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養育宮中
靖康二年（112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趙伯琮（後改名趙昚）出生于秀州（今浙江嘉興）青杉閘的官舍。他是宋太祖趙匡胤的七世孫。
紹興二年（1132年），六歲的趙伯琮幸運地被失去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趙構選中，養育于宮中。
紹興三年（1133年）二月，趙伯琮被授為和州防禦使，改名趙瑗。紹興五年（1135年）五月，被授為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紹興十二年（1142年）正月，加檢校少保，封普安郡王。紹興十七年（1147年）六月，任常德軍節度使。
紹興三十年（1160年）二月二十四日，趙瑗被立為皇子，改名趙玮。二十七日，被授為甯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為建王。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顔亮南侵，朝中多數大臣主張逃跑，時年三十五歲的趙玮主動上書，請求領兵與金軍決戰。但經老師史浩的提醒，趙玮為了避免高宗疑心，再次上書，請求在趙構親征時随駕保護，以表孝心與忠心。
即位施政
宋孝宗趙昚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二十八日，趙玮被立為皇太子，改名為趙眘。六月，趙構禦筆，賜趙昚的字為元永，以“倦勤”而想多休養為由，傳位給趙昚，是為宋孝宗。趙構自稱太上皇帝。從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太祖趙匡胤一系。[1]據傳，趙構早有禅位之意，曾經告訴過趙昚，趙昚流着淚堅決一再推辭，适逢邊事爆發沒有結果。同年七月，趙昚在即位後的第二個月，頒布手谕，召主戰派老将張浚入朝，共商恢複河山的大計。并且接受史浩的建議，下诏為名将嶽飛冤獄平反，追複其原官，赦還嶽飛被流放的家屬。除此之外，趙昚還逐漸開始為被貶谪和罷免的主戰派大臣平反複官。他重用主戰派，積極備戰。
隆興元年(1163年)四月，趙昚授意樞密使張浚籌劃北伐。五月，張浚派濠州(今安徽鳳翔)李顯忠渡江出擊。先後收複了靈璧，虹縣等地，繼而又攻陷了宿州(今安徽宿縣)。宋軍于一月之内恢複靈壁、虹縣和宿州等地，威懾中原。後在金軍優勢兵力的反攻下，宋軍主将不和，軍心渙散，撤兵符離時遭到金兵的追截，損失慘重，隻好再次與金國達成和議，史稱“隆興和議”，又名“乾道之盟”。和議主要規定：宋朝皇帝對金朝皇帝改稱臣為稱侄；改“歲貢”稱“歲币”，并将“紹興和議”商議的銀、絹各減五萬，為二十萬兩、匹；南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州東）、海（今江蘇連雲港）、泗（今江蘇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陝西商縣）、秦（今甘肅天水）二州予金國。[2]隆興和議之後，宋、金兩國維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
隆興北伐失敗後，趙昚在内外政策上都轉向平穩，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無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呈現政治繁榮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視生産，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餘糧委田，出現了天下康甯的升平景象。史稱“乾淳之治”。
内禅皇位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趙構崩于德壽宮中，趙昚聽聞後失聲痛哭，兩天不能進食，又表示要服喪三年。趙昚為了服喪，讓太子趙惇參預政事。
淳熙十六年二月初二（1189年2月18日），趙昚禅位于趙惇，趙惇即為宋光宗。趙昚自稱太上皇，閑居慈福宮，後改名重華宮。群臣為其上尊号為壽皇聖帝，趙昚繼續為趙構服喪。
染病逝世
紹熙五年（1194年）五月初二，趙昚患病。六月初九（6月28日），趙昚在重華殿逝世，終年六十八歲。十月二十九日，群臣上谥号為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号孝宗。十一月二十八日，暫時攢于會稽府永阜陵。十二月十八日，附祭于太廟。
慶元三年（1197年）十一月初二，宋甯宗趙擴加趙昚谥号為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主要影響政治
孝宗吸取秦桧長期位居宰相，形成盤根錯節勢力的教訓，大大縮短了宰執的任期。孝宗時刻提防宰執發展個人勢力，結成朋黨。孝宗還十分嚴格地遵守外戚不預政的“家法”，成功地防止了如同後來韓侂胄、賈似道以外戚擅權攬政的局面。在宰執集團内部的宰相與執政的關系上，孝宗也力圖使參知政事成為牽制宰相的力量。
北宋初年，參知政事的設立，确實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權的作用，而且宰執間議論政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不相銜。”但是,“元豐改制”後，參知政事廢而不置,其職事歸中書、門下侍郎和尚書左右丞，成為宰相的屬官。南宋建立後,雖複置參知政事一職，但其地位、權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設時相比。
此外，孝宗還加強台谏官的監察職能，其主要目标是針對宰執集團，尤其是針對宰相的。首先，孝宗将台谏官的除授權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斷宰相與台谏官之間互相援引、倚為鷹犬的關系。孝宗勤于理政，在南宋諸帝中還是出類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靈時已無一則自事，思日：豈有未至者乎?則求三兩事反複思慮，唯恐有失。”(《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四十九)以緻在他禅位光宗的前一天還在親自除吏。通過對孝宗理政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在他日理萬機，事必躬親的背後，隐藏着他對大臣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們蒙弊。
軍事
在軍事上，整軍興武，孝宗在五年間，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閱兵，還積極選拔将領，自己也學習騎射。南宋的軍隊戰力有很大的提高。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斷的擴充軍事力量，在内地和邊防增招兵員，但是鑒于當時養兵費用浩繁，宋孝宗大膽改革軍事制度，在全國範圍内推行義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時，聚而教之。”義兵制的實質在于寓兵于農。義兵既不脫離生産，又不荒廢教閱，既壯大了軍事力量，又減輕了國家的财政負擔。
當時四川地區共有義兵5.3萬人，與等額官軍相比，每年節省财政開支六七百萬。采取義兵制也是迫于當時國家的需要，一方面軍事力量不足難以抵禦外侵，一方面國内經濟尚需發展，民不富裕，财政壓力大，因而隻能采取此種能稍稍兩全之策。像選拔文官一樣，宋孝宗非常重視軍事人才的選拔，要求各地薦舉将領不受等級和數量的限制，經武舉考試合格者，還必須到軍中涪熟軍政7年，樞密院設置諸軍大小将領的花名冊，以備随時抽驗考核。
經濟
發展經濟，首先在于減輕人民負擔。宋孝宗不僅屢次下诏減輕人民負擔，而且注意實效。例如，南宋初年以來，經常提前征收本稅季的田賦，稱為“預催”。夏稅雖然規定是八月半納畢，而主管稅收的戶部卻規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臨安。到宋孝宗時，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戶部，各地必須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時的農作物根本沒有成熟，雖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戶部并不執行。
因為，每年四、五月間指靠預催到的61萬貫折帛錢供開支使用，若不預催，“恐至期缺誤”。淳熙四年（117），孝宗得知後就說：“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問。”于是參知政事龔茂良提出，将戶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庫借的60萬貫錢，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戶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後必須按照規定時間收田賦，違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預催問題，在宋孝宗親自幹涉下終于得到解決，至少在宋孝宗時期因而“民力少寬”
宋孝宗經常督促地方官興修水利，“勉農桑，盡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而且注重水利的實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時指出：“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幹，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并對江東路失職官員給予降官以示懲罰。孝宗時“水利之興，在在而有，其以功績聞者既加之賞矣，否則罰亦必行，是以年谷屢登，田野加辟，雖有水旱，民無菜色”，雖不無誇張，但大體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世界上最早由國家發行紙币（會子），還是高宗末紹興三十年（1160）的事。此前的紙币（交子）是四川地方發行用于四川地區。會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紙印制的，也稱楮币，或隻稱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興元年（公元1163），即下诏将會子加蓋“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戶部發行的紙币，增加其權威性，以促進其流通。
宋孝宗對會子十分關心。“楮（會子）未至于滞（指民衆不信任而難于流通）也，而已慮其滞，隆興元年廣行堆垛本錢（即紙币發行的準備基金）以給之；楮未至于輕（指貶值）也，而已慮其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楮未至多（指發行量過多）也，而已慮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見（現）在之數。故趙雄謂聖慮深遠，不複增印，民間艱得，自然貴重而楮币通矣。”即是對宋孝宗紙币政策的評價。由于政策恰當，保持了紙币币值的穩定與流通，不僅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宋孝宗時社會經濟繁榮興盛的反映。
輕徭薄賦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無額上供錢時說：“既無名額，則是白取于民也。”又如遇到災荒，宋代例将當年稅賦移到豐收年，分為二或三年補納，孝宗也說既是災荒，不應再收稅賦，下诏不準到豐年再補收。福建路興化軍（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猶剩米”為名，額外征收2.4萬多石供應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1165年）減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餘部分全部減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縣）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職自唐景福二年至後梁乾化三年前後，893—913年左右）時，增收的額外“科雜錢”1.2萬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文化
宋孝宗一改北宋後期與南宋初期，樹一派打一派的學術政策，他對主流學派王安石新學及新興起來的程朱理學，采取兼容并蓄、共同發展。宋孝宗雖也對新學有一些微辭，但對理學派攻擊新學推崇理學卻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學錄魏掞之攻擊“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遊人心，馴緻禍亂”，“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頤，列于祀典”，不僅不予理會，還将他出為台州州學教授。
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蘇氏蜀學，在宋孝宗即位後重新興起。宋孝宗為蘇轼文集作序贊揚，并追谥蘇轼“文忠”、蘇轍“文定”，追贈蘇轼太師，對蘇氏蜀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導的百家争鳴、共同發展的學術環境，才使得58歲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也不得不說：“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
在随後舉出的諸子中，不僅有理學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學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學派的蘇轼。由于有這樣的社會環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學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學者黃震所稱許的，孝宗乾（道）淳（熙）時，“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其時，不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陸九淵、陳亮、葉适；還有著名的文學家，如陸遊、範成大、楊萬裡、尤袤，著名詞人辛棄疾等，他們都活躍在宋孝宗時期。
人物成就平反嶽飛
1162年，登基之初即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複嶽飛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當年十月，又頒發正式文告，宣布追複嶽飛“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之待遇。（《金佗編》卷十三）。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經嶽飛家屬要求，給還了嶽飛原有田宅。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應嶽飛之子嶽霖的要求，發還了宋高宗寫給嶽飛的全部“禦筆”、“手诏”（秦桧為陷害嶽飛，曾從嶽家抄走）。
隆興北伐
孝宗即位的次年改元隆興這年的四月，孝宗授意張浚籌劃北伐。五月張浚派遣濠州（今安徽鳳翔縣）李顯忠渡江出擊。先後收複了靈璧，虹縣等地，繼而又攻陷了宿州（今安徽宿縣）。後孝宗任命李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讨使，邵宏淵副之。金軍左副元帥纥石烈志甯親自率兵來攻，先被李顯忠擊退，後有調兵前來。但此時的邵宏淵按兵不動，還企圖動搖軍心，有些參戰的将領還帶兵臨陣脫逃。李顯忠孤軍奮戰，終是難支隻好趁着夜色撤離宿州。金軍乘勢掩殺，宋軍大敗，死傷不可計數。
北伐失敗後，隆興二年（1164年）金世宗為了達到“以戰促和”的目的，發兵南下，先後攻占楚州，濠州，滁州等地，并準備渡江南下。在這種情況下，孝宗同意議和，這年十月雙方簽訂協議。這就是曆史上的“隆興議和”。北伐失敗後宋孝宗想要再次北伐。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掌握軍政大權。
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積極為北伐作好準備，另一方面，他建議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興和約中部分侮辱性的條款，一是要求金朝歸還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變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國書的禮儀。對于孝宗來說，祖宗陵寝長期淪于敵手，每次金使南來，自己必須下榻起立接受國書，他内心早已視為奇恥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議，于乾道六年閏五月，派範成大使金，提出歸還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國書禮儀的要求。金世宗斷然拒絕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對南宋擅自破壞和議憤憤不平，盡管範成大與金人據理力争，毫無懼色，最後還是無功而返。
乾淳之治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金國的威脅之下，此時的南宋，内部問題多多，士風日下，吏治腐敗。官俸和軍費占了國家大量的财政收入。高宗朝政府加重稅，又使農民造反。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讓位于趙昚，是為宋孝宗，孝宗即位後，頗欲有番作為，他給嶽飛平反，又将秦桧時期制造的冤假錯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戰派，重新拜張浚為相。并且整頓吏治，重用主戰派，積極備戰。
北伐失敗後，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後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轉向平穩，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無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這期間經濟繁榮，在南宋中期出現的太平盛世。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呈現政治繁榮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視生産，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餘糧委田，出現了天下康甯的升平景象。史稱“乾淳之治”。
史料記載
《宋史·卷三十三·本紀第三十三》
《宋史·卷三十四·本紀第三十四》
《宋史·卷三十五·本紀第三十五》
人際關系
轶事典故安然登樓
佛宇挂鐘的合，多是空的，大概是想聲音能夠清徹。趙昚小時候偶然來到郡城内外真如寺秀州，登上鐘樓遊戲，而和尚們先用葦藤覆蓋空處，錯踩在上面，于是掉了下來。旁觀的人，慌亂無措，趕快去看的，趙昚卻坐着，沒有一點害怕的樣子。這與那些史書所載宋太祖年輕時人馬都掉落在汴城樓上一樣。
不貪美色
趙眘被養在宮中将近二十年，卻一直未被确定太子的名分。直到韋太後死去，高宗給兩位準繼承人每人送去美女十名，過了一陣又把她們召回。經過檢查，發現給趙琢的那十個都已經不是處女，而給趙眘的那十個依舊都是完璧（趙眘是聽從了老師史浩的意見）。于是，最終趙眘确立了皇太子地位。
為人節儉
趙昚以身作則、崇尚節儉，史稱他“性恭儉”，高宗趙構稱贊他“勤儉過于古帝王”。趙昚即位之初，就不肯用樂。他日常生活的花費很少，常穿舊衣服，不大興土木。平時也很少賞賜大臣，宮中的收入多年都沒有動用，以至于内庫穿錢币的繩索都腐爛了。趙昚認為“我其他沒有太大的作為，隻是能夠節儉。”他經常告訴身邊的士大夫：“士大夫是風俗的表率，應該修養自己的德行，以教化風俗。”
曆史評價
陳俊卿：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于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複，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宋史》引）
留正：仰惟高宗以知子之明，順承天意，浚發神斷，全以所付畀之壽皇，而我壽皇荷付托之重，十閏之間，兢兢業業，終始如一，用能增光大業，馴緻丕平。及夫倦勤萬機，則又複舉神器，授之聖子。三聖矩疊規重，蓋自開辟以來，所未有也，于皇體哉（《宋史全文》引）②壽皇即位未三月，内出寬恤十八事，凡民情之疾苦，纖悉委曲，無不周知，如州縣秋苗，官吏規取濫數以濟貪暴，如豪右兼并圖免過割，緻貧民産去稅存之害，與夫一時搶攘甫定之際，所以勞來安集之策，未易以概舉。至于治私販、鞫盜賊，有司并緣為奸，尤切緻意，可謂憂民之憂矣。二十八年之間，撫摩愛養，民安闾裡，道洽政治，豈非知所先務哉？（《宋史全文》引）
鄭僑：恭惟孝宗哲文神武成孝皇帝以聰明不世出之資，奮恢複大有為之志，英武同符于藝祖，神器親受于高宗。勵精九閏之餘，緻治百王之上。（《宋會要輯稿》引）
何俌：①我朝自建隆至紹興，相去才二百年，太祖、太宗以兄弟相禅，高宗、孝宗以父子相傳，載之琬琰，蔚為首稱。……以父子之親行揖遜之禮，是高、孝之美，又将有光于堯舜、文武矣，顧不偉欤？（《龜鑒》）②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吾于孝宗其見之。（《龜鑒》）
呂中：太祖、太宗兄弟相傳，以開創業之基；高宗、孝宗父子相禅，以植中興之業。（《大事記講義》）
脫脫：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矣哉。即位之初，銳志恢複，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侄，減去歲币，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寝異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積錢谷，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将有為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卻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号，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其無愧焉！（《宋史》）
陶宗儀：敷文德，求民瘼，明賞罰，惜名器。（《書史會要》）
孫承恩：性資英明，治行勤勵。恢複拳拳，可質天地。治民振武，敬天仁民。事機屢乖，志卒弗伸。（《文簡集》）
愛新覺羅·昭梿：自漢文帝短喪後，曆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晉武帝、魏孝文、唐德宗、宋孝宗四君絕意行之。然武帝終惑杜預之議，孝文妄尊篡逆之婦，唐德宗空骛虛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後世亦無述者。（《嘯亭雜錄》）
蔡東藩：①高宗内禅，孝宗嗣位，當時以英明稱之，有相如陳康伯，有帥如張浚，宜若可銳圖恢複矣。顯忠勇号無敵，尤一時幹城選，而西北且有吳璘、王剛中等人，濟以虞允文智勇兼優，俱足深恃，奈何内廁一史浩，外廁一邵宏淵，西北十三州三軍，既得而複棄之，靈壁、虹縣及宿州相繼收複，淮西一帶，将成而又隳之。蓋忠奸不并容，邪正不兩立，未有奸邪在側，而忠正之士能竟大功者也。惟西北事誤于史浩，而邵宏淵之忌李顯忠，則張浚不能無咎。孝宗既以全權付浚矣，彼邵、李二人之龃龉，甯不聞之？不預察于幾先，緻隳功于事後，自是恢複之機遂絕，讀宋史者蓋不能無惜焉。（《宋史演義》）②孝宗既明知思退之奸，為賊桧所不若，何以胡昉一還，複依思退原議，拱手稱侄，甘與敵和耶？人謂孝宗英明，遠過高宗，誰其信之？（《宋史演義》）③孝宗稱南宋賢辟，而求治不力，任人不專，較之高宗，不過五十裡與百裡之比，相去蓋有限耳。觀其踐阼以後，所用諸相，賢否不一，且無數年不易之宰輔，其猜疑之私，已可見矣……高宗因畏事而内禅，孝宗因居喪而内禅，情迹若異，而究其退避之心，實同一轍。人臣或以恬退為知幾，人君系國家之大，甯亦可以恬退為智耶？
個人作品
《全宋詞》錄有趙昚的詞作一首：《阮郎歸·遠德殿作和趙志忠》。
趙昚善書法，《書史會要》稱其“書有家庭法度”。《宋孝宗手诏》，行書，紙本，是趙昚在乾道四年（1168年）寫給抗金名将虞允文的手诏，曾為項元汴、文征明遞藏，現藏于四川博物館。
陵寝墓地
永阜陵位于浙江省紹興縣東南二十五裡寶山，為“宋六陵”之一，趙昚死後權葬于此。位于紹興城東南約18公裡的臯埠鎮攢宮村。永阜陵在元朝時被江南釋教楊琏真迦等掘毀。原有享殿一間，後開墾為茶園，地面建築已不複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