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況
中國龍文化起源及龍文化對中國的現實意義。龍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征,五千年來已深深紮根于所有中國人的心中,形成了具有強大凝聚力的龍文化,龍文化在曆史上曾為中國的統一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它仍為中國的統一和繁榮發揮着自己獨有的作用。
《龍和中華》記載:一直以龍的傳人自居的中國人,逢年過節都要舉行一些如舞龍燈、祭龍王、賽龍舟之類的喜慶活動,祈盼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豐衣足食。
炎黃時期就以龍為圖騰,對神異動物龍的崇拜,在中國有着悠久的曆史,龍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早在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紅山文化時期,先人們就雕刻各種“C”形玉龍、玉豬龍等作為禮器,拜祭天地山川。據記載,在炎黃時代,龍就成為中華民族各部落聯盟的共同圖騰。以後,夏朝以黃龍為圖騰,商周時期龍文化更得到廣泛的傳播,在各種精美的青銅器和玉器中,龍的形象經常出現。
秦漢以後,龍成為帝王的象征。曆代皇帝都自稱為“真龍天子”,還把龍字用在帝王使用的東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稱為龍袍、皇帝坐的椅稱為龍椅、皇帝睡的床稱為龍床等。
在古人心目中,龍是一種神秘的寶物,不易見到,即使顯現了也見首不見尾,或隻見到隻鱗片爪。而龍的出現,是天下太平的征兆,所以龍被人們視為天下間最大的吉祥物。
雖然神秘莫測、變化多端的龍難得一見,但自古以來人們對龍的形象描述得很清楚。漢代學者王充指出,龍自首至膊,自膊至腰,自腰至尾,三部分長度都相等;龍的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兔,頸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龍能走、能飛、能遊泳、能興雲降雨;龍還能顯能藏、能巨能細、能長能短。春分時飛上天,秋分時潛于淵。
在神話傳說中,龍的種類有很多,有鱗者為蛟龍,有翼者為應龍,有角者為虬龍,無角者為螭龍,未升天者為蟠龍,好水者為晴龍,好火者為火龍,善吼者為鳴龍,好鬥者為蜥龍。
在堪輿學著作中,“龍”是最常見的術語之一。由于自然界的山和水在形态上變化多端,與傳說中的龍相似,所以古人将山和水都比喻作龍,把山脈直呼作“龍脈”,把曲折的流水呼作“水龍”。這樣,龍就成為山和水的象征,各種龍的塑像和圖案大量出現在宮殿衙署、大戶人家乃至尋常百姓家中。北京故宮的九龍壁、太和殿的龍椅、龍柱等都是人們所熟知的。
因為相信龍有某種神奇的力量,許多現代人也喜愛用龍作為裝飾物或擺設。如果住宅的外環境缺乏真山真水,可以在客廳擺放龍的塑像,作為山水的象征。如果周圍環境和室内環境不夠藏風聚氣,也可運用龍的塑像或圖案使室内形成良好的氣場。在堪輿學“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獸中,青龍是東方的代表,所以龍的塑像适宜擺放在東方;龍又與水密切相關,北方屬水,所以龍的塑像也适宜擺放在北方。
文化本質
中國原龍最早曾一度起源于原始圖騰文化,但本質與主流卻不能簡單歸結為原始圖騰文化。從“時代背景——具體内容——文化涵義——社會功能”這四個方面來看,中國的龍都與原始圖騰有重大差異,因而表現出以下本質特征:
1.源于圖騰,超越圖騰
中國的龍文化在現代中國絕非僅僅存在個别遺迹,而是依然保持強大生機,揚棄掉封建主義、神秘主義、專制主義的消極因素,中國龍文化在國家統一、民族複興中雖不能起到曆史上的那種主導作用、主流文化作用,但仍對中華民族有強大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
2.不是實物崇拜,而是文化創造
圖騰文化本質上是原始社會的氏族文化,而中國的龍,最初形态的原龍,即産生于公元前3000年前後,這是中國原始社會的解體期,中華文明時代的起源期,後來是中華文明中國的龍,固然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某種原型,但本質上并不是自然界中的現有實物,而是基于民族文化觀念的文化創造、文化符号。時代的形成期。
文化内涵
中國的龍以東方神秘主義的特有形式,通過複雜多變的藝術造型,蘊涵着中國人、中國文化中特有的基本觀念:
第一層,龍的觀念 從中國龍的形象中蘊涵着中國人最為重視的四大觀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仁者愛人的互主體觀;陰陽交合的發展觀;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觀。
第二層,龍的理念 在中國龍的形象、龍的觀念後面,包含着中國人處理四大主體關系時的理想目标、價值觀念,追求天人關系的和諧,人際關系的和諧,陰陽矛盾關系的和諧,多元文化關系的和諧。
第三層,龍的精神 多元一體、綜合創新的中國文化基本精神,這是中國龍形象、龍文化的最深層文化底蘊。王東認為,發掘中國龍文化的深層内涵,有助于解決當代世界的一些文明沖突。
文化起源
龍起源于新石器時代早期,距離今天的時間不會少于八千年。這個時期,原始先民已不單純地、被動地依靠上天的賞賜了,他們把獵獲的野馬野牛野豬等等畜養起來;也不單吃那些采拾得來的野果了,而是有選擇地種植谷物以求收獲。他們能夠熟練地取火用火,學會了用木頭搭簡單的房子,開始磨制石器、骨器,手工制作陶器,逐漸定居下來,從事生産活動了。生産活動使人們同大自然的接觸越來越寬泛,自然界作為人之外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對人們精神世界的撞擊也越來越大。
他們模糊地猜測到,應當有那麼一個力大無窮的,與“水”相關的“神物”主宰着指揮着操縱着管理着這些動物和天象,像一個氏族必有一個頭領那樣;或者說,這些動物和自然天象是這個“神物”的品性體現,像人要說話,要呼叫,要吃喝拉撒睡,要嘻笑怒罵一樣。
龍,作為一種崇拜現象,一種對不可思議的自然力的一種“理解”,也就從這個時候起,開始了它的“模糊集合”。
遼甯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遺址出土的“龍形堆塑”,為的“時間定位”提供着證據。查海遺址屬“前紅山文化”遺存,距今約8000年。“龍形堆塑”位于這個原始村落遺址的中心廣場内,由大小均等的紅褐色石塊堆塑而成。龍全長近20米,寬近兩米,揚首張口,彎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現。這條石龍,是中國迄今為止發現的年代最早、形體最大的龍。(有文章稱,山西省吉縣柿子灘石崖上有一幅距今達一萬年的魚尾鹿龍岩畫,當是龍的最早的雛形。這幅岩畫未見發表,其面目如何,還不得而知。)
接下來還有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出土的距今達七八千年的陶器龍紋,陝西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的距今達七千年的彩陶細頸瓶龍紋,河南濮陽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蚌塑龍紋等。
龍的模糊集合過程的起點在新石器時代,經過商、周至戰國時期的長足發展,到秦漢時便基本成形了。這個“基本”有兩個意思,一是說構成龍的框架、要素、樣式,秦漢時都基本具備了;二是說龍是一個開放的、不斷納新的系統,它并不滿足秦漢時的基本成形,之後的曆朝曆代,直到今天,還都在不斷地加減、變衍和發展。
龍的圖騰形象自商代形成後,随着悠悠歲月的流轉,其形象也在變化和發展,政治的興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滄桑,曆史的一流一脈都在龍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淺的痕迹,産生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在商代,龍被作為一種形态怪異的神獸。它那令人可怖的、幻想的形象給人強烈的神密感和一種獰厲的美,顯示出龍有超越世間的神的權威。商代的龍主要鑄造刻飾在青銅禮器上,線條錯落凸突,深沉雄健,再加上青銅禮器那厚重沉穩的造型,使龍有一種巨大的威懾力,折射出一種無以言表的宗教理念。
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紀被周王朝取代。周人的原始宗教中,人文的色彩較為濃烈,這是因為周伐商并推翻商王朝的理由是商王朝無德害民,周人是代表天來對商進行懲罰。因周人有“德”,得以配天,奪取了天下。周人打敗商人後,不但奪取了體現商人通天權力(實際上是統治權力)的鼎器,而且在新鑄的禮器中,突出了自己的宗教觀念。
據說周人伐商之時,曾有一巨大的赤色的鳳,口銜玉矽(也有記載說是口銜丹書)落在周的社廟,代表上天降瑞應給周,所以在周代的禮器上,鳳的形象更為突出,龍的形象趨于弱化,甚至在一些圖案中,将鳳的冠狀物安到了龍的頭上,龍的體态少了那種張揚和獰厲,失去了商代龍的攝人氣勢,變得比較平和,更趨于藝術化與圖案化。
從本世紀初到現在,面世的有關龍的起源和本質的論著、論文已超過百餘種,觀點五花八門,莫衷一是。這裡簡要的介紹:
神異動物說
這是以《辭源》和《辭海》為代表的最普遍的一種觀點。前者說“龍是古代傳說中的一種善變化能興雲雨利萬物的神異動物,為鱗蟲之長”;後者說“龍是古代傳說中一種有鱗有須能興雲作雨的神異動物”。
相近的說法還有:“龍是具有很多神性、很神秘的動物神”,“是中國古人幻想出來的動物,”(朱天順)“龍是出現于中國文化中的一種長身、大口、大多數有角和足的具有莫測變化的世間所沒有的神性動物,”(劉志雄、楊靜榮)“神異動物”是以“動物神異”為基礎的,前者來源于後者,那麼,是哪些動物通過“神異”而變成“龍”了呢?這一點,《辭源》和《辭海》沒有講清楚,學者們的探讨則多種多樣。
圖騰合并說
此說以聞一多在《伏羲考》中的觀點為代表。聞氏認為,龍“是一種圖騰,并且是隻存在于圖騰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拟的生物,因為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是“蛇圖騰兼并與同化了許多弱小單位的結果”,何星亮亦認為,“龍原是一種圖騰,但它又與其他圖騰有區别。它最初可能是一個部落的圖騰,後來演變為超部落、越民族的神,成為中華民族共同敬奉的、延續時間最長的圖騰神。”
天象樹神說
何新曾認為“龍的真相和實體是雲”,“龍就是雲神的生命格”;“最初的龍形不過是抽象的旋卷狀的雲紋。而後來逐漸趨于具體化、生物化,并且展開而接近于現實生物界中兩栖類和爬行類動物的形象。”朱大順指出,“幻想龍這一動物神的契機或起點,可能不是因為古人看到了與龍相類似的動物,而是看到天空中閃電的現象引起的。因為,如果把閃電作為基礎來把它幻想成一種動物的話,它很容易被幻想是一條細長的、有四個腳的動物。”趙天吏認為雷電龍“三位一體”,龍就是雷電的形象。
胡昌健說,“龍的原型來自春天的自然景觀--蟄雷閃電的勾曲之狀、蠢動的冬蟲、勾曲萌生的草木、三月始現的雨後彩虹,等等……其中虹是龍的最直接的原型,因為虹有美麗、具體的可視形象。”
尹榮方的看法别緻一些,他認為,“中國人傳說中的龍,原是樹神的化身。中國人對龍的崇拜,是樹神崇拜的曲折反映,龍是樹神,是植物之神。龍的原型是四季常青的松、柏(主要是松)一類喬木。”“松、龍不僅在外部形象上驚人地相似,而且龍的其他屬性,與松也同樣驚人地相似。”
恐龍遺記說
葉玉森、徐知白及美國學者海斯等主張龍的觀念應是遠古先民對于巨大的爬行動物恐龍的記憶,或主張先民因對恐龍的恐懼而産生龍崇拜,王大有說,“龍,被古人公認為最原始的祖型,可能還是恐龍。古人以具有四足、細頸、長尾,類蛇、牛、虎頭的爬行動物為龍,這可能是古人當時見到并描繪下來的某種恐龍形象……或許古人見到的龍,真的就是恐龍,後來它們漸漸見不到了,才把它的同類海鳄、灣鳄或揚子鳄與其視為一類,加以崇拜。”
外邦傳入說
章鴻钊認為中國的龍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毒龍,約在黃帝時期傳人中土,英國學者史密斯認為世界上的各大文明皆有龍,而且所有的龍都出于同一個文化發源地--巴比倫,中國的龍同樣也是巴比倫古龍的後裔。
模糊集合說
對于龍的起源和本質,龐進提出了“模糊集合說”,即認為龍是古人對魚、鳄,蛇、豬、馬、牛等動物,和雲霧、雷電、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産生的一種神物。中國龍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是原始先民對身外異己力量模糊崇拜的産物,是以現實生物和自然天象為基礎,貫穿着、體現着模糊思維的藝術創造。
評述
作為古生物的恐龍,滅絕于距今七千萬年左右的中生代,最早的猿人生活于三百萬年以前的更新世,中間相差了六千多萬年,因此,猿人是不可能看到恐龍的,也就更談不上對恐龍的記憶和恐懼,顯然,龍為恐龍遺記說,是站不往腳的。
對龍為圖騰合并說也有比較大的争議,否定的觀點認為,“迄今為止,考古學,曆史學均無可信資料證明在中國曆史上曾有過一個強大的以蛇為圖騰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與融合其他以馬,狗、魚、鳥、鹿為圖騰的氏族部落的說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劉志雄、楊靜榮)
學者們還指出,将中國古文物上出現的動物造型或紋飾視作圖騰的表現形式,也是非常錯誤的。因為考古學中的某一類型文化與社會學中某一氏族部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還有的學者從圖騰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論,如:幾乎所有圖騰都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具體的生物或無生物,而龍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神物”;圖騰是氏族群體成員崇敬的對象,是不得損害、毀傷或殺害的,而在中國的古代典籍和神話傳說中,不乏貶龍、辱龍、鬥龍、斬龍的載述。
服飾文化
内蒙古翁牛特旗發掘的紅山文化遺址,發現了五千多年前的龍形玉器。這說明龍作為自然界的生物,作為作用于人的感官知覺引起美感的客體,早已進入先民文化生活中。
《禮•明堂位》說:“夏後氏以龍勺,殷以疏勺”,“有虞氏服韨,夏後氏山,殷火,周龍章。”從夏朝裝飾有龍的圖象的勺子和周朝裝飾有龍的花紋的服裝來看,當時生物界能引起人們矚目的首先是龍。無論是圖騰崇拜的殘餘,或者是出于宗教的需要,都體現了當時人們對龍的崇仰心理,以及在這個基礎上産生的美感。
《詩•商頌•玄鳥》說:龍旂十乘,大糦是承;《周禮•秋官•小行人》有“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的記載。作為一個國家、一個部落或者一個氏族集團軍事力量的标志的旗幟,作為朝廷使官用的符節,裝飾着龍的圖象,在客觀上都顯示了龍的威力,體現了人們對其威力的崇拜,以及統治者、社會領袖借以顯示自身價值和權威的意圖。因此,《禮•禮器》說:“禮有以文為貴者,王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
自漢代以後,随着龍的日趨神聖化,從宮庭到民間,服裝、首飾、用具、屋宇和其它建築物,飾有龍的圖案的就更為普遍,直到近代仍曆久不衰。現今保存的全國各地的古代建築,特别是帝王的宮殿,如北京故宮、沈陽故宮等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龍作為一種長期被神聖化的生物,作為一種被确認的審美對象,在中國各族人民的心目中,從古至今,一直占據着極重要的地位。生物界似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與之匹敵。
民俗文化
龍民俗,中國的民俗節日中,有不少與龍相關者。這些節日的活動豐富多彩,富有濃郁的民族特色,散發着清新的鄉土氣息。
農曆正月十五日漢族的元宵節,又稱上元節。正月十五元宵本與龍無關,我們所要談的是燈節必要進行的舞龍燈。宋代吳自牧在《夢梁錄》中有關于南宋龍燈的記述:“元宵之夜……草縛成龍,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燈燭萬盞,望之蜿蜿如雙龍之狀。”吳氏所說的似乎的靜止觀賞的龍燈。南宋龍燈亦有由人舞弄者,南宋大詞人辛棄疾即有“鳳蕭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的詩句。明清兩代,舞龍燈之風更盛。
據清道光年間《滬城歲事》載:“遊手環竹箔作籠狀,蒙以绤,繪龍鱗于上,有首有尾,下承以木柄旋舞,街巷前導為燈牌,必書‘五谷豐登,官清民樂’。”
舞龍燈的前身是漢代的“魚龍漫衍”之戲。據《漢書·西域傳贊》載:“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餘,士馬強盛。……設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砀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之。”山東沂南北寨村東漢晚期畫像石墓中室東壁上的樂舞百戲石刻為我們提供了漢代魚龍之戲的形象資料。
畫面的場面與顔師古注所雲有所不同,可能屬于另外一種形式。戲中之魚形體碩大,明顯系人工制作;魚左側有人單腿跪地,以右肩負魚,魚右側有二人站立,均以右手舉鼗鼓搖動,後面一人的左手似在持魚的尾部。魚的前面為一四足奔跑之龍。友雙角、鱗身、雙翼、長尾,背上負一大圓口雙耳瓶;瓶上立着一份扮演羽人的小孩,雙手持一帶羽葆的長幢耍弄。龍前一人,左手持短梃,右手持鼗鼓向龍搖動;龍後一人,左手持鞭,右手亦持鼗鼓舉搖,氣氛熱烈異常。
農曆二月初二為漢族的“龍擡頭節”。此時正值驚蟄、春分時節,大地逐漸轉暖,民俗認為蟄伏一冬的龍正是在這一天擡頭活動的,以後雨水也就多了起來。尋根求源,“龍擡頭節”可能是從上古的“龍見而雩”演化而來的。明人沈榜的《宛署雜記》有關于“二月引龍,熏百蟲”的記載:“宛人呼二月二日為龍擡頭。鄉民用灰自門外委蜿布入宅廚,旋繞水缸,呼為‘引龍回’。用面攤煎餅。熏床炕令百蟲不生。”
很明顯,所謂“引龍回”的方工帶有強烈的巫術色彩。中國北方多旱少雨,将龍引入家中圖的是風調雨順,于是也就産生了“二月二,龍擡頭;大倉滿,小倉流”的民諺。北方一些人家在這一天還用彩紙、草節、細秫稭等穿成串懸于房梁之上,稱“穿龍尾”,也是留龍在家之意。民俗認為這一天人們的食物都為龍身上之物,如:面條是龍須、烙餅是龍鱗、餃子是龍耳等等。于是人們在二月二多吃面條、烙餅,因食龍之須、鱗對龍無多大傷害;最忌的是吃米飯,因為米飯是龍子,一頓米飯要傷害多少龍的性命。閨中婦女還忌用針線,以免不小心紮傷龍目。以上活動體現了龍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特點。
端午節的曆史極其悠久,節日風俗也極為豐富,其中一些活動與龍有關,聞一多先生曾将端午節稱為“龍的節日”。賽龍舟是端陽節最重要的活動。古時皇家龍舟的制作極為奢華,如南宋畫院待诏李嵩所畫《中天戲水冊》中的大龍舟,頭、尾、鱗、鬣皆雕镂金飾,舟上建層樓台觀,檻曲安設禦座,兩舷各三槳,氣勢雄偉,金碧輝煌。龍舟競渡規模亦宏大壯觀,官員、百姓以至深閨少女都要臨水觀看。唐代詩人張建封有《競渡歌》寫其精彩場面:“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棹影翰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端午節的真正起因應是辟邪消災。
“五”(午)是天幹中中間的數字,因而被古人認為具有極盛的含義;盛極而衰,因而它又包含着不祥的因素。因此古人認為五月是“惡月”,漢代的很多古籍都有“不舉五月子”的記載。五月初五更是不祥,舊俗在這一天要将未滿周歲的幼兒帶到外婆家躲藏,稱“躲午”,這顯然具有躲避災難的含義。端午節的一系列活動,如灑香湯(以艾葉、菖蒲煮水沐浴)、懸艾老虎素(用彩綢縫紮成粽子、辣椒、掃帚、布老虎等串以彩線挂于胸前)、飲雄黃酒、挂鐘馗像等等,都以辟邪除祟為主旨。至于龍舟競渡,當是祭神娛神祈獲保佑的一種形式。
中國的少數民族中,也有許多與龍有關的節日,不同民族節日的時間、内容與活動亦不盡相同。主要分布于中國中南地區的壯族、瑤族和西南地區的哈尼族均有“祭龍節”。壯族的祭龍節在農曆二月間。祭時,由村中兩戶或數戶人家輪流負擔祭祀用的雞、豬等祭品。壯族人認為,每年殺豬“祭龍”,可保人畜平安。祭祀之日,外寨人騎馬或戴鬥笠者均不得通過寨心。主要分布于雲南省的普米族有“龍潭祭節”,蘭坪普米特的龍潭祭節在農曆正月、二月,甯蒗普米族則在農曆三月、七月。
普米簇人各家均有自己的“龍潭”,大都在深山密林或山澗峽谷中。祭龍潭節時,全家同往自己的龍潭歇宿三日,用木棍、木闆搭成高台稱“龍塔”,龍塔前樹百尺标竿,上挂7個用雞毛麻線拴成的七角鬥架,為龍神住處;然後以酒、牛奶、酥油、乳餅、茶葉、雞蛋等食物祭于龍塔之上;請巫師登壇祭祀,求龍神保佑人畜興旺、五谷豐登。禱畢,将塗有酥油的50個面偶投入龍潭。雲南河口大瑤山瑤族尚有“龍公、龍母上天節”。龍公上天節為農曆八月二十日,龍母上天節為農曆七月二十日。是日,當地瑤族百姓祭龍之後,還要舉行龍公、龍母的升天儀式。中國民族衆多,與龍有關的節日不勝枚舉故不再贅述。上述各民族的與龍有關的節日雖各具特色,但其本質含義卻是一緻的,即以龍為興雲布雨、掌管福禍之神。
神話傳說
《淮南子•覽冥篇》說:“往古之時,四極廢,九洲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颛民,鸷鳥攫老弱,于是女娲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鳌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滛水。”
由于全新世冰後期出現的高溫期,導緻“火爁炎而不滅”的原始森林大火災,以及因冰川融化,海面上升,又形成數千年的“水浩洋而不息”的海侵。人類正處于水深火熱的時代,恰又是龍這種動物繁盛和稱霸于水域的時代,“殺黑龍以濟冀州”也就成為人類生存競争的願望和必要的措施。故至今仍有龍年不吉多災的傳說。
既然龍的種群繁盛,又兇猛可怖,其它動物和人類随時都可能遭受襲擊,那麼,由于夢寐或條件反射泛化而産生的附會和類似聯想,自然應運而生。故《三皇本紀》說:“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女,少典之妃,感神龍而生炎帝。”
《山海經.大荒北經》說:“蚩尤作兵伐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既反映出龍的威懾性;也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利用人們的恐懼和崇拜心理,對龍和帝王的神化。
由于黃帝這個氏族集團的祖先也是以龍作圖騰,故《史記•天官書》說:“軒轅,黃龍體”,進而将帝王和龍兩位一體化,增加了帝王的威嚴。
之後對龍和帝王一體化的神化越來越盛行。如《史記•高祖紀》說“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顔”;《山海經•海内經》注引《開筮》說:“鲧死三歲不離,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拾遺記》說,“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嶽,黃龍曳尾于前,玄龜負泥于後”。
唐代以後,龍的神話與小說結合形成神話小說,龍的觀念又向更廣闊的生活領域和民俗文化場滲透,如唐朝李威的小說《柳毅》中柳毅為龍女傳書,根據這個故事,又演化出唐末的《靈應傳》,五代的《異錄記》、《續玄怪錄》、《博異志》等類似神話故事來。而北宋李昉等編的《太平廣記》卷418條又據以引出《梁四公記》說:“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六,深有百餘尺……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于是,龍王稱謂開始載入古籍。
《異錄記》卷五說:“海龍王宅……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辄進……夜中遠望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裡,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此下矣。”又把原生态神話與現實結合起來,構成新的次生态神話。
大概是受《柳毅》的故事和《太平廣記》等的啟發,明朝吳承恩的《西遊記》又演變出:孫悟空大鬧東海,龍王敖廣被迫獻出定海神珍(如意金箍棒);魏征夢斬泾海龍王;祭賽國碧波潭萬聖龍王盜舍利等故事來。《封神演義》又提到哪吒鬧海,打死小龍王敖炳,抽出龍筋作腰帶;大敗老龍王敖光,拔其龍鱗。這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性的演變,是對自漢朝以來象征皇權的神龍的蔑視,實質上是對封建帝王的蔑視和貶斥。于是龍又被分為善龍與惡龍兩種,反映了人民群衆的願望與怨忿。
詩詞文化
黑潭龍
【唐】白居易
黑潭水深黑如墨,傳有神龍人不識。
潭上駕屋官立祠,龍不能神人神之。
豐兇水旱與疾疫,鄉裡皆言龍所為。
家家養豚漉清酒,朝祈暮賽依巫口。
神之來兮風飄飄,紙錢動兮錦傘搖。
神之去兮風亦靜,香火滅兮杯盆冷。
肉堆潭岸石,酒潑廟前草。
不知龍神享幾多,林鼠山狐長醉飽。
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殺豚将喂狐。
狐假龍神食豚盡,九重泉底龍知無?
龍移
【唐】韓愈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随。
清泉百丈化為土,魚鼈枯死籲可悲。
龍
【唐】李峤
銜燭耀幽都,含章拟鳳雛。西秦飲渭水,東洛薦河圖。
帶火移星陸,升雲出鼎湖。希逢聖人步,庭阙正晨趨。
骊龍
【唐】唐無名氏
有美為鱗族,潛蟠得所從。标奇初韫寶,表智即稱龍。
大壑長千裡,深泉固九重。奮髯雲乍起,矯首浪還沖。
荀氏傳高譽,莊生冀絕蹤。仍知流淚在,何幸此相逢。
龍潭
【唐】應物
石激懸流雪滿灣,五龍潛處野雲閑。
暫收雷電九峰下,且飲溪潭一水間。
浪引浮槎依北岸,波分曉日浸東山。
回瞻四面如看畫,須信遊人不欲還。
《詠龍》
亦知清戒守仙規,燕血塵埃豈嗜宜。
自許身軀脫梭木,淹從螭蛟困拳池。
為虛化實是何日,棄甲成林會有時。
已笑癡兒執凡鐵,驅雲駕霧奈何之。
現實意義
⒈民族團結、和平統一的象征
龍文化具有兼容并蓄性,使中華民族緊緊凝聚在一起,它作為中國和平統一的象征,在中國的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問題上發揮着積極的作用。
中國自秦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以來,在漫長的曆史歲月中雖有分合離亂,但統一始終是主流。這是因為,中國各民族對龍都有一種強烈的認同感,形成了很強的民族凝聚力,促進了各民族的團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各民族共同繁榮、交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有力地保障了少數民族的平等、自治權利,促進了少數民族的發展繁榮,并增進了國家的集中統一和富強。然而少數别有用心的人卻将中國這種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說成是中國侵略壓迫境内的少數民族,這在西藏問題上尤為明顯。美國國會不止一次抛出所謂“西藏修正案”,把中國對西藏的合法管轄說成是中國侵略占領,誣蔑西藏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生活極其困苦”,“存在政治宗教迫害”,并聲稱漢人進入西藏是要把西藏逐漸漢化。事實上,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後入藏,發展了漢藏友誼,大昭寺門前的“唐蕃會盟碑”就是這友誼最好的見證;元朝中央政府設立宣政院,将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西藏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今天的西藏,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廟宇林立,宗教事業不斷發展。這一切都有力地駁斥了“西藏人民生活極其困苦”,“存在政治、宗教迫害”的謬論。至于漢人進入西藏問題,正是中國各族人民團結協作的一種表現,也是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體現。事實上,衆多的在藏漢人為西藏的繁榮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孔繁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也是中國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堅實基石。西藏人民早已和中國其他各族人民融為一體,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強烈的民族認同感。這種由相同的龍文化、民族認同感所締造成的民族團結友愛關系,是任何外來勢力所不能破壞掉的——這是龍文化的一大現實意義。
1.龍文化的另一大現實意義,便是它對中國統一的促進作用。
中國要統一,是所有龍的傳人的呼聲,但由于大陸和香港、澳門、台灣之間社會制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因而很難用一種社會制度統一中國。為此,中國共産黨從現實情況出發,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其實質是将意識形态方面的争議擱置一邊,依靠各地華人所具有的民族認同感來統一中國,以實現中國的繁榮富強。
其中,大家對龍文化的認同感起了關鍵性作用:首先,它促進了“一國兩制”構想的産生。大家都是中國人,就有可能抛棄意識形态方面的争議,依靠大家所具有的民族認同感來統一中國。在這裡,統一中國已主要不是靠同一的社會經濟制度,而是靠雙方都具有的民族認同感。這就為“一國兩制”在實踐上的可行性鋪平了道路。其次,它促進了港、澳、台地區與大陸的經濟往來,而這種日益密切的經濟往來成了港、澳地區平穩過渡和中國和平統一的有力保障。可以說,大陸、香港、澳門等地區的經濟已緊緊地結合在一起,這就為港、澳回歸創造了良好條件。
2.經濟騰飛的精神支柱
中國的經濟騰飛,一靠改革,二靠開放,而龍文化在這兩者之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成為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大精神支柱。
龍文化在改革中的作用主要是利用其對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促進了社會的穩定,為改革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二十多年來,中國改革的步子邁得大,但卻始終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動亂,就是因為龍文化強大凝聚力的作用。
龍文化在開放中的作用主要是利用其對海外華人的強大民族凝聚力,吸引了衆多海外華人來大陸投資,從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這首先是由于富有的海外華人企業家願意在大陸投資。身為炎黃子孫,擁有着共同的文化、語言、家庭關系和曆史淵源使海外華人在大陸投資很容易。同時,作為龍的傳人,他們也想借助這種方式幫助祖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
其次,是由于海外華人掌握着巨額資産。“根據較保守的估計,海外華人的流動資金高達2萬億美元,若将這些華人放在一個國家裡,那麼其國民生産總值至少達到5000億美元。”另外,中國政府的态度也起了重要作用,大陸歡迎發展外貿和投資的态度刺激了跨國華人經濟的形成。“龍的傳人”的信念在海外華人對大陸投資中,無疑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動力,更為中國強勁的發展勢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當然,中國在前進的道路上,并不總是一帆風順的。腐敗、國有企業效益低下等問題始終困擾着中國經濟。但應該看到,在龍文化的熏陶下,這些問題不是不可克服的。
世界上,都習慣把中國稱為“東方巨龍”。這條巨龍已經真正蘇醒,開始騰飛,而中國人民也以巨龍騰飛作為經濟發展的象征。有人說,“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而中國作為環太平洋經濟圈的經濟增長中心,将成為新世紀的“龍頭”!
宗教與龍
道教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是在原始宗教的基礎上形成的,集巫術、自然崇拜、動物崇拜及秦漢時期的神仙方術于一身,并加以理論化和系統化的一門宗教。早期的道學家已經意識到龍來自于蛇。《黃白篇》有:"蛇之成龍,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緣由,皆自然之感緻。
東漢順帝時,張道陵倡導的五鬥米道,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為主要經典,逐小形成辦有教理、教義、教規的一種人為宗教形式。道教自形成之初,便與龍崇拜有不解之緣。先秦時代的乘龍周洲四海、乘龍升天,以及以龍溝通天人的信仰,被道教全盤繼承。
道教創始人張道陵的子孫都繼承其業,均稱"天師",并傳達室說與龍有緣。傳說第三代天師名魯,傳說他有十個兒子,号"張氏十龍"。另有一則傳說稱:張魯的女兒在山下洗衣,忽有白霧繞身,因此竟未婚而孕,感到羞恥,便自殺身亡。死前留下遺言,務必剖屍看腹中為何物。結果,腹中有兩條雙胞胎小龍,婢女把它們放進漢水。其後的許多道教代表人物都被說成與龍有神秘的關系,如南朝時的道教代表人物陶弘景,傳說其母夢龍而生,他是一個龍種。
龍在道教中最主要的作用是助道士上天入地,溝通鬼神。龍被認為是"三轎"之一。這裡所指的"三轎",一曰龍轎,二曰虎轎,三曰鹿轎。道教的三轎主要是作為其上天入地的乘騎工具。張光直先生認為:"濮陽第45号墓的墓主是個仰韶文化社會中的原始道士或是巫師,而用蚌殼擺塑的龍、虎、鹿乃是他能召喚使用的三轎的藝術形象。"他把蚌殼龍、虎、鹿與古代原始道教上三轎相聯系,認為二者有淵源關系。
傳說有法力道行的天師、真君還能召龍、驅龍。《酉陽雜俎。怪術》稱:在一個名叫雲安的地主,江邊有十五裡險灘,舟楫若不靠人拉纖,無法通過。瘦代天師翟乾佑念商旅之勞,結壇作法,召來群龍,共14條,均化作老人。翟天師讓它們夷平險灘,以利舟行。群龍領命而去,一夜之間,風雷震擊,十四裡險灘都變成平潭,惟獨剩一裡依舊如故。翟天師一看便知是一條龍昨日未到,于是再次登壇作法,嚴敕神吏召它前來。
三日之後,方有一女女子來到,原來是一條雌龍。好申辯說:乘船過這條江的,都有是富商大賈,給他們拉纖的,都是雲安的貧窮百姓,他們一向靠拉纖過活。倘若險灘沒了,舟船通行無阻,他們靠什麼吃穿呢?甯可要險灘以贍纖夫,不願利舟楫以安富商。翟天師聽後連連點頭,于是又召諸龍一切恢複原樣。
佛教
在佛經中,龍王Nāgarāja名目繁多,如《妙法蓮華經》稱:龍王有八,一為難陀龍王,二為跋難陀龍王,三為娑伽羅龍王,四為和修吉龍王,五為德義迦龍王,六為阿那婆達多龍王,七為摩那斯龍王,八為伏缽羅龍王。
龍和佛教的關系目前在學術界還有争議,一說中國的“龍王”崇拜是随佛教從印度傳入的。理由是在中國本土的龍崇拜中,原無"龍王"崇拜。在漢代之前,隻有”龍神”,而無“龍王”。隋唐之後,佛教信仰傳入中國,龍王信仰遍及中土。
另一種說法則是印度佛教中的龍是由中國傳去的,經過印度人的再創造,成為“龍王”。随着佛教的東傳,龍王崇拜又随之回傳至中國。其理由有七:
其一,中華民族的龍文化源遠流長,據有條有理發掘,最早的龍形象是遼甯阜新查海遺址發現的一條距今七八千年的興隆窪文化石塊堆塑龍,其次是舉世矚目的河南西水坡的蚌殼龍。第三是黃梅縣白湖鄉張城村焦墩遺址發現的用卵石擺塑的一條巨龍。第四是衆所周知的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龍等。這些都充分證明龍崇拜早在六七千年前在中國便十分普遍,同時也證明龍文化是中國的本土文化,而不是外來文化。
其二,據目前所見印度龍的最早考古資料,是公元前一世紀的壁畫《龍王及其家族》,和紀元前後的《龍族向菩提樹禮拜》,晚于中國的遼甯查海石塊龍約五千年。
其三,在文字記載方面,據目前所知的史料來看,印度有關龍的文字記載,最早是龍樹于公元二世紀左右所寫的《智度論》,這一記載距今僅1800年左右。而中國有關龍的記載較印度早得多,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龍”字以及崇拜龍的一些記載,這說明在3500年前中國的龍崇拜已十分普遍。
其四,中國龍文化自形成之後,不僅在國内迅速傳播,而且很快傳到國外。印度佛教中的龍當是由中國傳過去的。傳播路線可能有兩條:一條是經中國西南地區傳入。據考古資料,早在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的石器文化便傳到西藏及其以南地區;在秦漢早期中國西南地區就和印度之間有了頻繁的商品貿易。因此中國的龍崇拜經由這條途徑傳入印度是完全有可能的。
龍文化傳播的另一條路線是西域絲綢之路。中原王朝早在三千多年前便與西域有接觸,傳說周代早期已有移民到達蔥嶺以東地方。商滅夏之後,夏部落有一部分人徙往西北地區,到達甘肅等地之後,繼續向西遷徙,進入西域的焉耆國。後來,這些遷入焉耆國的龍氏族部落至晉代時成為該國的統治者,并以"龍"為姓。他們把自己的龍文化帶入西域是肯定無疑的。
其五,從語言學角度來說古印度的梵文中本沒有“龍”的專用詞,“龍”是和“蛇”合用一個詞來表示的。在古印度神話中,雷電是騎白象的大神因陀羅手持雷鑿造成的。中國龍傳入印度之後,龍神很快取代了因陀羅,成為風雨雷電的主宰神。因而,表示“蛇”的詞又來表示“龍”了。
其六,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載龍的傳說約有20則,其中西域五則,北印度五則,中印度十則,而南印度一則也沒有。從内容來年,龜茲、于阗的龍傳說與中國古代的龍傳說很相似,有乘龍及龍與婦女交合而生龍種的傳達室說,而與佛教毫無關系。而《大唐西域記》中關于蔥嶺以南、鄰近印度的龍神話傳說,其内容則與佛教中的人物有關。這也可說明西域是中國龍文化傳入印度的一條路線。
其七,中國原始的龍,具有較多的蛇形象和屬性,印度龍也一樣,與蛇有密切的關系。在佛教的繪畫雕刻藝術中,龍王的頭部後面一般都有一個展開的有三五個或七個頭狀物的眼鏡蛇冠子。另外,佛經還常有“毒龍形狀如蛇”的說法,也說明印度龍具有蛇的屬性。
中國本土的龍具有馬、牛、魚、鹿、蛇等動物特征;佛教中的龍王也相似,具有象、蛇、馬、魚、蝦等多動物的特性,據上,有理由認為,佛教中的龍是由中國傳入的。
佛教中的龍與中國龍也存在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其一,中國龍與印度龍之間的最大差異是在社會中的地位不同。在中國龍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特别是龍崇拜與政治結合起來之後,龍成為帝王的象征。而印度龍則是一般的神靈,如佛經中的天龍八部之“龍”,不過是普通的護法神而已,無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印度的動物崇拜中,金翅鳥受到最高的崇拜,而龍經常是金翅鳥的獵物。
在佛典中,龍的“三患”之一便是金翅鳥。傳說金翅鳥每天以龍為食,一天需要一條大龍王,五百條小龍。這說明龍的地位遠在金翅鳥之下,而中國則相反,龍的地位遠在鳳鳥之上。
其二,中國古代傳說中的龍,能夠升天入地,溝通天人;能為神仙乘馭,來往于天地之間。如黃帝乘龍升天,颛顼、帝喾、啟亦乘龍往來。而印度佛教中的龍則沒有這種神性。大神乘騎的是金翅鳥,如古印度人的天神毗濕奴常騎在金翅鳥上飛行。佛教中的文殊菩薩乘的是獅子或坐白蓮台;普賢菩薩乘的是六牙白象或坐青蓮台。
其三,在佛教中的龍王崇拜傳入之前,中國的龍沒有地域性,龍被奉為主宰雨水之神,受到各地各民族的普遍崇拜,龍的形象基本上也相同的,隻有顔色的區别,分為青、赤、白、黑、黃五種。印度人雖然封龍為“王”,給龍造“宮”,但印度龍的地方神特性較明顯,龍王的種類繁多,各水域都有龍王、龍宮,說明龍隻不過是某一水域的主宰神。
其四,在印度,龍王是佛的信徒、供養者或守護神,而中國因受道教和儒教的影響,龍王信仰也發生了種種變化。在道教的影響下,中國的龍王成為玉皇大帝的部下;在儒教的影響下,中國的龍王傳說強調仁、信、義,強調夫婦、弟兄、父女之情,并有善惡之分。此外,中原各地的龍王一般有姓、名和封号,這也是中國特有的。
從以上差異來看,龍文化傳入印度在秦漢之前,因為龍在秦漢開始與帝王崇拜結合在一起。在此之前,龍的主神性是主宰雨水,而印度的龍王也一樣,主宰大海、湖泊和水潭等水域。龍崇拜傳入印度之後,經過再創造,與本地文化相結合,形成了具有印度特色的龍文化。
同時印度佛教藝術的傳入,對中國龍形像也有較大的影響。從漢晉到唐宋時期,龍的形像在演變過程中,明顯地受到佛教藝術的影響。如敦煌北魏壁畫上的龍,其動态是在奔騰,卻給人以一種安詳、甯靜的感覺,這種造型顯然來源于同時代佛教中的飛天。印度佛教中的獅子對中國龍形像的演變影響也很大,唐宋時期的龍吸收獅子的形像。頭圓而豐滿,腦後披鬣,鼻子也近似獅鼻。江西江甯南唐要升墓中壁畫上的龍,不但頭部像獅子,就連整個身體也有點近似于獅子。龍吸收獅子形像,主要是為了言其神威,增加它的神通。
小結
中國的龍王信仰是随着佛教的興起而産生的,但是又與印度佛教中的龍王有很大差異。可以說中國的龍王是佛教道教雜糅的産物。道教引進佛教龍王并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龍王體系,稱諸天龍王、四海龍王、五方龍王等。具體例子:
《太上洞淵神咒經》中的“龍王品”列有以方位為區分的“五帝龍王”,以海洋為區分的“四海龍王”,以天地萬物為區分的54名龍王名字和62名神龍王名字
《西遊記》中的四海龍王(東海敖廣、西海敖欽、南海敖潤、北海敖順)
唐玄宗時,诏祠龍池,設壇官緻祭,以祭雨師之儀祭龍王
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诏天下五龍皆封王爵,封青龍神為廣仁王,赤龍神為嘉澤王,黃龍神為孚應王,白龍神為義濟王,黑龍神為靈澤王。
清同治二年(1863年)又封運河龍神為“延庥顯應分水龍王之神”,令河道總督以時緻祭。
由于龍為司水之神,凡有水之處,無論江河湖海,淵潭塘井均有龍王,職司該地水旱豐歉。于是大江南北龍王廟林立,成為中國龍崇拜的重要一部分。
龍的精神
龍的精神,龍的足,為九州列土封疆,龍的心,為民族寄托希望;龍的魂,為華夏譜寫篇章,龍的骨,為中國鑄造脊梁!滔滔黃河,滾滾長江,是龍的血脈潺潺流淌;夏商周漢,魏晉隋唐,是龍的翅膀振振翺翔。五湖四海,三山五嶽,百萬裡方圓錦繡一方;元明清後,建共和國,五千年上下源遠流長……
悠久的文明,令人神往,美麗的傳說,凄婉感傷,不朽的精神,深沉悲壯,不敗的鬥志,奮發激昂!盤古開天,女娲孕養,龍的傳人代代成長,後羿射日,誇父逐陽,龍的子孫世世流芳!八百裡長城,阻不住孟姜,阻不住那百轉柔腸,三千尺天河,隔不斷牛郎,隔不斷那萬仞剛強!
動人的故事,源于質樸善良,善良的民族,無愧禮儀之邦,民族的傳統,皆為溫良檢讓,民族的性格,方為無畏刀槍!龍的故鄉,龍的精神萬衆傳揚,龍的精神,龍的兒女熔鑄身上——無論是百年滄桑,無論是萬裡遠航,誰也不會忘記我們的祖上炎黃!晨風飒爽,夜雨潇湘,精心雕琢龍的模樣,冬雪融融,春雷朗朗,灑落飄揚人間萬象!曆盡了無數雨雪風霜,不斷譜寫着沁人篇章,巨龍昂首于新的曙光,世紀的鐘聲也為之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