵宮内則建有地下排水管道，地面建築周圍均以磚鋪設散水和明溝，享殿台基四周有數十個向外懸挑的精美的散水螭首，陵宮宮牆外也以磚鋪設散水，并以磚石砌建擋土牆。明孝陵的整個排水體系和細部設施，既具有實用性，又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既充分利用原有河道，又将其藝術地融入陵區的布局之中，高度體現了南方多水地區建築規劃上的科學性和藝術性。

治隆唐宋碑

治隆唐宋碑，禦碑亭中陳列着五塊碑，正中一塊刻“治隆唐宋”四字，為康熙皇帝手書。碑高3.85米，寬1.42米。“治隆唐宋”的意思，是頌揚明太祖治國方略超過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趙匡胤。作為清朝皇帝的康熙如此诏示天下，一方面表示了他對朱元璋的尊重和欽佩之意，另一方面也是有其良苦用心的。康熙一生中六次南巡，五次拜谒明孝陵，行跪九叩大禮。“治隆唐宋”就是他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下江南谒陵時所題，并由曹雪芹的祖父、當時的“江甯織造”郎中曹寅立碑。他是想借此籠絡人心，以緩和漢滿矛盾，加強其統治。從中亦可看出康熙的雄才大略。

明東陵遺址

對于明東陵排水溝，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家是這樣說，因東陵寝園内沒有祭祀配套設施，如神庫、具服殿、神廚等建築，因此可以推論這磚構排水溝建築可能與東陵祭祀設施有關。

六國文字碑

該碑是由清政府所立，意在對喜好在明孝陵“塗鴉”的外國遊客以警示，以六國文字書寫。

碑文的大概意思是“鑒于明孝陵内禦碑及附近古迹曆年破壞、毀損情況嚴重，端方總督大人下令豎立圍欄對其加以保護。有人越欄參觀或者可能對前述禦碑及陵區古迹造成損壞之行為，一律禁絕”。

清代末年，國門被打開以後，慕名而來的遊客尤其是外國遊客越來越多。在這些洋人中，有一些顯然喜歡在明孝陵的建築和石刻上亂塗亂畫，令當時的地方政府很是困擾。

下令立碑之人為端方，其當時的身份為兩江總督，根據管轄範圍，這位兩江總督所管轄的是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出當時洋人們的塗鴉行為已經讓當時的政府忍無可忍。針對這種情況，兩江總督拿出了兩個“方子”：一是讓兩江洋務總局和江甯府在明孝陵設立“六國告示碑”，明确警告素質不高的老外遊客們不要亂塗亂畫；二是将明孝陵神道内的石刻全部裝進木栅籠，這樣一來，就将文物與不文明的洋人們隔絕開來，沒有再順手塗鴉破壞的機會。盡管如此，在明孝陵神功聖德碑上，還是能看到疑似清末俄國人留下的刻字。

陵墓地宮

從1997年開始，文物工作者利用精密磁測等高科技手段對明孝陵進行了長達6年的考古勘探，地宮經探測被認定位于明孝陵圓形寶頂下面，地宮建築面積根據探測結果竟達4000多平方米，幾乎是已發掘的定陵地宮面積的3倍。明孝陵地宮的具體形制還不能清楚知道，但從明孝陵現存建築、明故宮建築遺存上大量使用石料作為建築基座的現象，以及已經發掘的定陵地宮全部用石材構築的實例可以推斷，孝陵地宮應該也是全部用石材構築的大型殿宇式地下建築。

文史專家大膽猜測了地宮殿堂的設計，參照生人居住的宮殿，因此一般應有主次之分，大跨度條石起券的拱券門作為明孝陵建築的主要特征在地宮中也許會繼續使用，主大殿應布置成廳堂的樣式，擺放一些祭祀用品，并設一大缸，缸内盛香油，點長明燈。後殿作為地宮的主要部分，按照慣例應是擺放皇帝、皇後棺椁及各種随葬品的地方，朱元璋與馬皇後的靈柩就停放在後殿的棺床上。

對于一位開國皇帝而言，地宮裡随葬各種金銀玉器、龍袍錦緞、儀仗用具及生活冥器應該是毋庸置疑的。當然所有的推測都隻是猜想，真正的地宮謎底，隻有待日後的發掘才能知曉。

明孝陵地宮曆史上沒有一次能夠盜掘成功。之所以至今保存完好，是明孝陵的特殊防盜措施、曆史機緣以及地理位置共同決定的。

經過勘探，明孝陵所在的獨龍阜原本是一座堅固的石頭山。有些皇陵是從上往下扒開一個深穴，建好後再封起來，但明孝陵卻是橫向鑿入山體，從内部掏空建玄宮。這種橫穴式的方法雖然工程浩大，但十分堅固。在沒有炸藥的情況下，古代盜墓賊從頂部向下打盜洞根本行不通。橫穴式設計使墓道成為盜墓賊的唯一通道。為了隐藏好墓道，修建明孝陵的工匠也是費盡心機。通過精密磁測，考古人員探測到，墓道并不是人們想象中在正中間，而是偏在一邊，這種反常規的設計讓許多盜墓賊無功而返。

除了橫穴和側墓道，考古人員還在明孝陵寶頂高高的封土堆下發現了厚厚一層圓潤的鵝卵石。鵝卵石本來應當出現在低窪的山澗中，它們出現在獨龍阜的山頭上隻有一個原因——這是人們背上來有意鋪設的，不僅便于雨水迅速滲透到寶頂排水設施中流出去，更為重要的是防盜。這類似于古代一種流沙防盜法，當盜墓賊挖開一個洞時，鵝卵石就會從四面八方滾落下來把洞填滿，這也是現在連盜掘的痕迹都很難找到的原因。

雖然明孝陵采用了三大有效的盜墓措施，但是如果遇上像東陵大盜孫殿英那樣握有重兵和炸藥的軍閥，也難逃一劫，幸運的是，曆史機緣卻讓明孝陵逃脫了這些大賊的魔爪。雖然明代以後南京城屢經戰火，但每個新政權無一例外地對明孝陵加以保護。清朝建立後，通過保護明孝陵，有效消除了江南地區的抗清思想。甚至康、乾二帝每次下江南必定要來明孝陵祭拜，康熙還在陵前立了“治隆唐宋”的石碑。洪秀全、孫中山在南京成立政權後的第一件事也是祭拜明孝陵，以示推翻滿清、恢複中華的決心。

明孝陵躲過賊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離南京城太近了，隻要一有風吹草動，城裡立即會知道，這讓盜掘活動不可能延續太長時間，隻有無功而返。

文物價值

建築價值

明孝陵是現存建築規模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其陵寝制度既繼承了唐宋及之前帝陵“依山為陵”的制度，又通過改方墳為圜丘，開創了陵寝建築“前方後圓”的基本格局。明孝陵的帝陵建設規制，一直規範着明清兩代500餘年20多座帝陵的建築格局，在中國帝陵發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明孝陵堪稱明清皇家第一陵。這座已有600多年曆史的明代皇家陵墓以其墓主顯赫、規模宏大、形制獨特、背依鐘山環境優美而著名于世，是中國現存最大的陵墓之一。

明孝陵建設在朱元璋死前進行十幾年，朱元璋對其極為用心，耗費的人力物力都是驚人的。這一切既是為了馬皇後，當然也是為了自己。他對馬皇後感情至深，在她去世後再沒冊立皇後，朱元璋一定會與其合葬。

朱棣繼位後還特意為父親在明孝陵豎立“大明孝陵神功聖德碑”。此後，每年年底皇帝都要到孝陵祭掃，皇族中有人犯事還被罰到孝陵守陵悔過。後來的明朝皇帝一直以南京的紫金山為明朝龍脈所在，對其甚為關注，嘉靖皇帝曾将紫金山改名為‘神烈山’，崇祯皇帝還豎立禁止在紫金山采伐、動土的‘禁約碑’。

明孝陵代表着明初皇家建築的藝術成就，是中國陵墓建築和陵墓文化的縮影。明孝陵從起點下馬坊至地宮所在地的寶頂，縱深達2600多米，沿途分布着30多處不同風格、用途各異的建築物和石雕藝術品，整體布局宏大有序，單體建築厚重雄偉，細部裝飾工藝精湛，凝聚了當時政治家、藝術家和建築師們的才智。

明孝陵的開創性地位還體現在其依山勢地形蜿蜒曲折的陵墓神道。明孝陵的神道石刻是中國帝王陵中唯一不呈直線，而是環繞建有三國時代孫權墓的梅花山形成一個彎曲的形狀，形似北鬥七星。由衛崗的下馬坊至文武方門的神道長達2400米左右。

明孝陵首開了第一代皇帝陵寝的神道作為後世子孫陵寝共用神道的制度。神道兩邊分布的12對石像生和4對石人，石刻風格多樣，造型厚重簡樸，融整體宏大與局部精細為一體，也代表了中國明初石雕藝術的最高水平。”

明孝陵改變了唐宋帝陵方上、陵台、方垣、上下宮制度和十字軸線的陵墓布局，首次按皇宮布局建立“前朝後寝”三進院落制，開創了陵寝建築平面呈“前方後圓”的基本格局，并一直規範着此後明清兩朝500多年20多座帝陵的建設規制。特别是明孝陵的“前朝後寝”和前後三進院落的陵寝制，反映的是禮制，但突出的是皇權和政治。

統治意義

明清易代被稱之為“天崩地坼”的大事，之所以如此，絕不僅是因為政權的嬗替。中國曆史上的朝代更替，可能隻有宋元之際和明清鼎革相類似，兩者的共同點就是異族的入主中原。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王夫之說：“可禅，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夷狄者，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非我族類，不入我論。”從中人們不難讀出其對入主中原的清朝統治者的切齒之恨。清初的“薙發令”以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暴政，更是激起了江南士民的強烈反抗。在這樣的曆史大背景下，清帝在全國局勢基本穩定之後，到士風最為濃厚、遺民最為集中的江南拜谒孝陵，其謀求滿漢認同、消弭民族矛盾的訴求，就不言自明了。“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别之乎？”

乾隆就曾在其《曆代帝王廟禮成恭紀》中，憤憤不平地辯解道。消弭民族矛盾，首先就要消除文化隔閡，相對于強勢的中原儒家傳統文化，清朝統治者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接納并吸收儒家文化。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南巡歸途中經過山東曲阜，親詣孔廟參谒。《清史稿》記之甚詳：“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詣先師廟，人大成門，行九叩禮。至詩禮堂，講易經。上大成殿，瞻先聖像，觀禮器。至聖迹殿，覽圖書。至杏壇，觀植桧。入承聖門，汲孔井水嘗之。顧問魯壁遺迹，博士孔毓圻占對甚詳，賜官助教。詣孔林墓前酹酒。書‘萬世師表’額。留曲柄黃蓋。賜衍聖公孔毓埏以次日講諸經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賦。”孔廟的“九叩禮”，讓人不由聯想到半個月前康熙在明孝陵前的“三跪九叩”，由此亦可見康熙皇帝的良苦用心。論及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與影響，明太祖可能無法與孔子相提并論。但康熙帝在南巡途中對二者的拜祭，相似的決不僅是形式上的“三跪九叩”，更是實質上的對滿漢文化認同的訴求。一個是“萬世師表”的孔聖人，代表着對千年儒家文化的傳承；一個是開創有明一代基業的明太祖，代表着對前朝君主的優渥；正所謂殊途而同歸。

在清帝曆次谒陵的祭文中，不厭其煩的闡述其“繼統”而非奪位的身份。順治元年，攝政王多爾衮遣大學士馮铨祭告孝陵的祭文中，就說道“茲者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國祚已終。予驅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運以有天下，曆數轉移，如四時遞禅，非獨有明為然，乃天地之定數也。”首先，強調明代的滅亡是“國祚已終”、氣數已盡；其次，申明清軍入關擊敗李自成的農民軍，是“驅除逆寇”，既為明代報了深仇大恨，又維護了國家的統一。由此推之，則明清易代是理所當然、合情合理的了。康熙帝在其谒陵後所作《過金陵論》中說：“闖賊以烏合之衆，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馬阮以嚣僞之徒，托名恢複，僅快私仇，使有明艱難創造之基業，未三百年而為丘墟。”不僅再次強調農民軍才是導緻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而且強調南明政權的無能與非法。因此清代才會“受天眷命，紹缵丕基”。乾隆帝在其拜谒明孝陵時所作的詩中，說得更為直接：“嬗謝都關天運乘，攘除非自本朝興。代為翦逆當方革，豈是困危緻允升。”一言以蔽之，闡述清朝的正統與繼承的合法，是清帝谒陵的一項重要内容。這個時候，祭文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宣講書；而明孝陵，則成為一個絕佳的宣傳平台。而事實也證明，這種委婉而巧妙的政治表述，比之前的軍事殺戮更行之有效。

對于清初那批數量龐大的明代遺民來說，明孝陵确實有着異乎尋常的象征意義。對孝陵的拜祭，其實就代表了對故國的追思。所以，在清初，自然會有那麼的人前去“哭陵”。所謂“孤忠遺老，于社稷淪胥之後，既倮然亡奈何矣。獨往往歌哭陵上，摅其志士之悲。”順治八年，顧炎武初谒孝陵，從此寓居在鐘山之下，自名“蔣山傭”，表明了自己要做明太祖守陵人的心志。此後的十餘年間，顧炎武一共七谒孝陵。“薄海哀思結，遺臣涕淚稠”，其谒陵時心境之悲涼，是後人難以真正體會的。在當時有相似心境的，又豈止顧亭林一人，他代表了那一整代的明遺民。“孤臣二十餘年淚，忍到今秋灑孝陵”，孝陵已經成為那一代人寄托哀思和發洩情感的場所，也是已經滅亡的大明王朝的最後象征。

在這樣的前提下，再來審視清帝的谒陵，就會發現其行為本身的針對性是相當強的，其所指向的，正是那些谒陵的遺民們。清帝的谒陵，尤其是前期康熙帝的祭拜，據說上至“垂白之叟”，下至“含哺之氓”，“父老從者數萬人”，觀者如堵，聲勢浩大；而其恭敬謙卑的做法，更被譽為“足超轶百代”。由此，不難想象清帝谒陵在江南社會起到的轟動效果。于是在熱鬧喧嚣的背後，一些事情似乎已經無聲無息地發生了轉變。那些明遺民會發現，他們那片最後的“精神家園”似乎也不複存在了，因為它已經成為了新朝君主禮賢前代的場所。谒陵的主角也不再是他們這些“歌哭陵上”的“孤忠遺老”，而變成了前呼後擁、風光無限的新朝君主。不經意間，人們似乎已将自己的注意力由孝陵本身轉移到了谒陵的人身上。而對孝陵的拜谒，似乎也沒有了那種“長歌當哭”的悲情氛圍。“涕泗遺民在，悲歌隔世同”，明遺民的心境，在當時的人們看來似乎已經很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