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資料
理性人
無論是古代羅馬，還是中世紀的歐洲，法律上的人總是屬于一定身份的。如果不擁有一種身份，那麼就幾乎不可能擁有任何财産。在這種情形下，私法自治就無法作為一種基本理念存在。
從其涵義可以看出，私法自治是通過個人對于國家幹涉的排除，保障個人自由在社會秩序中的實現為其本質的：一方面通過當事人自由意志實現行為人雙方間的平衡，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通過對個人與國家之間互動的協調，實現當事人的私利益。因而在私法自治中，一個最重要的基礎就是作為能夠認識自己私權利的人，也就是理性人。
形成
理性人概念的形成與經濟學的發展密不可分，它是理性主義與經濟學的産物。這種人不但是有理性的，同時也是經濟人，即能夠認識并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在尋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這個人又受“無形之手”的影響。
“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對他自身有利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甯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一個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在這個場合，象其它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本意要達到的目的。
後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亞當。亞當·斯密發展了理性人的觀點，賦予了經濟人兩個特質：一是自利，二是理性。
批判風波
自從“理性人假設”誕生以來，就成為了經濟學界以及哲學、社會科學界争論的焦點，不曾擺脫過來自經濟學内部和外部的批判與思考。這些批判主要來自五個方面：一是來自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的批判；二是來自西蒙有限理性的批判；三是來自制度學派“社會－文化人”的批判；四是來自行為科學心理實驗的批判；五是來自萊賓斯坦Ｘ效率理論的批判。
(一)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
1943年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層次理論。該理論認為人是有需要的動物，需要有輕重層次，隻有較低層次需要得到滿足後，較高層次的需要才會出現。這些理論否定了傳統的“理性人假設”把經濟利益作為人的唯一需要的觀點，使“經濟人假設”向現實邁進了一大步，提高了對現實的闡釋能力。
如這種理論把人類的利他行為視為最終利己的手段，是為了獲得一種無形資産或滿足自己的一種更高層次的需要，用西蒙的話說，“這種利他實際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需要層次理論提出人類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是滿足自身的需要，而經濟人的需求偏好是非常複雜多樣的，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因素都會影響其需求偏好。因此，人類追求的利益目标是一個多元的效用函數。
(二)西蒙有限理性
經濟人最大化行為假設是以完全理性為條件的，由于具有完全理性，經濟人才能夠找到實現目标的所有備選方案，預見這些方案的實施後果，并依據某種價值标準在這些方案中作出最優抉擇。
但在西蒙看來，這種理性的定義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備選方案，外部環境是不确定的、複雜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人的認識能力和計算能力是有限的，經濟行為者不可能把所有的價值考慮統一到單一的綜合性效用函數中，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
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了解所有備選方案及其實施後果，對不确定的未來估計出一緻的現實概率，實際上是辦不到的。因此，決策過程中人們遵循的并不是最優原則，而是滿意原則。也就是說，現實中消費者追求的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适度效用。
(三)制度學派“社會－文化人”
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諾斯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指出：人類行為比經濟學家模型中的個人效用函數所包含的内容更為複雜。有許多情況不僅是一種财富最大化行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約束，它們會根本改變人們實際作出選擇的結果.
用“社會—文化人”來取代“理性人”，即用具有多重目标、并且其目标在形成過程中受到他人決策及文化結構和意識形态影響的人，來取代單純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獨來獨往的人，無疑是一種意義深遠的努力。它揭示出了人的多面性和複雜性，把對人的假定向現實又推進了一步，并且把人們的研究目标從給定的一種效用或福利函數引向研究個人目标或偏好的形成過程。
(四)行為科學心理實驗
理性人的這種理性行為是以一系列的假設前提，如可比性假設、連續性假設、傳遞性假設、省略性假設、主導性假設和不變性假設為保證的。然而，許多行為科學的心理實驗結果卻表明，現實中人的選擇行為常常背離理性人理性行為的一系列假設前提。這幾個公設對理性選擇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們在心理實驗中或在現實中又的确有反例。
從心理學家實驗所用的數據中，可以看到有相當一部分人的行為違背了上述公設。行為科學對理性人假設的心理實驗批評的貢獻是在假定了單個人在了解全部方案及可能結果之後，揭示出人類選擇的非理性(非最大化)和做到理性選擇的困難一面。
(五)萊賓斯坦Ｘ效率理論
1966年哈維·萊賓斯坦抓住新古典經濟學基本假設與現實不一緻的缺點開始對它進行全面的批判。他用Ｘ效率理論揭示了人在生産領域中同在消費領域中一樣，其行為也不是最大化的。所謂“Ｘ效率理論”，是考慮生産組織内部因錯過了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的機會而造成的某種類型的低效率。
這個Ｘ代表造成非配置(低)效率的一切因素，Ｘ低效率表現為企業的生産活動沒有在生産可能性邊界上進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完全地或部分地缺乏盡全力有效利用各種經濟機會的動力。”由于動力(也可能是壓力)不足，特别是由于直接從事生産組織工作的管理階層和工人(即“内部人”)能夠對自身的努力程度進行相機抉擇，管理者和工人的行為在大部分時間裡就成為最大化的了，此時，最大化成了一個特例。
應當看到，以上對“理性人假設”的批判，并沒有脫離“理性人假設”原有的框架，也沒有本質上的創新，隻是在原有理論上的修補，所體現的仍然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理性本質。
客觀認識
“理性人（又稱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實質就是對“人”進行抽象，是指為了經濟學分析、解釋、推導的需要，對微觀的人的特點進行抽象，并根據這種抽象分析其決策和行為。通過抽象可以避免陷入對“人性”本身無邊無際的争論，以更有效地讨論相關的經濟學主題。
問題在于，這種抽象實際上就是将人不當成“人”，而是當成一個純粹的“經濟動物”，顯然，這種“動物”本身并不存在。所以局限難以避免。
1，由于經濟學研究角度、研究需要的不同，對于人的抽象也各不相同，作為經濟管理學基礎理論的“管理人”模式在人的“有限理性”假說的基礎上提出。這種理論認為，在現實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認識和計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時間有限的制約，隻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進行選擇。因此，不論主觀願望怎樣，人們都隻是追求可以實現的“滿意的狀态”而不是“最大化”。
2，“經濟人假設”在假定人是“自利的理性人”的同時，還存在一系列相關假設，包括資源供給不受限制、市場信息對稱、人的知識水平足夠、市場機制充分有效等，但實際上這樣的條件本身在現實中不存在。即使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他們一旦遇到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的雙重選擇時，其利益判斷也會出現巨大的差異，其權衡标準也會背離這種“假設”。
最後，即使人是“自利的理性人”，但由于每個人的“自利”程度和“理性”程度的差異，也可能出現不同等級和程度的“經濟人”，從而使這種假設變得多樣化和複雜化起來。尤其是“自利”的标準差異會使人的選擇出現巨大不同，如對吸毒、賭博等的消費行為的選擇。
3，任何一種假設都與各自的研究目的有關，它必然會為了分析和解決某一種問題、現象或過程而忽略掉一些因素。進一步說，由于人在不同的經濟研究領域中的地位不同，有些是基礎性的，有些是附帶讨論的，從而進行抽象的必要性就不同。如果說人的行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條件———比如社會習慣、制度等來決定，那麼對人的抽象也就不那麼重要。
如果經濟研究可以從其他方面而非個人（或者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開始的話，那麼“人”的問題就可以忽略。總之，并不是所有的經濟問題都可以适用“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假設”适用的對象有限
4，在經濟發展初期，尤其是市場化和工業化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在市場嚴重供不應求和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市場主體受價格約束較大，生産者和消費者的選擇有限，這種條件下，“經濟人假設”是有較為廣泛的适用性的。
5，在現代經濟社會，生産者和消費者市場的細分越來越重要，從而對不同人群進行經濟研究也越來越重要。在市場上，生産者和消費者分為不同的類别和群體，其知識結構、社會地位、傳統文化等的差異，導緻經濟生活中人的“理性”水平出現差異，決定了“經濟人假設”适用水平的不同。
任何假設都有一定的局限，然而，經濟學又不能沒有假設，其關鍵在于分析其“假設條件”與研究動機、研究過程和研究結論是否匹配，進而去探讨這種“假設條件”是否成立。
