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起釪:曆史教授-中文百科頻道

求學經曆

劉起釪，1917年生，湖南省益陽市安化縣人。父親早逝，劉起釪從小在祖父指導下讀書，其祖父吟古先生是近代湖南大儒王先謙（1842～1917）的弟子。劉起釪從小在爺爺的指導下讀《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等文辭類的古書，13歲讀《左傳》，15歲讀《尚書》，每年點讀一遍《左傳》。劉起釪少壯時期對《文選》和桐城派下過很大功夫。劉先生17歲時，到省城長沙讀高中。工作數年後，到安化縣藍田鎮國立師範學院補習英文，在這期間，劉先生的文章受到國學大師錢基博的賞識。

1941年秋，劉起釪考取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曆史系。當時南京已經淪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南京大學也随國民黨中央政府遷往重慶。那時物價飛漲，生活十分困苦。以劉先生的老師顧颉剛這樣的名教授為例，他一頓本來要吃三碗面條才能飽，但隻吃得起兩碗（據台灣版《顧颉剛日記》）。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劉起釪刻苦學習，被顧先生稱為“高才生”。劉起釪1942年記錄的顧颉剛講授春秋戰國史的筆記，1985年以《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為名由巴蜀書社出版，傳為佳話。

中央大學頗欲與北京大學争正統，師資很強，以曆史系為例，系主任是金毓黻先生，教授有顧颉剛、丁山、張貴永、沈剛伯、郭廷以、蔣孟引、白壽彜、蔣複璁、賀昌群、韓儒林諸先生。大學期間，劉起釪充分顯示了他的文學才華，很受中文系的汪辟疆、羅根澤、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伍俶傥等先生賞識。重慶有個小地方叫柏溪，劉起釪撰《柏溪六記》，傳誦一時。史地系主任缪鳳林先生、理學院辛樹幟、歐陽翥、胡煥庸等先生也對劉先生十分愛惜。顧颉剛勸劉起釪：做文人不如做學問永垂不朽。大學畢業，劉先

生本來準備跟随董作賓先生研究古文字的，為避免卷入派系之争，1945年乃投入超然于兩派之外的顧颉剛門下，研究《周禮》。

1947年，劉起釪研究生畢業，進入新成立的國史館作助修，半年後升任協修（同副教授）。新中國成立後，國史館于1951年改組為中國科學院南京史料整理處（今南京第二檔案館），劉起釪任研究組長，整理了3000多萬字的檔案，偏離了學術研究。而劉起釪的顧老師，1959年奉命擔任問題極多難度極大的《尚書》全書整理研究任務，1962年在廣東從化休養地遇到周揚，請調劉先生相助。當時曆史研究所和南京史料處同屬中國科學院，調動比較順利。

劉起釪調到北京後遲遲進不了曆史研究所，在中華書局一徘徊就是十多年。直到1975年，顧颉剛才托白壽彜請胡繩幫忙，将劉起釪調到曆史所。此後，劉起釪就在北京幹面胡同（後來是南沙溝）顧先生家中上班，從事整理、研究《尚書》工作。1980年顧先生去世之後，劉起釪獨立承擔起整理《尚書》的工作。

1981年，劉起釪入住勁松中國社會科學院宿舍。劉起釪将60歲到80歲作為自己的盛年，在這期間寫出了享有盛譽的《顧颉剛學述》《尚書學史》《古史續辨》《尚書校釋譯論》等要著，“實懷感激奮發心情所寫”。此時劉起釪完全失聰，在無聲的世界，創作了驚心動魄的鴻篇巨制，可與貝多芬失聰後創作《第九交響曲》比美。作為國際公認的《尚書》學權威、我國碩果僅存的中國上古史專家，劉先生對勁松念念不忘，來信說：“我學術的盛年就在這裡熬出來”。

2004年10月起，劉先生定居南京，從此完全不能從事學術研究了。6年多，劉起釪蝸居在南京市郊一家養老院十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幾乎與世隔絕，生活困頓，日漸衰竭。2012年10月病逝于南京。

2012年10月06日，劉老先生去世，享年95歲。追悼會定于12日舉行。

學術研究

多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吳銳将顧颉剛先生及其開創的古史辨學派的傑出成就分為四塊：經學，上古史，曆史地理，民俗學。劉起釪學出顧門，在前三大領域都有傑出的建樹。

經學

顧名思義，“經學”是研究古代經書的一門學問。我國的經書由最初的五種演變到“十三經”，皓首未必能窮經，因此是從娃娃抓起的。人到中年，劉先生追随他的顧老師整理中國最早的史書《尚書》，也是最難的一部經典。

顧先生善于搜集資料，凡他寫過的論文，他人再增加幾條資料都很困難。劉先生繼承了這一作風，到京後正值身體健旺時期，花了半年時間跑北京市的圖書館和舊書店，搜集群經所能見到的各種版本情況，用卡片記下來，回來與宋明至今各種書目及文獻著錄相對勘，撰成《尚書及群經版本錄》；劉先生所在的中華書局藏書甚富，藏有曆代石經圖書、圖錄、拓片，加上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等處的石經圖書等資料，劉先生撰成《曆代石經》。

又據顧先生所藏和中華書局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及所能複制隸古定寫本原照片、影印本、縮微膠卷本，撰寫《尚書隸古定寫本》。上述資料，都彙集到1997年由遼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尚書源流及傳本考》。1989年和1992年，劉先生到日本講學，又搜集到一些珍貴資料，已出版《日本的尚書學與其文獻》一書。劉先生的《尚書學史》是《尚書》研究者的必備著作，曾獲院級大獎。此書也是顧颉剛先生整理《尚書》的計劃之一。

顧颉剛已為整理《尚書》确定了體例，并且有樣闆文章發表。所謂體例，即校、釋、譯、論四項。“校”即校勘版本，“釋”即注釋字義，“譯”即翻譯成白話，“論”即考證曆史事實。劉先生于1999年完成《尚書校釋譯論》，與顧先生一起署名。誠如劉先生在書首所說：“曆時30餘年（1963～1999），備經交困以撰成此書。”《尚書校釋譯論》早已是學術界的一大懸念，出成170萬字的大書，無疑代表了當今《尚書》學的最高水平。我國典籍浩如煙海，如果真像顧、劉二先生整理《尚書》那樣下一番真功夫，我國學術界的學風尚不至浮躁如此。

古史

2000多年來，經書獨尊。讀書人從小讀經、信經，離經等于叛道。從清代開始，漸有一股化經學為史學的趨勢。民國以後，受西方現代研究方法的洗禮，經書變成史料的一種，可以說是由天上回到了人間。

劉起釪對《尚書》《左傳》《周禮》這幾部大經都有深入研究，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1941年，古史辨派幹将童書業先生為《古史辨》第七冊作序，總結“《古史辨》發展到了現階段的大略結論”，遺憾的是《古史辨》出到第七冊就劃上了句号。

劉起釪繼起再考，将自己的古史論文集取名《古史續辨》，其中如《我國古史傳說時期綜考》，受到香港國學泰鬥饒宗頤先生的高度評價。搜集史料乃古史辨派所長，劉起釪的古史研究體現了他搜集材料的功夫，他一再勉勵年輕人要在這方面多下功夫。1992年以來，中國學術界流行“走出疑古”，矛頭直指以顧颉剛先生為代表的所謂“疑古派”，劉起釪撰寫長文予以反駁，充分顯示了他對古史辨派的熱愛。

曆史地理

中國人号稱是炎黃子孫，這當然隻是就遠古較大的炎帝、黃帝兩大族系而言，忽略了東部和東南一帶龐大的鳥夷族系。鳥夷族系無論從分布之廣、還是人口之衆，都不比炎帝、黃帝兩大族系遜色。炎帝、黃帝兩大族系發源渭水流域，互相通婚，本質上屬于西部文明。

鳥夷族系發源于黃河下遊和長江下遊，本質上屬于東部文明。這東、西兩大支文明構成了中國文明的中心，因而中國古史的舞台以北方為主。無論是神話傳說還是文獻記載，關于南方文明都是少而又少。古人長期把南方誤會為一片汪洋大海，或者将南方想象為神秘的地方（天子向明而居）；這是一種認識誤區，而不是意味着南方文明本身是一片漆黑。

劉先生秉承顧颉剛東西方兩大族的主張，大方向是對的，但對于另一大族鳥夷族有誤解。劉先生主張北方有一支鳥夷（冀州），南方一支鳥夷（揚州），把鳥夷的範圍縮小了。實際《禹貢》原本必然都是鳥夷，哪有那麼多夷人住在島上！鳥夷隻是以鳥作圖騰的族群。鳥夷族的大本營在東方，擴張的方向是向西，很可能已經到達陝西東南的丹江、漢水一帶。

20世紀80年代，劉起釪結合山西陶寺遺址的新發現，縱論夏文化始于晉南，然後東進河南。由于積數百年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力量壯大，才一舉東入豫境，擊敗鳥夷有扈氏之族，建立了夏王朝，都陽城（河南登封告城鎮）。很可能夏人的發祥地還得往西尋找，估計在渭水流域。

劉起釪對《禹貢》地理的考證繼承了顧先生的大方向，在《文史》發表了好些大文章，備受日本《尚書》學權威池田末利推崇，我則學淺，未能領會，經常和劉起釪争得面紅耳赤，吓得保姆以為我們在吵架。我以為不管是顧颉剛還是劉起釪先生的曆史地理學，疑古還不夠，與異軍突起的石泉（1918～2005）學派相比，有落伍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