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分析
社會無差異曲線I1和預算線AB有兩個交點G和F，說明在既定預算約束下，考生可以通過G和F兩種專業和學校的優越度組合達到I1這一預期收益水平。但顯然介于G和F之間的優越度組合點都位于預算線左邊，這說明達到該預期收益水平的支出不一定需要完全預算支出就可以實現。
社會無差異曲線I2和預算線AB隻有一個切點E，說明在AB預算約束下，考生所能達到的最大預期收益就限定在I2水平；如果預期收益水平高于I2，那麼就會有。
社會無差異曲線I3由于和預算線AB無交點，說明在AB預算約束下，要達到I3收益水平是不可實現的，隻有通過負債才可能實現該預期收益水平，因為構成I3水平的預期收益的專業和高校優越度組合需要更大金額的支出預算。
顯然，隻通過位置關系的分析，已經可以确定，在既定預算約束下，考生教育支出的均衡隻能出現在其預算線和預期收益的社會無差異曲線的切點，E點對應的專業優越度M和高校優越度U則是教育支出消費者均衡時的最佳優越度組合。下面對這一均衡結論做出實證分析。
意義作用
分析和解釋低收入家庭子女入學
由于教育收費使得考生報考面臨嚴格的預算約束，按照中國農村收入水平和高校收費水平的比較研究，不難發現很多考生面臨支付困難。考生報考的均衡模型是在嚴格的預算約束下成立的。如果部分考生通過了外部高考制度的資格認證選拔，其報考的預算約束就會被真實化。當考生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任意專業和學校的收費時（此時預算線和最低教育預期收益的社會無差異曲線沒有交點），考生必然會發生借貸行為。
因為位于預算線右邊的任意組合都是考生預算内無力支付的。考生必須通過借貸一定比例的經費來促使預算線右移，從而實現獲取特定的教育資源并滿足特定的預期收益的行為目的。但考生借貸行為的發生在經濟學上必須建立在借貸成本壓力小于借貸産生的教育預期收益的提高的基礎上，當借貸成本壓力大于教育預期收益的提高時，借貸不會發生。預算線AB可以視為考生的自有預算能力，而預算線A1B1則可以作為借貸後達到的新的預算水平，這樣不難發現在預期收益和均衡點上的明顯改善。
此外，多考生均衡模型也可以用來分析考生受其他因素影響而放棄既定預算可獲取的優質教育資源，在實際報考中選擇次優教育資源的行為，這可以視為教育支出的節餘。因為此時在考生看來，擁有節餘的支出比獲取最優教育資源的收益可能更大。
分析送子女赴國外讀書現象
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導緻社會财富分配發生嚴重分化，部分社會階層家庭收入畸高，導緻這一群體在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需求發生很大變化。尤其在中國開放出國留學申請之後，許多家庭由于較為寬裕的教育預算支出，和對高等教育的較高期望，傾向于送子女到國外接受高等教育。
按照高等教育收費的可比價格計算，國外收費遠高于國内收費水平。因此在多考生均衡模型中，如果把預算線AB看作國内普通收入家庭的預算水平，而将預算線A1B1看作高收入家庭的預算水平，對于分析高收入家庭送子女出國讀書的現象是十分有益的。根據模型的假定，隻有在高收入家庭看來，國内供給的最優教育資源（最優專業和最優學校）的社會無差異曲線必然和預算線存在兩個交點（低于I1的任意社會無差異曲線）時，送子女出國才是最優選擇。
即在高收入家庭的預算約束下，在國内要實現預期教育收益最大化或實現最優報考是不可能的，報考均衡的最優解必須通過獲取國外的更優教育資源（I1或者高于I1的社會無差異曲線）才可以滿足和實現。如果把既定的教育支出預算看作高校潛在的經費來源，那麼獲取外國教育的支出就帶有資源外流的性質，如果國内大學試圖留住這部分潛在經費，那麼提高學校優越度和專業優越度以改善高收入家庭對國内教育資源的評價（即改變國内教育預期社會無差異曲線的位置）是唯一可實現的途徑。
需要指出的是，國内大學接受國外留學生制度對這種潛在經費的外流具有沖銷作用。但多考生均衡對于解釋國外留學生申請行為同樣具有解釋力。
分析報考和錄取現狀
分析的報考行為和高校錄取，事前假定了将高考制度視為招生和報考行為的一種外部制度環境。并認為它是一種帶有資格認證性質的博弈規則。但整個模型的分析和考生報考行為均衡，僅符合公辦大學的報考和錄取現實。民辦大學的報考和錄取與此并不相符。
原因在于，中國民辦高校的錄取是在公辦高校錄取之後進行，可選擇的錄取對象是被高考制度資格認證所淘汰了的考生。因此，其錄取和報考基本不在現有高考制度這一規則體系之内運作。而實際報考中，直接以民辦高校為第一志願的報考率也極低。中國現行的高考制度和招生法規隻對公辦高校有明确的錄取資格規定，但對民辦高校的錄取并無考生資格規定。
錄取順序中是按照公辦大學的一類、二類、三類、四類順序進行，所以公辦高校錄取結束後，民辦高校才可以對剩餘考生進行錄取。這種錄取制度導緻考生報考行為選擇中對民辦高校的教育預期評價非常低，表現為社會無差異曲線距離原點較近。而民辦高校錄取實質上隻有資格上限而沒有資格下限。民辦高校錄取的資格上限就是第四類公辦高校的最低錄取分數，但不存在入學資格的下限要求（這可以解釋民辦高校中為參加高考學生的現實）。
因此，嚴格來講，考生報考行為的均衡分析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考生針對公辦高校的報考行為，但卻明顯反映出民辦高校學生報考行為，受現有考試制度和招生制度的影響和扭曲。對于專科以上的公辦高校（非職業技術學院類）而言，其社會無差異曲線是絕對高于民辦高校的。
隻有在公辦職業技術學院和民辦職業技術學院之間，考生才會在預算約束下，對二者的社會無差異曲線做出取舍。如果考生對民辦高校的教育資源評價高于公辦職業技術學院，那麼考生才會實施對民辦高校的報考行為（這一結論可以解釋部分優勢民辦高校隻按照第一志願錄取的現象）。
分析的啟發意義
它可以揭示現有高等教育制度造成的民辦高校和公辦高校的身份不平等問題。從高教資源之間的市場可競争性而言，民辦高校隻有在主體平等和無歧視原則下才可以進入考生報考行為的選擇範圍，否則民辦高校的報考和錄取隻能在現有高考制度之外運作，即高考這種資格認證失敗後，考生才考慮實施對民辦高校的報考行為。
和諧勞動關系無差異曲線模型揭示了影響企業和諧勞動關系水平的三大因素:企業的資源、投入意願以及企業對員工的精神和物質利益組合的優化程度。
隻有開放教育市場，建立進入和退出機制，才能為民辦高校的發展提供可競争的平台。多考生均衡模型的引用可以有助于分析民辦高校的社會無差異曲線和公辦職業技術學院的社會無差異曲線可比時才會發生的報考行為。因此，如果開放教育市場，增加教育資源的供給這數量，并形成有效競争，那麼在一種競争性的教育市場上，考生的報考就可以在公辦和民辦高校之間自由選擇。這這種自由選擇的報考行為必然會導緻劣質高校和專業被淘汰和退出的結果。
但這需要讓民辦高校作為和公辦高校平等的主體進入教育市場，才可能實現。如果不改變現有的區别高校類别的錄取制度，那麼民辦高校的發展和追求大衆教育的目的困怕很難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