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發展
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謂“帖括”，就是赅括地默寫某一種經書的注解。唐代雖以詩、賦取士，但并未完全廢除讀“經”。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經義”試士，學子任治一經，考試時發揮“經義”為文字，這不同于唐代專重記憶注疏原文，考試概括來書寫答案的“帖經”，而是發揮對經文意義的理解來寫文，因而名為“經義”。
元代考試，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出題範圍，限制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書中。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雛形了。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舉法，應試文仿宋“經義”，其後此種文字講求格律，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顧炎武《日知錄》中說道：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于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如《樂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複講‘保天下’四股，複收四句，再作大結。如《責難于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于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複講‘謂之恭’四股，複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若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是為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複如之。故人相傳謂之八股。長題則不拘此，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應用領域
科舉考試
八股文是明清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明清時“科舉”考試時寫的八股文對内容有諸多限制，觀點必須與“朱聖人”朱熹相同，極大地制約了豐富内容的出現。若有與之不同的觀點則無法通過考試。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裡面，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的部分要求嚴格對仗，類似于骈文，書寫難度甚高。
八股文即制義，或曰制藝，又名時藝、時文、八比文、四書文。
“制義”，就是按規定格式所寫的“經義”。“制藝”一詞，制字意義仍如上述，而“藝”則是用六藝之一的意思。六藝指禮、樂、射、禦、書、數六種科目。“時藝”，就是當時的六藝之一。“時文”就是當時的文章、文體，區别于古文、骈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對偶的文章。“四書文”是指所出題目，都是《四書》中的，因而叫“四書文”。
三級考試：府試考諸生，俗名“秀才”，隻考《四書》八股文。鄉試（即在本省考）考舉人，首場考八股文。會試（在北京考、包括禮部貢院考及殿試）考進士，首場也考八股文。除殿試而外，府、省、京城三級由小考到中進士考試都是以八股文為主。因為首場作八股文，試官評閱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場，首場不入試官眼。二場、三場所寫的論、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場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學子寫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因此，兵部侍郎舒赫德給皇帝上奏折，建議廢除八股文。
私墪教育
八股文由兩千多年前就稱為”古之教者“的遠古說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時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還是一直沿續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謂“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等縣學、府學、國學類似的國家教育機構，似乎隻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
私塾教育的學習年限自由，遍布全國各省農村、城市、甚至窮鄉僻壤的地區。“私塾”分為純粹的“私塾”，和公辦的“私塾”，私塾演變成後來的“家有塾”，後來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純粹的“私塾”包括城、鄉有錢人家，為教育其子弟，請教師在家設帳，按年付教師聘金束修；或教師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廟宇、會館等處設帳招學生來讀書，按月或按季節交錢給教師，等于學費，這就是純粹的私塾。都是個人對個人，故曰純粹的私。
公辦的“私塾”包括，如一個村莊合請一個教師，立個書房，教本村小孩，誰家孩子來讀書，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寫汶上縣薛家集周進的書房，是村中付館金每年十二兩銀子。來讀書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見”（即見面時禮金），這就是公辦的了。另外如一族人辦的義學，或用某項公款辦的義學，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從教學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現代的學校那樣可分成小、中、大學三級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級别那樣明顯。私塾是高低程度渾在一起的，全看教師的水平，有的教師程度很差，隻能在三家村的小書房中，教教識字課本“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論語》就困難了。
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師，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讀完《四書》“五經”，而且會作八股文的，如前舉《儒林外史》第二回周進的例子，他在縣裡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經”《四書》爛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錯了。可是時運不濟，所謂“文章雖好難入考官眼”，連個秀才也考不上，隻能到鄉間去作“孩子王”，但這樣的老師他教的幅度就比較大了，從啟蒙教育，教教識字課“三”“百”“千”小書，一直教完《四書》“五經”，教會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狀元，也一點不稀奇。也還有中了進士，甚至作了官，然後又因種種原因，再作教師的。如《紅樓夢》所寫賈雨村作黛玉的教師，就是中了進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館的。自然，這樣的私塾教師，不但可以教會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試經驗傳授給學生了。明、清兩代不少很有名的學者名人，也都是長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歸有光、清代鄭闆橋，都作過很長時期私塾教師，鄭闆橋《道情》十首中詠塾師之作：“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仆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親切感人，等于是寫他自己。
盡管好的私塾教師，能從啟蒙教到參加全部科舉考試，
似乎是連貫制，不分等級。而就學生言，還是可分等級的。大約是這樣：一是啟蒙教育，即識字教育，約一至二年；二是讀書教育，約三至五年；三是開講、開筆作文教育，約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練習揣摩、參加科舉考試階段，約八至十年；五是不斷溫書，不斷練習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舉人、進士，這就各人情況不同，期限也不一緻了。舊時識字課本《七言雜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進個秀才不費難。”
私塾教育由識字開始，到學會作八股文，這個教學進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識字，由認方塊字起，一般幾個月或半年之後，讀等于識字課本的“三”“百”“千”《名賢集》《神童詩》各種《雜字》（如《五言雜字》《七言雜字》）等等。這些識字課本，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句子短，句子整齊，四聲清楚，平仄互對，音節易讀，字很大，即使不很聰明的兒童，也很容易讀，琅琅上口，很快讀熟，句子讀熟了，字也記牢了。
一二年間初步完成了識字教育，即開始讀書教育。所謂“讀”，是讀出聲音來，琅琅上口，強調讀熟背誦。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異。比如同時十來個學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讀不同種類的書，比如三個讀啟蒙讀物、《三字經》、《千字文》這類書的，兩個讀《論語》的，兩個讀《孟子》的，三個讀《詩經》的，兩個讀《左傳》的……都可以同在一個老師的教導下、一個房間中共同高聲朗讀。
發展曆史
宋朝
八股文起源于宋元的經義，
北宋王安石變法，認為唐代以詩、賦、帖經取士，浮華不切實用，于是并多科為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
考試的文體并無規格，沒要求對仗排偶。當時有的考生主動運用排比筆法，寫成與八股文類似的文章。被某些曆史學家視為八股文發展的開端。
元朝
元代的科舉制度，基本沿襲宋代。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但把出題範圍，限制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經書中。考試時的文章格式還沒有限定對仗排偶。王充耘以《書經》登第，“此乃所作經義程式”。有些曆史學家認為這才是最早的八股文雛形。
例如鄧之誠在《中華二千年史》卷四“制藝文”道：“宋熙甯中，王安石始廢詩賦用經義，元祐後複罷，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舉考試法。于是王克耘始選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遂為八股濫觞。”
明朝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诏開科舉，對制度、文體都有了明确要求。士人參與科舉考試必須通過三場的考試。不過寫法或偶或散，初無定規。明憲宗成化年間（1464年－1487年），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漸形成了以講究格律、步驟，并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經義”變為開考八股文，規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嚴格，限定字數，不許違背經注，不能自由發揮。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說過：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于鹹陽之郊。
清朝
清順治三年（1646年）宣布恢複科舉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變。後來的康熙皇帝意識到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文“空疏無用，實于政事無涉”，于1663年廢止八股文。1665年，禮部侍郎黃機上疏：“先用經書，使闡發聖言微旨，以觀心術。不用經書為文，人将置聖賢之學于不講，請複。”1668年，康熙恢複八股文考試。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書乾隆皇帝：“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幸日衆。應将考試條款改弦更張，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乾隆組織讨論之後，發現沒人能提出替代科舉之方，這次提議暫且結束。
清代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六《試文格式》謂其定型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以後，至清光緒末年始廢。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舉考試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舉行了最後一次科舉，翌年起廢除。
新文化運動後，八股文的形式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因此也用以比喻空洞死闆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論。郭沫若《洪波曲》第五章四：“要做出适合領導人們口胃的八股來，大家都已經感覺着頭痛。”
近代
1941年1月，蘇北行政公署頒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秘書長婁凝先又發表了《怎樣使公文科學化》的專論。
1942年是解放區公文改革的一個關鍵年頭：不僅在這年年初頒布了《陝甘甯邊區新公文程式》；而且在這一年開展了具有偉大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在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反對黨八股》的講話，列數了黨八股文風的八大罪狀，大聲疾呼整頓文風。毛澤東所提倡的整頓文風、反對黨八股，對公文寫作和公文工作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1948年初，全國勝利已經在望，“為了及時反映情況，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後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争取革命戰争更加偉大的勝利起見”，于1月7日發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為限”；“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簡練，要指出問題或争論之所在”。同時還要求：“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随時報告和請示，……每月作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外，從今年起，每兩個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領導親自動手寫請示報告的制度，對公文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代
進入21世紀，八股文現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語作文，采用固定的模闆來寫。甚至一些考試中，如果不采用推薦的格式和模闆，閱卷老師就會對此作文打低分。還有學生畢業論文，很多理工科畢業格式都是固定的。如有些學校就要求學生寫畢業論文“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背景知識，第三章理論基礎，第四章實驗設計，第五章實驗結果，第六章結尾”。這也是八股文現象。
不過八股文，不能被全面否定。也有少數内容和文采俱佳的八股文，如王鳌《百姓足，孰與不足》，表現了重視民生的良好觀點。所以有人說“唐詩宋詞明八股”。
産生原因
八股文是在中國語言、文字、考試制度等特定的曆史條件下萌芽、産生和發展形成的。中國文字裡的對仗句式，是因語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就是說寫工整的句子，都應當是自然成對。而且，一切對仗，不單純是聲音、詞組的對仗，而是思維邏輯的對仗。《文心雕龍·麗辭》篇說：“事對為末，意對為先。反對為優，正對為劣。”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紅花”“綠葉”，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觀存在，都看得見，很普通。如寫成“綠肥”“紅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對，又是反對。當然，八股文的對仗句式，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詩詞騷賦，而且最忌沾染詞章氣。八股中所謂“八股”，就是四組特殊對仗的文字，是特殊、複雜對仗思維的産物。
八股文産生的第二點曆史因素，是由宋而後，直至清末廢科舉，讀書人自啟蒙識字到開筆作文，主要的學習内容，就是四書、五經，學習這些，考試這些。八股文就是在這樣的教育基礎，學習内容下的産物。八股文的題目全出自《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聖賢口吻，叫做“代聖賢立言”。因而如果沒有五經四書，又哪有八股文呢。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試的需要而産生的。當時考試，不同于現在的多種學科，中文外文數理化等等，而是隻有中文寫作一種，同一的題目，成千上萬程度差不多的人，寫一篇文章，沒有一些比較機械的嚴格要求，都随考試者任意去寫，這樣必然出現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說這篇好、我說那篇好，而說好、說壞也隻憑直觀，這樣就很難确定取舍标準，更難排成名次。因為這不同于大量問答題，單憑記憶知識。
“八股文”便是适應這種考試要求，經長期發展而形成的。
常見例文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韓菼，清代，字元少，别字慕廬，長洲人。康熙癸醜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禮部尚書）
蓋聖人之行藏，正不易規，自顔子幾之，而始可與之言矣。
故特謂之曰：畢生閱曆，隻一二途以聽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窮于其際者，往往而鮮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獨得而無與共，獨處而無與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語爾也。
回乎，人有積生平之得力，終不自明，而必俟其人發之人有積一心之靜觀，初無所試，而不知他人已識之者，神相告也，故學問誠深，有一候焉，不容終秘矣。
回乎，嘗試與爾仰參天時，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則行者乎？此其人非複功名中人也。
則嘗試拟而求之，意必詩書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連以志之，然吾學之謂何。而此詣竟遙遙終古，則長自負矣。竊念自窮理觀化以來，屢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餘以自處者，此際亦差堪慰耳。
則又嘗身為試之，今者轍環之際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與人同學之謂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間，亦用自歎矣。而獨是晤對忘言之頃，曾不與我質行藏之疑，而淵然此中之相發者，此際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與爾也。
惟我與爾攬事物之歸，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遷，而隻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時我得其為我，爾亦得其為爾也，用舍何與焉？我兩人長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與爾參神明之變，而順應無方，故雖積乎道德之厚，而總不争乎氣數之先，此時我不執其為我，爾亦不執其為爾也，行藏又何事焉？我兩人長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與爾也夫，而斯時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釋義：
（一）破題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與爾。凡破題無論聖賢與何人之名，均須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顔淵。
（二）承題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題諸人直稱名号，故稱顔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氣。
（三）起講十句，多少句數并無定法，可以任意伸縮。起處用若曰、意謂、且夫、今夫、嘗思等字皆可。“故特謂之曰”下，入孔子口氣對顔淵說，“畢生”四句正起，“迨于”三句反承，“此意”二句轉合，總籠全題，層次分明，起講以後，皆是孔子口氣。
（四）隻用“回乎”二字領起，以無上文，故直接入題。孔子對于弟子一律呼名，顔子名回，字子淵，所以不曰淵而曰回。“回乎”下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數多少無定，中後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長，緻占中後比地位。用意在題前我爾字盤旋，輕逗用舍行藏而不實作。
（五）為提比後之出題，仍用“回乎”喚起，将“用舍、行、藏、我、爾”字一齊點出，此為五句，但相題為之，句數可以伸縮。
（六）為提比後之兩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語，叫起“我爾”，意為中比地步。惟兩小比，或有用于中比之下，或有用于後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則用意随之而改。令之全篇仍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為六股者。
（七）此為二中比，抉發題中神理之所在，鎖上關下，輕緊松靈，向背開合，可以參之議論，但仍不宜盡用實筆實寫耳。
（八）此為過接，于中比後，即過到題之末句“惟我與爾”、緊接後比。
（九）此為後二比，實力發揮，用題“惟我與爾”末句，總起用舍行藏全題，氣勢舒達，意無餘蘊，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長。若中比較短，則後比之文，盡情馳騁，往往至十餘、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為全篇之收結，倘有下文，則收結改為落下。
總上言之，凡破題、承題、起講、領題、出題、過接、收結，皆用單句法。起講中間亦有用對句者，八比則出比與對比必相對以成文，此定體也。舉此一篇而分釋之，以略見八股之例。其餘體格，不及詳論。
曆史評價
正面
讓科舉能夠發揮朝廷選任人才的功用
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開啟中國科舉取士制度之先河，通過科舉考試，按成績來選取任用人才。科舉考試由唐、宋時期的重視個人才氣的詩賦、策論轉而為明代的以《五經大全》的儒學經義為主，乃是科舉制度為追求公平原則的落實。但是由于考試範圍的限定化以及題目的不斷重複，再加上參與科舉考試的考生大幅的增加，因而造成了士子素質參差不齊以及“廢書不觀”等壞現象。為了解決這一經由科舉市場決定政府人才來源所必須承受的“劣币驅逐良币”的風險，于是在科舉題目上出現了截題、搭題以及在文章寫作上出現了綜合了詩賦、策論的八股文等應變措施，這也就是說士子對于題目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時在八股文章的寫作能力上也必須具備一定的水平，才能進一步的獲取考官的青睐。
是諸儒在經學義理诠釋方面沉澱升華所得的規範準則
明初大儒唯程朱之式是依，是一種普遍現象，故其于諸子學之觀點亦因仍于程、朱，宋濂、解缙以及薛瑄等皆是如此。在明成祖永樂年期修撰的《五經大全》，如以科舉制度的發展來看，顧炎武曾質疑“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诳士子”、“…故使治經者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說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于上；師之所教，弟子之所以傳于師，其說皆必出于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于是，由變禮易樂，叛于時王之法也，無所逃當世之責；師弟子所習而不出于是，其罪若僞符節尺量之罪也，徇于路者得而譏之。”，可說是經過宋、元以來，諸儒在經學義理诠釋方面的沈澱以及升華所得出的一個共同的規範準則。況且，文章的好壞較難有統一準則，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相對來說評判較為公正客觀，争議度相對減少。
引發研究古籍文理的風氣
在八股文對于外在形式上的“學古”以及風尚的追求之下，士人逐漸重視秦漢典籍于時文方面的運用，因此此時編纂的諸子學書籍也以盡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為首要，因而産生了對于古籍進行文章行文脈絡的文理、文氣以及文法、文句的評點書籍，如沈津《百家類纂》、陸可教、李廷機《諸子玄言評苑》、陳深《諸子品節》、焦竑、翁正春、朱之蕃《新锲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焦竑、翁正春《新锲二太史彙選注釋九子全書正集》、歸有光、文震孟《諸子彙函》、陳仁錫《諸子奇賞》、郭偉《新锲分類評注文武合編百子金丹》、譚元春《莊子南華真經評》、孫、鐘之衣《六子全書》、鐘惺《老子文歸》、陳繼儒《老子隽》等書籍的産生皆是為應科舉需求而為之評點。
負面
對學術的影響
八股文題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嚴。考生們隻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因此扼殺了作者的創意。結果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專講形式，成了文字遊戲。讀書人為了考取功名專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嚴，而且題目限于經書，束縛了讀書人的思想，程朱義理之學在科舉制度的引導下逐漸僵化。顧炎武言：“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于鹹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
對政治的影響
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竭盡一生精力鑽研八股文的寫法，對政治，社會實際情況缺乏了解。而有些讀書人亦對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為官，缺乏足夠的知識來應付民間大小事情，隻好委任幕僚師爺及下級官吏決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漸敗壞，政治難上軌道。
存廢争議
于八股文存廢的争議，在康熙、乾隆之間，似乎一直沒有間斷過。清末徐珂編《清稗類鈔》“考試類”有一條記雲：“雍正時，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上問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者矣。’遂罷其議。”可見民間和官方對八股文的争議，從康熙初、經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長時期中，始終沒有間斷過。不過民間對八股文的争議，常常有這種情況，就是有些人學問很好，甚至八股文寫的也很好，卻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寫的範進，開始考了二十多次，連個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歲還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舉人；考中舉人，多年又考不中進士。這種情況，很平常，而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學問都很好，八股文寫的也很好。
由于考不中，便憤憤不平，在詩文着作中，便要發牢騷，罵科舉制度、罵考試官，罵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齡，學問那樣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卻一生未考中舉人，因而在《聊齋志異》一書中，不少篇都對科舉考試、八股文、考試官，作了辛辣的諷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經曆了乾隆中、晚期、嘉慶、道光兩朝的學者錢泳，多才多藝，一生作幕，未考中過，似乎連個秀才也不是，在其名着《履園叢話》中，就有不少條罵八股文。如說：“或謂文中之有時藝，有似畫中之豬。餘駭然問故。曰：牛羊犬馬，各有名家，亦曾見以剛鬣為點染者乎？今世所謂文字，無不可書屏障，亦見有曾錄荊川、鹿門、歸、胡、陶、董之制義者乎？”這一則筆記以豬比八股文，其他還有記秀才考試自撰典故，有所謂“自雙槐夾井以來”及“九刁九騷，三熏三栗”等笑話，于試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試官無知，為考生所騙的故事。李慈銘《越缦堂日記》中《桃華聖解盒日記》光緒元年六月記八股文雲：“論其學則不辨漢宋，論其文則不辨之乎，童而習之，破舊之《四書》，長而效之，錄舊之墨卷。其應試也，懷挾小策，其應制也，硯摩争光，明人謂三十年不科舉，方可議太平。餘謂苟不得已，亦當減天下學額三分之二，停選科舉三十年，始可與言品節、政事、文學也。”李慈銘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0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〇年，足足經過了二十年才考中舉人，又過了十年，直到光緒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〇年才考中進士。前後足足三十年，在科舉道路上十分艱難。寫這段日記，罵科舉制度時，雖已以學問名滿京師，但還沒有考中進士，固可見科舉制度之弊，亦可見其滿腹牢騷了。
曾國藩是進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說到八股文道：“自制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言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時有司，又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黃，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見黜哉？”
這也是認為以八股文取士，這個辦法已經很狹隘，而衡文的人又沒有水平，沒有标準，隻憑個人主觀瞎摸，許多有品德不苟且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國藩是銳意功名，特别重視科舉的人，而對八股取士，也尖銳地指出其弊端。但卻未說明其本質及解決辦法，可見縱使如曾國藩這樣的人，對八股文也隻是表面上消極地認識，并未深入理解。隻從衡文“繩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難的。實際八股文本身的種種困難，從内容命題到表現形式，刁鑽嚴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為了評文時便于區别高下，也就是所謂“繩尺”，但它畢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體的，況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個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黴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難免了。試問古往今來，那一次考試，沒有幾個僥幸者，沒有幾個意外倒黴者呢？科舉考試八股文是這樣，後來的策論考試，以及學校考試、各屆高考，不也有類似情況嗎？
學人們在着述中說八股文好的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黃機、王士桢、雍正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張廷玉、乾隆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鄂爾泰等人議論，在前文已引用外，這裡再引一兩一般學人的意見。王士祯《池北偶談》記雲：“餘友一布衣，甚有詩名，其詩終格格不通，以問汪鈍翁。曰：此君正坐未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然無關詩與古文，然不通八股，理緻終無由分明。近見《玉堂佳話》：言作文字當從科舉中出，不然，則汗漫披猖，出入終不由戶。”這段筆記是十分值得重視的，它似乎已說到八股文的本質上，比黃機、鄂爾泰等人對八股文認識要深刻的多。如用現代的科學觀點去分析，那可說的很多，留待列專題細述之。在此先不多贅。
王士祯是反對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過他的話，
所見也隻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詩人，學界泰鬥，當時詩人都以列漁洋山人門牆為榮。他是十分聰明的，順治七年十七歲，以第一名中秀才，順治八年十八歲，以第六名中舉人，順治十二年，二十二歲會試以第二十六名中進士。少年科第，汪鈍翁名琬，長洲人，也是順治進士，是與侯方域、魏禧齊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進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專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對八股文，且較有深刻的認識，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議的另一面。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這樣與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兩千多年前的書中，就稱之為“古之教者”，可見其年代的久遠，曆史的悠長。
優秀八股舉例
王鳌《百姓足，孰與不足》（論語·顔淵）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蓋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豈有獨貧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告哀公。
蓋謂：公之加賦，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誠能百畝而徹，恒存節用愛人之心，
什一而征，不為厲民自養之計，則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盡于聚斂。
間閻之内，乃積乃倉，而所謂仰事俯育者無憂矣。
田野之間，如茨如梁，而所謂養生送死者無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為而獨貧乎?
吾知
藏諸闾閻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歸之府庫，而後為吾财也。
蓄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積之倉廪，而後為吾有也。
取之無窮，何憂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無備?
犧牲粢盛，足以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資朝聘之費。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給之也，其孰與不足乎?
饔飨牢醴，足以供賓客之需；車馬器械，足以備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應之也，又孰與不足乎?
籲!徹法之立，本以為民，而國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賦以求富哉!
入選高中語文教材
一提到八股文，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古代封建科舉制度，腦海中浮現出滿口“之乎者也”的形象，常常把它與“刻闆”、“陳腐”、“明清科舉”聯系起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八股文代表着落後與反動的形象，不自覺的會引起心中的反感。
2014年9月，“是知觀志士之所為，而天下無志者可以愧矣;觀仁人之所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新學期伊始，浙江省杭州市高級中學高二學生翻看自己的語文教材時發現，這篇《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八股文将是他們接下去要學習的内容。
杭州高級中學選編的語文教材中包含的兩篇八股文分别是明朝初期王鏊的殿試之作《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著名心學大師王陽明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另外一篇則來自于“科舉”緊密聯系的多次擔任科舉監考官——曾國藩的《與諸弟書》。
主持新教材選編的杭州高級中學語文組教研室組長周偉說，當前中國的孩子在寫作上“想法好，但寫出文章來卻沒有體制”，學習八股文則可以讓學生的文章有“體”。
推薦王鏊和王陽明兩篇八股文的高利認為八股文的價值不可否定：“明清兩個朝代600年的八股文，是有合理成分的。知識隻是載體，希望學生能夠開闊視野，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學。”
周偉認為雖然在一段時間内八股文受到了批判，但是曆史上很多的名家大師參加過科舉，留下過很好的八股文，八股文不隻是陳腐和流于形式的文字。
面對改編高中教材會影響學生高考的質疑，周偉很肯定地表示，此次編寫不是推翻原來的教材，而是對原教材中的篇目進行删減和順序的調整。
浙江省教育廳教研室教研員胡勤認為不能隻看到兩篇八股文，而是要看到杭高課程改革和學校課程體系：“選擇什麼樣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系統化和選擇性。任何的教材和篇目，是用它來學習并了解思想、文化、樣式的，而不能囫囵吞棗地學習。”
積極作用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熏陶。他們浸淫于《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并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準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着稱，而士人前仆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于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赢得了生前身後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并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後，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莊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隐逸，方以智削發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産生，不可否認，都有着儒家經典的熏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鑒。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于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複于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啟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遊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辟入裡的作品。朱光潛也有着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裡，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雲：“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裡，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折，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癢癢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藥。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時，可謂并非偶然。
複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制。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為大觀，産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鐘”，又是從其破題濫觞而來，這裡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麼長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曆史中産生的弊窦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曆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複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曆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從娘肚子裡就帶來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